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周总理等同场观看《白毛女》 (散文)
咏 慷
1967年6月22日，北京市的外事部门通知我当时所在单位：出一名代表出席欢迎赞比亚总统卡翁达的文艺晚会，观看芭蕾舞剧《白毛女》。这一很有意义的外事活动，幸运地落到我的头上。
(图为1967年6月首都青年在天安门前表演非洲舞蹈，欢迎卡翁达总统)
那年6月，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及夫人应邀来访。应赞方要求，我方派出专机，赴巴基斯坦接送卡翁达一行。在首都机场的欢迎仪式上，卡翁达总统检阅了陆、海、空军及民兵等组成的仪仗队，与3千名载歌载舞的群众队伍见面，数十万群众从东单到钓鱼台国宾馆街道两旁夹道欢迎……
6月22日傍晚，我赶到位于台基厂的市委大楼门前，跟北京市外事部门的一位干部会合，乘车赶到人民大会堂。
文艺晚会是在三楼小礼堂进行的，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等国家领导人都莅临了。
我们的座位在小礼堂右侧稍后的地方，恰恰能清晰地看到小礼堂中间部位周恩来总理等领导人和外宾所坐的位置。我特别留意到观众里有一些工农兵代表。其中一位我认识的老军人告诉我，他第一次看《白毛女》还是在解放战争中部队搞“两忆三查”时，当场有的战士看得痛哭流涕，激动地举起枪来要打舞台上陈强扮演的恶霸黄始仁……
晚上8时许晚会开始了。首先是一位身穿草绿色军装的报幕员向外宾致欢迎词，提到毛主席鲜明地提出的文艺要“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
我事后特意重温了毛主席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详细论述：“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它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615、616页)
我由此联想到历史文献中的记载，《讲话》发表后，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到群众中去，涌现出了一大批反映工农兵生活和斗争的优秀作家和作品，如贺敬之等的《白毛女》、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柳青的《铜墙铁壁》、欧阳山的《高干大》、李季《王贵与李香香》、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开启了现代文学史上的“人民文艺”新阶段。
在上述作品里，《白毛女》的故事当时许多人尤其耳熟能详。仅我就曾看过田华等主演的同名电影和王昆、郭兰英等主演的歌剧。它们都不仅有着鲜活的生活气息、美轮美奂的艺术表现，更直击人心的，是其对社会问题极具锐度的思考。一部文艺作品，能历久弥新、常看常新、长期占领舞台，该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我早就听说，周总理从青年时起就酷爱戏剧，早年就读南开中学时就曾是话剧社的主力。在革命战争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他尽管公务繁忙，仍时常像这天来看《白毛女》这样，忙里抽空亲临剧场观摩演出，并多次召集戏剧界人士座谈，甚至在自己中南海西花厅的家中召开艺术研讨会。许多人都了解他关心、扶持电影、话剧、京剧、昆曲、越剧、粤剧、黄梅戏等新作品创作的点点滴滴。他对戏剧艺术发展的贡献，丝毫不亚于戏剧文化领域的专业人士。总之，周总理不仅是革命家、外交家，还是精通文学和戏剧艺术的领袖人物。许多史实都说明，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总导演应当说就是周总理。
那天晚间在小礼堂，我特别留意到，周总理一边看戏，一边还通过译员跟卡翁达总统等外宾不时说些什么。卡翁达频频点头、鼓掌，并在帷幕落下时敬献了花篮。
于是我一边看戏，一边与北京市外事部门的那位干部耳语：周总理日理万机，那么忙还要陪外宾看戏，会不会负担太重了?那干部的回答使我茅塞顿开、大长见识：陪外宾看戏，对周总理来说既是难得的休息，更是重要的工作……
的确，从周总理陪赞比亚外宾看戏，不能不使我联想到，在毛主席、周总理等那一代杰出领袖的领导下，卓越创造并永远留下的物质、精神财富都可谓数不胜数。诸如国际关系、“三个世界”的划分等，都在此列。倘若没有他们对世界格局的准确分析、出色驾驭，打下坚实的基础，我国几年后便加入联合国等后来的一切都无从谈起。而周总理曾陪同看戏的赞比亚总统卡翁达等，正是大力支持我国跨进联合国的热情推手之一。恰如习近平同志后来所指出的，新中国的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是一个整体，不能相互否定。
时代之巨变、中国之进步、人民之需求，都应该并能够被广泛地关注和呈现出来。而《白毛女》等优秀作品，恰恰是一个个活生生的现实主义的样本。我们理应这样设想，如果京剧、芭蕾舞剧发展到了新中国，还是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据大部分舞台，还是仍然总演那几出旧戏，那么它们就都不可能在中国大地上持之以恒地传承下去。
当时人所皆知的是：早在1944年1月，毛主席在延安看了平剧(即现在的京剧)《逼上梁山》后，便立即给编剧写信，提出了“旧剧革命”的重大思想艺术话题：“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划时代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1944年1月9日，毛泽东观看延安平剧院演出的《逼上梁山》后，连夜给该剧的编导杨绍萱、齐燕铭写的信。】
可以看出，毛主席写上面这封信时是十分兴奋的。他对旧剧革命寄予了极大希望。大约也就从此时为起点，毛主席开始了20余年对戏剧改革的极大关注，并且从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一改自己不怎么爱看戏的习惯，频频光顾剧场，表示了对现代戏的支持。
在毛主席、周总理等领导人看来，旧戏要开新生面，根本的是内容问题，人民已经当家作主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舞台的情况必须结束，要让人民成为舞台真正的主人，要让创造历史的劳动者成为艺术表现主要对象。正是毛主席这个主导思想的引导，从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一大批表现现实题材的京剧陆续登场。那些年，多部有广度、有深度、有温度的革命现代戏的剧目，都能与社会各圈层，特别是广大工农兵观众产生良好的对话和共鸣，可以说无论故事情节、唱词唱腔、人物塑造，都是中国戏剧史上的高峰，是历史上众多旧戏所无法比拟的。就如那天我所观看的芭蕾舞剧《白毛女》以及《红色娘子军》等，都在世界上一些国家享有盛誉，甚至有的国家还多次排演它们。它们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红色经典。
(芭蕾舞剧《白毛女》剧照)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剧照)
时过多年，回忆这些往事，我感到最推崇和要学习的，是毛主席、周总理这些领导人(也是创作者)对推动社会进步的高度责任感。他们不仅密切关注各种文艺现象，而且亲自参与了一些剧目的改写。有些意见并且非常具体。
反过来看，资本主义培养、倡导的完全是一种急功近利的意识。受其影响，我们现在许多从事文艺创作的年轻人实在是太急躁，太浮躁了。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急性病，在文艺创作中是万万要不得的。
无庸讳言，弘扬时代精神才能对社会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主旋律文艺作品要立得住，必须有情怀，有担当，有骨气，有一种内在的魂魄，必须与时代同频、与现实同行，任何脱离时代的创作都是没生命力的。广大观众特别是工农兵观众，从来不会排斥主旋律，他们排斥的只是那些不接地气、不严谨的作品。主旋律创作是一座富矿，广大专业和业余的文艺创作者都应牢固树立精品意识，进一步从博大精深的革命历史和中国故事中汲取养分，将具有国家高度、民族意义的主旋律作品创作得更加深入人心，使其绽放出更璀璨的时代光彩。
回忆曾经跟随周总理等观看《白毛女》的这一史实，无疑能振奋并启示我们：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我们的时代充满自信，彰显着刚强坚韧的精神品格和大气磅礴的气度。应当相信在新时代精神气象激荡下，必然会诞生一批有气度、有境界、有胸怀、有力量的史诗般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