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莫言的《灵药》，真是把人的肺都气炸了，不禁要问：

　　莫言，你怎么敢如此污蔑武工队？！

　　武工队是八路军的一支武装工作队。工作环境是主要是敌占区，是没有根据地支撑的日寇的后方统治中心。敌人是不会允许你在他的模范治安村里搞宣传刷标语开会演讲的，是不会允许你到他豢养的走狗家中捕人杀人的。即便莫言不懂这个常识，那我们的军史、地方史的工作人员呢？你们怎么可以让一个作家如此毫无底线地糟践我们的武工队？

　　实际上，在敌占区，敌伪对武工队的围捕远比任何一支游击队所遭遇的都更残酷更惨烈。正如刘伯承元帅所说，武工队的家伙，不是用来打仗的，而是用来为政治进攻提供保护的。

　　武工队唱的是文戏，可用的却是武功。给伪军官或其家属上一次政治课，往往便会有短兵相接的遭遇战斗；在伪政权的大门口上刷一回标语，可能要面对十倍百倍的敌兵的围捕；深入虎穴锄掉一个汉奸，则无不伴随着激烈而残酷的打斗；改造一个两面政权或帮建一个秘密支部，又不知要经历多少回合的血腥较量，其惊险程度是一般游击队所无法比拟的。

　　莫言小说的开头却是这样写的：

　　头天下午，武装工作队就在临着街的马魁三家的白粉壁墙上貼出了大字的告示，告诉村民们说早晨要毙人，地点还是老地点：胶河石桥南头。告示号召能动的人都要去看毙人，受教育。那年头毙人多了，人们都看厌了，非逼迫没人再思去看。

　　这是在敌占区工作吗？

　　正是由于敌后环境的无比艰险，选拔武工队的人员条件也非常高。政治文化素质，政策水平，单兵及分队技战术水平，近战火器配备，也是一般的游击队所不能与之相比的。

　　长篇小说《敌后武工队》的作者冯志曾任分队长的冀中九分区武工队来说，比如奔袭保定南关火车站，比如智取乌马庄炮楼，比如痛歼津南鬼子勤农队，比如火烧小站稻米仓等等，都是采取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的奇袭手段，连一发子弹都没多打，连一根毫毛都没伤到，便达成了作战任务。该武工队从1942年五一大扫荡后组建，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撤销，前期活动在伪河北省会保定周边，后期转战至日军驻防重地天津城外，创造出惊人战绩，却从始至终没有一人牺牲也从无一人重伤。

　　再以由后来的开国少将张世盖任队长的冀南四分区武工队来说，该队包括队长政委在内共22人，在以广宗县为中心的冀南四地委所属区域内，镇压土匪，铲除叛徒、坐探、特务，打击小股活动的敌伪，恢复行将垮掉的支部，摧毁伪大乡、保甲制度，没收烧毁良民证，取得赫赫战果，令敌伪谈武色变，可从武工队组建到完成任务后撤编，22个人竟然连一个轻伤也没有。

　　上述两个例子除了说明武工队斗争策略得当与作战技能的老练以外，也从侧面证明了武工队与群众的关系水乳交融。

　　而莫言居然把武工队长描写成了一个十足的流氓，并在小说中通过“老百姓”的口暗示武工队在滥杀无辜：

　　——

　　有一个粗哑的男人声音传过来：村民们——去南桥头看毙人啦——枪毙恶霸地主马魁三——还有他老婆——枪毙伪村长栾风山——还有他老婆——武工队张科长有令——不去看以通敌论处。

　　我听到爹低声嘟哝着：“怎么会枪毙马魁三呢?怎么会枪毙马魁三呢?无论枪毙谁也不该枪毙马魁三啊……”

　　……

　　“想不到这小子来了这么一手，”有人说，“张科长，论成分他可是雇农。”

　　公鸭嗓子道：“他是被地主阶级收买了的狗腿子。”

　　这时候，有人站在桥面上往下撤尿，一股尿液嗤嗤地落下来。公鸭嗓子说：“回去，回去，别耽误了毙人。”

　　爹对我说，那个公鸭嗓子的就是武装工作队的队长，他同时还兼任着区政府的锄奸科长，所以人们称他张科长。

　　除此之外，莫言还用极其卑劣的手法渲染环境，搞政治影射：

　　东方渐渐红了。貼着尽东边的地皮，辐射上去一些淡薄的云。后来那些云也红了。这时我们才看淸，桥洞里有冻硬的狗屎，破烂的衣服，一团团毛发，还有一个被狗啃得破破烂烂的人头。我很恶心，便移眼去看河里的风景，河底基本干涸，只有在坑洼处有一些洁白的冰，河滩上，立着一些枯黄的茅草，草叶上挑着白霜。北风完全停止了，河堤上的树呆呆立着，天真是冷极了。我用僵硬的眼睛看着爹嘴里喷出来的团团雾气，感到一分钟长过十八个钟点。我听到爹说：“来了。”

　　行刑的队伍逼近了桥头。锲声“咣咣”地响着。

　　“嚓嚓”的脚步声响着。

　　这是在写武工队锄奸还是写日伪汉奸行刑场面？

　　小说《灵药》可以说是莫言小说“脏、骂、恨以及政治影射”的标本。从这篇《灵药》，我们可以看到莫言是何等的丧心病狂！就这样一篇完全颠倒黑白，毫无底线的政治毁谤、文字肮脏、毫无人性的小说，居然被吹捧为“向鲁迅致敬的小说”，请问，你们还有丝毫的良心吗？老百姓还能够忍下去吗？

　　2022年12月5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