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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北优秀传统文化是我创作的根”——对话闽北籍作家王宏甲

“闽北优秀传统文化是我创作的根”

——对话闽北籍作家王宏甲

王宏甲走进书坊乡康宁古街

 

人物名片

王宏甲,福建建阳人,中国作协报告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作品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鲁迅文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冰心散文奖、中国图书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2016年在中央电视台大型纪录片《长征》中担任电视总撰稿。2019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纪录片《我们走在大路上》担任总撰稿之一。所著《宋慈大传》被译成英文、法文、阿拉伯文在海外出版。2018年被评为“中国全面小康十大杰出贡献人物”。

源于武夷山脉的崇阳溪静静向南流淌,河流两岸青山连绵,建阳依水而立。沿着崇阳溪,步入建阳城,“朱熹大道”“书院路”“理学街”“景贤路”等路名都透着儒雅之风。

建阳是福建省最古老的五个县邑之一。一江风雅,千年古邑。这座在崇阳溪滋养下的闽北小城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被誉为“建本之乡、图书之府”,是宋代全国三大雕版印刷中心之一。

“南宋时,建阳有‘比屋弦诵’之称。今天,我欣喜地感觉到书香再次浸润了建阳城。” 4月21日,“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记者在建阳书林楼专访王宏甲时他这样说。

王宏甲是建阳人,文学创作重点在报告文学,其作品获了许多奖,如《智慧风暴》《中国新教育风暴》先后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前者被中央电视台改编拍摄成电视连续剧,后者被中央电视台拍摄成大型电视报告文学片,对我国新世纪的教育转型产生重要影响。《中国天眼:南仁东传》入选新中国70年百种译介优秀图书。所写领域广泛,均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王宏甲在谈到家乡时充满感情。那么,闽北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带给了他怎样的滋养?对闽北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有何建议?关于阅读和创作有何见地?带着疑问,我们专访了这位从闽北走出去的作家。

记者:首先,欢迎王老师回到家乡建阳。建阳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读您作品的时候,我们也会感觉到文化气息扑面而来,政治、经济、科技、历史、哲学等融为一体。生于斯长于斯,闽北的文化为您的创作带来了怎样的滋养?您又是如何处理文学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的?

王宏甲:闽北人民特别记忆犹新的一件大事: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武夷山朱熹园。习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把其中的精华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总书记指出,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有我们今天的成功道路。

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两个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两个结合,极大地打开通古今、识中外的视野。我从电视上听到这句话那一刻,感到如雷贯耳。

您刚才问,如何处理文学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我在多年的创作中感到,一个有生命力的文学作品是有文化之根的。我的家乡在南平建阳,这里深厚的历史文化是我创作的文化根基。

建阳十分重视弘扬优秀的历史文化,比如建阳讲的“四大名片”:朱熹、宋慈、建本、建盏。每一个都不寻常。在我看来,这“四大名片”不是孤立的,而是彼此有密切联系的整体。

中国雕版印刷起于唐而盛于宋,建阳雕版印刷可以追溯到唐末五代,到宋代发展成全国三大出版中心之一。朱熹所处的年代,正是把此前千秋竹简上的中华文化刻印到书本的重要时期,朱熹与弟子注释的古代文献就在建阳刻印出版,这使“书商贩者往来如织”,建本图书发展到数量最多、成就最高、影响最大,建阳因此享有天下“图书之府”的盛名。

宋慈是朱熹高足吴稚的学生,宋慈是朱熹学生的学生,宋慈受朱熹思想之益,还因为建阳是宋代出版中心之一,这为宋慈集中国古代悠久的法官勘察检验学之大成备下极好条件,宋慈才可能在13世纪撰写出世界第一部法医学专著《洗冤集录》,由此成为人类法医学这门科学的创立者。

关于建盏,我以为不能将它与宋代八大名瓷齐观并论,因为它是超越陶瓷的新艺术新产品。世界上最早的陶与瓷都出现在中国,宋代诞生于建阳的建盏,是人类陶瓷发展史上的巅峰之作,至今唯建阳独有。

闽北的文化底蕴,确实丰厚而优秀。文化是一个悠久的也是极具现实意义的命题。习近平总书记曾说:“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都应该反映现实、观照现实,都应该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回答现实课题。”我的体会是,文学创作也需要有研究性写作,从历史文化中汲取营养,关注现实研究现实问题,二者缺一不可。从文化土壤里生长起来的文学作品,要坚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才会成为广大读者所需要的作品。

记者:此次回乡,您准备了专题报告《北孔南朱与中国文化》。都说“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我们闽北要真正弘扬朱子文化,要怎么深挖朱子精神文化实质?要如何做好朱子文化的传播工作,让朱子真正走进大众?

王宏甲: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我到山东考察时专门去看了孔府孔庙,到武夷山也专门来看一看朱熹。”我听了倍感亲切,也很受鼓舞,感觉总书记一句话就讲出了朱熹与孔子的关系。

宋末建阳人熊禾作《考亭书院记》,开篇写道:“周东迁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夫子是孔子,文公是朱熹。这也讲出了朱熹远承孔子,北孔南朱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源远流长。

伟大的人物没有不被误解的。多年来不少人对朱子讲的“存天理,灭人欲”和孔子讲的“克己复礼”都存在很大的误解。朱熹说的存与灭,是在坚持天理的基础上,克服人丧失天良的私欲。在新时代,如何以更高标准、更强力度打造“北孔南朱”的文化研究新格局,是我们应该加倍努力的课题,也是我们在发展中极好的历史性机遇。

朱熹祖籍江西婺源,生于福建尤溪,少儿时期,先后随母寓居浦城、建瓯,少年移居五夫,青年时在建阳结婚生子。朱熹的母亲、夫人与长子去世都安葬建阳,他本人去世也葬在建阳。究竟何处是朱熹故乡?我以为,真正的故乡是朱熹心中的中华文化。

朱熹青年时对儒释道都有广泛的阅读和思考。朱熹所处的时代,佛教、道教盛行,孔子学说受冲击已显微弱。朱熹选择了弘扬孔子学说,最大的佐证就是他的《四书集注》。在朱熹的教诲和影响下,建阳还有蔡元定一门在五经中注释了《易》《书》《春秋》三部经典。四书五经九部经典,有七部在建阳注释并刻印成书,成为直至近代中国学子的必修书。请想一想,福建建阳历史上有怎样的文化辉煌!

注释,就是往通俗化,大众化前进!它使文化的广泛传播和更多人受教育成为可能。朱熹在建阳和武夷山就创办了四所书院,多名为“精舍”。在我看来,朱熹为之取名“精舍”,是要缔造人的精神家园,而宿舍则是身体住的地方。朱熹在建阳倡学,建阳“书院林立,讲帷相望”,来读书的不止是建阳子弟,四方学子负笈来学,建阳成为当时的大学城。两宋进士以福建为最,福建进士以大武夷文化圈为最,也就是南平文化圈,仅建阳、建瓯、浦城三地宋代进士多达1294人。这是很了不起的文化现象。教育实在是一件重大的事,我因之认为建阳的文化名片值得再增加一张:书院文化。

中国四库全书“经史子集”,经居首位。孔子开启了五经时代,朱熹开启了四书时代。可以说,孔子去世一千多年后,对传承孔子学说与中国文化贡献最大的人就是朱熹。北孔南朱所做的伟大的文化工程,使中国优秀的文化源远流长。这不仅是建阳的荣耀,也是闽北的荣耀,福建的荣耀。

记者:记得您写过一句话:写到家乡,我的笔都会温暖起来。您在文章中常提到家乡,比如《让自己诞生》这本书里,关于家乡的回忆温暖了很多人。对家乡的情感给您的写作带来了怎样的启迪和影响?

王宏甲:怎么说呢?我想我是在家乡的怀抱里长大的。父母走后,我对家乡的思念更广泛了。留在头脑里忘不掉的,不仅有夏日的河流,冬日的阳光,更有同学,友人,还有插队岁月的农民给予我的那么多帮助。离开家乡后,我曾写下:“作为土地,是谁把我耕种;作为庄稼,我情愿被谁收割。”这是一种很难用语言表达的情感,或者说,这大约是我写给自己的创作箴言。

离别家乡后我写有一部《宋慈大传》,写的是伟大的法医学家宋慈。宋慈就是建阳人,八百年前,宋慈写的世界第一部法医学巨著《洗冤集录》被翻译成多国文字,流传海外。现在这部《宋慈大传》被外国学者分别翻译为英文、法文和阿拉伯文等陆续在海外出版。这也是我对家乡的“汇报”。

记者:您主要从事文学创作,却是宋慈研究领域非常有建树的专家。宋慈这个800多年前的伟大人物重新让人认知,福建省拍的第一部电视连续剧《阴阳鉴》是根据您的第一部写宋慈的长篇小说《神验》改编摄制的。能否谈谈当初创作宋慈系列作品时,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

王宏甲:那是一本没封面也没封底的书。那是在我插队岁月里的一个夏天,一位其他知青点的知青带来的。我用了一个中午的时间读了里面的两个半故事,因为第三个故事只读了一半,那位知青要走了。直到多年后我才知道,那本书的名字叫《福尔摩斯探案集》。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了世界上有一种智慧叫推理,我在阅读中有一种灵魂出窍的感觉,我忘了自身的存在,意识却清晰地随着故事的进展穿行在伦敦的街巷和宅邸。从此知道,有一种作品的力量,可以在几小时的阅读中打开你心智的窍门。后来,我在决心把宋慈的生平告诉世界的时候,想到了福尔摩斯。

宋慈与福尔摩斯有哪些不同?福尔摩斯从人物到故事,都出自英国小说家柯南道尔的虚构。宋慈真有其人,但书中所写的侦破案件是我虚构的。有人以为《洗冤集录》里有宋慈侦破的案例,其实《洗冤集录》是法医学专著,就像医学专著只讲医学不载医案,其他有关宋慈的很少史料里也没有案例。但是,《宋慈大传》里所写的勘察检验技术,几乎全部出自《洗冤集录》。可以这样说,这是一部根据真实的历史人物及其智慧创作的小说。

记者:我们都知道,您是一位报告文学作家。报告文学作为一种真实记录和反映典型的人物、事件或社会现象的文学轻骑兵,在当代各类文学体裁中,地位举足轻重。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叙事性的文学作品,都离不开讲故事。您是怎么成为一个善于讲故事的人呢?能不能说说你的方法?

王宏甲:您的提问,让我想起我曾经写过的一句话:“我需要不断地与自己的自以为是和自以为不是作斗争。”文学创作也有“学步”的过程。在走过来的路上,我体会到,作品的生命是读者给予的,如果没有人阅读,这个作品就死了。我早年写的作品,早已无人问津。还有一个问题,即使不是早年的作品,也会存在错误。渐渐地我体会到,我需要不断地“与自己的自以为是和自以为不是作斗争”。为减少错误,一定要谦虚谨慎而行,要谨记以民为师,能符合大多数人们利益的,才能对社会有益。

您问我是怎么成为一个善于讲故事的人,您觉得我善于讲故事吗?我想,比讲更重要的是听,还要善于读。我们需要借助阅读去打开自己的眼界。阅读可以极大地扩展你生命中的时间和空间。我少年时特别喜欢看连环画图书,然后是读大本的书。课外阅读多么有效地延伸了我了解历史、认识世界的眼睛。我15岁半去“上山下乡”,我庆幸自己去插队之前已经读了《三国演义》《水浒传》《岳飞传》《杨家将》,还读了《青春之歌》《苦菜花》《野火春风斗古城》《毛泽东选集》(部分篇章),还读了《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古丽雅的道路》《我的童年》《在人间》等等。重要的不只是读到多少故事,而是懂得了祖国、人类、正义、善良、毅力、顽强、克服困难……所有这些,都比知识更重要。

您问的“方法”,我想,听→说→读→思→写,这其中的每一项都是必要的。还有个体会,在创作中我一再体会到,每一行向外写出的文字,都是在向内建设我自己。

记者:感谢您的分享,受益匪浅。

作者:□本报记者 徐俐敏 卓茹茵/文 陈子昕/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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