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香港乱局不断延续，整个事情显得越来越诡异。
在《香港乱局到底意味着什么？》这篇文章中已经分析过，香港乱局必然长期持续，因为香港乱下去，同时符合了华盛顿和北京的战略意图。
对于华盛顿来说，搞乱香港是延续美国霸权，阻碍中国崛起的重要抓手。对于北京来说，表面上看十分被动，但是主要影响局限在舆论层面，只要应对得当，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影响，而且“欲让其灭亡，先让其疯狂”，让乱港分子表演下去，有助于实现道路自信、制度自信，为将来崛起之路消除隐患，具有深远的正面意义。至于暗中鼓动的湾湾，当然更是唯恐天下不乱。
因此，香港乱下去这件事本身并不奇怪。
但是这件事诡异的地方在于，香港乱下去最大的受害者是香港本土精英，但恰恰是这帮人，成为搞乱香港的中坚力量。这些人存在于香港议会，公务员队伍，教师群体，以及各行各业的中高端。
在前述文章中，我简单地将这些人的诡异表现归结为殖民主义的流毒，这固然不能算错，但是仍然有些流之于肤浅。
这些人不是头脑简单的乌合之众，而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人士！不是那么容易被忽悠的。（当然，街头上那些表演的炮灰另当别论）
这样一帮“精致利己主义者”，对现实利益的考量比谁都精，怎么会如此跟自己的切身利益作对？
一定在哪里出了问题。
在我百思不得其解之时，突然想起一个人。
那就是在本公众号《英国史·都铎玫瑰卷》中曾经登场的托马斯·莫尔。他博学多才，悲天悯人，写下《乌托邦》这一不朽名著，是当时英国著名的人文主义学者，却誓死反对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不仅悍然抓捕烧死新教徒，而且面对亨利八世以及宗教改革派的再三劝降而毫不悔改，最终因拒不妥协而遭斩首。
托马斯·莫尔当然是一个聪明人，学识也远超同时代的大多数人，但是他却冥顽不灵，逆历史潮流而动，是不是跟香港作乱的那些人颇有些相似之处？
托马斯·莫尔所处的时代，整个欧洲被天主教和新教两大势力的对抗而撕裂。
透过现象看本质，所谓教派之争，其实是基于等级制度的封建生产方式与自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争。
在莫尔看来，封建生产方式虽然也有种种丑恶之处，但是至少给佃农一个安身立命之所。但自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直接剥夺佃农最后一点赖以生存的土地，使其变成流离失所饥寒交迫的流民，这就是他所控诉的“羊吃人”的罪恶。
尽管“羊吃人”确实造成了人间悲剧，比莫尔更知道历史走向的我们可以知道，自由资本主义制度通过市场激励原则，把人从传统低效的生产方式中解放出来，相对于原先的生产方式极大地释放了生产潜力，因而成为顺应历史潮流方向的一方；对自由资本主义大加批判的托马斯·莫尔，就成了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分子。
但悲剧的是，直到死，莫尔仍然自认为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是为了真理和正义献身。人世间最大的讽刺恐怕莫过于此。
从这桩悲剧也可以看出，认知遮蔽对于人的禁锢，可以达到怎样的程度！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到今天情况又发生了戏剧性地变化。
在莫尔生活的时代，自由资本主义是勇斗恶龙的少年，到了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自由资本主义却变成了另外一条更大的恶龙。正如当年被自由资本主义埋葬的封建生产方式，在其刚刚诞生的年代，也是将广大奴隶从奴隶制度这条恶龙解放出来的勇敢少年呢！
需要说明的是，所谓自由资本主义，并不是指美国目前实行的资本主义制度。虽然美国一直号称自由世界的灯塔，但是现在的美国恐怕也是最肆无忌惮公然践踏自由市场原则的国家。
不仅如此，美国的企业界也在深刻反思自由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
自由资本主义断言，赚取利润是企业存在的第一因，企业的唯一责任是对股东负责，同时企业经营管理者有责任确保股东利益最大化。
然而这一断言，被最该维护这句话的美国企业家们联合起来打脸。
2019年8月19日，181家美国顶级公司首席执行官在美国商业组织“商业圆桌会议” （Business Roundtable）上联合签署了《公司宗旨宣言书》，革新了企业基于股东权益最大化做出经营承诺的基本内容，将其重新定义为“企业在保持自身企业宗旨的基础上，对所有利益相关方都有着共同的承诺”。
在这份宣言书上签字的包括了来自苹果、百事可乐、沃尔玛、摩根大通等一系列美国大公司的代表。
以上事实意味着无论从政治还是商业实践上，美国正在坚决抛弃自由资本主义的教条，探索更能够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新方向。
因此，“敲响了自由资本主义的丧钟”，跟哪一个具体国家的兴衰没有直接对应关系，而是代表了一种经济理论流派的没落，正如当年宗教改革之后，统治整个欧洲的天主教逐渐没落边缘化一样。
然而很不幸地，香港作为全球自由资本主义影响最深的地区，却注定会沦为自由资本主义的陪葬品。
长期以来，香港一直以经济自由度排名世界第一而感到自豪
自由资本主义，是指以自由竞争为特征的经济结构以及为了捍卫这种经济结构而产生的一系列经济学理论。一般认为，自由资本主义学说发端于亚当·斯密1776年发表《国富论》，核心思想是推崇小政府、以自由市场为中心配置资源。
经历了两百多年的发展，其间经历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的完善，1929年大萧条后逐渐被凯恩斯经济学取代，又经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弥尔顿·弗里德曼等人的再包装成为新自由主义，成为八十年代之后的英美主流的经济意识形态。
亚当·斯密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米尔顿·弗里德曼
当年新教运动，也是以捣毁圣像为标志。这些所谓经济学大师，也是一批等待被捣毁的“圣像”。
何止香港，在中国大陆同样存在大批自由资本主义的忠实拥趸，在美国都在对自由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和反思的当下，仍然对这一理论深信不疑，乃至执迷不悟。他们就像当年的托马斯·莫尔一样，自认为站在理论和道德的制高点，却不知道自己是在逆历史潮流而动。
这种思潮，才是香港持续乱下去根本动力之源！
马克思的经济分析方法告诉我们，是否符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是判断生产关系是否符合历史潮流的唯一标准。马克思虽然批判资本主义，却也不得不承认，资本主义是几百年来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旗手，资本主义短短一百年创造的财富，比过去几千年加起来的财富还要多得多。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在莫尔生活的时代，自由资本主义“浓眉大眼”，是解放生产力的正面角色，到了今天却变成“贼眉鼠眼”的反动派了呢？
莫尔生活在五百年前，那时候人被禁锢在土地上，市场、原料、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被时空阻隔，资本是极度稀缺的资源。在资本的组织下，将这些生产要素组织起来形成一种有效的“生产函数”（熊彼特语），就能够极大释放生产动能，促进经济巨大发展。
在那之后的数百年间，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就是将更多的生产要素卷入资本驱动的生产函数中，使得生产力不断扩张，带动世界经济大循环。因此尽管其中充斥着征服、奴役、剥削、屠杀等种种丑恶现象，自由资本主义仍然是推动历史前进的“进步力量”，创造出物质生产极大丰富的现代社会。
但是今天，情况已经出现了极大变化。
其一，今天的资本已经不是稀缺资源，而是已经“泛滥成灾”。全球GDP总额大约80万亿美元，发达国家的房地产总值大约是GDP的三倍，而对全球衍生品总价值量的最低预估也达到了600万亿美元，是GDP的八倍。超量的资本自由流动对实体经济的作用已经不大，更多的是在金融市场中的数字游戏。
其二，如今经济的主要矛盾不是供给不足，而是供给过剩，消费需求向个性化、精细化、人性化转变。
以上两条都表明，自由资本主义所鼓吹的注入要素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失效。
更重要的是，如今已经进入了信息网络连接的信息时代，即将迈入智能时代，工业时代诞生的资本主义理论在当今时代完全是脱节、错位的。（这里不展开，在后文中详述）
要想让经济继续发展，唯有依靠创新。只有创新带来的供给侧结构性变革，才能创造出新的需求，推动经济继续增长。
自由资本主义的理论认为，市场以及由此带来的自由竞争，就是创新最好的温床。
然而，该理论只是浮于表面而已，没有搞清楚创新真正的规律。香港的现状，就是对这一理论狠狠地打脸。
香港的经济自由度全球最高吧？香港政府是小政府吧？然而香港的经济活力几乎已经窒息了，创新几乎被扼杀殆尽！
为什么？
自由资本会推动创新，乃是对资本最大的误解（如果不是刻意美化的话），资本所关心的事情唯有增值，其中包含了两方面的含义：利润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
包括创新在内，商业的基本获利逻辑是依靠某种非对称性。很多行业依靠信息不对称牟利，比如房产中介，知识付费，也有靠资源不对称，比如“家里有矿”。这里的非对称性包括供需双方之间的非对称，也包括不同供给方之间的非对称，以及不同需求方之间的非对称。
供需双方的非对称很好理解，消费者付出代价，肯定是要获取自己没有的产品或服务。供给方之间的非对称就是避免了同质化竞争，因为任何充分的同质化竞争都会导致基本无利可图。需求方的非对称就是要找准细分市场，抓住精准客户的需求痛点。
创新本质上也是为了造成供给方之间的非对称，比如华为手机搞了一大堆拍照黑科技，造成了相对于友商的非对称优势，是其溢价的基础。
创新在一定条件下确实会带来资本增值，但是资本可选的增值手段多着呢，创新恐怕是其中风险最大的一种。只要资本有第二条路可选，就不会选创新。只有通过政治等其他手段，将资本其他的获利通道堵住，资本才会不情愿地走上通过推动创新获得回报的道路。
香港是如何变成“李家的城”，这一过程充分体现了资本的运行逻辑。
香港李家的投资主要分布于金融、基础设施、能源、地产、人民生活的基本刚需，并且在香港这个弹丸之地形成垄断性优势。于是李家的资产可以非常稳定地实现增值，又何必去创新呢？
为了保证李家等香港地产大佬的利益，香港的房价必须处于高位，如此又进一步扼杀了新兴产业的生存空间，导致香港只剩下金融、医疗等高收入行业以及公务员、教师等稳定的职业，香港的高素质人才纷纷投身这些行当，反过来也会导致创新不足，于是形成了不断加强的正反馈，彻底地遏制了创新的可能。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包括中国大陆在内，只要是资本过剩又缺乏政府制约，都会导致房地产等资产价值不断升值，挤压实体经济的生存空间，遏制创新的产生，最终扼杀经济活力。
如果从实践回到理论，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中，其实原本就没什么创新的生存空间！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基本逻辑是，资本在利润分配中居于主导地位，利润主要按照资本份额分配，这就是为什么企业一定要明确所有制，也是许多经济学家高呼“私有制”的理论源头。
这个逻辑在市场经济发展早期是正确的，因为那个时候生产要素的组合不充分，不合理，而且资本是稀缺的，用资本的力量调动其他生产要素并将其组合起来提供有效的供给，资本起到的价值非常显著，而且需要冒很大的风险，在利润中占大头无可厚非。
但是如今早已不是要素驱动经济的时代，而是创新驱动经济，资本相对充裕，而且企业需要进行持续创新才能实现持续地发展，因此理应给创新者更多的回报，才能使得正反馈循环持续下去。这就是任正非一再强调，过去是资本雇佣人才，而未来将是人才雇佣资本。
进一步地，过去实现生产要素的组合的前提，是首先占有这些要素，也就是说先用资本盖厂房，买设备，雇工人，购原料然后组织生产，才能获得价值。但是如今随着世界进入信息网络社会，参与价值创造的许多要素根本不需要占有，而是来自社会化资源的调动和协同，甚至来自消费者的数据也是创造价值不可或缺的生产资料。如果按照简单地谁占有谁分配的逻辑，根本无法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
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核心在于，各种生产要素在市场中自由流动，就可以推动经济增长。这是一种基于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将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还原成基本要素：市场、资本、人力、技术、原料等。经济产出是要素投入的结果，一切都围绕着供求均衡以及ROI（投入产出比）。
打个比方，如果用同样的方式研究生物学，那么任何生物都可以还原为水分、脂肪、蛋白质、碳水化合物、核酸等基本成分，然后就看着这些基本成分来分析生物，无论这个生物是人还是水母。
感觉很荒谬是吧？
但是大部分的经济学研究就是这么搞的。
经济学有问题，那么以此为基础的商业管理不可能不出问题，而且问题还大得很！
问题集中出现在批量制造MBA的商学院身上。
无论是欧美还是国内，如下情况都很普遍：本来企业在创始人手里表现还可以，当被接受过MBA教育的职业经理人接手后，企业不是蒸蒸日上，而是创新精神迅速衰退，最终走向破产。
商学院教育的巨大问题，连一部分商学院教授都看不下去了。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经济金融管理学院教授马丁·帕克干脆写了一篇文章，名叫《为什么我们应该铲平商学院？》
文中写道：
“但在商学院，显性的和隐性的课程都是同一种调子。所教的东西和教授的方式通常意味着资本主义市场经理主义的价值被灌输和推销，就好像没有其他看待世界的方式一样。
如果我们教育毕业生“弱肉强食资本主义”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我们最终为那些拿着别人的钱来冒大险，自己却拿大钱的人找借口，也是不足为奇的。如果我们教育他们，没有任何底线，那么关于可持续性、多样性、责任等等的理念就仅仅是装饰品。管理学研究和教学经常传递的信息是，资本主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驱动资本主义的金融和法律技术是一种科学形式。这种意识形态与技术主义的结合，使商学院成为一个如此有效但危险的机构。”
曾做过纽约银行家信托公司VP的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深刻理解资本主义运行的逻辑。因此亚马逊从创立的第一天起，就一直强调保持“day1”，意思是公司永远保持创业状态，因为创业公司的目标是解决社会需求和痛点，利润是放在第二位的，如果一旦成为成熟公司，就离死不远了。他轻蔑地嘲笑跟那些追逐利润的公司竞争，如同“热刀切黄油一般”容易。
以上种种迹象表明，自由资本主义已经走入了历史的死胡同，必将像封建等级生产方式那样，被扫入历史的垃圾桶。那帮上蹿下跳的乱港分子，也就成了伴随着垃圾的曱甴，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接下来，有个更大的问题需要解决：那么到底如何实现持续创新，推动经济继续发展？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理解经济发展与创新的本质。
本篇文章作为系列文章《创新大爆炸》的序言。接下来，我将用若干篇幅，对创新进行理论探讨以及实践案例。
该系列文章将构建一整套基于复杂性科学以及复杂网络的创新理论，并将对以下一系列问题进行探讨。还将呈现细致到每一步的实践方法论，帮助每个读者提升创新素养，增进创新思维。
为什么要理解创新，需要首先进行世界观变革？
信息时代需要怎样的世界观？
为什么说学习、创新和进化，本质是一回事？
华为、阿里、美团、海尔等能够持续创新的公司，到底做对了什么？
颠覆式创新、逆向创新、开放式创新、第二曲线创新等不同的创新理论，如何在同一个理论框架下相容？
商业模式创新和技术创新，两者是一回事吗？是否能相互促进，协同发展？
中国的双创，做对了什么又有什么不足？
大学生以及普通职场人，如何获得创新思维，从而取得人生更大的成就？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