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说石
——《说石丛稿》第十集：《诸子说石》(上)之一
(一)管仲其人;
(二)《管子其书》;
(三)毛主席谈管仲;
(四)管仲说石;
(五)“管仲说石”简评。
(一)管仲其人：
管仲(?——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颍上人(今安徽省颍上县)，传说为周穆王的后代。
他姬姓，与周王族同宗，传说或非无据。管仲的父亲管庄是齐国的大夫。父死后家道中落，到他一代，已成贫民。春秋初“礼崩乐坏”，贵族士大夫跌入贫民阶层是常态。
为了谋生，管仲与好友鲍叔牙一起经商，做小本生意。当时，“士、农、工、商”，商人地位最低。
管仲大名鼎鼎，被称为“春秋第一宰相”。他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第一霸主”。
从一介贫士，到登上宰相之位，管仲一生，充满传奇，也并非一帆风顺。
他先从商，三次都失败了;又去从军，三次当了逃兵;后与鲍叔牙一起从政，一开始又站错了队。鲍叔牙辅佐的是公子小白——齐桓公，而他辅佐的是其对立面，与之争国君之位的公子纠。
公元前698年，齐僖公去世，在位三十三年，留下三个儿子：诸儿、公子纠和公子小白。齐僖公死后，储君诸儿即位，为齐襄公。
齐襄公在位期间，荒淫无道，与其异母妹文姜乱伦，派彭生杀害妹夫鲁桓公，而后再杀彭生以向鲁国交代。
管仲预感齐国将发生内乱，因公子纠生母是鲁公的女儿，便护送他到鲁国避难。
齐襄公十二年(前686年)，公孙无知杀齐襄公篡位为君，齐襄公的另一弟弟公子小白逃亡出国避难。不久，齐人杀了篡位的国君公孙无知，要重立国君。
两个逃亡在外的公子，都想回国夺取国君之位。
鲁庄公派兵护送公子纠回国，却发现公子小白已经先行出发，便命管仲率人马半路截击。管仲等公子小白一行车马走近，一箭射去，公子小白应声倒下，口吐鲜血。管仲以为公子小白已死，不再追杀。
其实公子小白并没死。管仲一箭射中的只是他的铜衣带勾。公子小白为迷惑敌手，咬破舌头，吐血装死。
鲍叔牙快速护送公子小白离开险境，并先行赶到齐都临淄。齐国正卿高氏和国氏都一致拥立公子小白为国君。公子小白顺利地登上君位，后来成为春秋第一霸主——齐桓公。
公子小白捷足先登，登基就位。鲁公大怒，举兵犯齐，要替公子纠夺回国君之位。齐、鲁交兵，鲁国大败。齐兵攻入鲁境。鲁公为免灭国，订了城下之盟，答应齐桓公提出的条件：杀了公子纠，将管仲等附逆送交齐国。
管仲被囚之际，命悬一线。在鲍叔牙一再劝阻下，公子小白——齐桓公饶了管仲一命。齐桓公想拜鲍叔牙为相，鲍叔牙说：“管仲才华十倍于我”。他对齐桓公详细介绍管仲非凡的才能，认为管仲不但能帮齐国富国强兵，并能匡合诸侯，让桓公当上春秋“第一霸主”。
齐桓公召见管仲，问其治国方略。君臣推心置腹，谈了三天三夜，十分投缘。
管仲从政治、经济、军事、法律、道德等诸多方面，阐明“富国强军”、“称霸天下”’之路。
他首先强调物质经济方面的重要性，“通货积财，富国强军”“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同时，他又强调精神道德方面的重要性：“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四维：礼、义、廉、耻)(《管子-经言-牧民第一》)
齐桓公心悦诚服，颇有相见恨晚之感，用隆重礼仪聘任管仲为上卿，拜他为宰相，并尊其为“仲父”。
管仲与齐桓公，从生死冤家变成同心协力的君臣，这不能不说是春秋政坛的一个奇迹。
奇迹的产生，靠的是什么?除了管仲自身的能力之外，便是知交好友鲍叔牙始终如一的保护和举荐。
这就是传颂千古的“管鲍之交”。
他早年与鲍叔牙合伙做生意。有伙计发现，分红分钱时管仲那一份总比鲍叔牙多，便告诉鲍叔牙。鲍叔牙说，他家穷较困难，多分点是应该。
他早年也当过兵、上过战场，但一有危难，他见势不妙，就先溜回家。很多人都说管仲贪生怕死，是胆小鬼。鲍叔牙便替他解释说：他不是胆小鬼。他家有老母，他如果死了，谁来照顾老人?
他从政也颇为曲折，一开始就选错了人、站错了队。
管仲之所以能死里逃生、咸鱼翻身，全依仗鲍叔牙。千古传颂的“管鲍之交”，也是管仲的传奇性之一。
管仲的传奇性之二，是物质层面的。他善于用商品流通手段克敌制胜。
齐国地处山东半岛西部，遭南北两大强敌的夹击：北边是北狄山戎，南边是荆蛮楚国。
管仲提出不可两面出击，先击退北狄山戎，再回头对付楚国。
他针对山戎小国盛产锋利刀剑，便以高价收购。这样一来，对山戎产生两个致命的后果：一是武器储备几乎被收购一空;二是农夫为求厚利，全去锻造武器，误了农时，收成几无。
管仲一看时机到了，便下令封锁边境，一粒粮食也不许运出，否则以资敌论罪。山戎民心慌慌、军无斗志。管仲便乘机举兵进击，山戎大败，逃向北边大漠。
此战彻底消除北狄山戎的边患。连看不起管仲的孔子(说他“不知礼”)，也不得不承认：“微管仲，吾皆披发、左衽矣。”意思是：“如果没有管仲，我们全都变成披发左衽的夷狄了。”(汉族上衣开右衽，夷狄开左衽。)
击败了北狄，管仲用同样的贸易战手段对付南边强敌楚国。
楚国地广物丰，云梦一带盛产山鹿与茅草。管仲以高价收购这两种特产。楚民为获取连做梦都没想到的高利润，放下农活，将大量山鹿与茅草贩运入齐国。当粮食严重欠收时，管仲便封锁齐、楚边境，迫使楚向齐国高价买粮救民，且不得不低下高傲的头，与中原诸列国共尊齐桓公为“霸主”。
而齐国因高价收楚国山鹿与山茅两样特产，国库自然亏空不少。齐桓公担心无力支付朝见周王、与诸侯会盟的庞大开支，向管仲问计。管仲早已盘算好了，於是妙计叠出。
《管子-轻重丁-第83》记载了管仲的两个理财的计谋：“石壁谋”与“青茅谋”：
其一、“石壁谋”。
管仲说：“主公，请下令招聘一批玉匠，将齐地的甾(上加‘草’)石，按标准雕制成一块块的石璧，一尺长的定价一万钱，八寸的定价八千，七寸的定价七千，珪璧定四千，大孔璧定五百。”定名为“石破天惊”璧。
各种不同规格、价钱的石璧完成之后，管仲西行来到洛阳，朝见周天子。管仲说：“我国君主打算率领诸侯们前来朝拜先王的宗庙，一者可以观摩学习周礼，二者也能为大王助威。”
天子满心欢喜，一口答应。
管仲又说：“请大王发令，凡是来朝拜先王宗庙的诸侯，都必须带上齐国的‘石破天惊’璧，作为献给大王的贡礼，否则，不准入朝。”
天子便向列国发出了号令。诸侯们一般很少有机会参观朝拜天子先王的宗庙，机会难得。于是，诸侯们都载着黄金、珠玉、粮食、彩绢和布帛，纷纷赶到齐国，争着抢购“石破天惊”璧。就这样，齐国的石璧流通于天下，天下的财物流归于齐国。齐国富得流油，连续8年没有征收赋税。
其二、菁茅谋。
齐桓公认为周天子财用不足，向诸侯征赋税也都不服从，问管仲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
管子回答说：“长江、淮水之间，出产一种三条脊梗直贯到根部的茅草，名叫菁茅。可先让周天子派人将这一带看守起来，再通令天下，说周天子要到泰山祭天，凡随天子去祭天的，都必须携带一捆菁茅，作为祭祀之用的垫席。没有菁茅的，不得入内。
诸侯是没有资格祭天的，所以机不可失，谁都愿意去。诸侯们便纷纷装载黄金赶来，争先恐后地去江淮产地抢购。菁茅的价格一时上涨了十倍，一捆可以卖到百金。天下的黄金就像潮水般流入周朝国库。周天子三天之内卖茅草的钱，足够他花销几年。此事办成之后，周天子一连七年都没向诸侯索取贡礼。
管仲商人出身，打这种小算盘以得到大利润，对他是熟门熟道。
他更大的作为是发展工商业。为此，他可谓挖空心思，用尽一切办法，制定了很多优惠条件，包括车马、粮草、住宿等诸多方面，以吸引列国商人。他甚至用官方名义开办妓院(历代官、私青楼妓馆都尊管仲为“祖师爷”)。
管仲任宰相四十年间，齐国工商业极大发展，临淄成为当时最为繁荣的商业大城市。街头车水马龙，商人摩肩接踵。
管仲在内政外交上也都卓有成就。他对内发展工商、渔盐、冶铁，按照土地的好坏来征收租赋，力避“贫富悬殊”。他举贤任能，制定选拔人才的制度。对外推行“尊王攘夷”的策略，拥护周天子，“挟天子以令诸侯”，与各诸侯国会盟，实现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作为春秋最为杰出的政治家，管仲一生的传奇，当然不止是上述这些。可以说，他从一介贫士登上宰相高位，本身就是个传奇。
管仲早年虽与鲍叔牙义同金兰之谊，却也站错过队、认错了人，差一点丢了性命，后历经政坛风雨的历练，晚年已十分娴熟、老道，别具识人之眼力。
他临终时，齐桓公问：“仲父还有什么要交待的?”他推荐了可接他相位的人才，又提醒桓公说，主公身边的“三贵”——竖刁、易牙、开方——实为三个小人，不可再用，应将其除掉，以绝后患。
桓公没听他的，认为竖刁从小入宫、对他尽心服侍;易牙善烹饪、做得一手好菜;开方是卫国公子，将卫国两位公主——卫长姬、卫少姬献给他。桓公只将三人赶走(半年后又都让他们回来)。到了桓公年老病重，三人与卫公主勾结，废立太子。桓公完全被此“三贵”所控制，最后甚至得不到饮食，终为其所害，死得很惨。一代霸主，竟不得善终，只因为没有听管仲临终的谏言。
当然，管仲也不是天才。无论经商、从军或从政，他也一再失败过。
不过，鲍叔牙都一再为他辩护，认为不是他能力不足，而是“运气”未到。当管仲辅佐公子纠失败、死到临头时，鲍叔牙不仅力保他免遭一死，甚至将相位让给他，使他辅佐原先的政敌齐桓公，终成一代霸业。
管仲对鲍叔牙始终心存感激，一再对人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牙也。”
常言“人无完人，金无足赤”。管仲也非完人。他为人所垢病的是贪图享受、生活奢侈。他建了豪华的官邸与豪宅，内有“反坫”、“三归台”、妓院等游乐场所。(“管仲富拟于周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史记·管晏列传》)
“三归台”，是三座高台，供观赏游玩之用。“反坫”，堂屋两柱间设有土台，供放置酒器之用。依周礼，诸侯才有“三归”和“反坫”。管仲只是卿大夫，不应享有。
(“三归”，妇人出嫁曰“归”。管仲娶三姓之女，故曰“三归”。)
所以，主张“克己复礼”的孔子便说他“不知礼”。孔子为此还批评他不节俭、过于奢靡。《论语·八佾》：或曰：“管仲俭乎?” 子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有人问：“管仲节俭吗?”孔子说：“管氏有‘三归’，官务不管，怎能是节俭?”)
评价历史人物，我们完全不必“为贤者讳”，更不能把他的毛病也说成优点。然而，遭孔子指责的管仲之所以仍然为齐人景仰(“齐人不以为侈”)，更成为诸葛亮等有大志于天下之人心中的典范，总有其非常人不可及之处吧?
他确实有杰出的治国之才，在长达四十年为相期间，让齐国强大起来，让齐民过着较前富足的日子，除了孔子、孟子对他有“不知礼”“不节俭”的非议之外，历朝历代凡有宏图大志的人，从诸葛亮到魏征、从李白到苏东坡，哪一位不是以他为善于“治国”的典范而顶礼膜拜?这也许是所谓“一美遮百丑”吧。
管仲的治国理念及实践，在春秋初的齐国获得巨大成功，赢得广泛的赞誉，影响巨大而深远。到了春秋末年，其道德层面——“礼义廉耻”四维——为孔子所吸收，发展成为“儒家”的“仁义”伦理;到了战国末年，其法制方面为“稷下学派”的荀子(稷下学宫三届“祭酒”，相当于今之校长)所吸收，“寓法于儒”，发展为韩非子为代表“法家”思想。
诸子百家中，管仲应归于哪一家?
严格说来，管仲哪家也不是，属于杂家：他既非纯儒家(儒家轻视物质生产，片面强调礼制与人伦道德)，亦非纯法家(法家轻视道德教化，片面强调法制、刑律)。管仲是“儒、法兼融”、物质与精神并重的。他的思想既是儒家的源头之一，也是法家的滥觞之一。
(二)《管子》其书：
《管子》原有86篇，至唐代佚失10篇，今存76篇，是以齐国稷下学宫中“管仲学派”家为主兼及其他各家各放思想的著述总集。内容涉及哲学、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历数、舆地、农业等，几乎囊括了春秋战国到秦汉之际各家思想及各学科的知识。
《管子》一书不是管仲写的。
现代学者认为，春秋时没有私人著作(罗根泽《诸子考索》)。管仲也不像孔子与墨子，当过老师，身后有学生为他们记录、编纂生前言论。(《论语》有“子曰”，《墨子》有“子墨子曰”，都是学生对老师的尊称。这些《管子》都没有。)
因此，晋代傅玄说：“管仲之书，过半便是后之好事者所加。”他还承认有一半是管仲的。到了宋代，朱熹干脆认为《管子》“非管仲所著”。理由是管仲根本没闲功夫著书。写书者都是些“不见用”、闲着没事干的人。
那么，《管子》一书其真正的作者又是谁呢?它总不会与管仲一点瓜葛也没有吧?
我们先看它流传的脉络。
最早提到《管子》一书的是韩非子。他是荀子的学生，是齐国“稷下学宫”的高材生。他在《五蠹》篇中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可见战国末年，《管子》一书已广为流传，境内之民几乎家家都有。
到了汉代，读《管子》的学者就更多了。司马迁《史记-申管列传》：“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详哉其言也。”到汉成帝时，刘向受命整理古籍，也包括《管子》。他在《管子叙录》中说，从564篇中，删定为86篇，成为《管子》的母本。
这86篇中，《经言》中的《牧民》《形势》《权修》《乘马》是记录管仲言论的，为管仲遗说;《大匡》《中匡》《小匡》为记录管仲行迹的。这两部分有关管仲言行的记录，应产生于春秋时期。其他部分则属于杂说，应产生于战国到西汉年间。
顾颉刚认为《管子》应是属“稷下丛书”性质。冯友兰认为是“齐国稷下学者的著作总集”。郭老认为：“《管子》一书乃战国、秦、汉文字总汇。秦汉之际诸家学说尤多汇集于此。”
我认为，《管子》为稷下学者丛书一说较为可信。管仲是齐之名相，居相位41年，影响深远。“稷下学宫”乃齐桓公霸业继承者齐威王创办的“官学”，推崇管仲治国理念是必然的。(据郭老的考定：《管子·弟子职》篇当是稷下学宫的学生守则。)
郭老之“战国、秦汉文字总汇”说过于宽泛：战国曾风行杨、墨，秦尤重法家，汉初则崇黄老，武帝时尊儒。但郭老也说出《管子》一大特征，那就是“杂”，取杂家之说：既有道家、法家，又有治国、理财;既有阴阳五行，又有用兵之道。此外，还有天文、地理、水利、医农等等。
管仲的哲学思想，以道家为核心。这已是学界共识。《汉书-艺文志》将《管子》列为道家，恐亦据于此。
管仲的政治思想，历代学者大都将其作为法家。他又有其特点，属“齐法家”。他将儒家的“德治”与法家的“法治”结合起来，“以儒入法”，独树一帜。
管仲的经济思想是《管子》一书的重心，共有二十余篇涉及经济，占全书近三分之一。其目标是“富国富民”：“民富君无与贫，民贫君无与富。”其前提是发展生产，重农而又不轻商。管仲在分配上也表现出极其难得的“均齐贫富”的理想，主张国家轻征薄敛、“均分地力”、与民“分货”。
可以说，《管子》一书是齐国稷下学府“管仲学派”的结晶，也是“齐文化”的精华所在：政治上选贤授能，经济上农、商并重，思想上道、法、儒兼融，学术上更是兼收并蓄，成为道、法、儒、阴阳、名、兵、农等诸子百家思想的荟萃。
郭老在建国初的五十年代，花了两年多时间，完成《管子集校》百万字以上的巨著。他一丝不苟，反复诵读，使之成为《管子》校释方面的集大成之作。他自然也是为了“古为今用”，使这部名著对新中国有所裨益。当时，他人在高位、身兼数职，且已是五十多岁的老人了。这种精神与使命感是很了不起的。
(三)毛主席谈管仲：
一个颇为奇怪的现象：一代伟人毛主席纵论古今人物，却对“春秋第一宰相”管仲谈得很少，今见记载的只有两三处之多。
一处是早年学生时代，以“二十八画生”征友，应者仅罗章龙一人。毛大为欣喜，嘱罗章龙以后常见面，还说：“愿结管鲍之谊。”
罗章龙写了一首诗《定王台晤二十八画生》：
“白日东城路，嫏嬛丽且清。
风尘交北海，空谷见庄生。
策喜长沙赋，骚怀楚屈平。
风流期共赏，同证此时情。”
1918年4月，毛组织新民学会会员在长沙北门外平浪宫聚餐，为罗章龙去日本留学饯行。
毛用‘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写诗一首相赠，题为《送纵宇一郎东行》(罗之化名)：
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
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洞庭湘水涨连天，艟艨巨舰直东指。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平浪宫前友谊多，崇明对马衣带水。东瀛濯剑有书还，我返自崖君去矣。”
毛主席择友向来很严，用管仲和鲍叔牙为喻表达心愿，可见他对罗章龙的认可与看重。纵观伟人一生，主动欲结“管鲍之谊”的，仅罗章龙一人而已。
另一处是建国后，部队复员军人效管仲、诸葛亮“屯垦戍边”。
1955年元旦，他在与王震讨论退伍军人的安置问题时说：“可以组织屯垦戍边嘛。中国古代就有屯垦制，管仲搞过，诸葛亮在汉中也搞过呢。开荒就业，治疗战争创伤，巩固边疆，应该是个好办法。”
还有一处是，新中国成立之初，1949年，我们党坚决查处了贪污公款的刘青山和张子善。当时，毛泽东说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会是这样。”
以上三处也都只是就事论事，一是赞赏“管鲍之交”，二是军队“屯田垦荒”(新疆建设兵团和北大荒兵团就是从中借鉴办起来的。)三是谈“回维不张，国将不国”。毛主席并未对管仲有总体评价。
为什么?大概有两个原因：
一是独特的历史观。毛认为“史识”就是要善于辨别风向(读刘晌——晌字右为句——《旧唐书-刘子玄传》)：“唐朝有个刘知几，是个历史学家，主张写历史的人要有三个条件：才、学、识。他说的识，就是辨别风向问题。”
他运用辩证唯物史观来评价历史人物，就往往得出与众不同的评价，如对秦始皇与孔子：“我这个人比较有点偏向，就不那么高兴孔夫子，看了说孔夫子是代表奴隶主、旧贵族，我偏向这一方面，而不赞成孔夫子是代表那个时候新兴地主阶级。”(1968年10月在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式的讲话)“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分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
秦始皇与孔夫子，区别在于统一与复古。
还有对商纣王，看法也与历代史学家的俗见不同：“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错误的，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1958年11月读书后谈话)他对反对纣王的比干、箕子、微子看法都不好：“他这个国为什么分裂了?就因为这三个人都是反对派。而微子最坏，是个汉奸。他派两个人作代表到周朝请兵。”(1959年6月与吴芝圃等人的谈话)。
区别也在于统一与分裂。
落实到管仲身上，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表奴隶制的周王朝已无可挽回地走向灭亡。这个时侯，管仲提出“尊王攘夷”显然有些不合时宜(春秋时“王”只有周王，其余的都是“诸侯”，最高爵位是“公”。至战国诸侯才纷纷称“王”。)历史观保守的孔夫子就特别强调“华夷之变”。
从历史大趋势上看，谁能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谁能走向封建制，统一天下，谁就是符合时代潮流。显然，管仲做了些法家式的改革，特别在土地分配上，但还不彻底，未能让齐国实现统一天下的目标。所谓“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只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另一种夸张的说法，并未真正“一匡天下”。在这点上，连孔子都说他“器小”，只是称“霸”而未能称“帝”，留到三百年后的秦始皇来完成。
不过，这也许是时代的原因而非个人的能力。虽说“春秋无义战”，但春秋时列国还是尊周天子为“共主”的，谁也不想当“乱臣贼子”、挨后人唾骂，能“挟天子以令诸侯”、争得“霸主”地位就无尚荣光了。整个春秋时期，“五霸”敢于向周天子“问鼎”也只有楚庄王一人。
(关于春秋五霸的说法，大体有两种：其一，《史记索隐》等认为是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其二，《荀子》认为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
“攘夷”也有二重性：好的一面是保护中原百姓的安全及经济的发展，不好的一面是隔绝民族间的交往与融合。统一则必然走向民族的融合。
四方的所谓“夷”本都是华夏民族的一部分：黄帝本属北狄，尧舜皆是东夷，南蛮百越是蚩尤、大禹，西戎则衍生周之姬、姜。孔子的“华夷之辨”是一种不利于统一的狭窄的历史观。管仲的“尊王攘夷”也大致如此。
第二个原因是纯属个人的品行。毛主席一再强调“观人要看大节”(读司马光《资治通鉴-汉纪》)，对管仲也不会例外。
尽管管仲宣称：“四维不张，国必灭亡”。但这是说给别人听、要别人去做的，自己并不想照此执行。就像蒋介石开展“新生活运动”，提倡“忠孝仁爱”，自己却一样也没有。不“抵抗主义”，哪来“忠孝”?杀人无数，何谈“仁爱”?
“四维”是什么?“礼、义、廉、耻”。管仲个人同样也一样没做到。
先说“礼”。他生活奢侈，有些甚至等同并超过齐桓公。所以孔子说他“不知礼”，没说他“无礼”还是客气的。
再说“义”。管仲本是辅佐公子纠的。按儒家要求，主子败亡，你没殉死，已是不够仗义，后来而转向辅佐政敌公子小白——齐桓公，更是大不义。孔子讲“仁”，孟子讲“义”。孟子是宣传“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的，难怪一提起管仲，总是一脸不屑。
再说“廉”。为官前，他与鲍叔牙合伙做生意，家穷出资少，本应少分却多分。平日里偷偷摸摸占点小便宜事也不少。为官后特别是当了宰相后，生活奢华、几无节制。相府里“三归台”“坫台”都越轨，甚至连妓院都开了。“廉洁”“廉政”对于管仲而言，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最后说“耻”。为发展工商业，利用一切经济手段无可厚非，但为招揽列国富商，大开官办妓院就不算是“知耻”的行为了。
妓院残害底层妇女，历来为人垢病与痛恨。中外皆有，台湾叫“无烟囱工业”，日本叫“歌舞伎町”，荷兰等西方叫“红灯区”，赚的都是不干净的钱。但妓院却屡禁不绝，全因主政者“鲜廉寡耻”。
北京刚解放，一夜毛主席乘车外出，见妓院门口老鸨当众毒打不愿接客的雏妓，极其愤怒。当即命令市长彭真、公安部长罗瑞卿连夜取谛全市所有的妓院。一夜之间，224家妓院关门，1200多名妓女得到解放，由8处教养所收留。
管仲得了个妓院“祖师爷”不光采的称号，自然更是得不到毛主席的肯定的。
毛主席很重视人的品格修养，赞扬“临大节而不亏”。而“礼义廉耻”，“国之四维”，都是大节。
不能不承认，除了不能辅助齐桓公成为统一天下的“共主”而只是独霸一方的“霸主”之外(《论语·八佾》：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大节上是有亏的。他自然不能像墨子一样得到伟人的喜爱和高评。
(四)《管子》说石
1、经言-形势第二：
山高而不崩，则祈羊至矣;渊深而不涸，则沉玉极山矣。
【注】
祈羊，用羊祭祀。
沉玉，用玉祭祀。
【释】山虽高而不崩塌，因用羊祭祀之故;潭渊虽深而不干枯，全靠用祭玉沉于水中之故。
上古先人持“泛神论”观点，山川皆有神，常用羊祭山、用玉祭江河(祭时将礼玉抛于水中，故称“沉玉。”)
2、外言-宙合第十一：
“毋迩其求”，言上之败，常贪于金玉马女。
【注】毋，不要。迩，近。
【释】别接近你的欲望、祈求。此言的意思是，主上的失败，常过于贪欲那些金银、宝玉、骏马、美女。
3、外言-枢言第十二：
王主积于民，霸主积于将士，衰主积于贵人，亡主积于妇女珠玉。故先王慎其所积。
【注】
王主，行王道之君主。
霸主，行霸道之君主。
衰主，衰落之君主。
亡主，败亡之君主。
【释】
行王道之君主，聚集的是民众。
行霸道之君主，招集的是将士。
衰落之君主，收罗的是显贵。
败亡之君主，搜集的是美女珠玉。
4、外言-枢言第十二：
国有宝、有器、有用。城廓、险阻、蓄藏，宝也;圣智，器也;珠宝，末用也。先王重具宝器而轻其末用，故能为天下。
【注】
宝，宝藏。
器，器度。
用，财宝。
【释】
国家有宝藏、有器度、有财用。城廓、关隘、藏粮，是国之宝藏;圣贤智慧，是国之器度;珍珠宝玉，才是最末的用途。先王看重国之宝藏、器具而看轻珠玉，所以能治理天下。
5、外言-八观第十三：
故曰：时货不遂，金玉虽多，谓之贫国也。故曰：行其山泽，观其桑麻，计其六畜之产，而贫富之国可知也
【注】
时货，适时的货物。
不遂，不顺畅。
六畜，牛马羊、猪犬鸡。
【释】
所以说，四季货物不流通，金银宝玉虽多，也当它是穷国。所以说，巡行一国的山林湖泊，观察它的桑麻，计算它六畜的产量，国之穷富就知道了。
6、外言-法法第十六：
故赦者，奔马之委辔;毋赦者，痤疽之砭石也。
【注】
赦，赦免。
娈辔，脱缰。
痤疽，痈。
【释】
所以说赦免罪犯，如同奔马脱去缰;不赦免，则如同痤痈用砭石医治。
管仲是不赞成赦免的，认为有小利而有大害，后患无穷。
7、外言-法法第十六：
蹈白刃、受矢石、入水火，以听上令。
【注】
矢、石，箭、石。
【释】
百姓踏着刀刃、冒着箭石、赴汤蹈火，听从君上的命令。
8、内言-小匡第二十：
管子对曰：“士农工商，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
【注】
石民，柱石之民。
杂处，混杂居住。
【释】
管子答道：“士农工商，国之柱石，不可让他们混杂居住。”
管仲的意思是，四民各有专工，一混住不便管理，互有干拢。
9、内言-霸形第二十二：
大钟鸣，桓公视管仲曰：“乐夫，仲父?”管子对曰“此臣之所谓哀，非乐也。臣闻之，古者之言乐于钟磬之间者不如此。言脱于口，而令行于天下;游钟磬之间，而无四面兵革之忧。”
【注】
钟，编钟，铜铸。
磬，编磬，磬石制。
【释】
大编钟鸣响，桓公瞧着管仲问：“快乐吗，仲父?”管仲答道：“这正是臣感到悲哀、而不是快乐之处。上古之人所说乐于钟磬之间，不是这样的。一言既出，令行天下;游乐于钟磬之间，而四面无兵革战乱之忧。”
管仲的意思是提醒桓公还不到玩乐的时候。
10、短语-侈靡第三十五：
故贱粟米而如敬珠玉，好礼乐而如贱事业，本之始也。珠者，阴之阳也，故胜火;玉者，阳之阴也，故胜水。其化如神。故天子臧珠玉，诸侯臧金石，大夫畜狗马，百女生臧布帛。
【注】
本之始，人的本性一开始(便如此)
臧，藏。
【释】
所以(人)轻贱粟米而敬重珠玉，喜好礼乐而看轻本业。这是人性的初衷。珍珠，生于水，属阴，又有阴阳面，阴之阳。水能胜火;玉生于山，属阳属火，又有阴阳面，阳之阴，火能胜水。其变化有神通。所以天子藏珠玉，诸侯藏金石，大夫养狗马，百姓藏布帛。
这里管仲从人的本性爱好出发，提出他的“侈靡”观，认为侈靡不是什么坏事，越尊贵的人收藏越高级。
珠玉变化如神的说法当然是没影儿的事，但从经济角度看，“侈靡”能刺激消费从而促进生产，却也有一定道理。
总的看，上层贵族的侈靡却是社会的疽痈，必带来灭国亡身之祸。
11、短语-侈靡第三十五：
辱知神次者，操牺牲与其圭壁，以执其?(上部为“口口”，下部为宝盖下一“斗”)，家小害，以小胜大。
【注】
辱，通蓐，训为厚。
?(，上部为“口口”，下部为宝盖下一“斗”)，酒器。
家，通嫁，训为转移。
圭，上有尖顶的长方型礼玉，一般表示身份，后代或演变为奏板。
璧，圆型，形薄，中有圆孔。
【释】
深知神之次序者，操持献祭的牛羊猪与圭璧，手执酒器，转移小祸害，胜似成大祸害。
12、短语-白心第三十八：
道之大如天，其广如地，其重如石，其轻如羽。民之所以，知者寡。
【注】(略)
【释】
道之大如天宇，其广如大地，其沉重如石头，其轻飘又如羽毛。
13、短语-水地第三十九：
(水者)集于天地而藏于万物，产于金石，集于诸生，故曰水神。
【注】(略)
【释】
水聚集于天地间，藏于万物之中，产生于金石之内，汇集于诸种生命体内，所以说水有神。
14、短语-水地第三十九：
夫玉之所贵者，九德出焉。
夫玉温润以泽，仁也。邻以理者，知也。坚而不蹙，义也。廉而不刿，行也。鲜而不垢，洁也。折而不挠，勇也。瑕适皆见，精也。茂华光泽，并通而不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清搏彻远，纯而不杀，辞也。
是以人主贵之，藏以为宝，剖以为符瑞，九德出焉。
【注】
邻，当作粼，清澈。
蹙(音促)，皱，屈折。
廉，清正。
刿(音贵)，刺伤。
瑕适，瑕疵。
精，通“情”，诚实。
搏，当作“扬”。
杀，当作郗(左下布为“郁”)，杂错，混乱。
辞，郭沫若：治也，理也，谓条理也。
【释】
玉之所以可贵，表现有九德：
温和而润泽，是仁爱;
清沏而有纹理，是智慧;
坚硬而不屈折，是义气;
廉正而不伤人，是品行;
鲜丽而无污垢，是纯洁;
可折断而不屈挠，是勇敢;
瑕疵全都显现，是诚实;
茂华而有光泽、相通而不相欺凌，是宽容。
叩击，声清扬而远闻、音纯正而不杂乱，是条理分明;
所以，君主对玉很珍贵看重，收藏当宝贝，剖开作为神符祥瑞。全因为玉有九种品德。
管仲是春秋初提出“玉有九德”的第一人：“仁、智、义、行、洁、勇、诚、容、理”。春秋晚为孔子所继承与发扬，发展为“十德”“十二德”“十三德”(把五行——仁、义、礼、智、信)——凑齐了)
管仲“九德”之功，功不可没。后来的“君子比德于玉”也源于此，为玉文化的精神内含作一高度概括的总结。他在石文化史上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15、短语-五行第四十一：
睹庚子金行御，天子攻山击石，有兵作战而败，士兵，丧执政。
【注】
睹，遇上。
庚子，庚子日。
金行御，按金之行事(五行之一)。
攻山，开山。
击石，炸石开矿。
【释】
遇到庚子日，应按金之行来行事。如果天子开山挖矿，出兵作战就会失败，士兵死亡，执政的人也丧失了。
16、杂篇-禁藏第五十三：
(纣王)驰猎无穷，鼓乐无厌，瑶台玉圃不足处，驰车千乘不足乘，女乐三千人，钟石丝竹之音不绝。
【注】
瑶台，传说西王母居所，瑶玉筑的高台。在昆仑山。
玉圃，玉装饰的花圃。
钟，编钟;石，编磬。
丝，弦乐，如琴瑟;竹，管乐，如笙箫。
【释】
(纣王)游猎无穷止，对鼓乐不感厌倦，瑶台玉圃也不足他居住，车马千辆不够他乘坐，女乐三千人，钟石丝竹之音不绝于耳。
17、杂篇-地员第58：
磊山白壤18施，百二十六尺而至于泉，其下骈石，不可得泉。
【注】
磊山，石头山。
白壤，白膏泥。
施，“管仲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18施，126尺。
骈石，相连的大石头。
【释】
石头磊磊的山土，白泥下挖126尺，可挖到泉石。但下面如有大石头相连，则不可能挖到泉水。
这是关于掘井挖泉的农田事。
18、管子解-形势解第64：
渊者，众物之所生也，能深而不涸，则沉玉至;主者，人之所仰而生也，能宽裕纯厚而不苛忮，则民人附。
【注】
渊，深渊，深潭。
沉玉，将祭祀的礼王沉入水中。
忮，忌恨，嫉妒。
【释】
深渊之潭，众物所生之处，能渊深而不干涸，才有祭玉沉入潭中。君主是万民景仰而赖以生存的人，能够待人宽容仁厚，而不严苛忌恨，黎民百姓就会归附。
19、管子解-形势解第64：
乱主之动作失义理、号令逆民心，诛杀不当其罪，赏赐不当其功。故虽用牺牲、圭璧祷于鬼神，鬼神不助，天地不与，举事而有祸。故曰：“牺牲圭璧，不足以享鬼神。”
【注】
乱主，昏庸君主。
牺牲，献祭之牛羊猪。
【释】
昏庸之主行为丧失正义公理，号令违背民心，诛杀罪不当死，赏赐又不符合其功劳。所以虽也献祭三牲、圭璧给鬼神，鬼神不相助，天地不赐予你，举办事情便有祸。所以说：“牺牲圭壁，也不足以享受鬼神的保佑。”
20、管子解-形势解第64：
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厌人，故能成其众;士不厌学，故能成其圣。
【注】(略)
【释】
海不拒绝水，所以能成为大海;山不拒绝土石，所以能成为高山;明君不厌恶人，所以能众望所归;士子不厌恶学问，所以能成为圣人。
21、管子解-立政九败解第65：
人君唯好金玉货财，必欲得其所好，然则必有以易之。所以易之者何?大官尊位，不然则尊爵重禄也。如是则不肖者在上位矣。。。。。。故曰：“金玉货财之说胜，则爵服下流。”
【注】(略)
【释】
君王如只爱好金玉财宝，一是希望获得它，也就一定拿别的换。用作交换的是什么?大官尊位，要不就是爵位厚禄。这一来那些不三不四的家伙便身居高处。。。。。。所以说：“只爱好金玉财宝的说法点了上风，则占据高爵位者全是下流人。”
22、管子轻重-国蓄第73：
玉起于禺氏，金起于汝汉，珠起于赤野。东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绝壤断，舟车不能通。先王为其途之远，其至之难，故托用于其重：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
【注】
禺氏，古月氏，新疆境内，产玉著称。
汝汉，汝水、汉水，盛产黄金。
赤野，不详其地，或广东合浦一带，丹霞地貌，盛产珍珠。
刀布，刀形钱币。
【释】
宝玉产于月氏，黄金产于江汉，珍珠产于合浦。东西南北距周朝七千八百里，水陆断绝，舟车不通。先王因其路途遥远，到达很难，所以就借用其贵重，以珠玉为上等货币，以黄金为中等货币，以刀布币为下等货币。
23、管子轻重-山权数第75：
桓公曰：“善。吾欲行三权之数，为一之奈何?”
管子对曰：“梁山之阳绩(右旁为‘青’)细(右旁为‘西’)、夜石之币，天下无有。”
【注】
山权，疑为“三权”。三权：天、地、人三权，统称国权，即君权。
阳绩(右旁为‘青’)细(右旁为‘西’)，当作“倩(上加‘草’)茜”，梁赤草。
夜石，掖石之误，山东掖县与莱阳接壤。这一带盛产莱阳石，石有色泽，石质软，可雕为器物。古人或以石为币。
【释】
桓公说：“很好，我想实行‘三权’之数，该怎么办?”
管仲回答：“梁山之南坡出产倩(上加‘草’)茜草，掖县出立必莱阳石做的货币，天下无有。”
三权之数，是指君主用国家权力，根据不同情况实行“天、地、人”三权，采取平衡物价措施：丰年、灾年都要储备粮食以控制物价;铸造货币，平抑物价，防止贫富悬殊。
所以桓公表示愿意实行，问管仲具体乍办?管仲指出梁山有染织的茜草、掖县有可作货币的莱阳石，得天独厚，有何不可以办成的?
24、管子轻重-地数第77：
桓公曰：“地数可得闻否?”
管仲指出地之东西南北距离有多少，出铜的山有多少、出铁的山有多少。下面旁征博引，上古明君贤相怎么做的?其中提到黄帝与伯高君臣的一段对话。
黄帝曰：“吾欲陶天下而以为一家，为之有道乎?”伯高对曰：“请刈其莞而树之，吾谨逃其蚤牙，则天下可陶而为一家。”黄帝曰：“此若言可得闻乎?”伯高对曰：“上有丹砂者下有黄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铅、锡、赤铜，上有赭者下有铁。此山之见荣者也。苟山之见荣者，君谨封而祭之。”
【注】
地数，地理条件;数，治理的方法
莞，草名。
树，树立标志为界。
蚤牙，爪牙。
慈石，净磁土。
陵石，有棱角之石。
赭，赤土。
【释】
黄帝问：“我也想一统天下，有办法吗?”
伯高答：“请将莞草割了，树立界限，小心避开那些爪牙，天下便可合为一家。”
黄帝说：“能具体说我听吗?”
伯高答：“上有丹砂的下有黄金;上有磁石土的，下有铜金;上有陵石的下有铝、锡、赤铜;上有赭石的下有铁。这些都是山能见到的矿苗。”
伯高说的避开“爪牙”，就是指金属矿产可制造武器，是盗贼的爪牙帮凶。控制住矿藏，天下就太平了。
25、管子轻重-揆度第78：
管子曰：“善为国者，如金石之相举，重钧则金倾。故治权则势重，治道则势羸。”
【注】
揆度，治理的标准。
金石，金，黄金;石，量器，古代一石，120斤。
钧，三十斤，四钧为一石。
羸，病弱。
【释】
管子说：“善于治国的，将黄金和石秤锤放在天平上。石称锤一边加重了，黄金一边必倾斜。所以用权变之术治国则国势强，用一般平庸之道治国，则国势弱。”
26、管子-轻重甲-第80：
桓公曰：“四夷不服，恐其逆政府游于天下而伤寡人。寡人之行为此有道乎?”
管子对曰：“。。。。。。禺氏不朝，请以白璧为币乎!昆仑之墟不朝，请以谬(左为玉)琳、琅轩(左为玉)为币乎!。。。。。。”
【注】
四夷，东夷、西戎、南蛮、北狄。
谬(左为玉)琳、琅轩(左为玉)，皆美玉。
【释】
桓公说：“四夷不来朝见，我担心他们违逆的风气漫延于天下而伤害寡人。寡人有办法对付否?”
桓公对答：“月氏不来朝贡，请以白璧作货币;昆仑那一带不来朝见，请以那里出的美玉作货币。”
管仲的意思是只要将在当地不值钱的白璧、美玉当货币，八千里外的月氏、昆仑(酋长)就都会来朝拜了。
27、管子-轻重丁-第83：
桓公曰：“寡人欲西朝天子而贺献不足，为此有数乎?”
管子对答：“。。。。。。因使玉人刻石而为璧，尺者万泉，八寸者八千，七寸者七千，圭中四千，瑗中五百”(下略，详见“管子其人-石璧谋”。)
以上是管仲为齐桓公筹划的两大贸易奇谋之一：石璧谋。(另一奇谋是为周天子祭泰山聚财的菁草谋。)
【注】略。
【释】
齐桓公担心西行朝见周天子并与诸侯会盟开销太大、经费不足。
管仲为他谋划计策，提出请玉匠将临淄独有的甾石雕刻成朝见用的各种规格不同的圭、璧。大小规格不同，价钱也各有差别。
等一切筹备好了，管仲便先去朝见周天子，说明理由，请天子发布命令：“凡要参加朝见的，都必须有齐国的礼玉，否则不得入朝。”
这一来，各国诸侯便纷纷驾着车马，带着黄金、珠宝、五谷、布帛与泉币，到齐国换取礼玉。齐国礼玉流布天下，天下财上勿流向齐国。齐国八年不用收赋税。
28、管子-轻重已-第85：
以冬日至始，数四十六日，冬尽而春始。天子东出其国四十六里而坛，服青而挽(左为‘丝’)青，措(右为‘晋’)玉总，带玉监，朝诸侯卿大夫列士，循于百姓，号曰祭日，牺牲以鱼。
【注】
冬日至，冬至。
而坛，设坛。
玉总，总，古本作忽(左加‘手’)，皆‘忽’之讹，即‘笏’，玉笏。
措(右为‘晋’)，插。
监，同鉴，玉镜。
【释】
从冬至开始，共四十六天，冬尽而春始。天子东出离国都四十六里，设置祭坛，服青色衣裳，戴青色冠冕，插玉芴，带玉鉴，召见诸侯卿大夫列士，宣示百姓。称为祭日，用鱼作祭品。
轻重已-第八十五一篇所述并非治国理政之“轻重”，而是四季时令之祭祀。依四季不同，周天子离开国都举行春、夏、秋、冬之祭，服色、日数、距离各不相同：
冬祭服黑色，从冬至开始，四十六日，插玉笏，带玉鉴;
春祭服青色，也是九十二日，距九十二里，用玉不详;
夏祭，服黄色，四十六日，距四十六里，用玉不详;
秋祭，九十二日，距一百三十八里服白：“服白而挽(左为‘丝’)白，措(右为‘晋’)玉总，带锡监，吹埙篪之风，凿动金石之音，朝诸侯卿大夫列士，循于百姓，号曰祭月，牺牲以彘。”
【注】
埙篪，上古乐器，埙土制，篪竹制。
凿动，击打。
金石，钟磬。天子编钟、编磬九套。
彘，猪。
四季之祭，春夏秋冬，分别祭日月星辰，春祭祭日，夏季祭星，秋祭祭月，冬祭祭辰。
四季之祭，以春、秋两祭最为隆重。
(五)“管子说石”简评：
其一、石文化史上承上启下的地位;
其二、玉有九德——从“神化”到“人化”;
其三、开拓玉石商品化时代。
下面分别作一简评。
其一、从石文化史的角度看其承上启下的地位：
在“诸子说石”中，《管子》“说石”算是最多的，达二三十处之多。这与管仲身处东周春秋初期有关，玉石文化尚未完全走向衰落，越到后来，特别是到战国诸子，说石谈玉就越来越少了。
从春秋到战国的这个时期，正处于奴隶制走向封建制新旧社会交替的大变动时代，代表奴隶制的西周旧的礼乐文化正走向崩溃，即孔子哀叹的“礼崩乐坏”。作为“礼”的重要形式与特征的“礼玉”与作为“乐”的重要乐器“磬乐”，自然不能不走向衰落。
代之而起的是新兴地主阶级的封建制。他们再也不必像以前那样循规蹈矩，利用其的实力可大展手脚：政治上大搞分裂，经济上强占土地、人口，文化上越礼越规。鲁国的季氏、晋国的六卿、齐国的田氏皆是这一类与旧贵族领主对抗的新官僚地主。
管仲作为商人出身的政治家，尽管表面上也讲“四维”-——礼、义、廉、耻，实际上也不管西周传下的那一套旧规距：他的财富盖过周天子，享受不亚于齐桓公，筑“三归台”、“反坫台”、大开妓院，在旧礼教看来，全都是越轨的非礼行为。所以，孔夫尽管赏识他的治国之才，却也指责他“不知礼”。其实，他那里是不知礼?是明知故犯。
但是春秋时的“礼崩乐坏”，又不同于战国时“无君无父”“弑君杀父”的无法无天。周天子之位名义上还在，诸侯们再想称王称霸，表面上还得利用“周天子”这块金字招牌，“挟天子以令诸侯”，会盟、称霸，没有天子的批准都不算数。
管仲的奇谋巧计——“石璧谋”，就是最典型地反映春秋政治这一特征：周天子已形同虚设，但没有他还办不成事。
“石璧谋”事出有因，原因也是因为缺钱：齐桓公担心诸侯会盟、朝见天子开销太大，支付不了这笔巨资。
管仲马上想出一招：将齐国不值钱却别有特色的甾石，让玉匠制成圭璧礼玉。而后他先去洛阳朝见周天子，请天子下令：凡诸侯入京朝见，都得带着齐国的礼玉，否则不得入朝。於是诸侯们纷纷派人驾着车马、带着钱财去齐都买玉。一时间齐国的甾玉流布天下，各国的钱财汇入齐国。齐国一下富得流油，不仅朝见、会盟巨额花费无忧，八年免收赋税。
这是政治经济上的，在“礼崩乐坏”之际，利用旧有的秩序、旧的礼玉制度，“挟天子以令诸侯”，为自已捞取巨大的政治(会盟称霸)与经济利益(各国大量财富流入齐国。)
在意识形态上，在石文化史上，春秋初的管仲是总结出“玉有九德”的第一人，后为春秋晚的孔子所继承，提出“玉有十德” 、“玉有十二德” 。此后所谓的“君子比德于玉”也大致源于此。
如何看待“玉有九德”?其意义何在?
其二、管仲“玉有十德” 的意义——从玉之“神化”转向玉之“人化”：
《管子》短语-水地第三十九：
夫玉之所贵者，九德出焉。
夫玉温润以泽，仁也。邻以理者，知也。坚而不蹙，义也。廉而不刿，行也。鲜而不垢，洁也。折而不挠，勇也。瑕适皆见，精也。茂华光泽，并通而不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清搏彻远，纯而不杀，辞也。
是以人主贵之，藏以为宝，剖以为符瑞，九德出焉。
管仲“玉有九德”，其意义是什么?
我们不必斤斤计较于他总结得对不对、好不好?也无须比较他与孔子所总结的“九德”与“十德”“十二德”哪个更全面。多一点、少一点都可以，多一点并不见得就全面，少一点也无伤大雅。
管仲开创性的总结“玉有九德”其意义不在这里，而在于将玉的“神化”转为玉的“人化”。
上古三代——夏、商、周开启了原始社会转向奴隶社会的历史，也开启了石文化转向玉文化的时代。
夏朝刚从原始社会的石器时代脱胎出来，还留有石文化的残余，所以传说开国者夏启是从裂开的石头蹦出来的(故名为“启”，有一神话传说。)
到了商朝，形成玉文化的第一个高峰：商人尚鬼(鬼即已故祖先)，玉为祭器。在商人眼中，万物有灵，天命唯神。玉则是通灵通神的礼器，商王祭天祭祖、祭山祭水皆须用玉。牧野兵败，纣王自焚于鹿台，身上布满了玉。他大概相信这许多美玉，能帮助他通神升天。
周人开国，周公制礼，成为玉文化的又一个高峰。周人进一步发展了玉的神圣化，将主宰一切的“天神”给予人格化，称为“天帝”，周王称为“天子”——天帝之子。而礼玉作为与天帝及诸神、列祖列宗沟通的祭品，其“神化”功用则没有改变。玉依然是通神的的宝贝。
到了春秋时，一切都变了。“礼崩乐坏”之际，人们不再相信天帝、天子的神圣是永恒的(帝位、王权随时都在崩塌)，更关注的是自身的命运亦即人的利害祸福。君王、贵族、士大夫日常生活和政治活动中不可或缺的“玉”，其神圣感、神秘化也正在逐渐淡化，转变为更为世俗化、人性化。
其标志就是管仲提出的“玉有九德”。“九德”所提出的“仁、智、义、行、洁、勇、诚、容、理”等九种品德，完全是“人”的品德而不是“神”的灵性。
这才有后来的“君子比德于玉”及孔子“十德”“十二德”等等的延伸与扩展。
从这个意义上看，管仲之“玉有九德”，既结束了玉文化“神”的时代，又开启了玉文化“人”的时代。
这也包括玉的商品化时代。
其三、管仲开拓了玉文化史上，玉的商品化时代。
作为“春秋第一宰相” ，管仲历代受到尊崇，头上有很多光环。当代学者、研究者称他为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阴阳家、文章家。。。。。。
就《管子》一书融汇百家、包罗万象而言，其所涉及内容的确是很庞杂丰富的。但《管子》不是管仲写的，主要是稷下学者论说的汇编。虽然里面有大量“管仲学派”的思想，而就管仲本人的主要业绩而言，是政治与经济两大方面，尤其是管仲经济方面的思想，几乎占《管子》全书的三分之一。这一部分是管仲思想遗产的重心与精华。
因此，说管仲是政治家与经济家更符合本人的实际。正是他在政治、经这两大方面的成就，才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这正如我们说管仲在石文化、玉文化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而不必给他戴上石文化观赏家的帽子一样。他与唐宋爱石诸名家如牛僧孺、李德裕二宰相与苏东坡、米南宫二石迷石颠不同，他主要不是玉石的观赏家，而是经营家。玉石在他的眼中，主要不是艺术品而是商品。百万字以上的《管子》没有管仲爱石藏石、爱玉藏玉的记载，所记载的是他如何利用玉石交易使齐国积蓄巨额财富的谋略(详见“玉璧谋”)。
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是促成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重要因素。奴隶主贵族再也不能无偿占有玉工奴隶的产品，他们想得到手工业平民制作的礼玉和任何玉石产品，都必须拿钱财来交换。因此，玉石成为商品已是时代发展趋势。
当然，这趋势不会始于管仲，他卓越之处在于，顺时应势而加以利用并发展。
的确，管仲正是看到了这种趋势，抓住了机会，才获得了成功，为齐国也为他自己积累了巨大财富。
相比之下，春秋晚期的孔夫子到老也不明白，这种发展趋势是势不可挡的。他一再宣称禁止在市场上出卖一切祖传的礼玉。贵族沦为贫民，不卖祖产就活不下去了。如同清朝灭亡了，八旗子弟连整座王府都卖了，这谁挡得住?
不得不说，同样总结“玉有九德”“玉有十二德”的管仲与孔子，在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上，实在是天差地别。同样，不能不承认，在治国理财上，管仲是成功者，孔子是失败者。孔夫子后来的“万世师表”“文宣王”之类的光环与头衔是汉之后历代帝王加封的，更是董仲舒、朱熹等孔儒的徒子徒孙们捧起来的。
孔子生前，周游列国失败，政治上无所作为，只能退入书斋，当教书匠、整理古籍。孔子终其一生，最主要的成就与贡献也在教育与经学整理上。
相比于孔子，一代名相管仲不是儒生，不是在书斋里讨生活的，更不是书呆子。孔子也不算书呆子，他从小干过“贱活”，长大后精通“六艺”。但他瞧不起种田人，“稼穑不分”，痴迷于恢复过时的周礼。按“礼”的标准，有点反叛个性和本事的学生他都不喜欢，最喜欢是老实听话而又安居陋巷、甘受贫穷的颜回。这又不得不说，这位大学问家不仅中了周礼的毒太深，而且也沾了书呆子的不少毛病。他政治上有机会，因其过于迂阔、保守甚至顽固而归于失败，周游列国，才会落得“惶惶然如丧家之犬”。
与孔子不同的是，管仲是实干家。他一生从商、从军、从政，是在商场、战场、政坛上摔打锤炼出来的，才能从一介寒士成为“春秋第一宰相”。连批评他“不知礼”的孔夫子也不得不佩服他：“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意思是：没有管仲，我辈怕也成了“披发左衽”的蛮夷了!)
列宁说过这样意思的话，评价一个人或一个作品，就看他是否提供历史上所没有的新东西。
评价管仲及其“《管子》说石”在石文化史上的地位与价值，也应作如是观。
(2024年元宵节完稿，於古广阳大学城石可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