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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在我看来，如果要评选十名20世纪中国最为为杰出的女性，丁玲大概能排前五，如果评选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女作家，丁玲的排名则可以排第一。我实在想不出还有谁能排在她前面的。

　　我这样说，反对的人肯定会如过江之鲫，马上举出张爱玲、萧红、冰心等名字来。没错，这几个人也都是20世纪很优秀的女作家，特别是张爱玲，近几十年来红遍海内外，几乎成为了中国女作家的形象代表，她的许多小说如《半生缘》《倾城之恋》《红玫瑰白玫瑰》等风靡一时，长销不衰，不仅在文学青年特别是文学女青年中，随手能抓出一大把“张粉”，就连不少已成名的女作家也明里暗里把张当成学习和模仿的对象，有的还因此得了茅盾文学奖，让一些男作家也忍不住加入到“张粉”的行列，以致有人在读中国当代小说时，不小心就读出一股浓浓的“张爱玲风格”来。还有萧红，这位在1930年代曾经跟萧军一起颇受鲁迅先生器重，并以“左翼作家”的面目走红于上海滩的东北女作家，虽然早逝，但从1980年代起再次走红于文坛，在重写文学史思潮中影响和地位仅次于张爱玲；只不过，她的“再次走红”，是经过“退红”（左翼色彩）处理的。如同张爱玲那样，媒体和学术界塑造出的萧红，无论作品还是个人生活也都处于被主流社会打压和排斥的境遇，命途多舛，婚姻情感充满曲折——这似乎是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一般性格，也符合大众对女性公众人物的文化想象，因而也是张爱玲和萧红作为两个“文化幽灵”，在20世纪后半叶复活并成为流行人物乃至文化现象的奥秘。至于冰心，尽管作品不及前二位，但她的散文及个人气质中那种端庄娴熟和圣母般的慈祥面容，再加上她的大家闺秀身份和海外留学的背景，自然就与滥觞于20世纪后半叶的西化潮流和普世价值无缝对接，不谋而合了。

　　而丁玲呢，无论是作品还是个人经历，都与张爱玲、冰心们大相异趣。北京大学的孔庆东教授曾经对丁玲作过一个评价：“丁玲真是代表了‘五四精神’，‘五四精神’倡导的这种真正的人格独立、女性独立。当然还有一个萧红，可惜萧红死得太早，萧红如果能够健康地也活到一个老太太的岁数，可能跟丁玲并列。张爱玲是才华横溢，但是空间太狭小。丁玲的一生，正是跟中国百年革命风云激荡完全同构的一生，看看丁玲一生接触到的这些男性们，就可以知道，哪一段都少不了她，每一场运动都少不了她，她都有自己的表态。”（孔庆东：《丁玲：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女性》）

　　的确如此。从丁玲最初的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到延安时期的《三八节有感》《我在霞村的时候》和土改时期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再到被打成右派到北大荒后写的《杜晚香》以及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等，如同她的经历一样，印证了20世纪中国革命波澜壮阔和错综复杂的历程。

　　1936年，当丁玲从国民党的监狱出逃，几经辗转来到延安后，毛泽东专门填了一首词，用电报发给聂荣臻，请他转给丁玲，这就是著名的《临江仙·给丁玲同志》: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临江仙·给丁玲同志》

　　毛泽东：《临江仙·赠丁玲》手迹

　　毛泽东之所以给丁玲如此之高的礼遇，除了丁是“红遍上海滩”，并颇受鲁迅看重的“大作家”，还因为当时的陕北“正缺知识分子”。作为刚刚结束完长征，在荒凉的黄土高原立足未稳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此时最迫切的大概是尽快建立一支“文化的军队”。丁玲的到来，正好满足了毛的期待。

　　也正是由此开端，丁玲走上了一条同萧红、张爱玲截然不同的写作和人生之路——从追求个性解放和充满叛逆精神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自觉地融入到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洪流，成为一名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共产主义者的曲折道路。

　　对丁玲来说，这大概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转变，但这个“转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充满了痛楚与苦闷。《三八节有感》便是写于这一时期的作品。这篇不足三千字的杂文批评了当时延安存在的某些特权现象，如“首长有选择妻子的自由，女性为了革命利益没有选择丈夫的自由”等等。写这篇文章时，丁玲刚从前线回来。“斗争的火气还没有熄灭”，她在《我们需要杂文》中写道：“有一位理论家曾向我说，‘活人很难说，以后谈谈死人吧’。我懂得这意思，因为说活人常要引起纠纷，而死人是永无对证，更不至于有文人相轻，宗派观念，私人意气……之讽刺和责难。为逃避是非，以明哲保身为原则当然是对的。”但丁玲不屑于做这种人，说“这是我们的耻辱”，并明确提倡要学习鲁迅写杂文，于是就有了《三八节有感》。文章发表后，引起了一些老干部的气愤：“我们在前方打仗，后方却有人在骂我们的司令……”碰巧的是, 《解放日报》在发表《三八节有感》不久，接着发表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延安整风开始后，《野百合花》被当做“大毒草”遭到了批判，王实味被打成了托派。丁玲也因《三八节有感》受到了批判，但毛泽东明确表示，“丁玲和王实味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丁玲遂得以平安过关。

　　几十年后，丁玲在反思这段经历时说：

　　……当时我因两起离婚事件而引起的为妇女同志鸣不平的情绪，一泄无余地发出来了。这两起事件的当事人今仍在，可能会想得起来的。那时“文抗”的俱乐部，每逢星期日就有几个打扮得怪里怪气的女同志来参加跳舞。“每星期跳一次舞是健康的”，说这话的是江青。四十年之后，现在我重读它，也还是认为有错误的。毛主席对我说过，内部批评，一定要估计人家的长处，肯定优点，再说缺点，人家就比较容易接受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丁玲文集》卷五）

　　从这段话看出，丁玲将自己看作是革命队伍的一名战士，对缺点和毛病提出批评，因为是自己人，所以就顾不上讲什么“策略”和“面子”，但作为一名刚从上海左翼文化圈投入革命阵营的作家，她身上那种似乎根深蒂固的知识分子气质如书生气、理想化，个性张扬以及女性的敏感细腻，也表现得淋漓尽致，如他自己总结的那样：“我不反对跳舞，但看这些人不顺眼，就顺便捎了她们几句。我的确缺少考虑，思想太解放，信笔所之，没有想到这将会触犯到什么地方去。我也没想到文章可能产生的影响和对被批评者应有的体谅，更想不到敌人可以用来反对党的。”

　　其实，这并非应该全部予以否定的缺点，有的甚至是一个作家直面现实、追求真理时最为宝贵的品质。对于已经决心将自己全部交付给革命的丁玲来说，如何正确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是个不小的难题，从丁玲后半身的经历看出，尽管她一直在勉力而为，但直到死也没有处理好。

　　《三八节有感》的风波后不久，中共中央召开了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发表了重要的讲话。讲话中专门谈到了“歌颂”与“暴露”的问题：

　　对于敌人，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人民的敌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在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并指出他们必然要失败的趋势，鼓励抗日军民同心同德，坚决地打倒他们。对于统一战线中各种不同的同盟者，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有联合，有批评，有各种不同的联合，有各种不同的批评。他们的抗战，我们是赞成的；如果有成绩，我们也是赞扬的。但是如果抗战不积极，我们就应该批评。如果有人要反共反人民，要一天一天走上反动的道路。那我们就要坚决反对。至于对人民群众，对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对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我们当然应该赞扬。人民也有缺点的。无产阶级中还有许多人保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有落后的思想，这些就是他们在斗争中的负担。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他们在斗争中已经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只要不是坚持错误的人，我们就不应该只看到片面就去错误地讥笑他们，甚至敌视他们。我们所写的东西，应该是使他们团结，使他们进步，使他们同心同德，向前奋斗，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扬革命的东西，而决不是相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这当然不只是毛泽东对丁玲《三八节有感》引起的风波的回应，而是对“革命的文艺家”应该持什么态度写作的权威论述，从理论上解决了文艺为什么人，站在什么立场，带着什么感情和态度的问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开启了人民文艺的新阶段，从此，许许多多文艺家踏上了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并涌现出了大批反映人民革命斗争和工农兵生活，从形式到内容都焕然一新的作品，其中就包括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丁玲1938年在延安。美联社驻北平记者霍尔多·汉森（Haldore Hanson）拍摄。

　　二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丁玲在河北阜平参加土改工作队时创作的。由于写的是自己参加土改工作的亲身经验，穷苦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翻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翻身做主人的斗争实践，使丁玲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创作冲动：“我在村里的小巷子里巡走，挨家挨户去拜访那些老年人，那些最苦的妇女们，那些积极分子，那些在斗争中走到最前边最勇敢的人们……他们有说不完的话告诉我，这些生气勃勃的人，同我一道作过战的人，忽然在我身上发生了一种异样的感情，我好像一下子就懂得了许多他们的历史，他们的性情，他们喜欢什么和不喜欢什么，我好像同他们在一道不只二十天，而是二十年，他们同我不只是在一次工作汇总建立起来的朋友关系，而是老早就有了很深的交情……我爱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有那些优点才去爱他们，而是因为我老早去爱了他们，才发现他们特有的优点的。甚至读他们的缺点，我也带着最大的宽容。总之，他们带给我兴奋，紧张，不安定，好像很不舒服，但我感到幸福。我在他们的宇宙里生活着，编织着想象的云彩，我盼望着劳动，我向我自己说：‘动起手来吧，不要等了！’”（《丁玲文集》卷五第391-392页）

　　丁玲的体验以及她讲的道理，跟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话上讲的几乎如出一辙：“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毛泽东选集》卷三第808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毫无疑问，丁玲正是以自己的亲身体验，来践行毛泽东文艺思想，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便是这一实践的结晶。这部小说的创作过程，使丁玲体验到了一种与以前全然不同的创作感受。她开始于上海亭子间的文学活动，最初只是一种个人的事业，即便在参加鲁迅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时，写作对她也是如此。到写《三八节有感》时，文学对她来说也只是一种表达个人思想和言论的权利和工具。而现在，她才真正从心理和行为上将文学创作当成了整个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再也不只是个人的“事业”了，亦即列宁指出的：“文学事业不能只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一部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列宁选集》第一卷第647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真正实现了毛泽东所说的“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的目的。可以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诞生，是丁玲从一个“追求个性解放和充满叛逆精神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真正转变为“自觉地融入到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洪流，成为一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重要标志。

　　“看一个知识分子是否进步，首先要看他能否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奠定了丁玲作为一个“革命作家”的重要地位。从上海亭子间的小知识分子，经过血与火的淬炼，成长为一个自觉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的“革命的文艺家”，这不仅是“延安道路”的成功典型，而且是丁玲个人的成功实践。《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出版后受到的高度评价和丁玲本人获得的各种殊荣，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1948年12月在莫斯科。这张照片刊于《太阳照上桑干河上》俄文版第一版（1949年出版）

　　1952年3月15日斯大林文艺奖当日摄于莫斯科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首次在哈尔滨的《文学战线》1948年第一卷第三期选载，同年全书由新华书店东北总分店出版，不久便获得了斯大林文学奖金，正随蔡畅参加“中国妇女代表团”的丁玲领到五万卢布的奖金后，全额捐献给了全国妇联儿童福利委员会。

　　1949年1月中旬丁玲回国后，有关她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消息及文章可以用“多如牛毛”来形容：《小说》三卷二期上有许杰的《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49年7月4日《光明日报》上张白的《访问作家丁玲》；7月6日《进步日报》上傅东的《丁玲访问记》；8月20日《人民日报》消息：《文艺报》与《人民日报》昨天举行纪念晚会，丁玲罗果夫等三十余人出息；同日，《人民日报》还有一则消息：丁玲当选国际民主妇联和理事会主席团；10月25日，《解放日报》消息：《消息报》书评推荐《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这部小说已译成俄文；11月19日《人民日报》消息：莫斯科作家招待丁玲，座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1月25日，《人民日报》消息：莫斯科妇女集会庆祝妇联会，丁玲出席演说；《人民日报》报道，《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已被译成、俄、德、日、波、捷、匈、罗、朝等十二国文字……

　　受到如此热捧,大概只能用“红得发紫”形容了。然而就是这样一部大红大紫，赢得国内外好评的小说，出版过程却并不顺利。据丁玲自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完后，他最先给了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党委宣传部部长周扬看，但过了几个月都没有回音，丁玲就把稿子给艾思奇、萧三和胡乔木看了。艾思奇是《大众哲学》的作者，曾与丁玲一起在陕甘宁边区文艺协会主持过工作；萧三是从苏联回来的著名诗人，毛泽东的同乡兼同学；胡乔木是毛泽东的秘书，是党内有名的“笔杆子”。这三个无论从地位还是知名度都堪称解放区的文化名宿来审读一部小说，应该说有着无可争辩的“权威性”。实际上，这三个人看完小说，都给予了一致的好评。“写得好——”胡乔木口气十分笃定，“个别的地方做点修改，就可以发表。”

　　丁玲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然而，小说出版时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阻力。“照理说，这样及时反映现实生活在当时是很需要的，这么颇具规模的长篇，在解放区也是难得的。但是，‘由于作品刺痛了某些人，他们指责作品反映的是富农路线，致使作品在华北未能出版。’”（周良沛：《丁玲传》第480—481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富农路线”在当时可是一顶“可以压死人的帽子”。丁玲在感情和思想上都无法接受，也为这顶对一部小说实属“大而无当”的帽子感到莫名其妙。当她后来得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之所以“未能在华北出版”，真正的原因是小说中的工作队长“文采”被指影射了周扬，这才恍然大悟：“哦，难怪……”

　　丁玲和周扬之间的“过节”由来已久。

　　周扬与丁玲本是在“左联”共同战斗过的战友。丁玲1933年5月被捕之后，周扬接任了“左联”党团书记一职。1936年11月，丁玲出狱后先期到达陕北；半年多以后的1937年8月，周扬也去了延安。在左联期间，丁玲和周扬之间并没有在工作上发生过什么矛盾和龃龉。但由于冯雪峰，两人的关系才显得比较微妙起来。冯雪峰是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上海的左翼文化的代表人物，1932年，吸收了周扬进入“左联”，并委以“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的主编。但其后两人除了短时间的友好相处外，大部分时间处于严重对立的状态。1933年冯雪峰离开上海到中央苏区后，周扬继而成为上海左翼文化界的领导人。1936年5月，冯雪峰作为中央特派员返回上海，在上海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但因以前与周扬的对立关系，他没有找周扬，这引起了周的极大不满；其后因为“左联”的解散、“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争论的不同看法，两人的关系更加紧张。

　　而丁玲和冯雪峰1927年就认识了。那时丁玲已经与胡也频结婚，有了一个孩子，但她觉得，她与也频只是像“小孩子过家家”，冯才是她喜欢的类型。她甚至公开承认，冯才是她第一个爱上的男人。但最终理智战胜了感情，丁玲没有背叛也频，而只是与冯保持着很好的朋友关系。可想而知，周扬和冯雪峰之间的政治纠葛，多多少少也会影响到周对丁以及丁对周的看法。

　　但丁玲真正对周扬产生“不满”，还是到延安之后。

　　1941年，周扬在《解放日报》上发表长文《文学与生活漫谈》，提出“然而太阳也有黑点”，意在要求文艺家对生活不要“求全责备”。“文抗”的舒群、萧军等五人联名，写了《〈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漫谈集录并商榷于周扬同志》，提出不同意见，认为“若说人一定得承认‘黑点合理化’，不加憎恨，不加指责，甚至容忍和歌颂，这是没有道理的事”。据说，丁玲也参加了与这五人的讨论，最后文章发表时才划去了名字。由于不久前《解放日报》发表《三八节有感》，引起了延安文艺界的批评，丁玲认为周扬这篇文章是针对自己的。心情郁闷之中，她写了一篇借题发挥的悼文：《风雨中忆萧红》。文中有这样一段话：“但我仍会想起天涯的故人的，那些死去的或是正受着难的。前天我想起了雪峰，在我的知友中他是最没有自己的了，他工作着，他一切为了党，他受埋怨过，然而他没有感伤过，他对于名誉和地位是那样的无睹，那样不会趋炎附势，培植党羽，装腔作势，投机取巧。”丁玲研究专家袁良骏据此分析，这段话明褒雪峰，暗贬周扬，明眼人一看便知。丁玲这篇文章，周扬更是不可能不知。

　　或许是由于以上原因的叠加，才导致周扬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封杀”？否则，像周扬这样一个被视为解放区文艺界理论权威的人，怎么会得出小说中的“文采”是影射他自己的低级判断呢？

　　此时的周扬已经不是刚从上海到延安时那个无足轻重的人物了。他先是担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当时边区文协由老资格的革命家吴玉章掌舵，哲学家艾思奇，诗人柯仲平和丁玲担任副手，没有周扬的位置。直到1940年，周扬才当上了鲁迅艺术文学院副院长，并曾由于在办学方向上受到批评。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周扬在《解放日报》发表长文《艺术教育的改造问题——鲁艺学风总结报告之理论部分：对鲁艺教育的一个检讨和自我批评》，不仅全面否定鲁艺以往的工作，而且以革命意识形态指导文化文艺工作，才开始受到毛泽东的重视。此后周扬的逐渐树立了他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权威阐释者的身份，并进入党的宣传机构，担任了一系列重要领导职务，直至全国解放后成为党在文艺界的重要领导人。

　　显而易见，周扬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出版过程中的阻扰，使丁玲从左联时期就埋下的对周的“成见”更加强烈了。直到这部小说出版获奖和引起轰动，给她带来巨大荣誉，此事在丁玲心头布下的阴影才消散，并逐渐忘记了过去的不快。

　　几年之后，当丁玲被划为“右派”，“新账老账”一起算时才意识到，周扬对他俩之间的“过节”，从来就不曾忘记过。

　　三

　　丁玲被划为“右派”的前两年，即1955年，她就以所谓“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活动”受到过“严肃处理”。

　　这两起事件的主要操盘手，都是主管文艺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1955年9月30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思的报告》拟定，由中宣部转呈党中央。该报告列举了所谓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反党”的主要表现：

　　一、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违抗党的方针、政策和指示。

　　二、违反党的原则，进行感情拉拢，以扩大反党小集团的势力。

　　三、玩弄两面派党的手法，挑拨离间，破坏党的团结。

　　四、制造个人崇拜，散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

　　这四种“表现”也成了后来丁玲被划为右派的主要罪状。丁玲知道之后，写了长达数万言的《辨正书》，经过调查小组的调查，证明了“丁、陈反党集团的结论站不住脚”。1957在作协党组会议上，周扬向丁玲道歉：“1955年的批判有偏差，斗争过火，对丁玲这样的老同志，不应该这么做。”既然周扬对丁玲道了歉，风波也应该能够平息了。但是，周扬借随后的反右派运动之势，把丁玲打成右派，并同时打倒了冯雪峰。

　　从此，丁玲成为了全国文艺界揪出的最大“右派”，连《毛选》都点了名，还不是最大？毛泽东在1957年10月13日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几次谈到丁玲：“大鸣大放，一不会乱，二不会下不得台。当然，个别的人除外。比如丁玲，她就下不得台，还有冯雪峰，他在那里放火，目的是要烧共产党，就下不得台” “有的人进了共产党，他还反共，丁玲、冯雪峰不就是共产党反共吗？”又说：“还有一些著名的右派，原来是人民代表，现在怎么办？恐怕难安排了。比如丁玲，就不能当人民代表了。”

　　1952年丁玲和陈明、蒋祖慧在多福巷家中。

　　同丁玲一起划为右派的还有她的丈夫陈明。1958年夏天，丁玲主动要求随陈明到北大荒的汤原农场安了家，以实现她五十年代初立下的“到群众中去落户”的夙愿。1970年丁、陈夫妇又以莫须有的“叛徒”罪名双双被捕，关押到秦城监狱，1975年被安置在山西长治。在山西，丁玲一直呆到1978年，中共中央“通盘解决反右斗争这一历史遗留问题的时候”。

　　当她从山西回到北京时，已经是一个满头华发的74岁老太太了。

　　爬梳丁玲从被打成“反党集团”和“右派”到平反这二十多年各种扑朔迷离的史料，我不止一次地陷入迷茫。夏衍曾经说过：“十七年中，如果不是周扬同志领导文艺界工作，而是什么李扬、王扬……恐怕挨整的人会更多。”这话明显有替周扬洗白的意思，但事实是，如果不是周扬具体策划、组织的话，胡风、丁玲、冯雪峰等未必一定成为被打击的首选人物。而据各种公开的史料证实，丁玲的挨整和蒙冤，更是与周有着直接的关联。

　　其实，就周扬代表中宣部转呈党中央列举的“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的反党集团的“四大表现”，没有一条可以作为丁玲“反党”的证据。其中第一条所指丁玲勾结陈企霞写匿名信攻击党对《文艺报》的领导，第二条所指在“文研所”丁玲拉拢和培植亲信，第三条所指丁玲唆使人将她的照片同鲁迅、郭沫若、矛盾并列及所谓“一本书主义”等等，丁玲在《辨正书》中都一一进行了自辩和反驳，所谓的“罪状”多为不实之词。但既然如此，在中宣部决定重新核查“丁、陈反党集团”并有可能纠正之际，主管文艺界大权的周扬为何还要罔顾事实，趁“反右”运动硬是将丁玲打成“右派”呢？

　　1978年春天，周扬接受赵浩生的访谈时，谈到了在延安与丁玲的分歧问题：“当时延安有两派，一派以‘鲁艺’为代表，包括何其芳，当然以我为首。一派是以‘文抗’为代表，以丁玲为首。这两派本来在上海就有宗派主义。大体上是这样，我们‘鲁艺’这一派的人主张歌颂光明……而‘文抗’这派主张要暴露黑暗。”

　　此时，距丁玲被划为“右派”已过去了二十多年，周扬却还没有忘记“旧账”。在他看来，丁玲的“右”远非始于1957年，而是在延安时期就开始了，最早甚至可以追溯到丁玲写作《莎菲女士的日记》的1930年代。

　　所谓“歌颂与暴露”，的确是延安时期两种具有代表性的写作倾向，对此，毛泽东已经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进行了理论上的解决，何况毛还亲自把丁玲与王实味区别开来：“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而且《讲话》之后，丁玲便像上前线一样，打背包、裹绑腿，到榆林同老乡一起纺线，改革纺车，帮盲艺人韩起祥创作新节目，写出了《田宝霖》等一批反映解放区农民生活的作品，毛泽东为此给丁玲和《活在新生活里》的作者欧阳山写信：“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后来丁玲又写出了直接反映土改斗争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并大获成功。实践证明，丁玲是一位踏踏实实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革命的文艺家”。

　　1953年，丁玲在中国文艺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讲话中谈到“体验生活”时还说：

　　“什么是体验呢？我的理解是，一个人生活过来了，他参加了群众的生活，忘我地和他们一起前进，和他们一块与旧的势力，和阻拦着新势力的发展的一切旧制度、旧思想、旧人做了斗争。他不是一个旁观者，他在生活中不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人，不是一个吹嘘的人。他踏踏实实地工作着、战斗着、思想着。他在生活中碰过钉子，为难过、痛苦过，他也要和自己战斗，他流过泪，他也欢笑，也感到幸福。他深刻地经历了各种感情，她为了继续战斗，就必须得随时总结，而且继续在自己的思想有了提高的情况下再生活……”

　　——丁玲《到群众中去落户》，第93-94页，作家出版社，1954年版

　　这是丁玲根据自己创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心得体会，因为真实，显得那么亲切、朴素、感人，体现出她作为一个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扎根于人民群众获得的自信和自豪。从她身上，如何嗅得出一丝“右”的味道来呢？

　　如果非要以丁玲曾经是包括因写《野百合花》罹祸的王实味在内的所谓“暴露派”的代表，而指责其一贯“右倾”不可的话，我倒想借作家曹征路曾经说过的一段话来回应：

　　在当时的延安，像王实味这样具有深厚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人才极为罕见。与那些有留苏背景的海归人士相比，王实味才真正是“从理论到理论”的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比王明那种人对于理论与现实的分裂更敏感。王实味对边区官僚主义现象的批评，可以联想到共产主义的核心价值，联想到马克思主义的平等理念和“异化”理论，却最终被说成“小资产阶级”、“自由化”。

　　1980年代以后为他鸣冤叫屈的人，是理解不了王实味的，他们把王实味奉为自由化的鼻祖。其实王实味才是“真左派”，与丁玲一样，是那个时代彻底的理想主义者。在他们那里，不是他们与马列主义社会主义有矛盾，而恰恰是认为延安不够社会主义不够马克思。

　　——曹征路：《延安整风就是整知识分子吗——重访革命史之三十八》

　　然而，历史就这样吊诡，真正践行延安文艺道路的“左派”丁玲，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被打成了“右派”，而在左联时期就因倡导“国防文学”明显右倾的周扬，却以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毛泽东文艺思想宣谕者的“左派”身份坐到了“审判长”的席位上。这一“左”一“右”的变幻如同魔术一般，其中的奥妙究竟何在？如果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仅仅是因为丁、周二人之间的私人成见和恩怨，说得通吗？

　　鲁迅先生在论证左倾很容易变成右倾时曾说：“以为诗人或文学家高于一切人，他底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贵，也是不正确的观念。举例说，从前海涅以为诗人最高贵，而上帝最公平，诗人在死后，便到上帝那里去，围着上帝坐着，上帝请他吃糖果。在现在，上帝请吃糖果的事，是当然无人相信的了，但以为诗人或文学家，现在为劳动大众革命，将来革命成功，劳动阶级一定从丰报酬，特别优待，请他坐特等车，吃特等饭，或者劳动者捧着牛油面包来献他，说：‘我们的诗人，请用吧！’这也是不正确的。”

　　是的，“读懂了鲁迅，便读懂了丁玲的赤诚。”鲁迅的话，证明了毛泽东提出的知识分子改掉“自以为高人一等”“瞧不起泥腿子”的毛病，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必要性、正确性。丁玲正是按照毛泽东指引的方向，真正实现了“与工农相结合”的。对此，某些自由派学者不仅视而不见，而且故意“误读”和贬损，将丁玲之所以“没有躲过灾难”以及她和周扬之间从“貌合神离”发展到“水火不容”的原因，归咎到所谓“自身的因素”：“丁玲有什么样的性格呢？与丁玲有过交往的王蒙这样描述说：丁玲具有很强的‘明星意识’，‘作家意识’。她‘是一个艺术气质很浓厚的人，她热情、敏感、好强、争胜、自信、情绪化，个性很强，针尖麦芒，意气用事，有时候相当刻薄’。这样的性格，就难免给人留下‘丁具有‘一切坏女人’的毛病：表现欲、风头欲、领袖欲、嫉妒……’的印象。王蒙进而断言：丁玲‘一辈子搅在各种是非里’。这种‘明星意识’、‘作家意识’，使丁玲‘不大瞧得起和她同时代的一些作家’。曾担任过丁玲秘书的张凤珠和在文学研究所工作过的朱靖华，对丁玲的这种做法仍记忆犹新。建国初期，对于已在文学上奠定了地位的一些没有在延安或解放区工作过的作家，丁玲的着眼点不在于他们的作品如何，‘她可以自傲于他们的就是她参加了革命，而那些人没有这种经历”。因此，“有时她对别人有一种不自觉的轻视。在一般作家和知识分子面前，她也有一种解放区来的高人一等的潜在心理”，“造成文讲所以后悲剧的原因和这种自豪感也有关系”。（徐庆全：《丁玲与周扬的“历史碰撞”》）

　　在这一点上，徐庆全们真不如曹征路看问题准确、一针见血：

　　“原因就在于前面提到的延安文艺界的宗派主义。革命成功以后，当初左翼文艺运动的骨干纷纷走上了领导岗位，掌了权就要施威，在这方面他们并不比旧军阀文明。”曹征路进一步指出，“到了1980年代，这一切又被翻转过来，这些作品成了启蒙主义的样板，‘一个感伤主义者的内心认知’，是‘五四文学观的再现’。这种重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人性论老调的文学批评观念一直延续到今天。曾经供职于美国中情局的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写道：‘丁玲在1940年代初期无法遮蔽她对延安共产政权的不满，而短暂的回到了她过去的颓废、虚无主义的情绪’。于是掌权的批评家也跟着夏志清摇旗呐喊。但在其后，丁玲并没有按照他们的意愿去丑化共产主义，反而用一系列言行证明自己仍然是共产党人。于是丁玲又被当成了左派，遭到周扬为代表的权势者打击排斥丑化。面对历史的吊诡，丁玲表现出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风骨：‘当初把我打成右派的人，就是今天把我打成左派的人。’”（曹征路：《延安整风就是整知识分子吗——重访革命史之三十八》）

　　关于丁玲平反复出后又稀里糊涂地变成“左派”，王蒙是这样说的：“在她的晚年，她不喜欢别人讲她的名著《莎菲女士的日记》、《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而反复自我宣传，她的描写劳动改造所在地北大荒的模范人物的特写《杜晚香》，才是她的最好作品。丁玲到美国大讲她的北大荒经验是如何美好快乐，以致一些并无偏见的听众觉得矫情。丁玲屡屡批评那些暴露文革批判极左的作品。说过谁的作品反党是小学水平，谁的是中学，谁的是大学云云。类似的传言不少，难以一一查对。”王又说，她的对手“过去一再论证的就是她并非真革命真光荣真共产主义者，这有莎菲女士为证，有她的某些‘历史问题’为证，有她的犯自由主义的言谈话语为证。这是对她的最惨重的打击。有了这一条她就全完了，再写一百部得斯大林奖的小说也不灵了。而她的生死存亡的决定因素是她必须证明她才是真革命的：这有杜晚香为证”。王还以一位比他“大七、八岁的名作家”私下的话说，“丁玲缺少一位高参。她与××的矛盾，大家本来是同情丁的。但是她犯了战略错误。五十年代，那时候是愈左愈吃得开，××批评她右，她岂有不倒霉之理？现在八十年代了，是谁‘左’谁不得人心，丁玲应该批判她的对立面‘左’，揭露××才是文艺界的‘左’的根源，责备他思想解放得不够，处处限制大家，这样天下归心，而××就臭了。偏偏她老人家现在批起××的‘右’来，这样一来，××是愈批愈香，而她老人家愈证明自己不右而是很左，就愈不得人心了。咱们最好给她讲一讲。”（王蒙：《我心目中的丁玲》）

　　文中的××显然是指周扬。王蒙的话亦褒亦贬，亦庄亦谐，话里藏锋，语中含讥，颇能蛊惑人，但他还是难免像那位徐庆全先生一样落入了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窠臼，并散发出浓厚的市侩主义气味。在王蒙看来，丁玲最大的“失误”就是不识时务，没有像周扬和多数人那样“与时俱进”。他甚至大言不惭地给作为前辈的丁玲当起了“人生导师”。这不是偶然的，王一直就把周当做榜样，对周在官场上表现出的那种深文周纳、长袖善舞和左右逢源佩服得五体投地。（参见王蒙：《周扬的目光》）

　　归根结底，丁玲的坎坷命运以及她和周扬长达半个世纪的冲突，除了各自的个性使然，还同中国革命进程中与影相随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以及知识分子本身的弱点等等，都存在撇不清的关系。

　　四

　　让我们再次把目光投向1940年代的红都延安。

　　从1944年5月到1942年2月，毛泽东陆续在延安干部会议、中共中央党校上发表了三次讲演：《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在整风运动中，这三篇讲演均作为学习材料印发给全党。

　　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对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作风提出了批评：“……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这就是我们队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风。这种作风，拿了律已，则害了自己；拿了救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毛又进一步指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三种东西，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都不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而是剥削阶级所需要的。这些东西在我们党内，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狂热性和片面性，如果不加以节制，不加以改造，就很容易产生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它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洋八股，或党八股。”对党八股，毛一共列出了八条罪状，其中第二条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从前许多同志的文章和演说里面，常常有两个名词：一个叫做‘残酷斗争’，一个叫做‘无情打击’。这种手段，用了对付敌人或敌对思想是完全必要的，用了对付自己的同志则是错误的……无论对什么人，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的方法，都是要不得的。因为这种吓人战术，对敌人是毫无用处，对同志只有损害。这种吓人战术，是剥削阶级以及流氓无产者所惯用的手段，无产阶级不需要这类手段。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791—792页)

　　当抗日战争正处于最艰苦的阶段时，延安整风运动，起到了纯洁组织、统一思想、提高全党战斗力和马克思主义水平的作用，凝聚起蓬勃力量，最终取得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解放全中国的伟大胜利。然而，毛泽东指出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等一度在中共党内普遍存在的现象并没有根除，而是像病菌一样潜伏下来。诚如曹征路所说，“王实味和丁玲带给延安政治生活的冲击，革命理想与官僚主义的冲突没有完结，以工具理性为特点的官僚体制与共产主义信念之间的冲突没有完结。”当中共由革命党成为执政党后，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借尸还魂，大量繁殖，同官僚主义媾和为一体，给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1963年，毛泽东发表《论反对官僚主义》一文，归纳出了“官僚主义”的二十种表现，如“官气熏天，唯我独尊”，“浮夸谎报，弄虚作暇，欺上瞒下，文过饰非”，“两面俱圆，八面玲珑”，“上下隔离，互相排挤，既不集中，又不民主”，“个人利益、派别利益高于一切”，“革命意志衰颓，政治生活蜕化”，“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压群众”等等，比整风时期“党八股”的“八条罪状”增加了整整一倍多，可见中共干部队伍存在的问题，比延安时期严重了许多。

　　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四风”在建国后的一次恶性发作就是反右扩大化。按毛泽东的预想，真正的右派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只占极少数，但最终被打成右派的多达数百万人之众，有的地方为了完成“指标”，甚至出现了按人头比例划分“右派分子”的荒唐事件。

　　丁玲无疑就是“四风”的受害者之一；在周扬身上，则集中体现了“四风”的种种“病状”。

　　从左联时倡导“国防文学”反对鲁迅支持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到延安时期以“歌颂派”自居，反对以王实味、萧军和丁玲等为代表的所谓“暴露派”；从1954年发表批判胡风的文章《我们必须战斗》，推波助澜将胡风打成反革命集团，到罗织“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和执意将其划为右派分子，再到文革后复出，1979年，主持召开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的报告中总结几十年来文艺的历史经验和个人工作中的失误教训，对遭受不公正批评和待遇的同志一再表示歉意，周扬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和谅解，并提出人道主义问题和马克思主义异化论，最终成为1980年代思想解放的一面旗帜。在其中，周扬不断地“变脸”，其变化的频率令人眼花缭乱，与不同时期的政治粘合得天衣无缝。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形成了许多学派。以冯友兰、梁漱溟、季羡林、启功等老一代文化人为代表的新文化学派，主张应该恢复和弘扬传统文化；以于光远、周扬、胡绩伟、吴江、王若水、杨西光、阮铭、孙长江、苏绍智、鲍彤、于浩成、张显扬、严家其等为代表的“理论务虚会派”，主张“西化”。以贺敬之、魏魏、刘白羽、欧阳山、玛拉沁夫、李尔重、马峰、魏传统、吕骥、姚雪垠、夏征农等为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自由派称其为“极左派”），等等。周扬还曾多次为邓小平、胡耀邦起草讲话稿，成为改革开放初期的主流派代表人物，在引导当时中国文化走向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期间，文化思想界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包括《中流》杂志问题、电影《苦恋》的禁与放、“七一讲话”风波等， 最终以“极左派”全面溃败，“主流派”或“西化派”完胜而告终。据说，在八十年代的中国文艺界，许多人一提起周扬的名字就肃然起敬，将他视为“西化派”的保护伞和“后台”，威望远远超过了他同样作为掌控文艺界生杀大权领导人的五六十年代；而许多“中青年作家”提起丁玲则不以为然、不屑一顾，斥之为“保守”“极左”，可见丁玲名声之“狼藉”，几可与她被打成右派时媲美了。

　　社会的每一次变迁都会使各类人的命运此起彼落、分道扬镳。有人见风驶舵，左右逢源，左的时代比谁都左，右的时代比谁都右。有人则一根筋到底，坚持自己的信念。周扬是前一类人的代表，丁玲则是后一类人的代表。

　　周扬的一生可以用“左时可怕右时出奇”来形容，从他的身上能看到某些文化人和职业官僚松软的骨头及多面的人格。如果说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对任何事物都不加分析，完全以‘风’为准。今天刮北风，他是北风派，明天刮西风，他又是西风派。自己毫无主见，往往由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86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这个特征，用在周扬身上完全合适。鲁迅先生曾称这种人为“风派”。这种人物的滋生和盛行，并不能简单归咎为个人品格，而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周扬曾经不止一次地称自己为“职业革命家”。对周扬来说，当他成为中共的一员之后，所从事的职业就是行政工作，除了“职业革命家”外，周扬从来不认为自己还应该成为理论家或其他的什么家。建国初期，他在文学研究所讲演时，曾幽默地说：外国要编名人大辞典?询问我算什么“家”，我说我不是作家，也不是评论家，就算组织家吧。不管是像有的人所说周扬在玩弄权术方面手段高明也罢，还是说他本身有能力也罢，反正都得承认，周扬至少有这样的认知：他这一辈子已经没有自我了，这一切都交给党了。党给他安排什么工作，周扬没有挑三拣四的余地。

　　据说，毛泽东曾经评价周扬：“党正确了周扬也正确，党错了周扬也错了。”这究竟是赞扬还是批评呢？联想到毛一生倡导“造反”和“反潮流”精神，晚年甚至号召人民，如果他死后有人搞修正主义，“你们就起来造反，将他们打倒！”批评的成分似乎更大。

　　不错，作为“职业革命家”，“对党忠诚”是一种必须具备的觉悟或纪律。但当历史从战争年代进入和平年代，“职业革命家”变身为“职业官僚”之后，这种“一切为上级是从”的所谓组织原则，很可能就成为教条主义、机会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借口。如果执政党内充斥着唯上级是从，唯文件是从，丧失理想和信念的“职业官僚”，这个党也许就离垮台不远了。毛泽东在建国初期就看到了这种危险，所以他希望通过搬用延安整风的成功实践，号召党外人士给党“提意见”，希望以此清理党内肌体上的有害病菌，恢复战争年代曾经有过的那种健康活力和生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56页―457页）可是，反右运动不仅没能达到毛泽东的预期，反而因扩大化使一批真正忠实于共产主义信仰，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如丁玲这样的党员和知识分子遭受了残酷迫害，致使中共党内和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态严重恶化，而直接导致这一后果的，正是毛在延安时期就深恶痛绝的那种忽“左”忽“右”的周扬式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以及建国后开始盛行的官僚主义。

　　“这一事件开启用政治手段解决思想问题的先河，带来的伤害也是深刻而久远的……让毛泽东难于释怀的，恰恰在于王实味的理论挑战性。王实味对在革命口号下逐渐强化的等级制度及其官僚化趋向表达了他的焦虑，这同样也是毛泽东的焦虑。”（曹征路：《延安整风就是整知识分子吗——重访革命史之三十八》）反右运动的恶果很快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暴露出来，“大跃进”中许多干部大搞浮夸风，虚报粮食产量，致使三年困难时期许多地方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这再次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随后发动的“四清”和“社教”运动，其规模不亚于“反右”，只是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四风”之外，还针对当时党内出现的苗头，增加了一条反对“修正主义”，因而可以视为“反右”的一次延续。毛的初衷不仅是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还要让人民参与管理，以确保国家的人民民主性质和社会主义方向不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但历次运动的效果仍然不理想。于是，毛毕其功于一役，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终因“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而宣告失败。1974年，垂暮之年的毛泽东在观看电影《难忘的战斗》时，禁不住吟哦梁武帝诗句“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正是这种悲壮、悲凉心态的真实流露。

　　毛泽东的失败绝不只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二十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的悲剧，从这一大的背景看，丁玲的坎坷命运也不只是她个人的悲剧，而是众多像她一样忠诚于共产主义信仰的知识分子的悲剧。丁玲从来不是一个“职业革命家”，身上也许存在知识分子和文人的某些“毛病”，但她却是一个义无反顾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真心实意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从未怀疑和背叛自己信仰的“革命的文艺家”。

　　丁玲，1983年4月摄于巴黎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罗兰夫人临上断头台前曾疾呼：“自由啊，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后来，有人将这句话改成“革命啊，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来指控共产主义革命对“人性”的戕害，而指控的人就是那些曾经借革命之手伤害过真正革命者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者。正是他们玷污了革命的声誉，当革命退潮之后，自由主义者和无知的群氓蜂拥而上，朝着革命的遗骸扔石头、吐唾沫、泼污水，极尽污蔑和辱骂时，他们却把自己装扮成一副受迫害者的面孔，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忏悔和道歉，同时摇身一变成了“开明绅士”，不仅让革命替他们的恶行“背锅”，而且一马当先地成为了“告别革命”和否定革命的急先锋。

　　二十世纪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由弱到强、由盛转衰的世纪。这场曾给广大无产阶级劳苦大众带来希望和鼓舞，也给另外一些人带来“灾难”的革命悲壮地落幕了。令人唏嘘的是，当共产主义运动的敌人以及变节者为“历史的终结”欢呼雀跃时，那些因忠诚践行自己的信仰而蒙冤和蒙难的革命者如丁玲们，却在死后还要承受曾经的“革命同路人”、自由主义精英以及庸众们的嘲讽、侮辱和谩骂。作为个体，他们或许是一些失败者，但对于中国革命而言，他们却是真正的烈士。

　　革命不死，则丁玲不死。

　　谨向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女性和革命作家丁玲致敬！

　　2018年9月1-5日

　　（转自保马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