“我是工人我自豪”
——采访中医师聂晓萍和她的父亲、弟弟纪实
蔡金安
右起：聂晓萍、聂美生、聂道忠
2012年11月26日下午，笔者约请中医师聂晓萍老师和她的父亲聂美生、弟弟聂道忠到乌有之乡书店，对他们作了访谈。通过对这一家三口两代人的采访，笔者深深感受到工人阶级的地位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的巨大改变，在毛泽东时代被无数工人引以为豪的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形势的变化而逐步淡化了，并且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大量国营、集体企业被改制为私营企业，大批工人下岗、失业，工人阶级的地位更是一落千丈。那些在改制后买断工龄的已进入中年的失业者，面临着既找不到工作又要筹钱交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沉重生存压力。新时代的青年工人(包括大学中专中学毕业生、农民工等)，大多沦为外资企业和国内私营企业的打工仔，工作稳定性极差，更谈不上尊贵的地位。当年聂晓萍和她的父亲在毛时代那种“我是工人我自豪”的感觉，再也没有了，有的，只是对危机四伏的现状的一声声叹息。
下面，笔者将访谈的情况表述如下。
一、南川县的三个“第一代”
聂美生，1930年1月出生在重庆市南川县(现南川区)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家里有十几口人。由于他的爷爷是教书先生，这使得他比一般贫苦人家的孩子要幸运些，还能读几年书，一直读完了小学四年级。1946年，他进县城当了学徒。
聂美生是南川县解放后的第一代电力工人、第一代机械工人、第一代汽车司机。在那个年代，他时时感受着工人阶级的自豪感，总是用全部的热情忘我地工作，努力报效祖国。他被频繁地派到许多厂矿当厂长，真正是公而忘私，对发展南川的社会主义经济作出了很大贡献。
解放那年，南川县政府部门接收了资本家的发电厂，不久，该厂由原来一台发电机发电发展到几台发电机发电，供给城市照明。聂美生是该厂的技术骨干。
1958年，苏联掐我国脖子，国家发动群众大办钢铁，聂美生被调到南川县青年铁厂当了厂长。该厂有2000多个工人，开有矿山。1962他离开铁厂。
1966年文革开始，国家鼓励搞五小企业。南川县将原铁厂改造成了水泥厂，聂美生又被调到该厂当厂长。他一心扑在工作上，日夜操劳。1969年的一天，在车间晕倒，被查出患了肝硬化，下了病危通知。经过同病魔的顽强斗争，他死里逃生。
几年后，他被调到南平变电站工作。
当时，茯苓地区要建一个大型煤矿，聂美生又被调到煤矿当了矿长。那时，他只关心矿里的事，还常常与工人们一起下井劳动，对家里的事却从不管，每月只是送一次工资回家而已。家里没煤烧，他也不管，靠儿女们到6公里外的煤场花钱挑煤。由于辛劳过度，他的旧病又复发了。这次，医院院长用中药治好了他的病，并让他练气功。
接下来，聂美生又被调到南川县磷肥厂当厂长，由于该厂的矿石含铁量高，所以，特地在厂内建了个炼铁车间。
1980年，聂美生被调到南川县硫铁矿当矿长。那时，不少干部以权谋私，他看不惯，进行斗争，但邪恶势力越来越猖獗。到了1985年他55岁时，被迫退休了。不久，硫铁矿也被那些蛀虫们搞垮了。
聂美生退休后，坚持练气功，并热心为街坊做好事，保持着老一代工人阶级热心助人的优良品质。那时，他们那一条街，哪家电灯、水管出了问题，他饭都不吃就跑去帮忙，与邻居相处得很好。他的儿女们都说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优良品质。
二、从工人到会计师到著名中医师
聂晓萍，1955年5月5日出生在重庆市南川县，在家是老大。因家庭经济比较困难，小学毕业后，她就在南川县氮肥厂做临时工，后来成为该厂的正式工人。当时，当了工人的聂晓萍常常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那种“我是工人我自豪”的自豪感，常常流露在她的话语和行动中。工人，在她心目中的地位高于一切，以致于当县领导要她去当县团委书记和县妇联主任、县检察院要调她去检察院工作时，她都不同意去。怀着工人阶级的自豪感，她工作起来特别快乐，一个人同时干着四个人的工作——打字员、广播员、团委书记、车间管理，也不感到累。此后，她通过勤奋自学，通过了干部资格考试、11门大学课程考试和统计师资格考试，在县工业局统计、会计的岗位上工作了15年。退休后，她又考入成都中医药大学，学习针灸推拿专业课程，毕业后开诊所为民服务。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她毅然组织志愿者队伍，和乌有之乡的年轻人一起，往返灾区救助灾民一年多时间。2010年后，她来到北京，帮助有志之士成立了中医培训班，力争在有生之年为社会奉献出更多光和热。聂老师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给我们带来很多教益。
1、当工人的自豪感洋溢心间
聂晓萍读小学3年级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当时提倡学工学农学军，师生们去过工厂。她记得那时常常读毛主席语录，老三篇，毛主席很多著作、语录，她都记得，毛主席的一些思想在她头脑中扎下了根。
聂晓萍小学毕业后，因感到全家就靠她爸爸一个人工作，50多块钱要养7个人，有点困难，便没再上学了，去做些临工来补贴家用。
当时搞三线建设，没有粉碎机，就用人工锤石子，全城很多人去锤，聂晓萍也参加了，锤得最卖力，每月可挣十来块钱。后来她妈妈也加入其中。
1970年，南川县建氮肥厂，聂晓萍在该厂做了临时工。她记得当时建30多层的烟囱，砖头都是靠人工挑上去的。那时没有先进的支架设备，只能用木头一节一节地接上去后，用钉子抓，用绳子套。建到30多层时，那个木头摇晃得很吓人。聂晓萍从小就热爱劳动，那时她虽然年纪小，但力气不小，也根本不怕。当时一个师傅要带一个打杂的，别的师傅都争着要她。挑砖上烟囱，她上得最高。县里来监测安全的干部，上去了就不敢下来，还是她让那干部把眼睛闭上，手拉手地把他送下去的。
氮肥厂建好后，那些做房子的人都解散了，但聂晓萍因表现很好，被留了下来，不久成了该厂的一名正式工人。当时，她的喜悦之情，简直无法言表。氮肥厂是当地最好的厂，她当了第一代的氮肥工人，她心中不由得涌起一份自豪感，很多人都羡慕她。
聂晓萍当了工人后，她很热爱这个厂，总是以厂为家。她虽然文化低，但她一辈子都在学习。她开机器时，就把那些说明书、工艺流程，背得非常熟。她上班没事时，就练字，写毛主席语录。那时还在搞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批邓，她就站出来发言，写文章。通过这些活动的锤炼，她写文章、说普通话的水平都得到很大提高。
在氮肥厂，她的名气很大，县里搞什么活动，在县里开会发言，都总是第一个推荐她去。随着聂晓萍的名气越来越大，她在县里也出了名。一天，有位县领导来厂做工作，要她去当县团委书记，她说不去，我还是当工人好。县领导又要她去当县妇联主任，她还是不去。那时她是真心感觉当工人好。
后来，县检察院也来考察她，她当时根本不知道检察院是干啥的，便推辞了。
2、坚持自学结硕果
聂晓萍是她家读书读得最少的，但又是她家文化最高的，原因就在于她从没间断过业余学习。
由于聂晓萍爱学习，普通话说得好，厂里让她当了广播员。后来，也当打字员，还当团委书记。她的团委书记做得很好，年年评为先进，常常出席省、地、县表彰会。
后来以工代干的人要考试，考写作和语文知识，聂晓萍参加了考试。整个县的工业系统，像磷肥厂、氮肥厂等，有几百个以工代干的人来考试，只通过了五个。她得了第二名，顺利当了干部。
1982年聂晓萍生小孩后，她原来的工作被厂领导分给了四个人干，而让她搞统计工作。
由于是第一次接触统计，她便白天晚上都学。那时，她还自学电大课程，参加自考，感觉特别难。但她没有退缩，坚持一科一科地考，连续考了5年，终于使11门课程全部过了关。考高等数学，她考了五次。因为她没读过初中、高中，初中那一段，她自学过，高中微积分，却解不出来，多元几何，也解不出来。她说完了完了，第一次16分，第二次18分，第三次32分，最后一次，终于61分。经过艰苦的考试，她终于拿到了毕业证书。后来她又考统计师，全部都合格了。
3、到南川县工业局当统计、会计
1985年，她被调到南川县工业局当统计、会计，一干就是15年。
到了1997、1998那几年，由于当时盛行“卖企业”，一个好端端的工厂，就被一些政府部门的官员和企业管理者相互勾结，以极低的价格贱卖给私人了。当时上头规定，半年内，工业局的好几个国营企业必须全部改制，不同意就抓人关起来。好多人被关了起来。聂晓萍是管账的，知道这其中的内幕，她实在受不了，多次不同意领导要她改数据造假的无理要求，成了领导的眼中钉。有下岗工人来找领导解决问题，领导都藏起来了，聂晓萍就告诉他们，就在那个办公室，去守住。因为她当过工人，理解工人的疾苦。特别是那些煤矿工人，吐血，拿不到钱，又没有医疗费，她看着都心痛。她气愤地说：这么好的工厂，都被他们搞垮了，原来那些厂长，都成现在的资本家了。
渐渐地，恶势力越来越强大，她感到一个人扛不住了，再呆下去，她就要疯了，只好在2000年刚刚45岁时，就含着眼泪退休了。
4、学习针灸推拿开诊所
退休后，聂晓萍家搬迁到成都。那时，她感到自己还年轻，要做点事啊，于是她就去给别人打工，当了会计，但老板要她做假账，她心里很不舒服，不愿干。后来隔壁有一个盲人按摩，启发了她。她萌生了学习按摩推拿的打算。她在网上一搜，看到成都中医药大学有这个专业。经过上门咨询，她参加了考试，被录用了，开始自费学习针灸推拿，还当了班长，要学习三年。她的老师钟楠也是重庆人，只比她大三岁，是个教授，医术很高，后来经常被卫生部派到国外去给那些总统治病。
聂晓萍刚开始学习时感觉真是难，但坚持苦学三个月后，她渐渐进入了状态。后来钟老师上临床时都带上她。
为了练习针灸，她常常对着镜子在自己身上扎。那时，聂晓萍跟钟教授谈好，请她每星期去一次聂晓萍住的小区给居民治病。当钟教授给大家治疗时，聂晓萍总是记下要点，细心揣摩。等钟教授走后，这星期其它时间，就是聂晓萍的了，她就免费给小区的居民扎针。这样既得到了锻炼，又能给大家治病，一举两得。这样一直坚持到毕业，聂晓萍的医术得到了很大提高，能解决很多问题了。
毕业后，聂晓萍在成都中医药大学附近开了个诊所。做了一段时间，因来治疗的病人太多，她累得受不了，又觉得离家远，照顾不了家里。于是她决定回老家(成都东三环十陵，离城里有一个小时的车程)，在家里开起了诊所，感觉这样压力不大。
5、2008年参加抗震救灾
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大地震，聂晓萍组织志愿者医疗队，在和乌有之乡的范景刚经理等工作人员认识后，先后在汶川参加救护和援助工作达一年多时间，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还差点献出了宝贵生命。
当时汶川发生大地震后，聂晓萍每天看电视，在家里哭了三天。她想光在家里不行，要参加志愿者。想到自己懂医术，有一技之长，能给别人带来帮助，是很快乐的事情。
聂晓萍去找民政局报名，把身份证一亮，接待的人说你都50多岁了，去捣乱呀，不要你。她想：太气人了，我去做好事你都不准我去。后来她说，你不要我去就算了，我自己组织一个志愿者医疗队。她就自己组织人，这时乌有之乡的范景刚等人打了一个旗帜过来报名，问我们行不行。经过交谈，聂晓萍了解到乌有之乡是信仰毛主席、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感到很亲切，于是很自然地和他们联合在一起了。大家马上策划怎么走。他们在当地联系车，买了一些物资，聂晓萍买了一些医疗器械，招了一些中医药大学的学生。当天晚上12点以后就开车，12辆车就开进去了。当时走的是绵竹，那里地震比较严重，进去后，因天黑，不知道方向，看到到处都是垮塌的房子。他们就停在绵竹。等天亮后，他们看到房子全垮完了，很多灾民都在那里搭棚子。他们一路发物资，一路问灾民救灾情况。聂晓萍就直接去救护了。那时，感冒的、扭伤的、拉肚子的，都有，她就带着中医药大学的学生们给他们治疗。
呆了一天，物资发完了，他们回到成都。回来的那天晚上，电闪雷鸣，风吹雨打。第二天，聂晓萍问乌有之乡的年轻人昨晚住在哪里，当得知他们就睡在立交桥下时，感到十分惊讶：太危险了，要是发地震了多危险啊!好说歹说，才说服他们以后住在自己家里。大家又买了东西，继续参加汶川的救灾。聂晓萍家，就成了中转站。这样，聂晓萍和乌有之乡的年轻人一起，常常进北川、青川，到绵竹、绵阳，等等，反复去和回。聂晓萍虽然感到很累，常常没饭吃，身体也瘦了20斤，但她无怨无悔，一直坚持了一年多时间。
聂晓萍说，自己有一次差点就没命了。那是有一次进灾区，就在北川中学后面的那个山上，当时她和中央党校的乔老师等人把物资运进去了，发给了住在那个山上的灾民。聂晓萍说原想在这里多呆几天，能跟更多的人治一下病，由于那天下起大雨，而且雨特别大，别人的帐篷也没多的，住宿不方便，乔老师就跟她商量说我们就回绵阳吧，聂晓萍就同意了。那天走陈家坝，她们坐车坐到绵阳，雨仍然很大，到下午4点了还没停。乔老师说，算了，我们回成都，等晴了再来。那天她们就回成都了。回去以后，凌晨一点多钟，灾民给她打电话来了，就在里面哭，说3组的灾民(就是住在山上的)全被泥石流活埋了!聂晓萍很伤心：昨天还给他们送去物资，今天他们竟全没了!如果自己和乔老师没走，也会和他们一样，被埋在一起!幸好她们离开了，才捡回了两条命。
更可气的是，这个3组的村民，因那天发地震时，都在地里劳动，所以躲过了地震的劫难，但政府部门认为那个山没出险情，就让他们搭帐篷住在山上，这一错误安排，致使完全躲过了地震劫难的几十个3组的村民，全部遭遇了泥石流的浩劫。是政府部门的瞎指挥断送了几十个村民的宝贵生命啊!
6、来北京做中医班主讲老师
聂晓萍在参加抗震救灾志愿者活动的一年多时间里，和很多志愿者结下了深厚友谊，如乌有之乡的范景刚，中央党校的乔老师等，他们都邀请聂晓萍2010年到北京去玩。
2010年正月初四，聂晓萍和爱人肖老师到了北京，到了以后，几家争。最后因张培民说他的小女儿病了一个多月，治病要紧，便先去了他家。聂晓萍去后给孩子做了推拿和艾灸，很快见了效。
之后聂老师被乔老师接到她家。她家有个朋友，是军事科学院的首长，军级干部，得了“三高”。首长派车把聂晓萍接到军科院，去了就不准她走了，说：“老师，你就在我们这里住，我们在招待所专门给一间大房子你们住。”那套房一个月房租一万多元。对聂老师高招待，在外请客吃一顿饭就花一万多元。聂晓萍说我不去呀，你都要把我吃出病了。后来肖老师的血压都吃高了。那里喝茅台酒，每天就像喝水一样，她说你们这样怎么不得病嘛?
后来范景刚他妈生病了，都是坐车坐到军事科学院去找聂晓萍看。聂晓萍在那里呆了半年。此后，治病的人越来越多，那个招待所就像个医院了。原来聂晓萍说有个条件：我给你们当官的治，也要给老百姓治。当时那首长以为不会有很多人来看病的，便同意了。后来他发现来治病的老百姓越来越多，便跟她说：“聂老师，我把你弄到一个地方，只给我们小圈子的人治病，其他人就不要接待了。再接待，我们这个招待所就像个医院了，影响不好。我一个月给你两三万，就给我们看。”他是离休干部，是高干，在301医院看病，都不排队不挂号不要钱的，可在那里治不好。聂晓萍去他们家里，看到他们开的药，就是药店也没他们家全。天天这样吃喝，哪个治得了嘛。他说跟聂晓萍商量，聂晓萍说：“你提出这，没啥好商量的，我说我这人，不是为了钱，我自己有退休工资，每月2千多块。虽然钱不多，但吃饭没问题，回去也没问题。只是北京的朋友需要我。我说，你不让我给老百姓看病，我也就不给你们看病。”
后来乌有之乡书店那边多次请聂晓萍讲课，讲中医。一天有人问聂老师能不能长期给我们讲课，她说可以啊，将我们用中医治病的方法向大家传播，让越多人知道越好。我们的体质好了，才能干更多的事。后来，人们突发奇想，就说我们能不能办个班，让更多的人进来学习啊。聂晓萍说，哪会有人来学啊，不要钱可能有人会来听，要钱可能没人会来听。大家说：北京有人，他们有病找不到地方治，只要办班肯定有人来学。这样，她就开始办中医培训班了。一开班，呵呵，还真有人来学，第一次就有30多个。聂老师说这就奇怪了，还有相信中医的人。后来发广告，外地的也来学，学的人越来越多。
去年聂晓萍的儿子对她说：“你能不能不在北京，就回来给我们家带小孩?”聂晓萍跟中医班的人商量，他们说还不能走，你走了，这个班谁来主讲啊?有些人可以来讲，钱也要求不高，但光讲课，你叫他治疗就不行了。后来联系了一些，又谈不拢，要价太高，要求讲一个小时给几千块。现在主讲的，是聂晓萍、罗先胜、吕嘉戈。
聂晓萍说：“许多学员讲从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学习的地方，老师是真真实实地教，让学员扎扎实实地学到真东西。我以后的打算主要是把年轻人带出来。一些年轻人成长很快，像陈卫华、李志林、丽兰等，都很能干。主要是他们爱好这行。学中医，不爱好的话，是学不好的。我感到自己在有生之年，能为社会多做些有益的事，感到很高兴。”
三、下岗、买断——遭遇生存危机的失业工人
聂晓萍和弟妹几个，除了聂晓萍是退休外，弟妹全是下岗工人。二妹，从氮肥厂下岗;三妹，从纺织厂下岗;四弟(聂道忠)，从物资局下岗;五弟，从电厂下岗。两个妹妹下岗，单位没给她们一分钱补偿。他们下岗后，要么在外做临时工拿点低工资，要么无工可打呆在家里，生活很困窘，生存压力很大。
聂道忠，1963年1月出生，在家排行老四。1979年高中毕业后，当了兵，是海南岛海军航空兵。1980年，因部队裁军，就复原回南川县硫铁矿，从事修车和开车工作。7年后，被调到县物资局车队开车。
到了2000年，因单位实行私有化改制，用1万1千元钱买断了他的工龄。改制后的老板，只给他们交了2000年那一年的养老保险，而漏掉了2000年前的一截。开始时，这一问题聂道忠他们没发现，后来才发现，原来是老板把这笔钱划到自有资产去了。聂道忠他们便去找政府许多部分讨说法，拖了5年多，才给补回来。
现在，聂道忠因为年纪大了，去打工没单位肯收。加上父母过80了，母亲又不慎摔过3次，家里需要人照护，所以，他目前就呆在家里照护父母。他母亲这次大腿摔坏，发生在今年9月份，是粉碎性骨折。
聂道忠说：“现在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都靠自己拿钱出来交，每年要交几千元，而且金额每年都在增加，而自己没收入，感到压力非常大。”
他说：“你说当兵，保卫祖国我也去保卫过;回到地方，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也做过。到现在你说一改制就把我们甩在边上，人到了这个年龄，你说谁要呢?可能我们这个年龄只有当市长、中央委员的年龄还够，打工的在哪里都是招20-30多岁的，有年龄杠杠的，除非你有特别高的专长人家才欢迎，普通情况别人一般不要。现在我家里吃饭呀，水电、煤气呀等等，一算每个月要花很多钱，生存压力很大。”
聂晓萍说：真的啊，原来我们家是最自豪的，全家人都是工人，可现在呢，工人不仅一点地位都没有了，没受到一点尊重，而且连参加工作的权利都失去了，吃饭都成问题了!
四、小结
通过梳理中医师聂晓萍和她的父亲、弟弟的经历，我们不难感受到工人阶级群体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命运，那种从天上掉到地下的感觉，多么令人心酸。“我是工人我自豪”，这种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自豪感曾多么激动人心，催人奋进，使那个火红年代的工人老大哥老大姐们自觉地把自己融入到时代的洪流，无怨无悔地为社会主义建设奉献出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如今，时代变了，老一代的工人长辈很多都作古，那些尚在人世的老字辈，对一个个自己曾经奉献过青春和热血的国营集体企业被人低价贱卖怒火满腔，却又无可奈何，内心存留的仅剩一些对那个火红年代的美好回忆;进入中年一族的工人，则大多遭遇了改制买断的厄运，很多人失去原有的工作后，再很难找到新的工作，成了社会的弃儿，陷入了严重的生存危机;新一代的工人——打工仔们，就像缺乏保护的弱弱的小树，在风雨中飘摇。新时期不同类型的工人状况，都令人堪忧。
历史不会忘记，前路仍需跋涉。渴盼有一天中国工人阶级的命运能得到重大改变：那时，老工人能看到国营经济腾飞的希望，失业的中年工人能有工可做，新一代工人的状况能得到较大改善——不再风雨飘摇。期盼以前老一代工人那种难得的自豪感能再度洋溢在新时代所有工人群体的心间!
2012年12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