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于最近面世于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编(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的散文集《百年跫音》
叩 问 京 华
文/咏 慷
从儿时起，我就生活在北京，长大后又在北京工作，了解到不少关于这个城市的故事，还从历史书籍、影视、小说及诗人们的吟咏中，不断看到她的名字。
富丽堂皇的故宫、雄伟蜿蜒的长城、碧波荡漾的北海和中南海、红叶绚丽的香山、内涵深邃的圆明园……哪一处不能光耀寰宇?
或许是青春年代有个人经历的记忆，总是最让人沉醉，因此我常情不自禁地就心驰神往北京几处虽不一定人人皆知但却载满青年毛泽东怀一腔热血闯天下的纪念地。一个个春秋已匆匆而过，人的记忆却清晰如昨——
寻访中我常思忖：毛泽东为何能从一个既无显赫家世又无财富后盾的普通农家子，成长为一代叱咤风云的马列主义者和革命领袖，既改变了中国面貌，又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答案是——他青年时期的北京之行，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应当说，青年毛泽东在接受马列主义之前，已具备了一些基本条件——因家里祖辈务农，自己从小做农活，13岁就成为一个整劳力……17年农村生涯使他了解农民疾苦，熟悉农村社会，培养了对农民的深厚感情，并决心站在劳苦大众一边为其谋利益。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就读期间，他已开始深入群众进行调查，利用假期有过的若干次“游学”——步行到浏阳文家市，在铁炉冲陈赞周同学家住了几天，白天和农民一起挑水、种菜，晚上同他们谈心，了解民生疾苦。针对当地不栽树的习惯，他宣传“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种果树造福子孙，还亲自动手栽了几棵板栗树……这为后来他做社会调查打下坚实基础。
毛泽东的这些身世、经历，在中国共产党历届主要领导人中绝无仅有。他虽非出身书香门第，但自幼酷爱读书，笃信“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一日不读”。受过6年国学灌输和7年西学教育，还曾到长沙的省图书馆自学，“贪婪地读，拼命地读”，看了大量的书，“度过了他学习历史上最有价值的半年”。多年寒窗，毛主席熟读四书五经，博览史籍杂书，潜心研读世界名著及各种流行的新思潮，对中国近代思想家、革命家热烈崇拜，对世界英雄豪杰异常敬仰。中国传统的典籍文化、口碑流传的民俗文化、康梁变法的改良文化和西方赫胥黎的天演论等，都被他兼收并蓄。丰富的古今中外历史知识和对社会的深刻了解，为毛主席实现远大志向奠定了深厚的学问基础。他自青年时起就立志做大事，发誓要“翻天揭地，改造社会”，为此而在学海中遨游，在书山上攀登，从书本中吮吸知识，也从书本中增长才干……这些都是青年毛泽东成功的关键。
我曾长期住在位于北京市中轴线的地安门，比邻的长辈有不少人资历深厚、见识过党史上的重要事件，使我有幸聆听他们叙述建党前后毛主席的传奇故事——
地安门附近的豆腐池是条小胡同，其毗邻的钟鼓楼庄严而沉静，仿佛是一象征用语，用鼓声、钟声定位时间，是节奏的记录者、旁观者、见证人。那么让时光回溯到1918年吧，这里曾迎来大学问家杨昌济，并在历史上写下动人一笔。那年6月，豆腐池胡同被浓密的槐树遮掩着，显得斑驳凉爽，时而有腾起的鸽群划空而过。杨昌济从小就接受了优质的教育，后来东渡日本留学，赴英国、德国深造，堪称学贯中西的大师。他回国后，时任湖南督军的谭延闿闻其学识渊博，想聘为省教育司长。可杨昌济一心致力于中国教育，无意仕途，婉拒了谭的邀请，去了湖南高等师范学校任教。也正是在这里，毛泽东成为他的得意弟子。
1936年，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时曾深情回忆：
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教员后来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联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
豆腐池胡同9号是坐北朝南的两进院子，长30余米，宽12米，里院北房住家属;外院北房东边杨先生自住，西边是女儿杨开慧的住房;南倒座两明一暗，西侧两间为会客室，东侧一间用来招待客人。
杨昌济受聘北京大学，觉得蔡元培、吴玉章等组织的留法勤工俭学很好，遂想起并致信远在湖南家乡的得意弟子毛泽东、蔡和森。
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曾来过北京两次。一次是1918年6月23日蔡和森先离开长沙赴北京，8月间致信数封给毛泽东，希望他速来北京，并强调这是杨先生的意思。
8月15日毛泽东遂向朋友借了点钱，同罗学瓒、萧子升、张昆弟、罗章龙、李维汉、陈赞周等25人北上。8月19日抵京后，他先与蔡和森暂住杨昌济家靠院门的单间里。
古都幽深的胡同、斑驳的宫墙、秀丽的海子、飞翔的鸽群……都让毛泽东新奇和兴奋。更让他喜悦的是又见到“霞姑”——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毛泽东刚进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她还是14岁的女娃，如今已出落成娴静端庄、聪明好学的姑娘。
因毛泽东常在节假日向父亲请教，叙天下大事，探寻救国救民真理，分析振兴中华之路，杨开慧渐渐注意到这名高个儿男生。他俩欢快热烈的谈话，常使她放下手中功课，静静地旁听。
杨昌济希望毛泽东要么赴法国，要么留北大读书，并介绍他到李大钊任馆长的沙滩红楼北大图书馆任助理员。这显然对毛泽东学习、接受马列主义起了重要作用。
当年的前院刚栽下一棵小枣树。杨先生和开慧常为小树培土、施肥。毛泽东也帮着浇水、护理。小枣树一天天长大，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他俩一起或漫步紫禁城外幽静的筒子河畔，或游览风景如画的北海、欣赏湖畔的垂柳。一来二去，两人产生了真挚的感情。豆腐池胡同，留下了他俩成双成对的脚印;巍峨的钟鼓楼，见证了年轻人心心相印的海誓山盟。
毛泽东曾给杨开慧写过许多信示爱，还吟下感情真挚浓烈的《虞美人·枕上》：
堆来枕上愁何状，
江海翻波浪。
夜长天色怎难明，
无奈披衣起坐薄寒中。
……
不久，因来京的新民学会会员居住分散，不便活动，毛泽东遂与蔡和森离开豆腐池胡同，会同罗章龙等7人到距地安门不远的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所夹道7号租了3间小房。1919年12月18日至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还曾住过北长街福佑寺侧边小巷深处隐藏着的一幢红色小楼内。
那段时间，这些胸怀大志的“北漂”青年几乎没睡过一个整觉，常眼熬红了，嘴也起了疱，嗓子哑得说不出话，刮再大的风，下再大的雨，也得一脚水一脚泥地四处奔走。这些艰难困苦经历，让他们对未来更充满渴望。
在宣武门东河沿以南，有一个香炉营西巷23号，曾是湖南会馆。而位于和平门外的北京师范大学附中，是我中学时的母校。她的老师们以及家乡东莞的乡亲们告诉我，距此不远处的菜市口附近还有一个早在明朝就已形成的烂缦胡同，是广东东莞会馆、湖南湘乡会馆等诸多“会馆”云集之地。我曾多次前去探访，发现胡同里安静而温馨，路西101号有红色大门，镶有湖南湘乡会馆的铭牌及说明。据有关文献记载，毛泽东当时两次来京，曾两度在此过春节，留下了早期革命活动的身影。
湖南湘乡会馆是光绪十三年(1887年)8月由清代重臣曾国藩创建的。据《北京湖南会馆》载：“馆共三十六间，内设戏台一座、文昌阁楼一座、东厅署、望衡堂、西厅及中庭均宽敞，为平时集会之所。”它先是湖南学子进京赶考安歇之处，民国后逐渐成为湖南同乡、学子赴京求学或谋生的旅居之所。
1918年3月始任湖南督军的张敬尧，系作恶多端的反动军阀，上台后滥发纸币、盗押矿产、强种鸦片、纵兵抢劫、无恶不作，引发全省人民愤怒。当年9月毛泽东在学生联合会中酝酿驱逐张敬尧，公开发表宣言。这是他独当一面发起的第一次有广泛影响的政治运动。
为扩大影响并取得全国各界支持，毛泽东率“赴京驱张代表团”于1919年12月18日抵达北京。
他经与各方协商，组成“旅京湖南各界联合会”与“旅京湘人驱张各界委员会”。12月28日，毛泽东组织声势浩大的“旅京湖南各界驱张运动大会”在湘乡会馆召开，与会者千余人。他的演讲慷慨激昂，有理有据，赢得阵阵掌声。从那时起，毛泽东就十分重视新闻舆论的力量，成立了平民通讯社并任社长，起草了大量驱张宣言、通电、文稿，分送京、津、沪、汉各报发表，将“驱张运动”汇入全国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的洪流中。
是什么机缘让毛泽东倾心“宣南”这方土地?还要从黎锦熙说起。黎锦熙是湘潭人，1911年从湖南优级师范毕业后任湖南省督秘书，因不满当局腐败，毅然辞去待遇优厚的职位，从事教育工作。1913年他到湖南省第四师范任教，同年毛泽东考入该校就读，次年春又随第四师范与第一师范合并，转入湖南省第一师范。在一师，杨昌济、徐特立、黎锦熙都是毛泽东最敬重的老师。杨昌济、徐特立较年长，而黎锦熙仅比毛泽东大3岁，共同语言更多，也更亲密，渐渐形成一种亦师亦友亦兄弟的关系。
黎锦熙教历史，这是毛泽东最感兴趣的课程，常到黎锦熙处请教，古今中外、天文地理、革命规律无所不谈。
教学之余，黎锦熙与杨昌济、徐特立等老师一道组织了“宏文图书编译社”，并附办了《公言》报，以发表公正舆论，抨击教育界的弊政。黎锦熙曾找3位学生帮助抄写稿件，并给予报酬。多年后，他与人谈起此事：
在湖南办报时，经常帮我抄写文稿的青年人有三位，一位是不问文稿的内容，什么都抄;一位是见到文稿中的问题总是要提出来，并能代之润色;一位是看到与自己不同观点的文稿干脆就不抄。这三位对抄写文稿态度不同的青年，后来各自的成就也大不一样。第一位，在中国历史上默默无闻;第二位成了中国著名的作家，那就是田汉;第三位，在中国历史上成了伟大人物。
黎锦熙口中的“伟大人物”正是毛泽东。
1915年9月，黎锦熙受聘赴北京任教育部教科书特约编审员，住在香炉营西巷湖南会馆内。毛泽东经常与他通信，称他是“可以商量学问，言天下国家之大计”的良师益友。
1918年至1919年毛泽东两次来京，都去拜访了黎锦熙。黎锦熙总是让夫人做好家乡菜款待他。1919年2月1日毛泽东到黎家过春节，黎锦熙还将其《国语研究调查之进行计划书》改订本送毛泽东征求意见。
令毛泽东伤感的是这一年恩师杨昌济积劳成疾，先住西山疗养，后转入北京德国医院治疗。他自感将不久于人世，想了却一桩心事，遂强撑病体，给时任广州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代表的好友章士钊致信，推荐毛泽东、蔡和森：
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信写完后杨昌济如释重负，临终时说：“吾意正畅。”
此时毛泽东正因开展“驱张运动”来京，得知恩师病情，屡到医院探望。
只惜杨昌济因常年劳累，于1920年1月17日病逝，年仅49岁。毛泽东悲痛万分，与开智、开慧兄妹竭力共同料理后事。杨昌济停灵于有“京城第一古刹”之称、“戊戌六君子”被杀后谭嗣同等曾停灵的法源寺，毛泽东守灵多日，并与蔡元培、章士钊、杨度、黎锦熙等联名在《北京大学日刊》发启事，公布杨昌济病逝消息，介绍其生平业绩及募捐。
1920年1月18日，毛泽东与邓中夏、罗章龙等在陶然亭慈悲庵内聚会，共同商讨驱除湖南军阀张敬尧的策略。会后在慈悲庵山门外大槐树前合影，留下了珍贵影像。
1920年1月25日，杨昌济追悼大会在法源寺举行。蔡元培的挽联“学不厌，教不倦，本校失此良师”概括了杨昌济勤奋的一生。2月中旬其灵柩在夫人向振熙和开智、开慧兄妹等护送下，从北京启运返归长沙板仓故里。
1920年2月19日为旧历除夕，毛泽东又一次在黎锦熙家过春节，同时讨论新文化运动、社会解放与改造等问题。同年3月10日、3月17日他又多次到黎家畅谈。这个普通的小院，见证了两人不同寻常的师生情谊。
毛泽东对支援过革命事业的老师、朋友、故旧都是难以忘怀的。
1949年毛泽东从西柏坡率领党中央机关“进京赶考”。九三学社成员、北京师范大学代理校长汤璪真以同乡及少年时同窗好友身份给毛泽东写了封信。毛泽东收信后非常高兴，当即打电话给汤璪真。当毛泽东得知黎锦熙在北师大任文学院院长、同乡同学黄国璋也在北师大工作，当年6月17日就高兴地驱车去和平门北师大教工宿舍看望他们。
黎锦熙得到通知赶到院门迎候。上午10时，毛泽东一行到达北师大宿舍区，他一下车直奔黎锦熙而去。一声“黎老师!”，毛泽东的眼眶湿润了，黎锦熙也流下了激动的泪水，连说“不敢，不敢”。
“应该，应该，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嘛!古人尚且不忘培育之恩，今天亦应该提倡嘛。”毛泽东真挚地回答。
久别重逢，毛泽东与黎锦熙、黄国璋、汤璪真、董渭川等师友晤谈甚欢，不知不觉天黑了下来。秘书田家英提醒毛泽东该回去了，毛泽东见大家谈兴正浓，说：“再和大家多讲一会儿话，就在这儿吃饭吧，我请客。”毛泽东掏钱让随员从西单菜馆叫来两桌酒席，分别摆在客厅和旁边的房间。
入席时，毛泽东扶着黎锦熙的胳膊说：“这里您年龄最大，又是我的老师，哪有让学生坐上位的道理?”
席间，毛泽东向大家一一敬酒，亲切话旧。他的目光直视着，光亮而有暖意。
直到晚上9点，毛泽东才起身告别。黎锦熙在日记中写道：
1920年3月17日润之到我家后，至今不见快30年，身体比从前强壮。
此后，毛泽东又多次接黎锦熙、汤璪真到中南海叙谈，有时也把另一湘潭老乡齐白石一同请去，共叙乡情、友情。
一次荷花盛开，毛泽东饶有兴味地和黎锦熙一起泛舟共赏。
1949年10月1日，黎锦熙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之邀，参加了开国大典。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日理万机，抽不开身去看望黎锦熙，就派秘书周小舟代为看望，常捎一些自己喜爱之物给老师。周小舟与黎锦熙也是老乡，又兼有师生之谊，故乐为代劳，长此以往，形成习惯。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想请老师在政府任职，黎锦熙以健康状况不佳婉谢。毛泽东了解到他潜心教育和著述，遂不勉为其难。不久，毛泽东指定他和吴玉章、范文澜、成仿吾、马叙伦、郭沫若、沈雁冰共组“中国文字改革协会”，黎锦熙先后被选为理事、常务理事、副主席兼方案委员会副主任和汉字整理委员会主任。此后，黎尽其所长，为汉字改革殚精竭虑，先后参与制订了汉语拼音方案和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汉语规范化等大量工作，著有《国语新文字论》《论注音汉字》《字母与注音论丛》《文字改革论丛》等专著，达到其学术生涯的巅峰。
1950年底，毛泽东由罗瑞卿陪到当年有过革命活动的陶然亭故地重游。他看到慈悲庵前的老槐树，抚今追昔，感慨万千，指示：“陶然亭是燕京名胜，这个名字要保留。”1952年，北京市卫生工程局组织了7000名民工，清理扩展了景区环境，仍以“陶然亭”命名了这座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开辟的首家公园。
毛泽东曾回忆，“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他是我真正的老师”。
李大钊是中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播种人，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人。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称帝，他积极投身反袁斗争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与陈独秀、鲁迅、蔡元培、钱玄同等一起宣传民主主义思想和科学真理，向封建顽固势力展开了猛烈斗争，用《青春》一文号召“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鼓舞和启发了李大钊，他深刻认识到这场革命的划时代影响，从中看到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和中国人民求得解放的希望，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中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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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毛泽东关注到——李大钊不仅是宣传社会主义的先行者，而且是为之奋斗的英勇战士。他用生命“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他身上凝结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体现着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品格。他有鲜明的阶级立场、深厚的人民情怀、高尚的道德品质，强调革命者要关心水深火热中“倒卧着几千百万倒悬待解的农民”，要去导引他们转入光明之路。他始终同学生、工人、农民等普通大众打成一片，布衣素服，深入群众开展工作，一生俭朴清廉，却慷慨帮助别人。在北大任职期间，李大钊经常倾家纾难，接济贫寒的学生和工农群众，支持革命活动，以至学校发薪水时不得不预先扣下一部分直接交予他夫人赵纫兰，以免家庭生活无以为继。他牺牲后遗体下葬，棺椁、衣裳都是朋友帮助提供。他温和可亲的形象和伟大的人格精神，深深地刻在广大群众心中。在五四爱国运动中，李大钊带学生上街散发传单，积极奔走联络社会各界营救被捕入狱的陈独秀。
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中说：
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
毛泽东关注到——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李大钊欣喜地看到在中国建立以马列主义为理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有了可能。他将自己负责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编成“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并协助北京《晨报》副刊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在北大等5所高校开设“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课程，在中国的大学课堂上第一次系统讲授马列主义理论。他到武汉、上海、成都等地讲学，领导建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社会主义研究会、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等多个社会团体，推动开展马列主义的宣传和研究活动。他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考察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率先揭示出真正要解决中国的救亡与复兴问题，中国必须学十月革命。他对马列主义和十月革命一系列深刻的阐释与最热忱的欢呼，使中国人对自己的命运及未来发展有了科学认识，知道无论面前有多么艰难险阻，有马列主义科学真理指导，以十月革命为榜样，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复兴的伟大事业就必将成功。他号召、组织先进青年到工人中去，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1920年，李大钊组织北京的青年学生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厂作调查，开办了劳动补习学校，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组织成立工会，开展工人运动，把五一劳动节作为进行大规模宣传活动的时机。
1920年5月1日，《新青年》《星期评论》《晨报》等都出版了劳动节纪念专号。李大钊发表《五一运动史》，详细介绍五一国际劳动节的起源，欧美各国工人在自己的节日里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为争取工人阶级解放而进行斗争的情况。这一天，北京、上海、广州、九江、唐山等各工业城市的工人群众举行集会游行，这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大规模的实践。1921年五一劳动节，长辛店铁路工人1000多人举行大会，宣布成立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各地工人运动也不断发展，为中国共产党成立打下了阶级基础。
为了社会主义事业，李大钊奋斗不息，视死如归，如同那个长夜难明的中国的普罗米修斯，使马列主义的光辉冲破阴霾照亮神州，社会主义革命的火种在大江南北逐渐燎原。在他的影响下，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高君宇、许德珩等一批有志青年迅速成长，成为革命的先锋、共产党的骨干、国家的栋梁。
毛泽东认为李大钊的奋斗历程同马列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紧密相连，同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紧密相连，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历史紧密相连。他常吟咏的名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是他为人民解放事业奋斗终生的真实写照。
毛泽东当时已把中外历史研究了个透，并独创性地搞学生运动、自治运动，甚至搞新村式试验。他对各种社会活动经反复比较，得出结论：看来用老式资产阶级革命的办法是不行的，要搞俄国式的革命。他一旦确立对马列主义的信仰，就为之奋斗终生，从没动摇过。毛泽东的这个抉择，不仅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除了先驱李大钊，毛泽东在北京还结识了一批志存高远的年轻人——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何孟雄……他们的这些革命活动，应当说都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做了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和实践准备。
1920年初，李大钊就与邓中夏等酝酿成立中国共产党。他送陈独秀去天津及转往上海路上，商讨了有关建党问题。他到天津与列宁领导下的苏俄代表取得联系，交谈了对革命和建立政党的见解。陈独秀到上海、李大钊回北京后，分别在南、北方进行建党的准备。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大秘密建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5月，陈独秀在上海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是准备建党的第一个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步骤。史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陈独秀在上海筹备建党，考虑到名称究竟叫共产党，还是叫社会党?拿不定主意，遂写信向李大钊征求意见，最后由李大钊确定了党的名称——中国共产党。1920年4月，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分局派维经斯基一行来到中国，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起了帮助和促进的作用。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率先成立，陈独秀任书记。10月在北大图书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李大钊任书记。在陈独秀、李大钊影响下，1920年秋到1921年春，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武汉、广州、济南、长沙及旅居日本东京和法国巴黎的中国留学生中相继成立。
就是在五四运动前后这两次来京的过程中，毛泽东通过与陈独秀、李大钊等的交往，通过密切联系实际学习革命理论，逐步接受了马列主义，牢固确立起共产主义世界观，形成始终不渝的红色初心。
1920年冬天，毛泽东与杨开慧在长沙第一师范附小的教师宿舍举办了简朴的婚礼。从此这对志同道合的伴侣，并肩走上惊心动魄的革命道路。杨开慧1922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毛泽东的助手。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去领导秋收起义，开展井冈山根据地斗争;杨开慧则独自带着孩子，参与组织和领导了长沙、平江、湘阴等地武装斗争，发展党的组织，坚持革命整整3年。1930年10月，杨开慧被捕，她拒绝退党并坚决反对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关系，之后被国民党枪杀。1957年毛泽东为纪念她特写《蝶恋花·答李淑一》词，赞其为“骄杨”。杨开慧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1983年，在修缮长沙板仓杨开慧住所时，在墙缝中发现了她1929年6月20日的手迹：
自从听到他许多事，看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上了他。……我看见了他的心，他也是完全看见了我的心……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命运，得到了一个爱人……从此我有一个新意识，我觉得我为父母所生之外，就是为了他。假设有一天母亲不在了，他被人捉住了，我要去跟着他同享一个命运。
恩师杨昌济走了，爱妻开慧也走了。此后毛泽东把对老师、亡妻的怀念和挚爱之情，既付诸自己所献身的宏伟事业，也转移到岳母、师母向振熙老太太身上。新中国成立后，全国的干部和职工均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毛泽东住在离豆腐池胡同不远的中南海，一直按月给老人寄生活费;即使工作再忙，也亲自过问;有时发现秘书忘了便叮嘱补寄，一直赡养到老人去世……
一些党史专家认为：平心而论，毛泽东作为一农家子弟，与其他同代人相比，所处的社会天地并不算宽阔，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既不是最早，也不是最多的。论中国传统文化修养，他不如陈独秀;论对马列书本的熟悉，他不如王明。张国焘谈其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的印象，说他对马列主义常识了解不多。喝过“洋墨水”的王明、博古认为，他是“山沟里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不足。言外之意，对马列主义理论的研究和掌握上，毛泽东并不具多大优势，但他悟性高，能很快领会马列主义真谛，并运用得好，一上场就显示了出众的才华和极高的领悟力。毛泽东在青年时就说过，要救中国就要有“奇杰”，有大思想家、大哲学家、大伦理学家。这表露了他的雄心大志。历史证明，毛泽东就是这样的“奇杰”，这样的“大家”。
杨昌济称毛泽东“资质俊秀”“殊为难得”，是农家出的“异材”。黎锦熙在日记中写道：“得润之书，大有见地，非庸碌者。”加上毛泽东“性不好束缚”“好独辟蹊径”，善于独立思考，不迷信、不盲从的独特性格，就决定了他学马列理论的突出特点，是学得刻苦而不死板，读得认真而不教条。他在初次读《共产党宣言》后，知道人类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说：“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就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是分析阶级社会的主要方法而言，他确实抓住了认识中国问题的根本，并能从中悟出“认识问题的方法论”，这说明毛泽东书读得活，领悟力极强。这是他优于和高于党的其他早期领导人的一个突出特点。
青年毛泽东在北京的足迹，为岁月刻下了深深的年轮。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抵达上海，建议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以便正式建立全国性的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随即向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发出召开“一大”的通知，各地派两名代表出席。7月间毛泽东、董必武等13位代表和两位共产国际代表齐聚当时上海法租界望志路树德里106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