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耳熟能详的“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虽是《长征组歌》中的唱词，却是毛泽东高超军事指挥艺术的真实写照。长期以来，大家对毛泽东的这一“得意之笔”争相传颂，但对它的由来却少有提及。你可知道，以青杠坡战斗为核心的土城战役是导致红军四渡赤水的直接因素。从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土城战役的失利，却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光辉序幕。
受命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
1935年1月，中央红军进占遵义，面临的形势极其严峻。东面是湘军刘建绪的4个师，西面是滇军孙渡的6个旅，南面是中央军薛岳的2个纵队，北面是川军刘湘的12个旅。红军陷入了敌人的重兵包围之中。
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会议根据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分析了黔北地区是否适合建立根据地的问题。决定放弃黎平会议确定的以黔北为中心创建根据地的计划，制定了“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进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争取四川赤化”的战略方针和行动路线。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同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
此时，中央红军刚刚经历过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的惨痛失败和长征途中的艰苦转战，从离开中央苏区时的8.6万多人锐减至3万多人。长途跋涉，还要冒险穿越敌人的道道封锁线，经常游走于生与死的危险边缘，红军士气一度悲观沮丧。
毛泽东“出山”，重新回到军事领导岗位，红军官兵无不欢欣鼓舞。但要想率领3万多红军摆脱40万敌人的围追堵截，犹如“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然而，毛泽东却以他博大精深的战争艺术，导演了一场精彩绝伦的战争活剧！
在红军攻占遵义、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蒋介石加紧对红军的围追堵截并作了重新部署，除分别以湘鄂、川陕敌军各一部对付红2、6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外，集中国民党中央军薛岳兵团和黔军全部、川滇军大部、湘桂粤军一部共17个师又13个旅150个团，近40万人，妄图将中央红军37000多人围歼于乌江西北地区。红军周围的局势变得更加严峻了。
毛泽东审时度势，急欲在惊涛骇浪中杀出一条生路。他认为，中央红军已处在敌军的包围之中，大敌当前，形势严峻，原定在黔北地区建立根据地的设想已经完全不可能实现了。为此，他力主放弃原定与红2、6军团会合的计划，改为北上渡过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这一主张，得到大家的一致赞成。于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部队19日开始逐次向北转移，向川黔交界的赤水、土城地区集中。
“迅速向赤水及其附近地域集中，以便夺取渡过赤水的先机”
土城位于黔西北、赤水河北岸，黔川公路从城东北通过，赤水河穿境而过，其东、南、北为险峻山岭，急流险滩，是赤水东岸重要渡口、黔北大道要冲，素有“黔北重镇”之称。夺取土城，对于实现中央红军“赤化四川”的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20日，中革军委进入桐梓县城，并下达了《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决定在宜宾、泸州之间的江安、大渡口、蓝田坝北渡长江，进入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创立新的根据地。当日晚，朱德总司令对次日红军的行动进行部署：以林彪、聂荣臻率领1军团的全部担任右纵队，向赤水、习水挺进，准备消灭温水之敌，并在松坎留下掩护部队，破坏附近电话；以彭德怀、杨尚昆率领的3军团主力担任左纵队，采取急行军，迅速脱离追敌，经桐梓、放牛坪向赤水河前进；以刘伯承、陈云率领的军委纵队，罗炳辉、蔡树藩率领的红9军团及董振堂、李卓然率领的红5军团为中央纵队，经九坝、官店向东皇场前进。
中央红军分三路先后从遵义、桐梓、松坎地区向土城方向开进。四川军阀刘湘闻声大惊失色，急令素有“模范师”之称的郭勋祺部打头阵，再调集主力大举入黔，前堵后追，挡住红军北上通道，企图实现围歼红军于一役的险恶用心。
24日，梅溪战斗打响，中央红军从遵义出发后第一次与川军展开交锋。红5军团前卫部队在良村与东皇之间的梅溪一带，阻击尾追而至的川军郭勋祺部，确保中央纵队于当日全部顺利通过梅溪，向东皇前进。红5军团完成阻击任务后，于当晚撤出战斗。
红1军团从东皇出发，经三元场顺利占领赤水河中游的土城镇。25日，红1军团军团部进驻猿猴，主力部队沿公路向赤水疾进。到陛召后，2师过赤水河向丙滩、风溪、复兴前进；1师顺河向葫市、旺隆方向，直插赤水县城，以形成包围之势。但是，在向赤水城进发时，却接连遭遇失利。
26日清晨，红1师在黄陂洞与由赤水而来的川军先头部队和由复兴场取捷径而来的川军一个团打了一场遭遇战。激战数小时，双方肉搏冲锋不下十余次。红军决定另择通路，撤出战斗。27日清晨，红2师抢占了复兴场附近地域。川军首先向百岩背高地发起攻势，被红军机枪火力击退。紧接着，红军发起攻势，将川军击溃到水合背、叫化营一带。敌增援的两个团源源而至，红军伤亡惨重，被迫撤出复兴场，退守红岩寺。复兴场争夺战十分激烈，战至傍晚，1军团接到军委指示，率主力返回猿猴集结待命。
与此同时，红9军团与川军徐国瑄部在箭滩进行了一场遭遇战。红军将士沉着应战，严守阵地，凭借着山谷地形，打退了敌人数十次冲锋，并于27日凌晨赶到葫市场，与1军团1师汇合。红1军团2师5团2营于26日凌晨，先以30名突击队员从猿猴场渡口悄悄泅渡到对岸消灭守敌，后主力迅速跟进，抢渡过河。战斗持续了2个小时，红军胜利占领了猿猴场渡口，为红军打开了一条宝贵的通路。
“这是一场拉锯战，消耗战”
27日，中央红军全部进抵赤水河以东地区，川军郭勋祺部也尾追而至。行军途中，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共同察看了沿途地形，发现道路两侧均系山谷地带。如果追兵孤军深入，红军便可以利用两边山谷的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合围夹击歼灭该敌。这个时候，军委二局截获了川军潘文华26日电令，获悉尾追之敌只有郭勋祺部4个团兵力，跟进潘佐部2个团。
红军总部于是召开会议，研究敌情，部署战斗。毛泽东说：
【“现在敌人有几路来追击我们，我们要消灭他们，但不是一下子能消灭的。我们吃东西要一口一口地吃，先吃少的，后吃多的。胃口太大了，想一口是吃不下的。”】
经过讨论，决定集中兵力围歼尾追红军的4个团，以保障红军下一步顺利北渡长江。当天，中革军委下达作战命令，决定“我3、5军团及干部团应以迅速干脆的手段，消灭进占枫村坝、青杠坡之敌”，“我9军团及第2师应担任这一战斗预备队的任务”，“1军团之第1师仍继续担任钳制赤水、旺隆场之敌的任务”，“军委纵队仍留土城、猿猴地域。”
青杠坡山高坡陡，距土城约2.5公里，是土城北面的天然屏障。两座主峰白马山与莲花山对峙，形成一个葫芦状。一条狭长的关隘紧接石高嘴与狗耳坳，一条长约5公里的山道贯穿群山沟壑之间。因地形特殊，群峰相连，犬牙交错，青杠坡成为敌我两军必争之地。
28日凌晨，凛冽的寒风夹杂着濛濛细雨越发地刺骨逼人。红3、5军团在彭德怀、杨尚昆的指挥下，从土城镇外水狮坝分两路向进占枫村坝、青杠坡地区的川军阵地发起进攻。敌郭勋祺部凭借有利地形拼死顽抗，红军官兵拼死争夺，往复冲杀。战斗异常激烈，交战双方陷入胶着状态，成了一场名副其实的“拉锯战”“消耗战”。
敌情显然比料想要严重的多。从抓获的俘虏的番号中发现，原来的情报有误，川军不是4个团6000多人，实为6个团万余人，还有后续部队，且装备精良，战斗力很强。据当年在军委总部任作战参谋的孔石泉同志回忆：
【“我们在土城那一仗没有打好，因为对敌人估计不足。敌人发的报我们收到了，但把‘旅’翻译成了‘团’”。】
虽然是“旅”和“团”的一字之差，却成败攸关。
毛泽东发现情报错误后，随机应变，因时制宜因地制宜，从不利战局中寻找有利因素，变被动为主动。他急令红1军团2师火速返回增援。在增援部队尚未赶到的两三个小时内，敌军的反攻更加凶猛，阵地一度被攻破。敌人抢占一些山头后，步步进逼，一度打到了位于大埂上东南方向一个叫“漏风垭”的地方，而这正是中革军委指挥部前沿。山后就是赤水河，无险可守，若不能顶住敌人进攻，红军将遭受背水一战的严重后果。战局于我十分不利。在这紧急关头，毛泽东果断命令陈赓、宋任穷率军委纵队干部团发起反冲锋。临危受命的干部团猛打猛冲，打得敌人顿时失了神，连滚带爬地溃退下去。跑步返回增援的红2师赶到了白马阵地，与干部团协同作战，连续反击，敌受重创，退却固守。红3军团牢固控制了道路以南的观山高地，郭勋祺只得率部退守平川地带。这一战，干部团立了功。毛泽东在白马山上用望远镜看到这个情景，兴奋地对身边人员说：
【“打得好！打得好！陈赓行，可以当军长。”】
红2师返回后，中革军委认真分析了形势，重新调整了进攻部署：1军团2师正面出击，3军团攻左翼，5军团包抄右翼，决定再次向青杠坡敌军发起总攻。战事危急，朱德总司令亲临前线统一指挥，指战员倍受鼓舞，士气大增。下午2点，总攻开始，一场殊死搏斗在青杠坡山梁及两翼峡谷展开。红2师担任正面作战，主攻青杠坡山腰川军指挥所永安寺。川军凭借有利地形，布置了3层防卫火力，红军多次进攻都未能奏效。红2师从两翼发起猛烈攻击，正面佯作后退之势，诱敌转向两侧防卫。红2师5团突击队一跃而起，直扑永安寺，经一场白刃战，终于将永安寺占领。此时，大量占据着临时工事的敌军依然负隅顽抗，且敌后援部队独立第3旅迅速增援上来，教导师第2旅由古蔺向土城方面迂回堵截，赤水的第5师2个旅及第1师第3旅第7团也从西北向红军侧后攻击，其余增援部队还源源而至。
当晚，毛泽东提议召集中央政治局几个领导人开会。会议认为，川军前有章安平、达凤岗旅在赤水一线堵截，后有郭勋祺、潘佐两旅在青杠坡追击，左有范子英旅由叙永逼近，右有廖泽旅扑向土城，敌其余增援部队还源源而至。据此，判明原定在这里北渡长江的计划已不能实现，决定迅速撤出战斗，西渡赤水，向川南古蔺、叙永地区转移。
“要吸取这一仗的教训，今后力戒之”
1月29日，红军在土城、猿猴两地一渡赤水，进入川南古蔺、叙永地区。继而放弃了北渡长江的计划，迅速转向川滇黔三省边境国民党军设防空虚的云南扎西地区集结，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圈。毛泽东以一当十，声东击西，瞒天过海，导演出一部“四渡赤水”的千古绝唱，写下了自己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笔”，创造出了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赢得了“用兵如神”的声誉。
◆土城码头。
但毛泽东对土城战役因情报失误而失利刻骨铭心。在2月9日的扎西会议上，总结土城战役失利的三条教训第一条就是“敌情没有摸准，原来以为是四个团，实际是六个团，而且还有后续部队”，“我们要吸取这一仗的教训，今后力戒之。”在另一次战前动员会上，毛泽东站在一个斜坡上，注视全场，好像有点自责的神情，对集合坐在平地上的三军团和军委纵队的指战员说，我们在土城战役中没有打赢，伤亡还很大，主要是没有把敌情搞清楚。
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对此有这样的评价：
【“毛和他的部下意识到他们正在进行一场危险的战斗。敌人并不是不堪一击的黔军，而是驻守宜宾的川军总司令刘湘手下的精锐部队，前线指挥官是外号叫‘熊猫’的郭勋祺。”】
敌人的兵力总数“至少一万人，而且训练有素，纪律严明，指挥有方。毛因失算使红军遇上了长征中最关键的一次战斗。他得到的情报错得不能再错了。”
土城战役是遵义会议后红军打的第一个大仗，也是毛泽东在遵义会议确定党内和红军实际领导地位，恢复军事指挥权后亲自指挥的第一个战役。由于情报失误，仅“一字之差”，导致土城战役最终失利，但毛泽东相机行事，变被动为主动，及时改变作战部署，以行云流水般的作战指挥艺术，将一场惊心动魄的战场较量，变为一部激动人心的战争诗篇，完成了“一字之差”的完美逆袭，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光辉序幕。有的研究者认为，“一字之差”成就了毛泽东的“得意之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