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和研究新中国七十年的文学发展历程，浩然大概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从当代文学史的脉络看，无论是“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还是“新时期文学”，浩然的创作始终占据着一个举足轻重的位置。浩然写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长篇小说《艳阳天》，七十年代的《金光大道》和八十年代的《苍生》，都被公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代表性作品。但由于这几个时期之间存在的严重裂缝，再加上浩然曾经与特定时期的政治生活千丝万缕的联系，人们对浩然及其作品的评价也充满了分歧、误解、争议，乃至居心叵测的诽谤和攻击。

　　在“伤痕文学”和“重写文学史”的鼎盛时期，浩然本人以及他的《艳阳天》《金光大道》一直是被当作批判和贬损对象出现的。上世纪80年代，随着《金光大道》四卷的出版，文坛上刮起了一股清算浩然的浪潮；针对浩然的“不后悔”，某评论家斥之为极左和”文革余孽”，恨不得将浩然“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类似的攻击，对浩然来说恐怕一点也不陌生。刚粉碎“四人帮”时，也曾有不少作家对他口诛笔伐地揭发批判过。那时文坛上流行一句话：“文革时期中国只有一个作家和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指的就是浩然。这样一来，无疑把浩然跟“四人帮”捆绑在一起，从政治上判了他的死刑。

　　所谓“一个作家和八个样板戏”当然不是事实。孔庆东曾经写过一篇《文革时期的文艺》,他说得颇为精辟：“关于文革时候的文学，也有一个谬论：文革的时候只能看一个作家的作品，叫浩然，再加上一个已经死去的作家，叫鲁迅。浩然的作品叫《金光大道》，所以他们概括为‘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就像‘八个样板戏’一样，这是对文革文学的概括。……文革的作品我就不说了，因为我在这里列出了几百部、上千部。文革时候的作品是汗牛充栋。我这么爱读书的人，我都多数没读过，我只读过其中的一部分。而我只读过其中的一部分，就成了一个略有修养的人。非常遗憾的是，我上了大学之后，发现大学里的文学史不讲这些作品。我和我的小伙伴们曾经喜欢的、全国人民都喜欢的那些作品，现在大学里的文学史里竟然没有！那么多的小伙伴、那么多的老百姓都读过《烈火金刚》《沸腾的群山》《闪闪的红星》，他们怎么没读过呢？你可以说这书不好，你可以有理有据地说这书写的哪不好哪不好；但是亿万人民读过的东西，在你的书里竟然没有！这不是一个专业的态度，这不是实事求是。……”

　　我和孔庆东差不多是同龄人，他罗列的那些作品,我小时候也读过,而且还可以列出更多,如《万山红遍》《海岛女民兵》《大刀记》《激战无名川》《征途》《铁旋风》《分界线》《千重浪》《万年青》《新来的小石柱》《虹南作战史》《春潮急》《武陵山下》《土地诗篇》等等。那时没有电视，也没有网络，但人们尤其是“工农兵”却获得了更多的读书机会。可精英们每每回顾“十年浩劫”，总是感叹“没有书读”，觉得置身在“文化沙漠”。正是从这点上让我意识到，文化也好，文学也罢，并不像精英们宣称的那样“普世”，否则为什么不同身份不同价值立场的人对同一时代的评价反差如此之大呢？

　　在粉碎“四人帮”后的清理整顿中，中共中央并没有将浩然 “一棍子打死”，不仅给浩然提供了重新创作的机会，还让他当了北京市文联副主席和北京市作家协会主席。这显然让那些一心想将浩然打翻在地的人很不甘心，所以到九十年代，又掀起了对浩然的“再清算”，并逼迫他学习“文坛泰斗”巴金先生，为自己在文革中的行为认罪和“忏悔”。遗憾的是，浩然直到去世，也没有满足那些人的要求。

　　曾经在天涯社区论坛上看到一篇署名“子乔”的文章《浩然的“不忏悔”和某些人的“忏悔”》。作者指出：

　　文革刚一结束，浩然就遭到批判，作品被定为“毒草”，他自己也不只一次承认“走了弯路”，但是他并没有按照批判者的要求正式“忏悔”，批判者自然不会满意，于是揪住不放。上个世纪90年代末，浩然公开表示“不后悔”，并称自己是个“奇迹”，新一轮批判和清算应声而至，一直延续到今天。

　　浩然的这种态度，一方面是出于个人情结，一方面是“嘴硬”——长期遭受攻击而引起的逆反。我觉得，对他不妨多一些宽容和理解。现在，别说是网民的帖子，就是一些文学评论家的文章，也都夹杂了很多对浩然个人品行的评价，甚至是恶毒的人身攻击，离真正的文学评论差了十万八千里。

　　某些跳着脚骂浩然的人，在文革中就是打手加歌手，写的东西只怕比浩然还恶心，当然人家现在都忏悔了。记得某位善于扣帽子的学者曾说：“虽然我在文革中也写过那啥那啥，但是后来我忏悔了”（大意），其潜台词就是：现在我有资格批判你了，谁让你不先忏悔？你就受着吧！

　　我想说，你们这种忏悔算个屁！

　　现在文革被否定了，毛泽东被“请下神坛”了，你们的忏悔不需要任何代价！很难得吗？很光荣吗？你们不过是“与时俱进”，好继续混饭吃，高兴了再当当打手而已。

　　这种“忏悔”较之浩然的“不忏悔”，又能高尚多少？跟他们一比，浩然倒显得坦荡耿直了。

　　如果非要在两者当中选择一个朋友，我宁愿选择浩然这种“不忏悔”的！

　　这位作者的话，让我想起前不久从网上看到的一份资料辑录的当代作家在文革十年发表的作品“目录大全”，其中许多人都是新时期文坛和“伤痕文学”的健将，除了前面提到的张抗抗《分界线》、谌容《万年青》外，还有王蒙、陈忠实、刘心武、贾平凹、叶辛以及刘再复等等，作品的题材和内容也跟浩然一样，都是反映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斗争，“为工农兵服务”的。与浩然不同的是，他们及时同被全盘否定的“文革”划清界限，跟上了新时期主流政治的步伐，浩然却没有从原来的“节奏”中走出来，而且拒绝“忏悔”，这就太“不识时务”，遭到那些与时俱进的同行们的敌视，也就势在必然了。

　　然而，文革期间走红或受到器重，后来也没有“忏悔”的作家，并不止浩然一人，例如汪曾祺，文革时曾在北京京剧团担任编剧，因参加样板戏《沙家浜》的剧本创作，受到江青的“赏识”，还被列为“四人帮余党”受过清查。但他后来以《受戒》《大淖记事》等一系列短篇小说成了新时期文学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赢得了极高的荣誉和地位。坊间也曾有人翻出汪曾祺作为样板戏作者以及他与“文革旗手”江青之间过从甚密的经历，据说，汪本人对此不仅无忏悔之意，还坦然承认江青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甚至“客观”地肯定了江青在戏剧创作上提出的“十年磨一剑”的理念。（齐东：《汪曾祺与江青》）这种态度倘若放在浩然身上，肯定会引发许多人的口诛笔伐，但到了“汪老爷子”身上，主流舆论则不仅未有谴责，反而表现出少见的宽容，有人还撰文赞美汪曾祺为人多么多么敦厚豁达，这与浩然受到的“待遇”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个中原因，很大程度上跟汪曾祺后期的创作符合乃至引导了新时期文学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味，而浩然尽管在新时期也发表了不少新的作品，但在主流文学界看来，其思维和创作思维模式仍然没有从“文革”摆脱出来有关，同他“忏悔”与“不忏悔”的表态并无多大关系。

　　如果做进一步探究，这种不经意表现出的“双重标准”，还与汪曾祺和浩然两个人迥然相异的“出身”有关。

　　我们先看一下两人的履历——

　　浩然，本名梁金广，1932年3月生于河北省开滦赵各庄，“长于矿区的大粪场子，出门就是摊晒或堆积的大粪干儿，弥漫的熏人臭气”。1942年父亲去世后，浩然随母亲投奔蓟县舅父家，在那儿与姐姐度过了苦难的童年。

　　浩然13岁前念过三年小学、半年私塾， 14岁即参加革命活动，当儿童团长。1946年参加革命工作，1948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只有16岁，1949年调区委做青年团工作，并开始自学文化，立志文学创作，练习写作小戏、诗歌和新闻报导。边工作边苦读苦写。1953年，浩然调通县地委党校当教育干事，后参加贯彻农村统购统销政策和农村合作化运动。近8年的基层干部工作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生活积累。他以“深入一辈子农村，写一辈子农民，给农民当一辈子忠实代言人”为誓言，在冀东和北京郊区农村做了50年艰辛的生活积蓄和艺术耕耘，创作出版著作80余种，作品曾在广播电台连播，被改编绘制成连环画出版发行。其作品记录了中国农村的历史风貌，塑造了一系列富有乡土气息、时代特征及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影响和感染众多读者，尤其是其《艳阳天》《金光大道》出版后，几乎家喻户晓。1973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将其改编拍成了电影。

　　汪曾祺，江苏高邮人，1920年3月5日（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傍晚出生于江苏高邮城镇的一个旧式地主家庭，祖父是是清朝末科的“拔贡”，父亲汪菊生（1897－1959），字淡如，多才多艺。

　　1935年秋，汪曾祺初中毕业考入江阴县南菁中学读高中。1939年夏，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50年，任北京市文联主办的《北京文艺》编辑。1961年冬，用毛笔写出了《羊舍一夕》。1981年1月，《异秉》在《雨花》发表。代表作品有《受戒》《晚饭花集》《晚翠文谈》等。

　　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和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1996年12月，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顾问。

　　从上面的履历看出，浩然出身于中国最底层的穷苦农民家庭，这样的“出身”，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怀有一种“血浓于水”的认同和拥护，浩然作为一名儿童团员参加革命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将共产主义当做了毕生的信仰。当他拿起笔来从事业余写作直至成为一名作家，也因为这种“出身”，呈现出与一般作家截然不同的艺术取向和价值选择。

　　浩然后来在回忆录中说自己的“成功”是一个“奇迹”。我理解有两层含义，一是个人的勤奋和禀赋，二是建国后的社会主义文学体制对工农兵作者的培养。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它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615、616页，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讲话》发表之后，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到群众中去，涌现出了一大批反映工农兵生活和斗争的优秀作家和作品，如赵树理《小二黑结婚》，袁静、孔厥《新儿女英雄传》，柳青《铜墙铁壁》、欧阳山《高干大》、李季《王贵与李香香》、贺敬之《白毛女》等，开启了现代文学史上的“人民文艺”新阶段。新中国成立后，中共的文艺政策适时调整，将“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当作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指导方针。

　　“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兵知识化”，一直是毛泽东建设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延安时期，他就痛感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作家艺术家彻底转变立场的困难：“坚持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为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服务的，他们的兴趣，主要是放在少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面。而我们现在有一部分同志对于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不能正确解决的关键，正在这里。”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12页，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期望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到来，迎来一个大规模的文化建设时期。起初，毛对知识分子寄予了很大的希望。“音乐家中的许多人在思想上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我们这些人过去也是这样。但是我们从那方面转过来了，他们为什么不能过来呢？事实上已经有许多人过来了。团结他们是有利于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的。要团结他们，帮助他们改造，把他们化过来。”(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1957年，毛在接见上海文学艺术教育界人士时又说，“音乐家中的许多人在思想上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我们这些人过去也是这样。但是我们从那方面转过来了，他们为什么不能过来呢？事实上已经有许多人过来了。团结他们是有利于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的。要团结他们，帮助他们改造，把他们化过来。”（秋石：《关于一篇“亲聆”1957年“毛罗对话”回忆的追踪调查》，《党的文献》2018年第5期）。可见，毛对这些经过延安整风和抗日战争及人民解放战争等血与火锻炼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经过诚心诚意的思想改造后彻底转变到人民大众立场上来，并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发挥主力军的作用，是充满信心的。但建国后头几年知识分子们的表现，似乎并不能满足他的这种期望和信任，甚至有点失望了。毛从建国初电影《武训传》的拍摄和大受欢迎这一现象敏锐发现，“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6页）并由此得出一个结论：“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一文的批语中写道：“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经济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以及“才子佳人、帝王将相”仍然占领着我们的舞台等等现象，使毛泽东意识到，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并非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事，而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必须有一支全心全意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立场的知识分子队伍。也就是说，除了依靠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家，还需要从工农兵中培养出一大批“自己的文艺工作者”。

　　为了实现一目标，党不仅号召广大知识分子和专业的文艺家继续发扬延安时期的传统，走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还努力从工人、农民和解放军中间发现和培养工农兵作者，并为此制定了一整套培养制度和办法，如文艺刊物乃至报纸副刊设立“通讯员”，举办各种形式的“业余作者改稿班”等等，将那些有深厚生活基础和写作能力的工人农民和战士选拔和集中到一起，辅导和修改稿件，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和写作能力。这一传统从五十年代初延续到七十年代末期，成为新中国前三十年“人民文艺”的一种特有现象，发掘和培养了不少工农兵作家和诗人，如上海工人作家胡万春、湖北工人诗人刘不朽、农民诗人王老九，煤矿诗人孙友田、战士作家高玉宝等。浩然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新中国“前三十年”的主流文坛大致由两拨人构成，一拨是以丁玲、赵树理、欧阳山等为代表的“延安派”，另一拨是来自上海北平等国统区的“自由派”，所谓“自由派“。

　　“自由派“只是现在的说法，当时只能称为小资文人。对于小资产阶级，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曾经做过精辟的分析：“小资产阶级内的各阶层虽然同处在小资产阶级经济地位，但有三个不同的部分。第一部分是有余钱剩米的，即用其体力或脑力劳动所得，除自给外，每年有余剩。这种人发财观念极重，对赵公元帅礼拜最勤，虽不妄想发大财，却总想爬上中产阶级地位。他们看见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财东，往往垂着一尺长的涎水。这种人胆子小，他们怕官，也有点怕革命。因为他们的经济地位和中产阶级颇接近，故对于中产阶级的宣传颇相信，对于革命取怀疑的态度。这一部分人在小资产阶级中占少数，是小资产阶级的右翼。第二部分是在经济上大体上可以自给的。这一部分人比较第一部分人大不相同，他们也想发财，但是赵公元帅总不让他们发财，而且因为近年以来帝国主义、军阀、封建地主、买办大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他们感觉现在的世界已经不是从前的世界。他们觉得现在如果只使用和从前相等的劳动，就会不能维持生活。必须增加劳动时间，每天起早散晚，对于职业加倍注意，方能维持生活。他们有点骂人了，骂洋人叫‘洋鬼子’，骂军阀叫‘抢钱司令’，骂土豪劣绅叫‘为富不仁’。对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运动，仅怀疑其未必成功（理由是：洋人和军阀的来头那么大），不肯贸然参加，取了中立的态度，但是绝不反对革命。这一部分人数甚多，大概占小资产阶级的一半。第三部分是生活下降的。这一部分人好些大概原先是所谓殷实人家，渐渐变得仅仅可以保住，渐渐变得生活下降了。……这种人在精神上感觉的痛苦很大，因为他们有一个从前和现在相反的比较。这种人在革命运动中颇要紧，是一个数量不小的群众，是小资产阶级的左翼。以上所说小资产阶级的三部分，对于革命的态度，在平时各不相同；但到战时，即到革命潮流高涨、可以看得见胜利的曙光时，不但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参加革命，中派亦可参加革命，即右派分子受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左派的革命大潮所裹挟，也只得附和着革命。”(《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5、6页，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而“文人”和“知识分子”则属于“小资产阶级”中的一个特殊群体。这类人长期受英美文化的影响，既有同情劳动人民的朴素感情和民主主义思想，又满脑袋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将个人自由视为至高无上的价值观。这种矛盾的双重性格，使他们在革命大潮来临时怀着某种罗曼蒂克的热情甚至投机主义目的投身革命，成为“革命的同路人”，可一旦革命出现挫折乃至失败，他们往往会产生动摇乃至变节。上世纪二十年代大革命失败后，许多“小资”出身的中共领导人叛变投敌和上世纪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和激进社会主义运动失败后，大批小资文人纷纷“告别革命”，一头扎进西方自由主义阵营的现象，便证明了这一点，从而也再一次佐证了毛泽东所说知识分子是一张皮，“要么依附在资产阶级身上，要么依附在无产阶级身上，二者必居其一”的论断。

　　在新中国的“前三十年”，随着“工农兵作者”作为一个群体登上历史舞台，中国文坛呈现出“延安派”、“自由派”和“工农兵”三足鼎立的局面,文革期间，出现了“工农兵”唱主角，其他两派当配角，甚或“靠边站”的格局。因此，当文革结束，“延安派”“自由派”和被称为“归来一代”的右派作家重返文坛后，许多“工农兵作者”便在新的政治冲击下烟消云散了，唯独浩然像一块硕果仅存的化石那样顽强（顽固？）地挺立着。这肯定会让那些在“反右”和文革期间因各种原因受过“迫害”，一听到“样板戏”和“工农兵”的字眼就做噩梦的主流们心有不悦，将其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比较而言，汪曾祺虽然在文革期间也曾有过短暂的“蹿红”乃至被jiangqing赏识的“污点”，但汪出身于旧式地主家庭，本人作为毛泽东所说的那类需要改造世界观的小知识分子文人，无论是生活和审美趣味，都与“工农兵”格格不入，对于“自由派”而言，终归是“自己人”。

　　从八十年代开始，在“告别革命”的西风劲吹之下，中国文坛经历了从“人民文学”到“人的文学”，与“世界文学”接轨的蜕变，文坛话语权也由最初的“延安派”和“自由派”共治，变为“自由派”大权独揽的局面，非但“工农兵”们早已被逐出文坛，连曾经位居主流的“延安派”也渐渐被边缘化（参见拙作：《丁玲的“左”与“右”》《被“极左”的姚雪垠》），整体文学语境发生了堪称颠覆性的变化。汪曾祺的创作也脱胎换骨，完全抛弃样板戏《沙家浜》的革命话语模式，回归到其早年所推崇和追随的那种沈从文式的民间乡土文化和士大夫文化，从传统文化层面呼应了滥觞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纯文学思潮，成了炽手可热、备受尊重的“汪老爷子”。

　　其实，单从为人处世看，浩然是文学圈里公认的“厚道人”。据熟悉浩然的人回忆，即使文革期间大红大紫，浩然也未曾高调批斗过别人，他还在一个红卫兵的批判会上保护过老舍。至于汪曾祺，更是文学圈里圈外出了名的“好人”。可见，主流文坛对浩然的“清算”和逼迫其“忏悔”，并非某些人“报私仇”，而是前三十年两类不同“出身”文人和两种不同文艺观、价值观之间的斗争在新时期的延续，用许多人熟悉的一句文革流行话语，是一场大是大非的意识形态斗争。顺便说一句，后三十年，“自由派”一边宣称阶级已经消失，自己却睁大眼睛，一刻也没有对停止对他们眼里的“左派”或“极左”大搞“阶级斗争”。对已成为“死老虎”的浩然也不肯放过。曾经被打入另册的“自由派”和“右派”文人，此时已汇集在一起成了文坛主角。这一落一起，一跌一宕，折射出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生活的剧烈蜕变。无论作为失败者的浩然们，还是作为胜利者的“右派”文人，都不过是这种蜕变过程的产物。当然，二十世纪后半叶至今，历史格外钟情于右派们，这从四十年来他们脸上始终荡漾着一种掌稳历史方向盘之后那副真理在握、踌躇满志的神态看得出来。相比之下，浩然或被称为“极左派”的浩然们纵使在文艺体制内还有一些象征性的头衔和地位，但已彻底沦为边缘人，即便还能坚持写作，但也不能或不敢僭越新意识形态的规约，有点像文革期间秩序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的“地富反坏右”，即使像浩然那样嗫嚅几句“不后悔”，也会马上遭到一顿声色俱厉、劈头盖脸的斥责。

　　在这样一种境遇下仍然坚持写作的浩然的心情可想而知。从九十年代直到2008年去世，浩然都待在远离北京文化中心和主流文坛的河北省三河县，在那儿办了一份《乡土文学》杂志，他培养当地业余作者的投入和认真劲头，让人联想起新中国“前三十年”培养工农兵作者的群众性文艺体制，以及他自己如何从一个农民出身的基础业余作者成长为全国著名作家的传奇历程。或者，他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在重温或祭奠那个朝气蓬勃、充满理想主义的时代，并向那些逼迫他“忏悔”的人表达无声的抗议？我仿佛看见浩然微微仰起脸庞，拧着倔强的嘴唇，喃喃自语道：“我绝不后悔！”这一声低语，与其说是在捍卫他作为一个作家的尊严，倒不如说是他永不背叛自己“出身”的阶级的铮铮誓言。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听到这一噩耗，浩然脑子里闪出的第一个念头是：“漫长的革命道路，八亿人将怎样走下去？”他被选中作为文艺界代表为毛主席守灵，内心里充满了悲痛甚至恐惧：“我是一个极普通的共产党员。一九四六年参加革命活动，至今已整整三十年。在这三十年里，我从一个无知的农村孩子，在生活实践中逐渐信奉起马列主义、敬仰起毛泽东的领导，一步一步地走到今天。今天比三十年前是先进了，可是还有很长的路要我走完。我又怎么走下去呢？”――

　　山村的农民世世代代以“安分守己过日子，当正经的庄稼人”为本，蔑视又惧怕政治，以“不沾官派”为律。我以这样的庄稼人为榜样，立志长大之后当个正经的庄稼人。不幸母亲也紧随父亲身后病故。有心计的母亲在世时，曾经瞒着沾染了嫖赌恶习的父亲，把变卖祖籍田产的钱，托舅父在山村购置了能让我们生存养命的房屋和土地。不料舅父暗地里将文书契约都写在他的名下，母亲死后他立即变心，狠着心肠要把我们两个孤儿赶出家门。自古以来都是“千年文书会说话”，文书上写着舅父的姓名，那土地家产就归他所有，对既成的事实，为“天经地义”的章程所保护，就是神仙下凡也无法搭救我们了！当我和姐姐就要变为露宿街头、无家可归的流浪儿的时候，解放区民主政府得到群众举报，马上派来工作人员调查核实。他们不听“文书”的假话，而听群众的真话，立即按实情判决，我得到应得的财产，我有了生活下去的保障。从此，我感激毛主席的恩德，我靠近了共产党，进而投身革命，一心无二地奋斗了三十年！

　　这三十年里，我时时梦想见到毛主席。一九五六年我从《河北日报》调到北京，国庆节参加盛大的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的时候，我看到城楼上检阅游行队伍的毛主席。远远地望着他满面红光，慈爱地向人们挥手致意。我激动得流下止不住的热泪。从那以后，凡是“五·一”或“十·一”的游行活动，我都不辞辛苦地争取参加，为的是看一眼毛主席。看毛主席一眼，我在文学道路上进发、攀登就能增加信心和力量。到了六十年代中期，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出版后受到社会赞扬，老作家汪曾祺要执笔把它改编成京剧现代戏。有一次，我应邀到设在虎坊桥的京剧团跟汪曾祺商谈改编事宜，完毕，一位负责同志对我说：“毛主席对京剧改革很关心，我们把你小说改好以后，请毛主席看看，他一定会很高兴。”听了这句话，我心里油然萌起一个愿望，暗自想：根据我的小说改成京戏，毛主席看了若是能喜欢，说不定能接见我，能当面说说我对他感恩的话……

　　——浩然：《我为毛主席守灵》

　　对于浩然对毛泽东这种亲人般的感情，右派们肯定会老调重弹，嘲讽和攻击他愚昧或愚忠，他们的价值立场注定了其无法理解几千年来处于社会最底层深受封建地主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广大农民对领导他们“翻身做主人”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的那种深深的感激之情，也就不能理解浩然为什么拒绝“忏悔”的真正原因。因为，这不仅关涉到他个人的荣誉和信仰，更关涉到一个阶级的尊严。

　　关于“忏悔”和“不忏悔”的问题，青年学者李云雷曾经在《一个人的金光大道》中分析道：“‘忏悔’与否是个人的事，与个人的信仰、观念及认识相关，别人似不应强求，而且正如有研究所指出的，无论是卢梭还是托尔斯泰的《忏悔录》，都是通过‘忏悔’来确认自己道德上的正确性与优越感，所有的忏悔归结到最后不过是‘我错了，但我是个好人’，这在卢梭《忏悔录》那著名的引言中就可以看出，从‘忏悔’的基督教原义来说，也不过是以‘忏悔’来换取灵魂得救，是人与上帝的一种交换或者默契。比如我们可以以巴金先生来对比，很多人对巴金《随想录》评价很高，认为它是代表了‘世纪良心’的作品，但对于巴金来说，自我否定与反思是从30年代就开始的，1940—70年代，他也在不断‘忏悔’，而《随想录》不过是一系列‘忏悔’的延续与最高峰，如果时代主潮发生变化，他会不会再‘忏悔’也是件难说的事；其次，从《随想录》中两篇关于胡风的文章来看，他忏悔的力度与深度是与政策的变化密切相关的，并不像一些人说得那么‘独立’；再次，正是从‘忏悔’中，他得到了文化界的高度赞扬，也确立了他在新时期以来文坛上‘文化英雄’的地位。从一个‘犯了错误的人’到‘文化英雄’或‘世纪良心’，这一戏剧性的变化是通过‘忏悔’来完成的，其中充满悖论，当然这里我们并不是对巴金先生不敬，而是对‘忏悔’本身也应该有一定的反省性认识。与巴金的‘忏悔’相比，浩然的‘不忏悔’正显示出了他的‘信仰’和内心的坚持，对这一‘信仰’的看法可以有所不同，但在号称‘多元化’的时代，如果连这样一个‘异端’都不能宽容，就很难说是‘多元’了。”

　　李云雷的话击中了那些逼迫浩然“忏悔”者的软肋，也戳破了一向以“自由主义”自居的右派们的虚伪之处。站在“后三十年”的角度，人们也许可以批评浩然的落伍、保守等等，但你们无权逼迫一个人“忏悔”，更无权要求他背叛自己的过去。

　　对于忠诚与背叛，不同立场的人固然可以有各自不同的理解，但即便忠诚已经不再被当做一种美德，背叛也不应视为值得褒奖的德行。

　　让人感慨的是，新时期汗牛充栋的伤痕文学控诉的前三十年“文化专制主义”的主要罪状，就是主流文化对异端的残酷压制，可那些整天把民主自由、多元包容挂在嘴边的“老右”和“新右”们一旦位居主流之后，便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老爷姿态，不仅对业已成为异端的“左派”或“极左”的压制和打击，一点也不手软，就连“工农兵”这个词也成了他们鄙薄控苦的对象，暴露出一副鲁迅先生所说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嘴脸。

　　1980年，浩然在《金光大道》外文版序言中写道：

　　一九五一年，也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土地改革基本完成之时，党中央发出第一个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指示，批判了错误倾向，指出了必须积极地有步骤地把翻身农民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才是前进的、幸福的必由之路。

　　象春风吹散了满天的乌云，我的眼睛明亮了。我跟广大的觉悟了的农民一起，豪情满怀地投入了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斗争之中。

　　实践的经验，理论的指导，使我逐渐认识到：象中国这样的一个农业国家，革命的政党如果只满足和停留在土地改革的胜利完成，而不继续把广大农民引上集体化的大道上，那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就不是真正地搞社会主义。

　　土地是可贵的，可爱的，没有土地，就没有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然而，土地革命再彻底，也只能使广大农民得到比较暂时的满足和欢乐;土地的所有权，没有集体劳动组织加以保护，就会得而复失，满足和欢乐也将随着成为泡影。同时，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巩固的、发达的社会主义农业为基础，否则就是在空中建造楼阁。

　　上述这些反复的实践和曲折的认识，为我在将近二十年以后执笔创作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除了提供生活素材之外，主要是思想观点方面的准备——作家自己因有真情实感而产生了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拥护，对社会主义道路的信仰，对参与这项事业的人的热爱，他才能思想真挚、精力充沛地运用手里的笔，去歌颂、再现伟大的斗争生活情景。

　　浩然的话，既是他为自己和亿万工农大众曾经将全部身心投入并付出过巨大热情乃至牺牲的共和国“前三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严正辩护，也可以看作是对那些逼迫他“忏悔”的人的有力驳斥。

　　写到这儿，我想起了同浩然之间有过的一段“文字缘”。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还是一个刚刚开始学习写作的文学青年，因发表了几篇作品，被调到县文化馆工作。所有处于摸索阶段的文学青年和初学写作者都希望得到名家名师的指点，我也不例外。因此，当我得知自己从小景仰的浩然担任《北京文学》主编后，遂产生了给他写信和投稿的念头。信寄出两三个月后杳无音讯，就在我已经不抱希望时，竟意外收到了浩然的回信。“继明同志：来信收悉，我因病住院，你的信很晚才转到我手。稿件我已转给编辑部的同志阅处，谢谢你的信任。不知此信能否寄到你手中。浩然1986年×月×日”

　　回信十分简短，但浩然的平易亲切让我至今难以忘怀。信封上将收信地址“湖北省石首县文化馆”写成“湖北省首县文化馆”（少了一个字），可能是他对我的地址记不大清了，所以才有信中那句“不知此信能否寄到你手中”。三十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得他那俊逸圆润的笔迹，那和蔼、友善、亲切的口吻，一直留在我的记忆深处。

　　2002年，我在鲁迅文学院首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习时，曾想过去拜访浩然，但其时他已经卸任北京作家协会主席，举家搬迁到河北省三河县定居。2008年，浩然逝世。获悉这一消息，我心里伤感了好几天。在内心深处，浩然是我少年时的文学偶像，一直想写篇关于他的文字；不仅因为《艳阳天》《金光大道》这两部曾经对我产生过深远影响的小说，还因为那个业已消逝的伟大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