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中)与周总理(右)在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

　　每当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之诞辰和忌辰，我都会情不自禁地回想起几十年前曾与周总理多次接触、受教的难忘往事。

　　世界上有许多事情，过去就过去了，仿佛舒缓的小河注入宁静的湖泊，既展不开秀美的涟漪，又扬不起腾跃的水波……然而也有一些往事，虽然时过多年，却还依然历历在目，浪花四射，激扬飞溅，好似一条奔腾澎湃的江河。

　　1966年，第一次同周总理等握手

　　1966年12月16日下午，作为普通中学生的代表之一，我在一次群众集会上第一次见到周总理。

　　建于1959年的工人体育馆，当时是北京最大的室内集会场所。我进到馆内，见到里面已坐得的满满的了，大约总有一万五千人吧。只有主席台上还基本上都是空位。

　　不一会儿，周总理领头登上主席台。与以往不同的是，他没像平时出现在新闻照片中那样身穿灰色的中山装，而是和他身后的每个人一样，也穿着一套笔挺崭新的65式绿军装。

　　我的座位，正好在主席台首长席后面第一排左侧的边沿上。周总理等领导走过来时，正好最先与我照面。

　　周总理亲切地微笑着同我握手，并拍了拍我的左肩。我心中无比激动——啊，周总理!这个从我记事时起就十分仰慕的伟大人物，如今就与我近在咫尺!我脑海中仿佛一下子涌过了许多思绪，但又仿佛一下子成为空白，因为我原先想到的许多想说的话和想提出的问题，现在竟一点也想不出来了。我后来才知道，人在过于激动的时候，是会出现这种心理状态的。

　　对周总理，我从小就非常敬重。那场运动的风风雨雨，更使我看到了他磊落的胸怀、高尚的品质。我一边听周总理讲话，一边仔细端详着这位举世注目的老人。他端庄的脸庞，微耸的剑眉，深邃的目光，和以往人们在电影、电视中看到的一样，右臂微微弯曲，让人第一眼见到，就会感受到一种超群的英俊。难怪我早就听到人们在传说：周总理是世界有名的美男子之一。而且他的丰采愈到晚年，愈加鲜明地显现出来。

　　运动开始不到一年，周总理却明显地比我印象中苍老多了。头发中，搀杂进不少灰白的颜色。面部虽尚属丰满，但肌肉已显得松驰，而且隐隐约约能看到细碎的老年斑。我早就听说他在那段年月，每天要工作十六七个小时，无疑是太操劳、太疲惫了……我心中暗暗在说：周总理啊，您多保重!祝您健康、长寿，精力充沛!

　　我这个中学生坐在了周总理身旁

　　由于全北京的中学普遍进行了军政训练，因而大联合的步子进展很快。经过一番紧张的筹备，首都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于1967年3月25日在人民大会堂隆重成立。周总理等领导都出席了大会。大会的执行主席是中学红代会核心组的5人。中央领导到会后，即与我们5人在主席台的第一排交叉而坐。出乎我预料的是，坐在我身旁的，竟然是周总理!新华通讯社的摄影师，咔嚓一声，将这很有意思的历史镜头拍摄了下来。

　　那天，自从周总理等落座后，我的心就一刻也没平静，以至许多大会发言都没能听进、记住。我在想：你不就是一名普通的中学生吗?何来如此荣幸?能与敬爱的周总理这样坐到一起!?

　　我简要地向周总理汇报了中学红代会的筹备情况。大会最后，他走到麦克风前，指挥全场中学生高唱了《大海航行靠舵手》。

　　周总理十分关心中学军训和大联合

　　1967年4月3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东门附近的一间小会议室内举行了一次座谈会。我和中学红代会的大多数委员，以及一些中学的群众组织负责人，都提前来到会场。我就近坐在来宾席第一排最右边的座椅上。

　　8时许，周总理从开在左侧的房门进来，走在最前面，因而坐在主宾席左边第一个位子，正好同我面对面。

　　当周总理和我隔着两条细长的会议桌握手时，不小心碰翻了一只装满水的茶杯，开水流了一桌。

　　两位人民大会堂的服务员慌忙跑过来，手持抹布要擦。那神态，似乎是她们自己发生了什么大的过失。

　　周总理却连连摆手：“没关系!没关系!我来，我来。”说着便接过抹布自己擦了起来。

　　这暂瞬即逝的细小情节，却像铮亮的琴键一样，强烈地掣动了我的心弦。这，就是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总理呀!他是那样朴素，那样平易近人，那样慈祥，使人稍一接触，便能很快消除那种见面时易于产生的敬畏和紧张之感。

　　周总理见我许久还站着没有坐下，便抬起他那因战伤而微微弯曲的右臂，用手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让我和他一起坐下。

　　座谈会的内容主要是了解中学军训中的有关问题。然而会议开始了许久，我还几乎无心注意发言人在说些什么，而是利用最佳角度在周总理对面仔细端详这位我十分崇敬的老人。

　　他显然又苍老多了。但听取每个与会者的发言，都同他办其他任何事情一样，十分认真，一边听，一边还用桌子上事先摆好的白纸和粗铅笔不时地记些什么。

　　印象中我只记得，到会的一部分学生代表，反映参加军训的解放军“右”了。

　　当时的社会背景是，3月7日，毛主席对《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批示：“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与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

　　于是从3月初开始，北京卫戍区牵头派出陆、海、空三军15000多名指战员，对北京市的329所中学和9所大学的31万师生进行了军政训练。按照中共中央的通知，政治训练的主要内容是学习毛主席的一些文章以及党中央有关文件，有些学生也可以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军事训练的内容主要是队列训练，训练地点在本校。

　　军训将人民解放军的组织性、纪律性灌注于学校工作，灌注于青年学生，对稳定学校秩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人民解放军的积极参与，使因运动而停止的教学工作在一些学校开始恢复。

　　根据毛主席3月7日批示的精神，在军训中始终强调学生们要整风，加强组织纪律性，克服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现“大联合”。

　　4月1、2日，中央有关部门曾派人到景山学校、27中座谈，了解军训情况。

　　4月3日的座谈会上，周总理的秘书周家鼎通知通知27中的梁荫宗到会。有关领导听到一些与会学生的意见，又临时决定要101中的胡生也来参会。周总理还特别指示工作人员：你们可以赶快派个车接他来嘛!

　　会上，周总理等让梁荫宗汇报27中情况。不一会儿101中的胡生也到了。周总理等问得很细，绝大多数问题都是由梁荫宗、胡生等一一回荅。

　　向周总理提出敏感话题

　　在另一次会上，我有幸再次见到周总理。他依然十分和蔼、慈祥，热情地同我握了握手。

　　我大胆地提出了一个母校北京师大附中广大师生员工和干部都十分关心的问题，即“运动初期整干部和教师的材料，以及干部和教师自己被逼迫违心写的‘检讨’、‘认罪书’、‘互相揭发’等，应如何看、如何处理?”

　　我说：“总理啊，我们很多师生员工都认为那完全是错误路线搞的东西。那些材料，虽然形式上有些来自‘群众揭发’，有些来自干部、教师本人的‘交代’，但无不都是错误路线的高压政策下，受到指供、诱供、刑讯逼供，违心地讲的假话、错话，还有的人因为在‘劳改队’里身心倍受摧残，神经错乱，神志失常，说了些胡话、昏话。把这些明明是逼出来的假‘东西’做为‘证据’和‘资料’保存，显然会给干部、知识分子造成精神上的负担，也会影响干部、群众之间的团结。因此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一火了之’。但这种把大字报、小字报、文字材料统统烧掉的做法，在运动中是没有先例的，会不会有人……”

　　周总理略微思索了一下，沉稳地讲：“好嘛。应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使绝大多数干部、知识分子都得到解放。中学教师工作很辛苦，每个家庭都不能离开。他们无辜受到那样严酷的摧残，天理也是难容的。”过了一会，他又接着说：“历史的经验证明，‘逼供信’搞出来的东西，都是靠不住的，延安整风时就有过这个教训。不过，你们销毁材料要搞得稳妥一些，最好请军训团的同志协助办理，并做好各方面群众的工作。这件事是好事嘛。”

　　从言谈话语间，可以明显地看到，周总理对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是从内心深处由衷信任和爱护的，他那清晰悦耳的江浙口音，像淙淙的泉水滋润着我的心田。

本文作者(中)与周总理(左)在北京工人民体育场主席台上

　　再见周总理时“得寸进尺”

　　1967年5月25日，首都各界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声援巴勒斯坦人民解放斗争群众大会。我做为中学生的代表参加大会，并有幸坐在主席台上。

　　那次大会，周总理坐在第一排居中位置，他的左边是巴勒斯坦人民解放组织驻京办事处的主任，右边是郭沫若副委员长。

　　在郭沫若离开座位，走向讲台发言时，我大胆地走到周总理身旁，坐在郭老的位置上。

　　这次周总理没穿军服，而是着一身浅灰色的中山装。他一眼就认出了我，微笑着问：“你是师大附中的陈永康吧?有什么事情吗?”

　　我不由得不钦佩周总理惊人的记忆力。

　　通过与周总理接触，我感到他虽年近古稀，但精明强干，日夜操劳，时时顾全大局，坚持原则，严守纪律，牢牢掌握党的政策，尽最大可能对老干部进行保护，方方面面考虑都很周到，真是千古良相，难得的人才!

　　这时，在周总理亲切态度和朴实作风的感染下，我已经丝毫也不感到紧张和拘束了。于是，便大胆地把一个未经与其他同志商议过的问题直接提了出来。

　　“总理，”我说，“我们北京师大附中是个历史悠久的重点学校。”

　　周总理点了点头：“嗯，知道。”

　　我接着说：“建国初期，毛主席曾给师大附中题过词。”

　　周总理没吭声，只是庄重地望着我。

　　我说：“我代表师大附中全体师生员工，请总理也能给我们题词。”

　　周总理谦虚地笑笑，还摆了摆手：“我写不好。”

　　我说：“总理太谦虚了。师大附中一千多名师生员工都等着我带回的喜讯呢!”

　　周总理见盛情难却，便说：“那这样吧，你把写多大尺寸，希望写些什么，都在这张纸上写明一下，如果今后有可能的话，我就试试看。”

　　于是，周总理从原本放在桌是的一叠白纸中递过一张。

　　我在白纸上面画了个样子，注明尺寸，并说：“至于写什么内容，请总理您自己定。”

　　周总理笑了笑，把那张白纸收了下来。

　　在这难得的机会和融洽的气氛中，我真想能把时间凝固住，再和周总理好好聊一聊。但是郭老讲完话后，已从讲台回来，走到我的身后了。

　　于是，我只好赶紧依依不舍地站起，向周总理道别并表示感谢。周总理又热情地同我握了握手，并说了些勉励的话语。

　　我早就听不少老干部讲过，周总理有过人的精力和惊人的记忆力。他对许多人见上一面，往往就能牢牢地记住。

　　就在5月25日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的那次谈话后不久，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来华访问，周总理举行的欢迎招待会请中学红代会参加一名代表。这使我有机会又一次见到周总理。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灯火辉煌，军乐队高奏着中赞两国的各种乐曲。当周总理陪同卡翁达总统到各桌祝酒，来到我们那一桌时，笑着同我碰杯：“哦，那个问题，我还没有答复你呢!我不会忘记的。”

　　周总理能在各方面都享有崇高的威望，这说明他人品极好，令人无懈可击，不得不深深折服。我常感叹，历史上能做到这点的，不说绝无仅有，也是屈指可数。正像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说的那样：“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而我敢大胆地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

跟周总理等同场观看《白毛女》

　　1967年6月22日，北京市外事部门通知我当时所在单位：出一代表参加欢迎赞比亚总统卡翁达的文艺晚会，观看芭蕾舞剧《白毛女》。这很有意义的外事活动，幸运地落到我头上。

(图为1967年6月首都青年在天安门前表演非洲舞蹈，欢迎卡翁达总统)

　　那年6月，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及夫人应邀来访。应赞方要求，我方派出专机，赴巴基斯坦接送其一行。在首都机场的欢迎仪式上，卡翁达总统检阅了陆、海、空军及民兵等组成的仪仗队，与3千名载歌载舞的群众见面，数十万群众从东单到钓鱼台国宾馆街道两旁夹道欢迎……

　　22日傍晚，我赶到位于台基厂的市委大楼门前，跟外事部门的一位干部会合，乘车赶到人民大会堂。

　　文艺晚会是在三楼小礼堂进行的，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等国家领导人都莅临了。

　　我们的座位在小礼堂右侧稍后的地方，恰恰能清晰地看到小礼堂中间部位周总理等领导人和外宾所坐的位置。我特别留意到观众里有一些工农兵代表。其中一位我认识的老军人告诉我，他第一次看《白毛女》还是在解放战争中部队搞“两忆三查”时，当场有的战士看得痛哭流涕，激动地举起枪来要打舞台上陈强扮演的恶霸黄始仁……

　　晚8时许晚会开始了。首先是一位身穿草绿色军装的报幕员向外宾致欢迎词，提到毛主席鲜明地提出的文艺要“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

　　我事后特意重温了毛主席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详细论述：“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它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615、616页)

　　我由此联想到，《讲话》发表后，解放区文艺工作者响应毛主席号召，积极到群众中去，涌现出一大批反映工农兵生活的优秀作家和作品，如贺敬之等的《白毛女》、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柳青的《铜墙铁壁》、李季《王贵与李香香》、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开启了现代文学史上的“人民文艺”新阶段。

　　《白毛女》的故事人们尤其耳熟能详。仅我就曾看过田华等主演的同名电影和王昆、郭兰英等主演的歌剧。它们都不仅有鲜活的生活气息、美轮美奂的艺术表现，更直击人心的，是其对社会问题极具锐度的思考。一部作品能历久弥新、长期占领舞台，该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我早就听说，周总理青年时就酷爱戏剧，就读南开中学时就是话剧社主力。在革命战争时期及新中国成立后，他尽管公务繁忙，仍时常像这天看《白毛女》一样，忙里抽空亲临剧场观摩演出，并多次召集戏剧界座谈，甚至在自己中南海西花厅的家中召开艺术研讨会。许多人都了解他关心、扶持电影、话剧、京剧、昆曲、越剧、粤剧、黄梅戏等新作品创作的点点滴滴。他对戏剧艺术发展的贡献，丝毫不亚于专业人士。总之，周总理不仅是革命家、外交家，还是精通文学和戏剧艺术的领袖。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总导演应当说就是周总理。

　　那天晚间在小礼堂，我特别留意到，周总理一边看戏，一边还通过译员跟卡翁达总统等外宾不时说些什么。卡翁达频频点头、鼓掌，并在帷幕落下时敬献了花篮。

　　于是我一边看戏，一边与北京市外事部门的那位干部耳语：周总理日理万机，那么忙还要陪外宾看戏，会不会负担太重了?那干部的回答使我茅塞顿开、大长见识：陪外宾看戏，对周总理来说既是难得的休息，更是重要的工作……

　　的确，从周总理陪赞比亚外宾看戏，不能不使我联想到，在毛主席、周总理等那一代杰出领袖的领导下，卓越创造并永远留下的物质、精神财富都可谓数不胜数。诸如国际关系、“三个世界”的划分等，都在此列。倘若没他们对世界格局的准确分析、出色驾驭，打下坚实的基础，我国几年后便加入联合国等后来的一切都无从谈起。而周总理曾陪同看戏的赞比亚总统卡翁达等，正是大力支持我国跨进联合国的热情推手之一。恰如习近平同志后来所指出的，新中国的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是一个整体，不能相互否定。

　　时代之巨变、中国之进步、人民之需求，都应该并能被广泛地关注和呈现出来。而《白毛女》等优秀作品，恰恰是一个个活生生的现实主义的样本。我们理应这样设想，如果京剧、芭蕾舞剧发展到了新中国，还是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据大部分舞台，还是仍总演那几出旧戏，那么它们就都不可能在中国大地上持之以恒地传承下去。

　　人所皆知：早在1944年1月，毛主席在延安看了平剧(即现京剧)《逼上梁山》，立即给编剧写信，提出了“旧剧革命”的重大思想艺术话题：“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划时代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1944年1月9日，毛泽东观看延安平剧院演出的《逼上梁山》后，连夜给该剧的编导杨绍萱、齐燕铭写的信。】

　　可见毛主席写这封信时是十分兴奋的，对旧剧革命寄予了极大希望。大约就从此时为起点，毛主席开始了几十年对戏剧改革的极大关注，并且从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一改自己不怎么爱看戏的习惯，频频光顾剧场，表示了对现代戏的支持。

　　在毛主席、周总理等看来，旧戏要开新生面，根本的是内容问题，人民已当家作主，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舞台的情况必须结束，要让人民成为舞台真正的主人，要让创造历史的劳动者成为艺术表现主要对象。正是毛主席这个主导思想的引导，从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一大批现实题材的京剧陆续登场，多部有广度、深度、温度的革命现代戏，都能与社会各圈层，特别是广大工农兵观众产生良好的对话与共鸣，无论故事情节、唱词唱腔、人物塑造，都是中国戏剧史上的高峰，是众多旧戏无法比拟的。就如那天我所观看的《白毛女》以及《红色娘子军》等，都在世界上一些国家享有盛誉，甚至有的国家还多次排演，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红色经典。

(芭蕾舞剧《白毛女》剧照)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剧照)

　　时过多年，回忆往事，我感到最推崇和学习的，是毛主席、周总理等领袖(也是创作者)对推动社会进步的高度责任感。他们不仅密切关注各种文艺现象，而且亲自参与了一些剧目的改写。有些意见甚至非常具体。

　　反过来看，资本主义培养、倡导的完全是一种急功近利的意识。受其影响，现在许多从事文艺创作的年轻人实在是太浮躁了。这种小资产阶级急性病，在文艺创作中万万要不得。

　　无庸讳言，弘扬时代精神才能对社会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主旋律文艺作品要立得住，必须有情怀，有担当，有骨气，有内在的魂魄，必须与时代同频、与现实同行，任何脱离时代的创作都是没生命力的。广大观众特别是工农兵观众，从来不会排斥主旋律，他们排斥的只是那些不接地气、不严谨的作品。主旋律创作是一座富矿，广大专业和业余的文艺创作者都应牢固树立精品意识，进一步从博大精深的革命历史和中国故事中汲取养分，将具有国家高度、民族意义的主旋律作品创作得更加深入人心，使其绽放出更璀璨的时代光彩。

　　回忆曾跟周总理等观看《白毛女》这一史实，无疑能振奋并启示我们：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我们的时代充满自信，彰显着刚强坚韧的精神品格和大气磅礴的气度。应相信在新时代精神激荡下，必然会诞生一批有气度、有境界、有胸怀、有力量的史诗般作品。

　　周总理的思想、品格、修养、作风和工作方法，对我的感染和影响都是极其深远的。他不断地激励着我学习、改造和前进。

　　(说明：此文曾在中国散文学会和周恩来纪念地管理局联合举办的“海棠杯”全国性征文中获佳作头奖，并在《海棠花开》一书及若干媒体公开发表)

　　作者：咏慷，本名陈永康;国家一级作家;祖籍广东东莞麻涌镇，1947年8月8日生于河北唐县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曾就读八一小学、北京四中;1965年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读高中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66年在全国性报刊发表作品;1968年2月入伍，历任战士、电台台长、团政治处干事、副指导员、指导员、副教导员、教导员、北京空军司令部干事、空军某技勤所政治处主任、总后勤部机关刊组长、总后勤部政治部专业作家，先后毕业于空军学院政治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鲁迅文学院;曾被评为空军学习毛泽东思想先进个人和自学成才先进个人;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电视片《军队审计官》,长篇小说《南泥湾》《东江剑魂》《青春殇》，长篇散文《红色季风》，长篇叙事诗《二月兰》，散文集《红色传奇——我所知晓的开国英杰》《走尽天涯路》《河奔海聚》等，长篇报告文学《抗SARS风暴》《发兵治水》《殷震传》《莫伯治传》《一个院士的成功之路》《跨越苍茫》《执著人生》《西部通道》《新中国大阅兵》《闪电之盾》《敬礼!审计官》《黄埔女杰》《疆场弯弓月》《命脉之光》《一江山登陆大血战》《这里走向世界》《扼住瘟疫的咽喉》《拯救肝脏》《穿越“死亡之海”》《中国殡葬报告》《北斗星下去延安》《英雄情结》《解放军著名司令员大传奇》《十大传奇司令员大结局》等，诗集《但，我还要思索》《心中的芳草地》《上水船》《两代人诗词集》《两代人诗词选》等;曾获国家图书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全国人口文化奖、冰心散文奖、中国报告文学大奖、全军图书奖、全军文艺新作品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