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是毛泽东由一个进步青年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关键时期。毛泽东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也对毛泽东的人生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特立独行的探索

　　1911年，已经在东山小学接受了一些进步思想的毛泽东到了长沙，先在湘乡驻省中学读书。辛亥革命爆发时，他当了半年兵，又考入省立第一中学。这是他父亲的安排。此时，接受了进步思想的毛泽东，在行为上，也表现出特立独行的特点。正因为进省立第一中学是父亲的安排，更因为这所学校学的课程很受限制，毛泽东在入学不久就离开了这所学校，由自己安排学习计划——到长沙定王台图书馆自己找书读。这是毛泽东独立自主安排自己人生的开始。

　　在定王台湖南省立图书馆，毛泽东又读了大量中外进步书籍，其中有西方18世纪、19世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近代的科学书籍，毛泽东对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特别喜欢。通过阅读这些中外进步书籍，毛泽东的思想更加激进。辛亥革命所带来的中国思想开放，对毛泽东影响极大。此时毛泽东形成的追求进步和特立独行的性格，对他后来的人生起了重大作用。

在《新青年》的影响之下

　　经过半年的自学，毛泽东虽然收获不小，却不得不重新回学校读书。后来毛泽东回忆道：

　　那时候我没有钱，我的家里拒绝供给我，除非我进入学校。因为我不能够再在会馆里住下去了，我开始寻找新的住所。同时我正在认真地思索我的前程，并且将要决定我最好适合于教书。我又开始留意广告。这时候湖南师范学校一则很动人的布告，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带着兴趣读着它的好处：不需要学费，廉价的膳费，廉价的宿费等等。我有两个朋友，也鼓励我投考。他们需要我帮助他们准备入学试验论文。我把我的打算，写信告诉我的家庭，并且得到了他们的允许。我替我的两位朋友写了论文，也替我自己写了一篇。三个人都被考取了——所以，实际上我被考取了三次。那时候我不以为我代替我的朋友的行为，是不道德的，这只是一件友谊的事情。

　　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湖南第四师范，一年后，第四师范合并到第一师范。从此，毛泽东开始了他的五年半师范学习阶段。

　　湖南第一师范，聚集了一大批学问好、品德高、思想进步的教员，在当时被称为进步新青年的摇篮。毛泽东进入这所学校读书，对他的一生影响极大。正是在这所学校里，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所学校里，杨昌济等老师对毛泽东影响很大。毛泽东从这些老师那里，进一步接受了西方进步思想，并且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有益思想相结合，他特别注重经世致用的实事求是思想方法。读报，是毛泽东在一师的爱好。他每天花费大量时间读报，从报纸上，他进一步受到了进步思潮的影响。同时，毛泽东也读了许多进步书籍。

　　在一师，对毛泽东有决定影响的，是《新青年》杂志。那个时候，中国先后发生了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事件。这使中国许多进步人士认识到，中国的共和体制不能巩固，关键是没有对旧的封建旧思想旧文化进行彻底批判。于是，他们把注意力转到了思想文化领域。1915年9月，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创刊。这个刊物创办不久，就在其周围聚集了一大批进步青年。青年毛泽东就是这些进步青年之一。

　　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是《新青年》的第一批读者，也为该刊撰稿。他向毛泽东推荐了这个刊物。毛泽东读了这个刊物后，“非常佩服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由此，青年毛泽东形成了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变全国之思想的观点。在《新青年》和西方进步思想的影响下，毛泽东确立了“从我做起、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受到《新青年》等进步思想影响的毛泽东，更重要的是在行动上表现了特别之处。他曾经和同学一起“游学”，了解中国社会。他曾贴出交友广告，结交进步同学为友。他曾经组织同学缴了一批北洋溃兵的枪。他还担任学友会的干部。他还和同学一起为工人办夜学。在毛泽东周围，逐渐聚集起一批追求进步的青年。这些，都是与当时中国多数进步青年不同的举动。这个举动的特点，就是务实，是通过实践探索真理，寻找改造中国的现实途径。毛泽东的这些不同于其他进步青年的独特之处，是他成为一代伟人的重要因素之一。毛泽东终生怀念他的这段十分有趣又对他影响重大的经历。他后来回忆道：

　　我在师范学校做了五年的学生，努力反抗着一切后来的广告的引诱。最后我确实得到了毕业文凭。我在这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生活中所遭遇的事情是很多的，而在这个时期中，我的政治观念开始形成。在这里我也学习了在社会行动中的最后的经验……

　　对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一个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他的生活，后来和我有了极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有高尚道德性格的人。他很坚强地信仰他的伦理学，努力灌输一种做公正的、道德的、正义的而有益于社会的人的志愿，给他的学生们。在他的影响之下，我读了一本关于伦理的书。这书是蔡元培翻译的。我读完后写了一篇论文，题目叫《心智的能力》。那时我是一个唯心主义者，而我的论文被杨昌济老师大大称赞着。他给了我一百分。自然他是从他的唯心观点来看的………

　　因为感觉到要向外发展和需要一些亲密的伴侣，有一天我就在长沙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邀请对爱国工作感兴趣的青年和我联络。我特别提出艰苦有决心而能为祖国牺牲的青年们。对于这个广告，我收到了三件半的回信。一件是罗章龙的回答，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以后又叛变了。两件是从两个后来变成极端反动的青年得到的。半件回答是一个没有明白表示意见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立三听了我所说的一切话，可是他随即走开了，他自己并没有任何具体的建议。我们的友谊永远没有发展起来。

　　但是慢慢地在我的周围建立了一群学生，这群学生后来成立了新民学会的核心，这个学会对于中国的事情和命运，有着广大的势力。它是一小群头脑认真的人们，对于小事情是没有时间去讨论的。他们所做的和所说的每一件事，必定要有一个目的。他们没有时间来说爱情和“浪漫史”，而且认为时局是太危急了，学问的需要是太逼切了，完全没有时间去讨论女人或私人事情。……我和我的朋友们，只高兴谈论大事情——中国人类的本性和人类社会、世界、宇宙!

　　这些会社的大多数，或多或少地是在《新青年》影响之下组织起来的。《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当我还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我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康、梁二人我早已抛弃了。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成了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等等观念的一种奇怪混合物。关于“十九世纪的民主主义”，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等，我有一些模糊的情感，但是我是确定地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

创办“新民学会”

　　毛泽东在一师做的最重要的事，是他创办“新民学会”。

　　在毛泽东周围聚集的进步青年，每天到一起讨论中国社会的重大问题。在《新青年》影响下，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冲击，这些进步青年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从1916年起，讨论最多的是“如何使人类的生活向上”的问题。开始追求为改造中国而过“团体生活”。在这些进步青年形成这个思想的基础上，1917年冬季，毛泽东和蔡和森、萧子升共同商量组织一个进步青年团体。1918年3月，毛泽东和另一个同学起草了会章。1918年4月14日，“新民学会”在蔡和森家里正式成立。

　　这个学会不同于其他当时风行一时的学会，是以“革新学术，砥励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的。这个宗旨的最后一句话，是该学会目标远大的重要标志。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是这个学会的创办者之一，后来始终是这个学会的核心。

　　这个学会通过的会章也不同于其他学会。新民学会会章规定的纪律是：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从这些规定来看，新民学会是纪律比较严格的团体。新民学会选举萧子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不久萧子升到法国，新民学会由毛泽东主持。

　　新民学会是五四时期最早的新型社团之一，它无疑是一个进步团体。但在那个时代，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它还不可能是一个成熟的革命政治团体。新民学会重点强调个人修养，政治性还比较含糊。这反映了当时创办者们的总体思想水平。但毛泽东却在这个学会中非同一般。他在新民学会创办一开始，就主张改革、革命、进步。但他的思想一时还不为多数会员所接受。首先，在起草会章时，萧子升就不赞成毛泽东的主张。经过讨论，最终大家同意了萧子升的观点。毛泽东的观点没有在会章中得到充分反映。但毛泽东提出的主张表明，他当时已经比其他会员考虑得更高远，有更高层次的理想追求。

　　当萧子升走后，会务由毛泽东主持时，他就与蔡和森经过认真讨论，突破了原来的会章，使新民学会有了更强的革命性。事情也是由毛泽东提起的。1918年7月26日，毛泽东就新民学会的组织问题，写了一封长信给蔡，信中谈到了新民学会的组织问题。蔡和森在回信中，首先对杨昌济老师提出质疑，认为杨先生十多年来，东奔西走，只不过能读其书而已，究有何所得!认为，毛泽东对会务，“本有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弟实极同情。”蔡说：“三年之内，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蔡和森的这封信表明，当时他已经和毛泽东一起，改良了新民学会，而毛泽东的改革、革命、进步的主张，已经成为该学会的宗旨。在新民学会这个组织中，毛泽东和同学一起，探索改造中国的出路。

　　1918年8月，毛泽东从湖南一师毕业。年届25岁的毛泽东面临的是一场席卷中国的大运动。

在新文化运动高潮中

　　毛泽东毕业后，即于1918年8月15日和萧子升、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等24人，乘火车北上北京。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为了组织赴法勤工俭学。

　　1918年8月19日，毛泽东和同学们到达北京，便和蔡和森等一起，把主要精力投入组织赴法的准备工作。此时，已经到达北京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已经有五十多人。毛泽东和蔡和森主要是组织这些人预备赴法。毛泽东为湖南学生起草了赴法勤工俭学的计划，还为这些学生筹措赴法的经费而四处奔走。经过一番努力，湖南籍学生陆续进入各预备班学习，学习一段时间后再赴法。毛泽东没有按杨老师意见去考。他一是经济不行，二是主张自学。同时，当时教育部还规定：中等师范毕业生不能马上考大学，先要服务几年。毛泽东既然不进大学，就要找个地方立足。他首先要解决的是生活来源问题。杨昌济老师伸出了援手，经他介绍，毛泽东认识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李安排他当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助理员，工作就是每天打扫卫生，登记新到报刊，登记前来阅读者的姓名，管理十五种中外书刊。每月薪水是八元。毛泽东对此很称心。在这里工作，一是有了经济来源，二是可以阅读许多报刊，三是可以结识一些名流学者和有志青年。

　　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人才很多，是新文化的发源地。而当时的中国正是风云际会之时，思想文化也空前活跃。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当图书管理员时，新文化运动已渐入高潮。北京大学的新思潮急速涌动。在此时此地，毛泽东读到了许多进步书刊，接触了许多新派人物，也成为拥护并推动新文化的青年人之一。他参加了北京大学两个学术团体——“新闻学研究会”“哲学研究会”。通过参加这两个学术团体的活动，毛泽东听到了不少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的演讲，看到了他们的活动，与他们中不少人成为朋友。过去，毛泽东只是读他们的文章，现在可以当面向这些人请教了，毛泽东不会错过这个机会，总是向新派人物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毛泽东自己也组织了一些活动。他组织在北京的新民学会会员召开类似现在的座谈会，请蔡元培、胡适来和他们座谈学术和人生观问题。

　　但是，当时毛泽东最推崇的人物，还是陈独秀。直到后来，毛泽东一直认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毛泽东过去读过陈独秀的文章，在北京，毛泽东第一次见到陈独秀，就和陈独秀长谈了数小时。之后，毛泽东多次当面请教陈独秀。陈独秀的言行，对毛泽东有很大影响。

　　毛泽东在李大钊手下工作，自然受到李的言行影响。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说，就是从李大钊那里开始的。1918年11月，毛泽东到天安门广场聆听了李大钊的演说《庶民的胜利》。15日，李的这个演说稿和另一篇文章《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刊登在《新青年》上，毛泽东读了数遍，由此，他了解了十月革命，了解了马克思主义。

　　在北京，毛泽东认识了谭平山、王光祈、陈公博、张国焘等当时风云一时的青年领袖，也与进步青年邓中夏建立了友谊。这时的毛泽东对政治的兴趣极大，他的思想也越来越激进。

　　在北京，精神生活十分丰富的毛泽东，在经济上是清贫的。在北京，毛泽东最先住在鼓楼后豆腐池胡同杨昌济先生家。后来，他和蔡和森、罗章龙、萧子升等搬进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七号，八个人住在三间民房小屋。毛泽东当时吃的则是最简单的饭菜，穿的则只有两件换洗的衣服。

艰难曲折回长沙

　　1919年春天，决定赴法者已经准备启程。而作为赴法勤工俭学的组织者的毛泽东却留了下来。其中原因，主要是毛泽东不想赴法了。他后来说，他当时觉得，一是读西方的书，看译本较原本快一些;二是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中要占半壁，中国又是东方文明主要地，要先研究中国。三是在世界尽力，脱不开中国这块地盘，因此我要对这块地盘进行实地研究。这些功夫，如果从西洋回来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此困难，不如现在做了好。3月12日，毛泽东离开北京，转道上海，送蔡和森、萧子升赴法，然后回长沙。而这次毛泽东回长沙的路，是艰难曲折的。毛泽东后来回忆道：

　　一九一九年开头，我和要去法国的学生一同到了上海。我只有到天津去的车票，到了天津以后，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再向前走一步。可是，像中国俗语所说的，“天无绝人之路”，很幸运地，有一个同学从北平孔德学校得到了一些钱，他借给我十块钱，使我能够买一张车票直到浦口。在往南京去的路上，我在曲阜停留了一下，去瞻谒孔子的坟墓。我到孔子的弟子洗脚的那条小溪边，到了圣人幼年时所住的小镇。相传曲阜大成殿旁边有一棵古树，是孔子亲手栽种的，靠近替他所立的历史上有名的庙旁边，我居然看见这棵树了。我也在孔子有名的一个弟子——颜渊所曾经住过的河边停留过，并且也看见了孟子的出生地。在这次旅行中，我登了泰山——山东的神圣的山。

　　可是当我到了浦口，我又没有一个铜元，也没有车票。没有人有钱可以借给我，我不知道如何能离开浦口。可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车上一个贼又把我仅有的一双鞋偷去了。哎呀!我怎么办呢?但是，又是“天不留出门人”，我又遇着好运气。在火车站外，我遇见了从湖南来的一个好朋友，这样他成了我的“救命皇菩萨”。 他借给我钱买了一双鞋后，还足够买一张到上海去的车票。这样我安全地完成了我的旅行——同时留神着我的新鞋。到上海我知道了已经有人募集一批大款子送学生到法国去，还预备了一笔钱送我回湖南。我送我的朋友们到轮船上，以后我就向长沙出发。

　　尽我所能记忆的，我第一次到北方旅行中所值得纪念的，是这些个经历：我在北海湾滑过冰。我围绕洞庭湖走过了。在保定的城墙上我曾环绕着走过一圈。在三国里有名的徐州的城墙，在历史上有名的南京城我都环绕着走过一次。最后我登过泰山，拜谒过孔子的墓。这些事情，在那时候，对于我，好像除了遍游湖南以外的最大的成就。

　　1919年4月6日，毛泽东回长沙后，住进修业小学，经同学周世钊推荐，校方聘任他当历史课教员。毛泽东喜欢历史，对这份工作很满意。课时不多，每周上六节课，虽然工资不多，但毛泽东觉得好，因为他可以有大量的业余时间和长沙新民学会会员们联系，直接投身社会活动。

在五四运动中

　　毛泽东在修业小学担任历史教员一个月后，五四运动爆发了。

　　五四运动的直接起因，是巴黎和会无视中国的要求，把山东交给了日本。消息传来，北京学生于5月4日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此举震动全国。当时的中国，交通不便，消息传递不快，加上当时的湖南督军把刊登五四运动消息的报纸全部封锁了，因此这个消息直到5月9日才传到长沙。一开始，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湖南进步青年对五四运动的详细情况还不了解，但不久，北京就派邓中夏去湖南联络进步青年一起参加五四运动。邓在北京与毛泽东是朋友，他到湖南首先就和毛泽东、何叔衡联络，向他们介绍了北京学生运动情况。毛泽东听后，立即投身到这场运动中来。他组织长沙新民学会研究开展响应五四运动的行动。除了组织学生游行、示威外，毛泽东和陈书农、张国基一起商量，要通过新民学会会员的活动，在湖南把这场运动搞起来。最后议定，长沙每校选举三四个有组织能力的人，于25日到楚怡小学开会。25日，张国基、易礼容、彭璜等二十余名各校学生代表汇集楚怡小学。毛泽东在会上介绍了邓中夏，然后由邓中夏介绍北京学生运动的情况。会上决定，成立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总罢课。三天后，湖南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会址设在湖南商业专门学校，由新民学会会员、该校学生彭璜任会长。这个学生联合会的工作人员大多数是新民学会会员。毛泽东所在的修业小学离商专很近，因此，他经常去商专，有时就住在商专指导学生运动。当时，毛泽东不但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而且是湖南新的学生组织的实际领导人。他头脑冷静，办法多，讲话有感染力，组织能力强。当时湖南的学生运动，大多是他策划和组织的。其中较大的一次活动，是6月3日长沙二十多所学校总罢课，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拒绝巴黎和约、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六项要求。

　　通过参加五四运动，湖南各学校的进步学生开始考虑建立一个联系各进步学生的组织。经商议，于7月9日，由湖南学联发起，成立了湖南各界联合会。这个联合会以“救国十人团”为基层组织，广泛联系学生和社会各界进步人士。当月，会员就发展到四百多个。在组织这些活动时，毛泽东认识到了民众联合起来的强大政治力量，初步形成了“民众大联合”的思想。

　　五四运动中，一些先进分子开始思索、解答过去一直存在于自己头脑中的问题，下功夫研究各种新思想。此时，全国各种宣传新思想的书刊也大量出现。长沙就出版了十多种刊物，如《新湖南》《女界神》《岳麓周刊》等。但这些刊物当时影响还不算大。毛泽东就考虑，要创办一个能够产生很大影响的刊物，不仅指导湖南学生运动，也在全国产生一定影响。他向湖南学联提出了这个意见，大家都赞成。湖南学联根据毛泽东提议，创办了一个杂志，毛泽东等最后定刊名为《湘江评论》。湖南学联最后决定，由毛泽东作为《湘江评论》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于是，毛泽东立即把主要精力放在办这个刊物上，他和同仁一起准备了十多天，于7月14日正式出版了《湘江评论》。这个刊物标明“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刊物辟有“东方大事述评”“西方大事述评”“湘江杂评”“世界杂评”“放言”“新文艺”等栏目，所刊登的文字全部是白话文。这个刊物从创办到结束，共办了一个月，出了五期。虽然《湘江评论》只存在一个多月，却在湖南产生很大影响。湖南不少后来的著名革命者，如任弼时、郭亮、萧劲光，都在后来的回忆中谈到，他们是在《湘江评论》的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的。

　　在办《湘江评论》的日子里，毛泽东可以说是做到了废寝忘食。他一个人，既做编辑，又搞校对，联系印刷，亲自上街叫卖。还亲自撰写稿子，原因是他预约的稿子，经常不能按时送来。有的作者是其他事多，没有时间写，有的则是摆谱，经常多次催促也不动笔。但刊物不能缺少稿子。于是，毛泽东就自己写文章，补上那些因不能到位的稿子的空白。毛泽东办《湘江评论》时，正是盛夏时节，天气奇热，蚊子也特别多，一般人在这种酷热气候下受蚊子叮咬，都不胜其苦，而毛泽东却全然不顾。他每日挥汗如雨，常工作至半夜。《毛泽东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天，易礼容来找毛泽东，毛泽东刚刚睡着，易掀开毛泽东的蚊帐，见一群臭虫乱爬，全都吸满了血。办《湘江评论》历时一个月，毛泽东就写了四十多篇文章。这些文章全部发表在《湘江评论》上。毛泽东的文章，分析事情透彻，语言生动，影响很大。当时的毛泽东，生活是很艰苦的。他在修业小学任职的工资，除了吃饭，就没有剩余了。他当时的个人“财产”，只有一个旧蚊帐，一个旧被套，一张旧竹席，两个旧长衫，两条旧白裤子，而且都很破旧。虽然生活苦，但这是毛泽东思想最活跃的时期，也是他的思想逐步变化的时期。他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一些文章，最能反映他思想的变化。他在创刊宣言上提出，世界大潮、新的思潮，已经浩浩荡荡，“顺它的生，逆它的死”。他主张，用平民主义打倒强权政治。现在是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从前我们不敢想不敢做的事，都要“一切改观”。这在当时，是最激进的观点。

　　但毛泽东与其他进步青年不同，他更关注现实问题。他主张，要“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要“研究实事和真理”。他认为，现在世界上“吃饭问题最大”。他的这个主张，已经接近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了。实际上，毛泽东当时就是用这种朴素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观察社会的。他认为，“社会制度之大端为经济制度”。现在是贵族、资本家、强权者，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剥削多数平民的公共利益，他们赖以的，无非是知识、金钱、武力。

　　毛泽东主张“民众的大联合”。 他公开赞颂十月革命，说十月革命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建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他从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中看到，人民群众有巨大的力量。因此，毛泽东形成了这样的主张：现在我们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因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要多”，历史上，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民众大联合的基础是“共同的利益”。现在中国民众，也要大联合，来为减轻地租捐税、解决吃饭问题而进行抗争。当时，毛泽东已经不只是看重个人的力量，而是把自己置身于民众之中，依靠民众大联合的力量开展政治斗争。但此时，毛泽东一方面称赞十月革命，但对于中国，他还不主张使用激烈的暴力革命，他主张温和方式，主张“忠告运动”“呼声革命”“无血革命”。认为暴力革命会“起大扰乱”。

　　但是，现实却不容情。湖南督军张敬尧出手了。他发现《湘江评论》是革命刊物，威胁他的统治时，就在《湘江评论》办了一个月时，将其查禁。他还下令，强行解散湖南学联。

　　《湘江评论》的被查禁，促使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大变化。他开始接受社会主义思想。他一开始接受社会主义，还较盲目。《湘江评论》被查禁后的一段时间，他曾设想并实践办一种学校式的“新村”，在这里，一切都是公共的，形成一个小的“新社会”。他设想，今后，把这些一个个的小新社会连成一片，国家就可以“从根本上改造成一个大的理想的新村”，成为“模范国”。但这个设想，因为张敬尧的强权政治，也不能实施。

发起“驱张”运动

　　从此，毛泽东开始酝酿发起“驱逐张敬尧运动”。张敬尧是军阀，就任湖南督军后，作恶多端，被湖南人民称为“张毒”。五四运动爆发后，他敌视湖南人民的爱国运动，干了许多例如查禁《湘江评论》、解散湖南学联等的坏事。

　　当张敬尧8月解散学联时，毛泽东就开始召集学联骨干开会，酝酿“驱张”。在学联骨干会上，毛泽东主张，“驱张”不能只靠学生，要联络教员、新闻界人士，共同“驱张”。12月2日，学联和各界代表举行第二次焚毁日货示威大会，遭到了张敬尧的镇压。这激怒了湖南人民。长沙各界连续两天召开代表会议。毛泽东参与组织了这个代表会。会议决定“驱张”。12月6日，代表会发表了公开的“驱张宣言”，长沙中学以上的学校一致罢课。由此，声势很大的“驱张”运动在湖南展开了。

　　毛泽东是“驱张”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当时，他以一个小学教员的身份组织运动，能够被各界所接受，这说明当时的毛泽东已经十分成熟，在政治上头脑清楚，很冷静，能力强，他的观点也令众人折服。就在长沙罢课的同一天，湖南学联派出代表团，到湖南的主要城市联络，又派代表去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联络，目的是争取全国各地的同情和支持。在几路代表中，数去北京任务最重，因为北京之行，不但要联络各界人士支持“驱张”，还要与五四运动主要政治力量联系，要与当时北京政界、军界要人接触，争取他们的支持。还要到北洋政府去提出“驱张”要求。

　　毛泽东担负了去北京争取同情和支持的任务。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率领赴北京的“驱张”运动代表团到北京。这是他第二次到北京。这次到北京，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更重要的变化。

　　毛泽东到北京后，和在北京的湖南各界进步人士一起，组织了“旅京湖南各界联合会”和“旅京湘人驱张各界委员会”，建立了“平民通讯社”。毛泽东依靠这些，在北京开展了“驱张”运动。他们搞了七次请愿。毛泽东还作为正式代表，向北洋政府国务总理靳云鹏提出“驱张”要求。此次到北京，毛泽东先去看望了杨昌济老师，杨先生十分支持毛泽东到北京“驱张”。他看到毛泽东已经成长为政治上成熟的青年，心中十分高兴。但他此时已经病重，不能亲自参加“驱张”，帮助毛泽东，于是，他在病床上写信给章士钊，向章推荐毛泽东和蔡和森，请求章先生支持、帮助毛泽东、蔡和森。

　　杨先生不久即病逝。毛泽东心中十分悲痛，为杨先生操办了后事。但毛泽东没有因此耽误革命活动。他仍然奔走于北京，声讨张敬尧。他和同仁们的活动，使张的罪行暴露在北京，暴露在全国各地，使张声名狼藉。但张仍然依靠武力赖在湖南，真正赶跑张敬尧的力量，是武力，是直系军队和湘军的威胁。这件事对毛泽东影响很大，后来，他主张用武力推翻反革命政权，主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起源于此。

　　“驱张”之后，毛泽东仍然在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他曾设想了一个改造湖南的方案，曾设想要办一个“自修大学”，实行共产式生活。这说明，毛泽东正处在执著探索之中。当时，对探索中的毛泽东影响最大的，是李大钊。毛泽东在北京，与李大钊频繁接触，李大钊向他推荐了宣传共产主义的书籍和文章，毛泽东认真阅读了这些书籍和文章。毛泽东自己也很注意报刊上介绍马列主义的文章。只要能遇到，他就特别留心收集阅读。有时他到书店，看到这方面的杂志，自己买不起，就站在书店里阅读。当时北京中文版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文章为数不多，就是这些书籍和文章，毛泽东阅读了很多。阅读这些书刊，使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一旦接受，他就要付诸行动。在北京，他和进步青年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办了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主要活动是油印《共产党宣言》，宣传社会主义思想。此时，在李大钊的帮助下，毛泽东已经初步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此时的毛泽东已经形成这样的主张：中国的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即推翻现存制度，建立共产主义制度。但如何走上这条路，达到这个目标，毛泽东认为，当时的中国进步分子“有详细研究的却很少”。自己也未曾详细研究，还“睡在鼓里”。他此时还来不及详细研究，因为许多现实问题摆在他面前，他不能不投身现实，做一些具体事情。毛泽东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

　　在一九二O年，我第一次干工人政治组织，在这方面我开始被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史的影响所指导。在我第二次游北京期间，我读了许多关于俄国的书。我热烈地搜寻一切那时候能找到的中文的共产主义文献。有三本书特别印在我的脑海里，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最正确解释，从此以后，从没有动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是由中文印行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刻儿枯朴的《社会主义史》。到了一九二O年夏天，在理论上——某种程度地也在行动上—— 我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从这以后，我自己也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再次见到陈独秀

　　1920年4月1日，“湖南改造促进会”在上海成立。毛泽东是这个促进会的发起人之一。因此，他决定动身去上海，与同仁们一起商讨“驱张”及“驱张”之后的湖南出路问题。同时，第二批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要从上海启程，毛泽东顺便为他们送行。

　　毛泽东到上海后，与彭璜等一起，起草了《湖南人民自治宣言》，在上海《天问》周刊《时事新报》上发表。就在毛泽东在上海从政治上“驱张”时，张敬尧却被武力驱走了。1920年6月11日，张敬尧被湘军武力逼走，湖南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张走后的湖南怎么办，是毛泽东当时集中考虑的问题。毛泽东经过思索认为，湖南应该自治。为了宣传自己的这个观点，他于6月14日将自己写的《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起宣言》发表在上海《申报》上。此外，他还发表了一些文章，宣传湖南自治。

　　此时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事，还是他和陈独秀的再次接触。此时，陈独秀正在上海，与李达、李汉俊一起筹备建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为了湖南自治的事，毛泽东在上海多次去见陈独秀。毛泽东向陈介绍了自己改造湖南的设想，谈了“湖南改造促成会”的一些计划，征求陈独秀的意见。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陈独秀，在当时自然比毛泽东看得远一些，他主张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因此，他在与毛泽东谈话中，向毛泽东介绍马克思主义、介绍社会主义思想，介绍在中国搞社会主义运动的思路。这使毛泽东的思想进一步发生了重大变化。毛泽东后来回忆说：

　　我第二次到了上海。在那里我又看见了陈独秀。我第一次遇见他是在北京。那时我在北大。或者他影响我也许比任何人更大。那时候我也遇见了胡适，我去拜访他，希望他能赞助湖南学生运动。在上海我和陈独秀讨论我们组织“湖南改造联盟”的计划。

　　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在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我和陈独秀讨论着我所读过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在我生活中，这一个转变的时期，可以说陈独秀对我的印象，是极其深刻的。

　　正是在李大钊、陈独秀的影响下，毛泽东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最终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并且在李、陈的领导下，参加创建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