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明老师的《黑与白》是一部带有批判色彩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长篇小说，作品贯穿辛亥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毛主席时代和改开之后的邓小平时代，横跨邓江胡所领导的“二共”，通过具有代表性的重大社会事件和各个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下产生的各种典型人物故事，生动、真实地再现了从近代到现代再到当代的百年中国历史变幻的政治风云，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文艺、和庙堂相对应的江湖等领域。曲折的人物命运扣人心弦的写实化情节，充满了强烈的批判色彩和忧国忧党忧民情怀，更掩饰不住的是对马列毛主义的赤忱信仰和对以工农群众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真挚感情。
不少评论说《黑与白》是一部形象化的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史。我从几个角度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从杜威身世、身份和骆正讲述来看
《黑与白》中的主要人物之一杜威的外公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詹大同，因为内斗失去了政治热情转去开了照相馆。并且把女儿詹蓉许配给了国民党将领郭达，他在拒绝菜农的儿子杜福求娶自己女儿的时候啐了他一口说：“呸，你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也配姓詹，也配……喜欢我的女儿？”杜福受到这口唾沫的刺激之后忍辱负重做出了一番成就最后迎娶了詹蓉，婚后三年詹大同就去世了。
我觉得这个情节设计的很耐人寻味。詹大同是一个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人啊，按常理来说应该会开明一点，但他却把出身等级看作不可逾越的一道鸿沟。我感觉从詹大同的后半生就能看出辛亥革命失败的部分原因——不彻底性，完全把群众排斥在革命主流之外。
杜福得知儿子杜威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自杀了。武伯仲跟詹蓉说：“我的时代和我儿子的时代统统都会到来！”后面武伯仲跟宋乾坤见面私聊的时候还提出一个“破蚕而出”的复辟理论，宋乾坤说他“自己也到盖棺论定的时候了”（见第三部212—214页）。
在第一部中骆正向王晟讲述了自己从参加革命到改开之前的经历（见第一部332—353页），其中讲到狱中他曾问安娜：“历史和将来会怎样评价我们这些人呢？”
到这里，我觉得《黑与白》触及了对百年中国历史及人物如何评价的问题。
比如在对毛主席的评价这个问题上，其实不难理解邓等人为什么把对毛主席的“全面评价”这个任务看的这么重了。因为对毛主席一生功过是非的全面评价，不仅仅是关系到毛主席个人，是和“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以来的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甲午战争、辛丑国变、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建设、文革、改开等都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放到国际视野中更是和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十月革命、苏联变修、美苏争霸、中美关系等相连的，这些都是无法切割的，毛主席不仅属于他个人，还属于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更属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
要想实现对历史——现实——未来、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革命——建设——改革、一共——二共——三共等真正意义上的“大和解”，对毛主席的全面评价的历史任务是绕不开、跨不过的。
当然这个历史任务，最后总会有人有时来完成的，只不过未必是红朝罢了。
现在回过来看，书里为什么会把辛亥革命当成一个历史起点，可能也有这方面的考虑。在2011年的时候，党内外一些人是把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作为一个契机，还把孔子像搬了出来放在了天安门广场上，后面骂声太大就被搬走了，但那尊孔像一直都在国博后面那个小院子里。11年之后过了过了3年到14年就开始说孔子学院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了，再到现在尊孔祭孔，可以说一口气退到了孔孟之道上，这就是对辛亥革命甚至是对1840年以来的近现代革命历史的一种践踏。
《黑与白》就很好地揭示了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进程。
二、从洪虎、韩英、宋乾坤、路胜平、妞妞来看
之前我对从洪虎、宋乾坤、古首长到陈沂蒙等人物形象做过一个分析，文章还在人境网上（从宋乾坤、洪虎、古首长到陈沂蒙——读《黑与白》），这里就不一一重复。
《黑与白》写了1912—2012年整整这100年的历史，在风云变幻的宏阔历史背景下，通过洪虎夫妇、宋乾坤、路胜平还有妞妞彼此间人生交集、命运沉浮，很生动地再现了这段峰回路转、波谲云诡、来回颠倒的历史，也揭示出革命运动的必要性、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它纵任历史自我表白，向世人不言自明地阐释了在汹涌的历史激流中，人性的真善美、假恶丑都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彼此消长的激烈较量，进而雄辩地证明了只有认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要想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必由之路。
洪虎、韩英、宋乾坤和路胜平、和妞妞，都是在反对内外敌人，为建立独立自主、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战争年代相识的，都是出身于最具革命斗志和革命精神的苦大仇深的贫苦家庭。在摧毁旧世界的战争年代，他们同属于受帝国主义列强和反动统治阶级欺凌压迫的阶级阵营，在毛泽东思想和共产党革命纲领指导下，有着打败帝国主义侵略者、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明确革命目标，他们在内外结成阵线的强大敌对势力面前，用革命信仰、阶级深情筑起抗御外侮、打击内外敌人的血肉长城。所以，他们哪怕不完美，甚至像宋乾坤一样是出于一时私愤才来参加革命的，但在革命的滚滚浪潮中他们没有旁观而是选择了加入。
而“一共”死后，一个化公为私、百花齐放的“二共”开启，政经体制由“阶级斗争”为纲向“经济建设”为纲转变，曾经的“地富反坏右”一风吹摘帽，“白猫黑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的唯生产力论、唯经济效益论的新宣言，抹平了人们心中于一共时期形成的鲜明阶级沟壑，消解了人们心中于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鲜明的阶级斗争意识。在鼓励人们大胆试大胆闯的改开新潮猛烈冲击下，新的政经体制挣脱“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政治束缚、重获物竞天择的丛林环境，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们的思想，于新的社会生态环境中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随着改开的深入、岁月的推移，由浅入深。以金钱和权力为衡量标准的社会阶层迅速分化，“一共”时期的社会主义不可否认地被异化，呈现出封资修混合化的社会形态。
作为相对自由的每一个人类个体，在文明社会里，客观地讲，既是时代的创造者，同时也是时代的隶属物，其思想精神、言行表现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人不仅具有社会性，而且具有时代性，人的思想是可以随着时代变化而发生变化的，就像春天到了，深埋在地下枯萎的树木根系也会萌动季节的生机，秋天到了，再怎么盛放的花朵也会谢去。它再次证明了，要想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必须把思想改造进行下去，不能松懈，不能寄希望于仅靠个人的道德自律，必须依靠人民、发动群众起来监督。
三、从洪太行、陈沂蒙、宋晓帆、江海洋来看
洪太行、陈沂蒙、宋晓帆、江海洋都是红二代的出身，他们的青年时代都是在反帝防修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革命高潮中度过的。历经新旧交替历史时期政治风浪和社会大熔炉锻炼，对政治、对社会，乃至对国际形势可以说都有着敏锐的洞察力；长期的社会历练，锻造出了他们桀骜不驯的性格和随机应变的环境适应能力。
洪太行是洪虎将军的儿子，由于文革被否定，放弃了即将提拔的生产建设兵团副师级回京，沾着他爸爸的光去发改委上班了，借着改开东风，成立了一家“挂羊头卖狗肉”的贸易公司，乘着国门打开、资本主义国家剩余商品涌入国内的契机，大肆倒买倒卖，跑步“钱”进，很快成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中的佼佼者，成为北京第一批购买商品房的人。
洪太行们为自己犯罪行为编织冠冕堂皇的漂亮幌子，经常发表诸如“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高薪养廉”“小政府大社会”之类的高论，借政改为自己罪行打烟幕弹。以他为核心的社交圈子不断扩大，在他的住所——兵马胡同9号院举办沙龙活动越来越频繁。这个小团体中，除了有和他一样的高干子弟，还有国务院研究室政策研究员，中央党校的青年教师，在文革中打成右派、刚平反不久的作家……他们都是来自中央部委机关和社会各界的精英，在论及是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打着改革旗号推进全盘西化的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时，大家言词犀利地激烈交锋，前卫而尖锐的思辨充斥着执拗的偏见与诡辩，有人甚至将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洪太行离职之后凭借着父辈的关系网构筑起了自己的财富帝国。他对北京政商界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尤其是官场高层人事关系的熟悉程度，仿佛大脑里藏着一张“联络图”，随时可以将他需要的人找出来为自己所用。事实上，他做成的每一桩生意，都有赖于这张“联络图”。
到后面洪太行还将眼光投向大洋彼岸，用一根利益纽带将自己和美国杜克公司捆绑起来（这个“美国杜克公司”在《人境》中也出现了，两部书梦幻联动了啊），成为海外资本进军中国的领路人和维护洋人利益的坚强膀臂。换一种说法，不就是为西方资本当了中国的“红色买办”嘛。
宋晓帆是宋乾坤的女儿，在文革期间和郭亮相爱过，和东江工人造反派领袖程国军结过婚，当程被打成“三种人”之后她听从父亲宋乾坤的话离婚了，和反动右派文人李鑫在美国同居，后来又与国民党将军白寿和的儿子白文结了婚。她是一个很典型的“伤痕文学作家”，《香椿街》就是她写下的伤痕文学作品。
伤痕文学一直持续到80年代初，贯穿于后来的所谓“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之中，并弥散开去，为电影、美术等其他艺术门类提供了素材和动力。而这股控诉文革创伤的文学思潮正是以《伤痕》的名字来命名的。“伤痕”书写影响如此深远，它几乎笼罩了整个八十年代的文艺创作，以至于有人说，80年代唯一的文学主题就是文革，即使是很多寻根文学甚至先锋文学，仍然不过是对“伤痕”主题的变奏。
伤痕文学将阶级斗争庸俗化，否认历史的进步；微观上弱化丑化无产阶级的力量，把劳动人民包装成暴民和愚民的形象。无产阶级文学只有立足无产阶级立场，宏观上讲无产阶级叙事，微观上反映无产阶级实际情况，才能做到真正为无产阶级服务。
内容决定形式。当代中国的文艺工作者，自身不是无产阶级立场，脱离工农的劳动生活内容，当然不能创造出好的文艺形式，换言之就是“跟这群虫豸在一起，怎么搞得好文艺呢？”改开以来，从伤痕文学到新时代文学，这些先生们一直自我囚禁在象牙塔里，成为资产阶级甚至是权贵资产阶级文艺战线的卫道士和守墓人。
“十月春雷”以来，中国的文艺领域总体上是经历了自由化和保守化的两个历程。为什么会出现前后截然相反的变化呢？因为资产阶级的利益出现了分化。复辟伊始，二者有着共同的利益，共同侵蚀着社会主义的成果，两相勾结；随着二共后期，中国的帝国主义苗头开始出现，官僚资产阶级与私人资本家之间的矛盾愈发加剧，权贵资产阶级掌握了国家宣传机器。由此，官僚们自然要加强保守化宣传，借尸还魂，为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服务，比如“新时代主旋律文艺”。这类文艺作品的不仅脱离时代背景、抹杀阶级斗争，还试图用一些散发着资产阶级的恶臭的“人性的光辉”去为“人性论”唱赞歌来对劳动人民污名化、扭曲化。当然，无论是保守化还是自由化，都是资产阶级文艺的“城头变幻大王旗”。二者从勾结到争夺，也本质上反映了包含了封资帝的修正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也无法改变资产阶级的本质。
《黑与白》通过对宋晓帆以及老右派李????的刻画，深刻揭露了伤痕文学文人的反动腐朽本质。
洪太行和宋晓帆这对表兄妹是红二代群体中很有代表性的人。随着政治风向转变和父辈职位变迁，他们从一共“政治挂帅”潮头迅疾跳到二共“经济挂帅”潮头，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改开伊始，同其他勇于突破社会主义法制禁区的“红二代”一样，像洪太行凭借自己出色的组织能力和敏锐的政治眼光，在昔日同学、战友之间搭起联谊桥梁，建立起以他为核心的高干子弟社交圈。他们分布在中央各部委枢要部门，是未来国家接班人。宋晓帆也是靠着父亲的帮助进了东大作家班成为了所谓的“青年作家”，在思想文化领域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她认为她“现在拥有的这一切，难道不是早该得到的补偿么”。从火红年代的革命激进者，摇身一变成为自我否定的改开急先锋，他们抨击计划经济时代政经体制，跟文革时将自己视为理所当然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一样，把自己当成了扫除“文革余毒”的改革开放的“拓荒者”“护航人”。
为何受党教育多年和经过革命熔炉锻炼，自幼接受长辈们的言传身教，曾经是革命队伍中的佼佼者，在改开年代中竟不堪一击，几乎在一夜之间彻底蜕变？他们有非常强烈的个人英雄主义私欲，处在任何时代，都像一个赌徒，豁出性命争当时代的弄潮儿，所谓革命理想、共产主义，甚至祖国、人民这些神圣字眼，对于他们来说，都不过是实现自己个人出人头地目标的外在装饰物，只要政治气候一变，出于自身需要，都可以被弃如敝屣，不带丝毫缱绻地扔掉。因此，无论社会制度姓公姓私，在不同的时代里，他们永远都是最闪亮的明星。他们缺乏革命初始时历经的切肤之痛，缺乏长辈们对革命意义和为何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深刻理解，因而很容易随风转舵。此外，还有一个可能存在的原因，那就是认为自己为了革命事业、为了国家和人民利益付出太多，而在个人物质利益上却没捞到特殊好处的不平衡心理在作祟，再加上他们的父辈们基本都曾在文革中陷入政治风波，遭受停职审查的所谓“不公正”对待，在他们内心种下了怨恨的种子，一经政治“春风”吹拂，便不可遏制地生长出来。
所以我们看啊，为配合挖“一共”的根，洪太行们是在经济基础上动手、宋晓帆们是从上层建筑上入手。因此，从他们于不同时代政治品行及附着其上的道德品质“变色龙”般地嬗变，我们不能不思考一个政治问题：政治制度和经济制的关系，政经体制决定社会意识形态，决定国家机器为什么人服务的根本性问题，从而决定国家的阶级性质。而统揽这一切的根本的根本，是领导党领导集体的形成及主要掌舵人遴选接班的问题。远有农民起义和封建王朝的兴衰更替，近有“苏东波”。文革期间有个口号叫“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以唯物论看来，如果说也有一定道理，那么这种推论的道理主要是建立在“儿子”在生命成长的后天，父辈言行及大时代政治环境、社会环境对其三观及性格形成的潜移默化基础上，至于先天神秘的基因遗传，属于生物科学和唯心论范畴，其对后代子孙成为“英雄”或“狗熊”起的作用可能还没倒瓶矿泉水到死海里改变含盐量的大呢。同时，是英雄的后代头顶着父辈的英雄光环，在潜意识里具有一种平民后代所不具有的自豪感和优越感，有一种向父辈看齐、争做人上人的直接动力，而普遍客观社会心态也给予他们成为英雄以默许与认知上的优先。因此，由于父辈的影响、自身的努力和接触的资源、掌握的信息，社会的呵护、怂恿，英雄的子女成为好汉的几率往往大于平民百姓后代。
再看陈沂蒙。他在北大荒时救过洪太行的命。在76年时作为工农兵学员被推荐上了北大，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办公厅，给他儿时叫的古叔叔也就是中央的古首长当秘书。他和前妻因为共同的命运、互相的吸引走在一起的，他和后妻是纯粹无杂的爱情。改开初期要求下派到华北某个贫困县当县委书记，一直做到某沿海城市的市长，后来调任北方某省的省长，短短几年的时间便重新振兴了老工业基地。在改革过程中陈沂蒙以“敢吃螃蟹”、“啃硬骨头”著称，有“陈旋风”的美誉。陈沂蒙刚上任东江省委书记代表中央对他寄予厚望，便遇到了东钢并购过程中的工人维权事件，在与东钢工人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之后叫停了东钢并购的进程。在顾筝和栗红联手曝出了凤凰岛的腐败内幕后，陈沂蒙对凤凰岛的腐败势力进行了彻查。尽管凤凰岛的腐败势力受到了打击，但是陈沂蒙的所作所为并不能使高层满意，最终被黯然调离了东江省由江海洋接任，再上一层楼也化为泡影。
陈沂蒙不同于一般的红二代，他虽然是站在父辈筚路蓝缕奠定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基础上起步的，但他思想更锋锐、视野更开阔，更把党和国家的责任背负在了自己的肩膀上。作为一位改革家，他对人民群众的感情很复杂，他的心里一直都是装着人民的。为了保证党的性质和宗旨，在改革进程中他也始终强调要保证人民的利益（见第三部160—162页）。他没有将人民群众当作包袱给扔掉，人民群众的包袱使得他无法像一般的“改革者”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在改开大潮下，他没有抛弃那份“一共”社会主义的核心理念。暂停东钢的并购项目需要承受来自多方面的压力，即包括上层的压力、同僚的压力，还有东钢并购项目收益者之一、好友洪太行的压力，但是为了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也为了自己曾经的理想，他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最终跨出了最关键的那一步，他不顾一切冲破种种阻力的行为才是颇有一个改革家的胆略和气魄。而他做出政治决策时能够从一份为国为民的公心出发、没有将个人或者集团的私人利益凌驾于国家民族利益甚至所在阶级的根本利益之上，这样的他是担得起“政治家”称号的。
不是说“得民心者得天下”么，那陈沂蒙为什么最终会失败？第三部的第367页中白文在和宋晓帆谈话时说：“对于陈沂蒙的所作所为，中国高层显然不大满意，否则，不会这么短时间就把他调离东江。中国的改革已经不可逆转，任何保守的势力都无法改变、延缓。”一语道破了陈沂蒙的失败原因———双腿步伐不统一，他一条腿要走社会主义的路向前进，另一条腿还想要停在原地，这样不摔倒才怪呢。毫无疑问，陈沂蒙是资本主义改革道路上的一员，否则也不会有“陈旋风”的故事，也不会被古首长们作为接班人培养。但陈沂蒙在“一共”期间就生出的那份社会主义情怀使得他不像同为红二代的江海洋、罗宝昌那样能够在改开道路上无所顾虑地前进。国企改制是走市场经济的必然道路，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劳动力成为商品，工人必然要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无法再做当家作主的主人。因此在当年的国企改制过程中有大量的工人下岗，失去了自己的铁饭碗成就了少数人的金饭碗。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和工人群众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两者必选其一。而陈沂蒙一方面认为国企改制走市场经济道路是必然的，另一方面他又要去照顾到那些因为国企改制而利益受损的工人群众的根本利益。一个人要么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要么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而陈沂蒙在这方面想两个立场都站，摇摆不定，束缚住了自己的手脚，最终被黯然调离东江省，东钢工人的利益也得不到最终的保障———可以想见，对人民群众毫无感情只会掉书袋拽名词的江海洋掌舵之后，东钢改制的进程已经无法逆转。
在第三部170—171页中，古首长对即将赴任东江省委书记的陈沂蒙谈到了“补课论”，话语中流露出随着改开的深入，自己对党和国家事业的忧虑之情，这算是古首长这位“一共”时期的老革命对陈沂蒙做了最后的政治交代。第一次看到这里的时候很想哭，到后面几次看到这里都会觉得很受触动，不是我矫情，而是因为我当时想到的是大浪淘沙革命并没有停止。列宁曾说人的思想是需要灌输也是可以灌输的。这种所谓的补课论不也是一种灌输么？所以才说“意识形态这块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去占领”。但意识形态属于一个上层建筑的范畴，在经济基础已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上层建筑不可能一动不动，所以意识形态出现变化甚至混乱是必然的，否则就陷入了机械唯物主义的窠臼里。
补课论认为，社会主义革命都是不应当发生而发生的，是不满月的早产和畸形。但其实哪个时期才是畸形的、早产的呢？有观点就说“二共”是畸形早生畸形早死的，不少人都说它当时本身是可以完成那种转型的，就是17大以后07年到12年，当时党内的上层路线分歧是很严重的，到12年的时候已经出现道路斗争了，提这个说法的时候我当时持怀疑态度的。我们知道，改开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否定文革的基础上的，到07年08年出现了一些呼声，要合理的反思改开、冷静看待文革的这个思潮（新左派）。那几年《文化纵横》《天涯》《读书》这些新左派阵地上发表的文章上都有点这个倾向，要不反毛分子茅于轼也不会在08年说“我对改革的前途失望了”这种话，当时央视上都会放一些红歌，甚至是文革期间那种没有经过改编过的。有人说“是不是要左转了”，后面回过头来看才知道不是曙光重现，而是一种回光返照。
机械唯物主义者以为上层建筑永远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其实一旦经济基础一变，被经济基础决定着的上层建筑跟着就要改变，上层建筑一变，反作用的经济基础更是大变样。而且一旦这种生产关系形成，它必然是遵循着这种生产关系的规律去发展和演变的，这不是少数几个“走社派”可以左右的。它会不断地朝着集中和垄断的方向发展，这一切并不取决于谁掌握着它，恰恰相反，谁掌握着它，谁就成为它的代理人。所谓的“产权改革史”，不就是那么来的么？
在第一部第379—397页的大学生由食堂发霉大米引起的政治风波之后，“一共”在统治地位上彻底身死魂灭，中国也从“后毛泽东时代”转入了“后天安门时代”，革命则被叙述为失败的现代化故事，要为中国被耽误和打断的现代化过程负责。毛主席所领导的一共时期被西方自由主义者视为“东方封建专制主义”和“亚细亚专制主义”的回潮——这是西方对一共时期建立在传统农业水利基础上国家与社会的概述，是共产国际运动中围绕中苏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论辩焦点，也是80年代所谓“新启蒙”自我确认的起点。曾经的“革命史范式”被所谓的“现代化范式”所取代，不只是在文学界、史学界，而是在整个“后天安门时代”知识生产上的转向，也决定了中国在以改开为政治正确的二共时期的主导议题和框架。
二共时期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在现实中名存实亡。现代化对中国革命的取代，使得资本主义在全球趋于稳定，而中国加入WTO使得全球资本主义获得新发展，资本主义全球化成为事实（即“世界需要中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全球化的现代化与革命成为二元对立，而与此相对应的还有民主与威权、自由与专制、国家与社会等一系列二元对立——这些对立既是中国在“后天安门时代”尤其是“九二南巡”之后的现实政治博弈的历史投影，也是91年苏联解体之后的世界政治投影，它隐匿在“全球化”和“现代性”的理论深处。今天这个世界依然被禁锢在一系列二元对立的认知藩篱中。
二共时期，也有对因为中国“九十年代”的反思而诞生的中国“新左派”。标志性事件就是汪晖在94年写的、97年发表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的文章，被视为“新左派”诞生的宣言。此文中，汪晖强调中国的社会主义历史实践是中国现代性的特殊形态，社会主义运动以现代化为目标，包含了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强调区分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与西方语境中现代化理论中“现代性”概念的区别，批判了把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反思放在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的“新启蒙思潮”，认为是回避了中国社会主义在国家体制、政党政治与工业化过程中的困境其实是整个世界“现代性危机”的一部分。这一理路也体现在他之后一系列关于“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的论述中，即从“现代性”中拯救中国的社会主义。
九八大下岗、三农问题背后的城乡差距、东南沿海和西北内陆发展的区域分化、如富士康N连跳和“刷牙死”等社会群体性事件不断涌现、贪污腐败现象不断加剧……这些都成为是中国加入WTO之后的中国人民所付出的代价（即“中国需要世界”），这个意义上的“发展主义”遭到了国内外左派的批判。新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关于中国道路的激辩就发生在此背景之下，17大前后几年在思想界上这两派的争论也非常激烈。
2012年《南方周末》题为《像一束光簇拥另一束光》的新年致辞中这样写道，“思想的光芒正在重生。从曾经的枯竭僵化走向人性复苏，从新左派与自由派之争到2011年的宪政辩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应该且能够做什么？一百七十年来，中国社会从未像现在这样，认清自己的路向。”
其实，中国“特殊情况”并不体现为外在于“意识形态的全球化”，恰恰相反，中国内部的意识形态场域是全球意识形态斗争的折射。无论左右，当这一场域被西方自由主义学者和政客标签为刻板的“专制主义”，并与所谓的“自由民主”形成善良与邪恶、光明与黑暗二元对立的叙述时，这一结果正是全球意识形态斗争的现实图景。而打破这一图景的唯一方法，就是“回到1978”以重新选择——重新找回一共时期甚至以十月革命为节点的中苏革命为代表的第三世界的全球史意义，从而打破这一系列二元对立，才有可能清理并继续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和实践过程。
这套历史写出的试卷答完了么？我觉得12年就已经基本答完了，这些年大家心中也给出了自己的打分，到一定时候作为评卷人的人民会对这份答卷给出最后有效评分的。
12年是社会剧烈转型之年，也是改开以来被压抑多年的党内路线斗争从量变最终质变为范围扩大到党内外的道路斗争之年（而在起草《二决》的时候，邓就提出意见，以后原则上不再用“路线斗争”的提法。），这一年发生的事件看似都是在意外之外却又都在情理之中。
什么是路线斗争？就是根本分歧的分水岭，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这不仅要看其人说了什么、更要看其做了什么、为谁而做，这是一颗颗跨越历史直到现在的、最尖锐的子弹，归根结底就是说路线斗争没有调和的余地，不论保皇派们再怎样隐藏和逃避这个最根本的原则，机会主义的所作所为是实实在在的，革命不完全便是完全不革命乃至反革命。
陈沂蒙本质上是一个资产阶级政治家、改革家，从路线上来看则是一个改良机会主义者，即使拼命掩盖也和他所代表的“二共”一样充满了机会主义的气息。不要像保皇派、保救派一样只会眼睛向上的去走精英路线，要在和统治阶级混在一起的人里面寻找代表，就像曾经走资派们所作的那样。要把眼光放到无产阶级上，躬身到无产阶级之中进行组织建设和培养发掘革命者。
大多数人对陈沂蒙的态度是或无感、或惋惜、或怀念、或赞扬、或臭骂、或讨厌、或憎恶，而这些不同态度的背后离不开各自的阶级立场。
至于东江的群众对他的态度大都趋向于怀念、赞扬，多是出于阶级立场上产生的朴素的个人情感，如前几天向包公像跪倒哭诉的市民们（这时候历史上真实的包拯是什么样的人和所谓“青天大老爷”的作用都已经不那么重要了。试想，如果在现实生活中可以切身感受到自己应得的公平正义，谁又还会去哭跪一尊塑像呢？）。因为善良淳朴的人民群众的要求并不高，他们想要的只是自己的现实生活问题能够被关心到、注意到、解决好，简单的需求得以满足，人民群众就会自动围绕过来，不用任何连哄带骗也不用任何生拉硬拽，就会得到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拥护和爱戴。
所以，我一直说评价任何政治人物都不要带入自己的情感（比如爱憎），而是应该明确阶级立场再来看他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和政治路线以及他的政治能力。
资本主义可以复辟，社会主义却无法恢复，无产阶级只能通过斗争重新拿回属于自己的劳动果实。
这其实也是历史的温情所在，即使到了危机四伏的时刻，依然会有为国为民的有识之士去试图挽救；但这也是历史的残酷所在，腐朽无能的统治阶级已经配不上这些有识之士的作为了，他们如果救不了它，那就成为埋葬它最后一抔黄土的推手。
历史，一直是充满温情的；历史，一直都是充满残酷的。
这就是《黑与白》向我们揭示的历史真相。
四、结语
我在豆瓣上评价《繁花》是“一曲巴尔扎克风格的改开挽歌”，《黑与白》则是“一支托尔斯泰式的革命交响乐”。因为《繁花》代表着腐朽的资产阶级的小市民文化，而《黑与白》代表了新生、进步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
在阶级社会里，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意识形态，“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阶级斗争的历史表明：革命的文艺，起着促进新生、进步的经济基础的发展的积极作用，推动着历史的前进；反动的文艺则维护腐朽、落后的经济基础，阻碍着历史的发展。对新生、进步的生产关系起促进作用的文艺，对腐朽、落后的生产关系必然起破坏作用，加速其瓦解、崩溃的过程。对腐朽、落后的生产关系起维护作用的文艺，必然阻碍新生、进步的生产关系的形成和发展。
资产阶级文艺还处于支配地位，但它毕竟是腐朽的事物，是没有生命力的，迟早是要被历史所淘汰掉的。正如毛主席指出的：“一切腐朽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其他不适用的部分，一天一天地土崩瓦解了。彻底扫除这些垃圾，仍然需要时间；这些东西崩溃之势已成，则是确定无疑的了。”
《黑与白》教给我们正确的态度是放弃幻想，准备斗争，坚决的与修正主义彻底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到胜利为止,这才是一位马列毛主义的信仰者才该有的觉悟，而不是沉浸在自己的迷思幻梦之中，既然不敢有认清现实的勇气，那么就必须承受其后果。这个过程也许是枯燥且乏味的，但不是说我们都看不见任何曙光那样绝望，《黑与白》最后部分田青青和梁天等新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出现，就是这一抹希望的曙光。
（本文系作者在人境讲坛的讲座稿，发表时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