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本是高山》在网络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议.这跟它冷清惨淡的票房构成了强烈的反差。很多人批评这部根据“最美教师”和“七一奖章”获得者张桂梅事迹创作的电影，没有充分表现出主人公作为优秀共产党员的高大英雄形象，而是用西方式的人性论和小清新的小资趣味进行了歪曲和矮化，是对张桂梅本人的亵渎。但也有人认为，张桂梅并不是一位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更谈不上是英雄，只能算是一个当代版的武训。在某读书会群，有网友认为张桂梅是《黑与白》中的老校长，等等。

　　关于武训，想必大家都很熟悉，不了解的可以去查阅毛主席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这篇著作，此处不赘，笔者只就张桂梅究竟是不是《黑与白》中的老校长这个问题，发表一点个人看法。

　　《黑与白》是著名作家刘继明新近完成的长篇小说，最近在网上也比较火。郭松民先生认为这是一部“形象的当代思想史”，“填补了中国文学的空白，捡起了中国文学界的脸!你要了解这四十年我们是如何走来的，单看历史教科书，单看一些所谓改革派人士回忆是不行的，那很可能会得到一些错误的概念。但读一下《黑与白》，就能够得到一个形象的生动的(历史)。就像我们读《红楼梦》了解封建社会，读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了解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了解新中国的建设一样，我们要了解改革开放，《黑与白》是必读的。”

　　《黑与白》塑造了许许多多的人物，老校长就是其中一位。老校长本名俞解放，小名俞黑子，父母和姐姐在解放前夕被还乡团杀害了，他从小在人民政府的抚养下，从一个孤儿成长为小学校长，将一生都献给了凤凰岛的教育事业，学生们视他为亲人，他也把学生们当作自己的孩子，多次被评选为省级、市级和县级先进教育工作者等荣誉。

　　从这些经历看，老校长和张桂梅的确有些相似。但其实不然。

　　在作家笔下，老校长不只具有张桂梅那样献身山乡教育，“大爱无边”的崇高品质，而且作为革命遗孤，毕生保持着共产主义的红色基因。他在凤凰岛小学当了一辈子民办教师和校长，也不是像张桂梅那样“为了让更多的孩子走出大山”，而是为了建设好社会主义的凤凰岛培养人才。当学生聂长海作为工农兵学员被推荐上大学毕业后，老校长便动员他放弃留省城工作的机会，回到家乡凤凰岛工作，并将他一步步培养成为凤凰岛的党支部书记。后来，当聂长海随着改革开放与世俱进，蜕化成一个追求先富，同武伯仲、杜威父子互相勾结，沆瀣一气，为了开发旅游强占岛上土地，逼得岛上人无家可归，甚至要把烈士墓园迁走时，老校长毅然跟聂长海决裂，带领凤凰岛的失地农民与武伯仲们抗争，去省城上访，遭到聂长海和武伯仲指使的人绑架回岛，最后孤独地死在烈士墓园门口的小石头屋里，面前还放着一本颜色泛黄的《共产党宣言》……

　　通过这些描写，我们可以看到，老校长不是把《共产党宣言》挂在嘴边，而是切切实实地贯彻到了实践中，用行动乃至生命捍卫自己的信仰，堪称一个真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铁骨铮铮的共产党人。

　　张桂梅却不是这样。尽管她也具有无私奉献的高尚品格，却没有老校长那样的斗争精神。不仅如此，在为谁培养人才，为什么培养人才上，她和老校长也南辕北辙。老校长是为了建设凤凰岛培养人才，并且同各种背离社会主义制度和侵害群众利益的势力进行了坚决斗争，张桂梅却是为了“让更多孩子走出大山”，出人头地，实现阶层跃升，这实际上是一种资产阶级个人奋斗的丛林法则，与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是根本对立的。这意味着张桂梅在头脑里认同了这种价值观以及与之相随的社会秩序。难怪有网友吐槽说，她是为地主和资产阶级培养接班人呢!

　　这里笔者并不是苛责张桂梅。作为个人，她无疑具有崇高的情操，令人钦佩，也值得全社会视为道德楷模，正如武训也是好人一样。但他确实算不上是一位真正的共产主义信仰者，更不是践行者，她所做的一切，跟武训在她的时代所做的没有本质区别。如果在毛主席时代，这样的人根本不可能出现，也不需要，出现的和需要的是《黑与白》中老校长这样的人。

　　有网友假设：假如张桂梅早生37年，她会是像武训一样，在一个人吃人的不平等的旧中国，做一个慈善办学的大善人，还是会像江姐一样，拿起武器同吃人的旧秩序做最勇敢的战斗呢?并批评电影《我本是高山》的主创团队，“基于自身的阶级立场给出了一种答案;站在剥削阶级立场的自私、傲慢的文化精英和文艺精英们，连给张老师提鞋都不配，你们又有什么勇气来演绎张老师呢?”

　　我相信，假如在革命战争年代，崇拜江姐的张桂梅一定会成为江姐式的英雄人物。但从另一个方面看，这种假设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对真正的共产党人来说，只有消除剥削压迫的制度，才可能使无产阶级和每个人获得真正的自由解放。而如果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无论生长在哪个时代，都不会成为武训，不会以各种主客观理由放弃、混淆、改变和背叛自己的信仰，如《国际歌》唱的那样，“为真理而斗争”，正如《黑与白》中的老校长那样。

　　所以，笔者的结论是：张桂梅不是老校长，老校长也不是张桂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