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提倡领导干部要亲自写文章。为什么一定要写文章呢？因为，它对于提高工作能力大有益处。
毛泽东谈到：“写文章，可以锻炼头脑的细致准确性。客观事物是独立存在的东西，全面地认识它，写成文章是不容易的事情。经过多次反复，才能比较接近客观实际，写出来经过大家讨论一下，搞成比较谨慎的作风，把问题把思想写成定型的语言文字，可以提高准确性。”
做工作的前提是正确认识客观世界，而“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因而写文章有助于人们正确地认识客观世界。经过不断写文章、改文章、集体讨论文章这些方法，主观和客观就渐趋一致了，做工作的基础也就有了。
领导干部亲自动手写文章，确是做好工作的基本功。毛泽东是这样要求领导干部的，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他早年办《湘江评论》时，预约的稿子常不能收齐，他冒着酷暑和蚊叮虫咬，一个多月内，写了四十篇文章。大革命时，他背着雨伞走村串户调查数月，不畏劳苦，写下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调查报告，为确立“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础。
毛泽东一生亲自起草了大量的公文，如决议、通知、指示、决定、命令、电报，等等。毛泽东是把“亲自动手”作为一项指令、一种要求、一个规定，下发全党严格推行的。这也是他倡导的工作作风，并以身作责，率先垂范。他在1948年为党内起草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中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1958年起草的《工作方法六十条》第三十八条规定“不可以一切依赖秘书”，“要以自己动手为主，别人辅助为辅”。
毛泽东在西柏坡期间，一年时间亲手拟电报408封（根据《毛泽东军事年谱》），指挥了三大战役，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夺取政权靠枪杆子，更靠笔杆子。笔杆子是战略、策略、思想、方法；枪杆子是实力、武器、行动。毛泽东是用笔杆子指挥着枪杆子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的胜利靠的是毛泽东思想，而从一定程度上说，也靠的是毛泽东的一支笔。他从不带枪，却须臾不可离笔，天天写字行文。在指导公文方面毛泽东殚精竭虑，不厌其烦，经常提醒工作人员，“校对清楚，勿使有错”“打清样时校对勿错”，还经常亲自为公文改错。
新中国成立后，针对一些领导干部写报告和讲话稿让秘书代劳，毛泽东说：“我写文章从来不叫别人代劳，有了病不能写就用嘴说嘛！”“秘书只能找材料，如果一切都由秘书去办，那么部长、局长就可以取消，让秘书干。”他明确要求领导同志“重要的文件不要委托二把手、三把手写，要自己动手，或者合作起来做”。
毛泽东提倡写文章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要从生活、从实践出发，真诚地表达自己的心里话。他说：“只要是严格说理又合乎事实，即实事求是的文章，是站得起来的。”他称赞列宁的著作“生动活泼”，因为列宁“把心交给人，讲真话，不吞吞吐吐”。做人贵在真诚，作文也是如此。毛泽东主张文章“不要用过于夸大的修饰词”，分析情况好就是好，坏就是坏，“不要夸大”；讲话发言也要“有表扬，有批评，有成绩，也有缺点”，不要尽是讲好话。
写文章实事求是的基础是要有追求真理的科学态度，要认真进行调查研究。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曾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强调“注重调查”、“反对瞎说”，“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早年他在中央苏区写下的七万多字的《寻乌调查》，堪称我党基层调研工作的典范。毛泽东对这次调研印象很深刻，新中国成立后曾回顾说当时是“下大力气”。
有了正确的态度，还要有正确的方法。毛泽东告诫写文章要处理好材料和观点的关系，强调“材料应与观点统一”，要把材料经过大脑的加工，贯通起来，形成自己的系统看法。
材料是血肉，是观点的基础。毛泽东说：“不熟悉生活，对于所论的矛盾不真正了解，就不可能有中肯的分析。”在延安时期，他就号召真正的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
然而单有材料还不行，还要加工，要消化。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文章要有观点，有“较深刻的思想性”。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学会分析问题。毛泽东指出：“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
毛泽东反对写文章不懂装懂，拿一堆材料来堆砌了事。1957年12月25日，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文章写不下去了，此时应该多看看材料，再考虑考虑，看看自己是不是还没有真懂。”他曾看过一份文件后不满意，认为文件起草者对所论问题“不甚内行，还不大懂。如果真懂，不至于不能用文字表现出来”。他认为，构思写文首先要分析所论事物对立统一的内部联系，分析其中的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这样才能“有长江大河、势如破竹之势”。如果没把问题搞懂，就不要轻易下笔。
真正有分析有观点的文章就会有力量。毛泽东称赞鲁迅后期的杂文“很有力量”，认为是由于鲁迅拥有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掌握了唯物辩证法这个思想武器。
毛泽东是遣词造句的大师，他的语言精炼准确，词汇丰富多彩，用典生动恰当，他的文章既有思想的力量，也有艺术的感染力。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些报纸、杂志、书籍上的文字以及党和政府机关的文件在语言运用方面存在着混乱状况。毛泽东注意到这一点，要求规范语言的使用，强调写文章要讲文法、修辞、逻辑。讲究文法，是写文章的基本要求。讲究逻辑，是指“使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的时候要有逻辑性”，“必须注意各种词语的逻辑界限和整篇文章的条理”，文章“开头、中间、尾巴要有一种关系，要有一种内部的联系，不要互相冲突”，也就是说要注意文章的准确性、条理性和前后的一贯性。讲究修辞，则是要使文章生动活泼一些，使人爱看。
在文章语言的运用上，毛泽东指出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他尤其反对一些人“写文章没有中国味道，硬搬西洋文字的文法”，主张要吸收祖国语言几千年来的丰富营养；他批评有些文章“洋腔洋调”，主张中国人写文章要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毛泽东说：“你讲话是讲给别人听的，写文章是给别人看的，不是给你自己看嘛！”“要想到对方的心理状态。”“当着自己写文章的时候，不要老是想着‘我多么高明’，而要采取和读者处于完全平等地位的态度。”这是群众观点在文风中的具体体现。心里有读者，谋篇布局、遣词造句、语言运用都考虑读者的感受，这样读者才会爱看你的文章。
对于在写作过程中如何站在读者的角度想问题，毛泽东有多方面的阐述。“标题要醒目些，使读者爱看。”1957年，《人民日报》送来一篇社论稿，题目是“怎样对待批评”，毛泽东看后，将其改为“正确地对待善意的批评”，并批了一句话“这个概念化的标题是不好的”。
对于文章的开头，毛泽东主张应开门见山，首先提出要点，引起读者注意，然后再作阐释论述。他反对一些文章一上来就大段引用经典论述，给人以距离感，认为“先讲死人、外国人，这不好，应当从当前形势讲起”。
在文章的语言上，毛泽东主张要照顾读者的心理，要学会使用人民群众的语言，“要通俗，使工农都能接受”。他强调，文章不仅要讲清道理，而且语言要生动活泼，做到“理情并茂”，这样的文章才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说：“文章要尖锐，刀利才能裁纸”，但是文章也不能太硬了，“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文章写得通俗、亲切，由小讲到大，由近讲到远，引人入胜，这就很好。”他称赞鲁迅的文章既不太软也不太硬，不难看。
关于文章的叙述方法，毛泽东也有独到的看法。他批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写法“很不好，总是从概念入手”，认为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他指出：“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
文章写完后，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呢？毛泽东认为还不行，还得去修改。
为什么一定要修改文章呢？1963年，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谈到：“写文章和写诗不经过修改是很少的。为什么要修改？甚至还要从头写？就是因为文字不正确，或者思想好，但文字表达不好，要经过修改。”毛泽东还主张，“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认真地加以删改，然后发表。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反映恰当”。可见，改文章就是改思想，改的过程就是思想完善的过程。
毛泽东一生改过的文章无数，著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年过六旬的毛泽东前后修改了十几遍，持续近半年时间，倾注了多少心血！可见，修改文章是要下大气力的。
不仅是对重要的文件和文章，对自己的诗词，毛泽东也常会反复斟酌修改。1952年，一位大学老师写信指出《长征》诗“腾细浪”“金沙浪拍”两个“浪”字重复，犯了诗作之忌，建议改为“水拍”，毛泽东欣然接受，并称其为“一字师”。
作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毛泽东明白，文风好坏与党的事业的兴衰紧密相关，“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文风是一名领导干部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的重要表现，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出现毛病，往往在文风上会有所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