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蔽战线人物研究意义重大

　　罗援(罗青长之子)：今天，召开这个隐蔽战线后代的座谈会确实很有意义。我其实还建议应该再找一些更具代表性的人参会，像中央调查部的首任部长李克农的孙子李凯城，第二任部长孔原的儿子孔丹，但是他们都有事没有来，还有我们隐蔽战线无名英雄沈安娜的女儿华克放，她最近身体小恙，也没有来。还应有“隐形将军”韩练成的儿子韩兢，他现在正准备搞一个反映他父亲情报生涯的影视剧。另外，还有刘光典烈士的儿子刘玉平，这些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为什么叫“有代表性”，就是他们是已浮出水面的“有名英雄”，他们代表的是大多数不为人知的“无名英雄”。隐蔽战线所以称之为是“隐蔽战线”，关键是“隐蔽”，“隐蔽”对人性而言，是一种炼狱;对党性而言，是一种考验。

　　为什么说这次座谈会非常有必要?我想起徐向前元帅在晚年的时候请我父亲到他那里去谈四方面军的一些往事。其中他讲了一句话，说我们党史军史有一个重大缺陷，就是对隐蔽战线，对情报工作反映得不够。他说我们打了一辈子仗，对“毛泽东用兵真如神”的提法心悦诚服，但是毛泽东用兵真如神是以情报为基础的。所以说，我们打仗都离不开情报。毛泽东也讲过，我们战胜国民党主要靠两个战场，一个是公开战场，一个是隐蔽的战场。所以，隐蔽战线是我们革命斗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现在我们对这方面的斗争要么反映不够，要么反映不够真实。这是历史研究的缺陷。当年董老的女儿，还有李克农的儿子都找我去谈过，商量是不是搞一个隐蔽战线后代联谊会，将父辈口耳相传的一些隐蔽战线的历史记录下来，将红色基因传承下去。我看了你们杂志最近采访了方方面面的人，特别是军事方面的，比如有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还有各个野战军后代的群体。但隐蔽战线后代很难集合起来，成立类似的组织也很难批准，这就显示了这个领域的特殊性、敏感性。

　　我们现在是要写一部信史，一部正史，一个比较完整的历史。但是这对隐蔽战线来说比较困难。孔丹曾经说了一句话，说我们现在很多后代都在给父亲写回忆录，其实我们也只是道听途说。如果我们现在全都能把父亲的经历说出来，那就不是隐蔽战线了，也不是无名英雄了。现在“无名”不能一下都变成有名了，原来是默默无闻，鲜为人知，现在都被人公开了，那还叫什么隐蔽战线?邹大鹏的儿子也讲过类似的话。

　　现在在座的各位后代们，我们都有一个良好的愿望，就是弘扬隐蔽战线无名英雄的光荣传统。但是我觉得也是有一定的困难。我们或者知之不多，或者知之不真，或者知之不全。比如，今年是我父亲诞辰100周年，我才从一些纪念文章和老前辈后代的口中了解了一些以前闻所未闻的父亲轶事。但是，我们即便是道听途说，也是历史的亲闻者，现在亲历者大多已经离世，我们这些亲闻者也大多进入不惑之年或者古稀之年，如果不抓紧把我们所见所闻抢救下来，恐怕连这点历史都没有了。

　　当然，要写一部隐蔽战线的信史、正史、全史，还要依靠权威的专业职能部门，后代们的回忆或追述只能是一个参考，只能算是一个补遗或者佐证。我们希望相关的职能部门在适当的时候对一些秘史进行解密，让一些无名英雄浮上水面，在不泄密的情况下宣传、弘扬我们隐蔽战线的光荣传统。

　　我听华克放大姐跟我讲，当年沈安娜阿姨去找我父亲，问一些研究部门和新闻媒体希望她能够提供一些打入敌人内部的情况，应该怎么办?我父亲回答说，既要保密，也要宣传，这两个看似矛盾的工作要拿捏得当。实践证明李克农、钱壮飞、熊向晖、沈安娜、韩练成等一批无名英雄的事迹宣传出去以后，赢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我认为隐蔽战线历史的搜集、整理、研究和宣传应该有一个整体设计，形成一盘棋。官方与民间相结合，专业与业余相结合，个人回忆与组织论证相结合，“道听途说”与深度考证相结合，互为补充，互为佐证，最终以官方、专业、职能部门为主、为准。个人和民间研究必须要有大局观、保密观，讲党性，讲团结，不突出个人英雄主义，也不为先人讳，总之，应该实事求是。民间团体和个人的研究要积极征得专业职能部门的指导，专业职能部门也要给民间团体提供强有力的帮助。

领导魅力，是隐蔽战线事业成败的重要因素

　　熊蕾(熊向晖之女)：隐蔽战线工作很重要，宣传和发扬他们的革命精神，我们这些革命后代应是责无旁贷的。我认为通过影视剧也好，通过撰写回忆文章也好，把中共隐蔽战线的全盘情况向世人多做些宣传，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这些领域的工作者为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却大多数默默无闻。另外，我们的地下工作实际上包括很多方面，有收集情报的，有传递情报的，发无线电报的等等，还有一些关节点，比如说像张大姐(张僧宝)的父亲，很多人过去就不知道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第一部电台的发报员，而且还是“前三杰”的党支部书记，这个就是隐蔽战线里埋得很深的隐蔽工作者。而那个年代已过去几十年了，回顾这些历史和人物，我们会发现重温他们的故事对我们的现实特别有意义。

　　今天，我主要谈一谈隐蔽战线那一代领导人的魅力，这也一直是我思考和关注的问题，他们为什么能够吸引这么多人来献身党的革命事业?从1937年到1949年，我父亲地下工作十二年，他跟胡宗南的接触有十年，这中间还跟蒋介石待了一个月，跟蒋纬国、蒋经国待了三个月，陪着他们在西北视察，另外还见过像白崇禧等那样的国民党的高官，可是他跟董老(董必武)和周恩来待的时间加起来不超过十个小时，为什么这十个小时的影响力能比十年的威力还大?我觉得是那一代中共领导人了不起。在当时资讯非常不发达的情况下，我父亲了解共产党的情况除了在学校读书时，通过老师们和进步学生们的一些潜移默化之外，就是“一二·九”运动，对当时共产党的纲领，也包括共产党人的所作所为，他逐渐感受到是一股进步的力量，是可以给当时处在黑暗中的中国带来光明的力量。即使那时他连长征都不一定知道，他却受到这股力量的感召而向往革命，拼了命要考清华，考清华就为了去找共产党，那就是为了追求进步、追求信仰。

　　那时国民党绝不会给共产党作任何正面的宣传，可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吸引无数有志青年献身革命事业?我认为关键还是深深地被当时共产党领导人的人格魅力所吸引。我父亲在不断地接触共产党人的过程中，加深着印象。他见了周恩来几面，听过一个报告，董老在武汉又跟父亲谈了一席话，然后到1943年直接跟周恩来有一次对话，尽管仅仅15分钟，再加上一个酒会的时间，大约一两个小时，再到1946年在梅园新村与周恩来见面，周恩来的一个危机处理，正是那个危机处理让我父亲佩服得不得了。包括韩练成，他当时已经是国民党国防部的将军，也能被吸引过来为共产党做工作。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共产党并没什么钱，而跟着共产党闹革命都是舍家舍业，很危险的，也就是说，指望靠名靠利是根本挖不动这些已经在国民党内享受高官厚禄的人，所以我觉得就是依靠我党那一代领导人自身的人格魅力，因为他们本身都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了革命事业时时处处能以身作则。也就是说，隐蔽战线上的这些英雄们，能够经得起考验，能够排除万难，为革命不惜一切代价，很重要的是那一代领导人自身的影响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无怨无悔，是隐蔽战线英雄的高尚情操

　　吴持生(吴德峰之女)：我父亲吴德峰15岁就参加了辛亥革命学生军并任班长，1924年经董必武、陈潭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我父亲利用其任武汉国民政府常委兼公安局长的合法身份为国共合作、保卫党中央、掩护革命同志做了大量工作。我的母亲戚元德，1928年经陈潭秋、吴德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央苏区中共中央军委机要科长，他们先后在武汉、江西、上海、西安等地长期从事“情报保卫”“机要交通”等隐蔽战线工作。

　　父亲“文革”中曾对我们兄妹们讲：“我们家在中华民族存亡危急之际，从‘维新变法’经过‘辛亥革命’，历时三代人最后才找到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革命真理。”这是他一生的坚定革命信仰和信念。

　　父亲常讲，间谍，间谍，只有“死间”没有“活间”……。即随时准备为党、为革命牺牲一切直至生命。我父亲在领导西安情报工作时就将两把长征用过的手枪的子弹压上膛，放在堂屋正面墙上的佛龛里，外面用神像纸糊死，一旦遇紧急情况捅开就可取枪自卫。他还与我母亲相约，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

　　国民党反动派称我父亲“老奸巨滑”“老狐狸”，多次抓捕都被他逃脱，党内很多老同志称誉我父亲博古通今，足智多谋，有党的“活字典”“百科全书”之称。他认为，要经受住白色恐怖的考验，要抛开私心杂念，做到心中无我。秘密斗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孤军奋战，特别是长期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连党的组织关系都要切断，组织活动都要暂停，不能找党，只能党找自己，党不启用时不准发生与党的任何关系，甚至父母、妻子、儿女都不准联系，断绝一切可能暴露身份的关系与往来。完成任务回来后，他们的工作情况只有少数领导和部门知道，必须经组织严格考查审核后才能重新恢复组织关系，重新安排工作。很多秘密情报工作的英雄人物，其功绩记录在案但不允许公开表扬宣传，他们在岗位上默默无闻地继续为党工作，我父亲一生就是这样不为名利具有博大胸怀、无私无畏的革命者。伍修权叔叔曾讲过：“吴德峰这样一个老同志没有进过中央委员会，对他是委屈的，有不公平的地方，主要是他长期从事秘密工作，不被人们所了解。”对此，我父亲从来泰然处之。

　　他们和他们的战友们在工作成绩、功劳、荣誉面前始终以谦虚谨慎态度对待，经常告诫我们，西安情报是在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等领导和陕西省委、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大力协同，以及情报组织全体同志不惜以生命代价获取的，先后领导西安情报组织的除罗青长外还有曾三、王中等同志，功劳与成绩应属整个战斗集体，而不是哪一个人可以单独自我标榜的。我父亲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对于牺牲的烈士我们是幸存者，对于永远不能公开暴露自己政治面貌、真实姓名的无名英雄，我们则是幸运者，我们和人民要永远怀念他们，纪念学习他们为党、为革命无私奉献的大无畏牺牲精神。”隐蔽战线的很多无名英雄，到死都不能承认自己是共产党，不能公开身份，甚至不能被追认烈士。对这些事情，我父母和革命先辈、先烈们都是看得很开的，从来无怨无悔的。

不怕牺牲，是隐蔽战线英雄的集体精神

　　钱鸿(钱壮飞之孙)：其实我对整个隐蔽战线了解得并不深入，因为我到底是第三代。但是我的父亲钱江写了一些东西，他在临退休前还自编自导自拍了一部电影《金陵之夜》，讲的就是我爷爷的故事。这些年，我经过认真的发掘，通过北京市档案馆找到了很多有关我爷爷的档案，例如我爷爷参加西湖博览会，还写了相关文章。另外他还做过国立美术艺专的老师，这些资料我都找到了，现在了解我爷爷的情况越来越多了，比如说他的漫画，原来只知道他画漫画，一直没见过，现在我找到27幅漫画，都是曾经刊登在《红色中华》和《红星报》上的。

　　爷爷是1914年考入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毕业后留京行医。1917年，就读于国立北京医学专科学校期间，结识了我的奶奶张振华。他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下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他和胡底被北洋军阀通缉，转而前往上海。这时候他也把自己的名字由“壮秋”改成了“壮飞”。1928年，为了讨生活，他考入隶属于国民党政府建设委员会的上海无线电管理处，负责营销工作。

　　也就是从这时起，为了对付和反击国民党新军阀的白色恐怖和屠杀政策，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决定建立“中央特科”，并派忠实可靠的同志，打入国民党党部等机关内部，做党的秘密工作。由于爷爷的工作能力强，而且同徐恩曾是浙江湖州老乡，他很快就进入无线电管理处主任徐恩曾的视线并得到赏识和信任。

　　1929年春，中国在杭州召开“西湖博览会”，这是中国第一次向世界开放举办的博览会，徐恩曾被派往杭州。西湖博览会设8个展馆，徐恩曾负责其中的“特种陈列所”，并让我爷爷当主任。爷爷不光博览会办得好，还给徐恩曾敛了一笔钱。徐恩曾也因此被陈立夫表扬并提拔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主任，于是徐恩曾把我爷爷带到了南京，让他担任自己的机要秘书。

　　这一下让爷爷感到关系重大，便马上向党组织报告。周恩来得知后认为机会难得，提出“拿过来，打进去”，决定以李克农为组长，与胡底和钱壮飞组成特别党小组打进去，陈赓为上线，直接归周恩来单线领导。

　　后来在顾顺章叛变的事情发生后，我爷爷及时送出情报立了一大功，而徐恩曾因为有很多把柄在我爷爷手上，故而要求顾顺章不要在蒋介石的面前提爷爷。以至于到了20世纪80年代，国民党还没有搞清楚谁是钱壮飞，谁是李克农。有人说，大概蒋介石到死都不知道钱壮飞是谁。

　　爷爷当时顺利从南京撤离，他本可以带着家人都走，但是他没有这样做。我父亲生前曾回忆说“把自己亲生子女留给敌人，来换取时间，使党能安全撤离。下这样的决心，做父亲的该是多么痛苦”。

　　离开了家人后，爷爷转移到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继续领导军委二局做情报工作，破译敌人电报，掌握敌军的动态。1935年3月底，爷爷在南渡乌江时失踪。经过多次调查，最终将他的牺牲地定在了贵州省金沙县后山乡，爷爷牺牲时才40岁。

　　从1931年爷爷走之后，我的奶奶张振华一直到1946年都不知道丈夫到哪儿去了。整整十六年，音讯全无，那是怎样的感觉?抗战胜利之后的1946年春天，周恩来在重庆曾家岩50号，请我们一家吃饭。当时我奶奶、我父亲钱江、母亲史平、叔叔钱一平、姑姑、姑父和他的儿女，加上我，九口人全都去了。当周恩来告诉我们全家人爷爷牺牲的消息时，奶奶当时就哭得泣不成声，我父亲回忆说周恩来当时还说了一句话：“我没照顾好钱壮飞。”

　　爷爷的一生很短暂，但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在党的利益面前不怕牺牲的精神，他在潜伏期间保持了对党的绝对忠诚，我想就因为这些，使得敌人都为之心生敬畏吧。

默默无闻，是隐蔽战线英雄的共同特征

　　张僧宝(张沈川之女)：我80岁了，老了，也算是父辈历史的亲闻者。我觉得咱们这次能把中央特科、隐蔽战线的部分后代召集到一起共同回忆父辈的革命斗争史，非常及时，也很必要。因为我们这些后代也都老啦，也该“抢救历史”了。

　　我父亲他们这些人一向非常低调，尤其很少谈及他个人的经历。这一方面可能是保密工作的需要，保密重于保命是他们始终坚守的信条;另一方面是他们长期地下工作养成了守口如瓶的习惯。例如他曾自编了两套我党最早的通信密码本一事，他从未对我们说过，更未对外人讲过。

　　今天我就简单地说说我父亲张沈川。他1928年在上海任中共法租界地方党支部书记，在他支部里有钱壮飞、胡底等同志。1928年10月，周恩来开完“六大”回来提出要建立共产党自己的无线电台，并把制作电台的任务交给了特科当时的交通科长李强。随后周恩来亲自约张沈川谈话，调他进中央特科归顾顺章领导，让他赶快想办法去学习无线电收发报技术。11月，父亲就化名“张燕铭”考入了国民党第六军的上海无线电学校，1929年5月毕业。因为那个校长是他在青岛时曾一起参加过抗日运动的熟人，通过这个关系他又实习了两个月，便能利用深夜值班的机会抄录敌人的密码交给组织。1929年秋，就开始组建我党第一期地下无线电训练班，我父亲教报务，李强教机务。为安全起见，训练采取分散居住、单线联系、秘密登门的教学方式，先后培训出黄尚英、曾三、伍云甫、王子纲、曾华伦等十多位我党第一批无线电技术人员。1929年深秋，我党第一台地下无线电收发报机研制成功。

　　1929年底，李强带着电台和父亲编制的两套无线电通信密码与黄尚英抵达香港，安装好我党的第二部地下无线电台。然后由上海中央特科台台长张沈川与香港地下电台的黄尚英两人反复试通，终于在1930年1月初开始正式加密通报，上海党中央与香港中共南方局之间的远距离无线电机要密码通信工作正式诞生了!从此，中共的情报信息传递方式由交通员人工传递跃升为无线电波传递，这是我党通信史上一次划时代的革命。因而李强和张沈川等人被称为中国共产党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奠基人。因为张沈川亲手编制了我党最早的无线电通信密码，他也被称为我党历史上的“红色密码通讯第一人”。

　　1930年6月，组织上要我父亲拟订第二期无线电培训班的训练计划，学员是广东、江苏、湖南、上海等省市选派来的二十名优秀青年，都是地下党员。当时的特科领导顾顺章不听劝阻，坚持要在法租界巨籁达路四成里12号集中培训，我父亲和李强叔叔等人都不同意。我父亲提议在英租界闹市区设两个点，便于机动、隐蔽，而顾顺章说他在法租界巡捕房里有内线，没问题。结果呢，1930年12月17日上午，我父亲正在讲课，法租界的巡捕突然蜂拥而至，在场的二十人全部被捕，我父亲被认定是“主犯”。后来被国民党引渡，戴上手铐、脚镣，在狱中受尽折磨，但父亲和其他全体同志始终坚持一套合理的假口供，没有一个人叛变和泄露党的任何机密，除四人不幸病逝狱中外，其余16人在坐牢六七年后都先后获释。这个战斗集体，在敌人“宁错杀三千，不放过一人”的疯狂中，创造了地下斗争史上少有的奇迹。

　　另外我还讲一点，刚才有同志提到，人格魅力也好，品德也好，我觉得关键就是信仰和忠诚，这是关键。他们相信共产党的事业是正义的，是真正的为国为民求解放，而这正是他们从小奋斗的志向。他们认识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所以他们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默默奉献，无私无畏、不图名利、无怨无悔，这一点始终装在他的脑子里。否则，他为什么选择了一辈子出入龙潭虎穴，提着脑袋干革命，九死一生?他18岁就被土匪绑架，三天后用钱才得以赎回。他曾三次遭国民党通缉、三次生重病，还坐了六年半国民党的大牢。1925年在青岛搞学潮遭张宗昌通缉，1927年在北伐军中搞共产党活动遭通缉，1939年在湘西搞共产党地下活动遭薛岳通缉。1925年患急性赤痢，1930年患严重伤寒加肺结核，特科领导看后都要求为他准备后事了。1949年他又先后三次行胸廓改形术，割去左胸八根肋骨，左肺压缩，不能呼吸，卧床一年，实际已成个残疾人了，但他还是坚持为党工作。1959年反右倾受到不公正待遇，“文革”中又下放干校7年半……这一切都没能动摇他对党的事业的信念，没有摧毁他为国为民奋斗终生的决心和信心。八十多岁了，为了“抢救”共产党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发展史，他不顾年迈体弱，自费四处发函，甚至亲自登门走访，搜集整理了几十万字的《1929—1949年我党地下无线电通讯发展概况》一书，这是我党我军特种工作的宝贵史料。

　　他的一生，真是无私无畏、淡泊名利、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信仰不灭，是隐蔽战线英雄的卓越品质

　　阎颐兰(阎又文之女)：对于我父亲的情况，我其实跟大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了解不多，甚至很多情况是完全不了解，而且时间长达几十年，包括解放后的几十年时间。

　　非常有幸在1993年的时候，当年和我父亲单线联络的王玉同志跟我们联系上了，又进而和罗青长部长见了面，罗部长和王玉同志向我们介绍了很多我父亲的有关情况。父亲生前生后的几十年当中，我们一直不清楚他整个的政治历史情况，原因到后来我们才知道。由于党和国家在某方面的特殊需要，解放前在隐蔽战线上的同志，他们的政治历史情况在解放以后依然需要保密，而且是长期保密。

　　由于不了解，所以在很多方面会产生很多的误解，这就是隐蔽战线的特殊性、复杂性。我父亲的这种“说不清楚”和“不了解”，后来我们通过知晓很多情况以后，才知道原因是一些同志了解他的这一部分情况，一些同志了解他的那一部分情况，却对他的政治历史没有一个完整的了解。比如说因为解放初期的时候，他是随着傅作义将军起义，以这样一个身份对外的，包括他在填写履历表的时候，何年何月参加革命这一栏里，永远填的是1949年随傅作义起义而参加革命。他1934年至1937年从事革命活动这一段历史就不能讲。其实这段时间，徐斌正是当时我父亲参加革命活动的领导人之一，他对我父亲这一段的历史是了解的，但是他对我父亲后来的情况不了解，所以解放后他们在北平见面，我父亲不能跟他多说什么，他也不方便直接问我父亲什么。其实在徐的脑子里是有问号的：之前是共产党的人，后来怎么又成了国民党的军官，然后又是起义的，他脑子里有很多问号。这样就导致包括一些高层的领导同志在内，对我父亲的情况一是不了解，二是很容易产生误解。

　　所以，我们也特别感动罗青长部长写的那篇《丹心一片照后人—怀念战友阎又文同志》的文章，不仅对我父亲的一生有了一个交待，也让我们终于可以不再蒙冤。他在文中还引用了毛泽东的一句诗：“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

　　我们现在的子女有的时候想不通，觉得太委屈了，实际上不委屈，父辈的信仰信念就体现在这里，他没有别的私心杂念。所以我觉得最崇拜父辈的一点，就是他们有着坚定的革命信仰，他们从干革命的第一天开始就带着牺牲精神，即便随时有被杀头的危险，却从来不求名不求利。

　　我再谈一点，相比革命战争年代的英雄们而言，特别是对于隐蔽战线的这些同志，他们在信仰方面的考验其实是更严峻或者更复杂。比如说我父亲，由于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地下党组织遭受破坏，一些党组织紧急撤离，包括他的联系人，因形势危急，走的时候没有来得及留下今后的联络方式，就断线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非常考验人的，尤其是身处在敌人的阵营当中，跟组织又断了线，得不到任何指示。据一些同志后来讲他们当时也很迷茫，很苦闷，不知道该怎么开展斗争。因为得不到组织的指示，也有很多同志撤离了。但是我父亲一直坚持了下来，这个坚持后来实践证明非常有意义，因为直接关系到北平的和平解放等等。当时能坚持下来，或者做出这样一个决定，都是非常不容易的，真正考验人的信仰、人的追求和精神。

　　所以，后来罗青长部长说过一句话，在这段时间里和党组织失去联系的这些人员，依然按照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发挥作用，进行活动，开展工作。这个话我印象特别深刻，咱们现在经常讲发挥共产党员的作用，听起来很普通的话，但在当时那样的环境下，能够做到这点，应该是很高的评价。“你决定留下来”这样一个“决定”本身就是很考验人的，因为你不知道将来会是一种什么后果，党组织会怎么评价、怎么看待自己的同志，一些领导会怎么评价、怎么看待，这所有可能对自己产生不利的后果都要由自己来承担，所以我觉得他们怀着“一切从党最需要的情况出发来做决定”的这种自觉、这种担当，是极其特殊的担当、特殊的自觉，这是真正对信仰的考验。

隐蔽战线是无名英雄书写的无名历史

　　孔丹(孔原之子)：中国的隐蔽战线或者情报战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国家安全部出版的《无名的丰碑》尽管对这个历史做了比较简要的描述，但是，其在这个领域的表述之中具有特定的权威性。其中列举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几十位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同时，还列举了在隐蔽战线上斗争、奋斗的英烈、前辈们。这是一个在宣传、报道隐蔽战线时可以作为凭据，作为史料来使用的文献。

　　隐蔽战线在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时期、建设时期、改革时期都是整个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夺取政权的革命时期，武装斗争是党的中心工作。隐蔽战线非常有效地配合了我们的武装斗争，为革命的胜利创造了不可或缺的条件。不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在建设与改革时期，隐蔽战线的组织结构、工作方式、斗争经验至今未有形成像公开战线那样系统、全面、清晰的总结。这不是党史、军史、革命史研究方面的疏忽，而是由隐蔽战线自身的工作性质所决定的。特别是隐蔽战线的历史本身又相对复杂，很难做有权威性的阐发。我父亲孔原从未说过他在中央调查部工作的情况。这是隐蔽战线的特点，也是纪律要求。现在从我们后代的角度来缅怀和回顾过去的历史，这是一个很好的做法。

　　从红军时期到抗日战争时期再到解放战争时期，以及国家建设各个时期，我们父辈从事的工作不像军事战线的很多人的工作可以那样公开地描述。1984年在组建国家安全部的时候，我父亲也是组建成员。从我父亲的个人经历来做一个考察，算是厘清他和隐蔽战线的工作关系。他1924年入团，1925年入党，1931年至1933年任中共中央组织局组织部部长。他长期从事白区工作，还到过苏联两次。1939年从苏联回到延安，1939年4月担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部长是康生，李克农是副部长。不久又就任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副主席，实际就是负责情报工作，兼任中央社会部二部(情报部)部长，主管国统区和敌占区侦查情报。除了以前在白区的工作，这可能是在他隐蔽战线情报工作渊源的开始。

　　1940年夏天，孔原调到南方局任组织部部长，周恩来是南方局书记，董必武是宣传部部长。同时担任西南工委书记，秘密筹建西南工委。在反共高潮中又转回红岩，担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组织部部长。当时地下工作的要求是：积蓄力量、以待时机、隐蔽精干、反对急躁暴露。白区地下工作包括情报工作，或者说隐蔽战线的工作是中共白区工作的重要构成，获取信息情报，对敌秘密斗争。为了贯彻地下工作要求方针，周恩来同志提出“三勤三化”：勤学、勤业、勤交友;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我父亲协助周恩来同志制定和推动“三勤三化”工作。1943年，他从南方局回到延安，奔赴东北，服从战略安排，到沈阳担任东北局社会部部长，负责情报工作。在建国以前，又几度担任中共隐蔽战线的领导职务。他曾经说：要做什么像什么，注重身份的掩护和隐蔽。隐蔽战线是一个系统的构成。根据工作需要，你身份如果是个医生就得做个名副其实的好医生才行。他建国后第一任职务是海关总署署长，后来做外贸部副部长。隐蔽战线的工作从革命时期转到建设时期进行了调整，情报工作要服从于整个国家的建设。为此，党中央在1955年成立了中央调查部，从而使党中央的机构成为五个部，即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联络部、调查部。李克农同志兼任中央调查部部长、副总参谋长和军委情报部部长，一身多任。我父亲于1957年调到中共中央调查部担任副部长。因李克农同志身体原因，1957年到1966年就由他执掌中央调查部的工作。1958年，中共八届二次代表大会补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他还曾是六大的候补委员。在建国以后到文革之前，特别是1957年至1962年，他负责中央调查部领导工作，1962年至1966年，担任部长。如果不是因为文革，这个工作经历还会延续下去。

情报工作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

　　谢鹏(邹大鹏之子)：我们必须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情报工作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是敌我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在这个充满血雨腥风的激烈战场上，也充满着敌我之间斗智斗勇的残酷较量。我们的情工人员是革命战士，是共产党员，是一个英雄群体，不是行侠仗义、充满个人英雄主义色彩或什么侠骨柔肠的绿林好汉。

　　长久以来，情报工作给大众的普遍印象是具有强烈的神秘性，这一方面是受到国内外谍战大片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如今的影视作品、小说、戏剧甚至传记文学、回忆录中，处处充斥着对我们中共情报工作的不实描述。这些描述的最大特点就是热衷于表现情节的曲折和戏剧的冲突，为了增加所谓的可读性、甚至是商业性，迎合一些读者或者观众的欣赏口味，将党的情报工作歪曲成为惊险刺激的传奇故事或者是风花雪月的浪漫生活，极大地扭曲了中共情报工作和情工人员的形象，这在很大程度上给我们党的情报工作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也极大地伤害了我们这些西苑子弟的感情。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其它国家的谍报片、谍报工作不都这样吗?中共的情报工作就比别国特殊?我们可以回答他们的是：别国的事情我们不管，但中共的情报工作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是围绕着党的中心工作而展开的。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离开了我们党的中心工作的指导，任何所谓的情报工作，所谓的谍战都无从谈起，也绝不会取得任何成就。

　　换句话来说，这就是中共情报工作不同于其它国家甚至其它党派的显著特点，也是我们绝对不可逾越的底线。

　　况且情报工作也并非总是充满着神秘感，实际上每份情报从收集到传递，到分析研究、整理上报，最后采用的这一完整的过程，无不贯穿着严谨、慎密、认真、细致的作风，贯穿着情报工作者们对党、对人民、对战友高度负责的精神。

　　这里我尤其要提到交通工作即情报传递工作。大家都知道当时我们的通讯条件并不好，甚至说很差，大量的情报只能靠交通员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传递，有时甚至是徒步传递。还有就是从事这项工作的一些人员还大多是目不识丁的普通农家子弟，这一部分人多年来更是一直默默无闻，其经历似乎也并无精彩可言。可正是这些最普通的、最基层的无名英雄，为传递情报、护送人员、运输物资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作出了世人难以想象的贡献。

　　中共早期的大量情报工作，正是在这些普通人的努力下展开的，而这些人的事迹在我们的文艺作品或传记作品中却少有触及。

　　尤其令人感到遗憾的是，现在的文艺作品对中共情报工作的反映存在着大量的歪曲事实的情况。例如在一些以抗战为背景的谍战剧中，导演对军统特务那些暗杀、窃密、施美人计的种种手法津津乐道，大写特写，而对中共的对敌斗争，却吝惜笔墨，书之甚少，甚至将中共的情报人员矮化为军统特务的附庸，以致不着边际地将中共的对敌情报说成是从军统那里窃取来的，这种拙劣的编造简直是太离谱了。

　　中共的情报工作从来都是围绕着党的中心工作展开的。在抗战时期，党的中心工作是对敌斗争，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因此我们的情报工作也不可能脱离这个中心。事实上，当时中共的情报机关不仅不遗余力地开展了对敌斗争，而且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这些不争的事实一再地说明，我们的情报工作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因此，能够在我们的情报工作队伍里战斗到底的，都是我们党最忠诚可靠的战士。

中共中央情报部直属的最大情报机构—大连情报处

　　冯卫君(冯铉之子)：1947年3月，中共中央情报部在大连成立了它的直属情报机构—大连情报处，办公地点设在大连市松山町。大连情报处的建立、发展和结束与东北解放战争共始终。直到1949年5月，它完成了在大连的历史使命，整体迁移到刚刚解放的天津市，转制后，成为军委联络部天津局。

　　大连情报处成立以后，东北解放战争的形势快速发展，英勇的东北野战军在战场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大胜利，东北亚的国际局势也同时在发生重大变化。随着一系列形势的发展，大连情报处的业务范围和队伍也都急速扩大。

　　据统计，1947年至1950年间，在大连情报处机关工作过的人员有199人，派出的情工人员有426人，另有企业人员118人。当时，大连情报处情工人员的派遣地区十分广泛，包括沈阳、锦州、平泉、鞍山、天津、抚顺、青岛、北京、上海、香港、台湾以及国外的一些重要国家。大连情报处那时还拥有自己的贸易公司—华孚公司。

　　大连情报处在东北解放战争中作出过许多重要贡献。它策动了国民党营口驻军王家善的暂编五十八师起义活动;获取了大量国民党剿总的战略和战役情报，比如“长春突围计划”“傅作义援锦州由葫芦岛登陆计划”“廖耀湘兵团支援锦州、打通北宁线，向华北撤出主力的行动计划”等等，这些关键情报为我党我军在东北的作战乃至全国的作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大连情报处还是我党建立国际情报系统的先驱。除了在内部有自己的情报分析队伍，还建立了国外情报站，针对我国北、东、南各个方向派出了情报干部，为我党情报组织调查研究国外情报打下了良好基础。虽然大连情报处仅存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但它是东北情报工作的突出代表，在我党情报事业的历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是在解放战争时期我党隐蔽战线直属的最大的情报机构。

　　解放战争的胜利，距今已过去了70年，但东北情报战线，包括大连情报处全体人员表现出的那种无限忠诚党的情报事业的高尚品德，那种同敌人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革命精神，以及智慧超群的斗争艺术，仍是留给我们后人的巨大精神财富。我们后人应当继承革命前辈的优良传统，在新的历史时期，在各条战线作出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前人的新的贡献。

　　我的父亲冯铉长期从事情报工作，在隐蔽战线工作长达四十年。当年，国共谈判破裂后，他于1946年7月离开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奉命赶赴东北前线。先是前往哈尔滨，后于1947年3月前往大连，以东北社会部副部长兼大连情报处处长的身份组建并领导了大连情报处。1950年10月，他卸任军委联络部天津局局长。

永远的秘密

　　李凯城(李克农之孙)：爷爷李克农是一个传奇人物。他曾说自己一生做了两件事，一是做保卫党中央的大警卫员，二是做党的统一战线的尖兵。其实，他还长期从事情报工作，从打入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当卧底开始，直到担任中央情报工作委员会书记。可以说，中国革命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台前幕后，都有爷爷的身影。

　　按理说传奇人物应该有许多故事、许多秘密。但由于性质特殊，爷爷从来不对家人谈论工作上的事情。我父亲姐弟五人，都是从小参加革命，懂得党的规矩，不该问的也从来不打听。所以，家人只知道爷爷的工作很重要，但他具体忙些什么，有哪些成绩，基本上是一无所知。

　　举个例子。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爷爷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奶奶带着大伯和三叔“坐机关”。1931年4月24日，党中央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幸亏被打入敌人内部的钱壮飞同志获知，派他的女婿刘杞夫连夜赶到上海，通知了爷爷。爷爷深知情况危急，刻不容缓，立即出门向中央报警，通知战友们转移，以致顾不上与家人打招呼。27日一早，奶奶像往常一样带着大伯和三叔外出买菜，一个好心的邻居跑来说，国民党军警把你家包围了，快跑吧。奶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情况，也不知该向谁求助，只得带着两个孩子在街头流浪，晚上就睡在菜市场的石桌上。直到一周后，八岁的大伯在街上认出了曾经和爷爷一起工作过的宫乔岩伯伯，这才摆脱了困境。按说，大伯与三叔也算当事人，但他们一直不清楚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直到1962年爷爷去世。丧事办完后，有关部门请全家吃饭。在饭桌上，一位领导对父亲他们说，大革命失败后，李克农和钱壮飞、胡底一起，对保卫党中央的安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是周恩来总理特别加上的，并讲了顾顺章事件的大体经过，大伯和三叔这才知道，原来他们曾经卷入过一个有可能改变中共党史的重大事件。

　　爷爷虽然对家人守口如瓶，却一直念念不忘出生入死战斗在党的隐蔽战线的战友。特别是到了晚年，他最想做的，就是总结党的隐蔽战线的经验教训，宣传这条战线上的无名英雄，照顾那些为党的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同志、朋友及他们的家人。

　　由于长期超负荷运转，爷爷的身体非常不好，1957年秋，突然晕倒在台阶上，头部受到重创，昏迷了十几天，苏醒后很长一段时间处于失忆状态。经过治疗，爷爷的身体稍有恢复，立刻就给当时分管中央调查部工作的邓小平同志和杨尚昆同志写信，要求减少自己的一线工作，以便集中精力做好隐蔽战线斗争经验的总结，抓紧时间为后人留下一份宝贵的精神财产。得到中央批准后，他不顾病体还未康复，马上动身前往上海，开始收集和整理有关中央特科的资料。在上海期间，他还专门到李白烈士墓进行吊唁，并指示有关部门，以李白为人物原型创作一部电影，也就是后来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永不消失的电波》。

　　1962年初，爷爷带病参加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他明显感到体力不支，有不好的预感。2月9日上午，他约杨成武同志到驻地谈工作，杨成武同志发现他的状态很不好，劝他入院治疗，爷爷没有答应。杨成武同志直接报告了周总理。下午，总理派邓颖超同志赶到驻地，将爷爷直接送到北京医院。入院几个小时后，爷爷的心脏就停止了跳动，没有留下一句遗言。

　　爷爷走了，他究竟带走了多少故事、多少秘密，已成为永远的秘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一大憾事。但这也正是隐蔽战线工作的特点。曾经战斗在这条战线的前辈们，为党的事业作出过巨大贡献，可生前大都默默无闻，身后仍然无声无息，他们为共和国留下的，是一座座无名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