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女士在3月18日的日记里，以“那时的我们，就是今天的你们”为题，给“一个自称十六岁的高中生”写了一封回信，以“过来人”的姿态教训这个孩子要学会“独立思考”。
方方女士在回信中痛斥:自己的11岁到21岁恰好在那十年度过，“少年时代接受的尽是愚蠢的教育”，“我那时好幼稚好下作”;然后，庆幸那个时代结束，自己青年时代得以上了大学，得以“如饥似渴地学习和阅读”，“学会用自己的脑子思考问题”。
方方女士这话是有失公允的，那个时代的人都缺乏独立思考吗?韩爱晶敢于向毛主席当面请教“老人家百年后列王纷争，相互攻讦”的问题，这种魄力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放到今天也没几个青年比得上;毛主席从来都是主张青年人应该多关心国家大事，主张学习的目的应该与国家前途命运结合起来，没有极强的思考能力，也没法应付那种你来我往的激烈的大辩论。
韩爱晶如今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笔者读过他的书，也与他当面交流过。韩爱晶老人的阅读面是极广的，无论是国外的最新情况，还是互联网上的新鲜事物都有所了解，这种阅读的习惯正是在那个时代建立起来的。对于那个时代的一切，他既有肯定，亦有批评，更多地则是检讨自己和自己这代人当初的简单、片面，辜负了老人家的期望和重托。在笔者看来，韩爱晶老人虽年长方方女士10岁，思维却未迟钝，思考能力远在方方女士之上。
方方女士庆幸自己学会独立思考了，才彻底认清了那个时代，才敢于彻底地否定那个时代，否定那个时代的自己的“幼稚”、“下作”，才“把少年时代脑子里被灌入的垃圾和毒素，清理出去”。笔者奇怪的是，方方女士在“浩劫”时代只度过了十年，那个时代过去了44年，方方女士的思考为何还停留在40年前的水平呢?
既然方方女士以“过来人”的姿态，通过自己的心路历程教训高中生，那么，笔者也不揣冒昧，以自己的心路历程，与方方女士谈谈心。因为青年时代是小右的我，就像现在的方方。
方方女士生于1955年，因为那场“浩劫”，她在1974年高中毕业之后在武汉做了四年装卸工，1978年才考了大学。其实，岂止被“耽误”的这四年，如果不是因为新中国，方方从出生起就该很优雅地成为一个精英，并且不会有任何“波澜”。
方方的曾外祖父是国民党的元老;外祖父留学日本，但去世的比较早，母亲因而跟随曾外祖父生活，毕业于九江教会学校励女中，婚后根本没参加工作——人家是绝对的贵族家庭。方方的父亲1937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通晓五国语言”。1957年因为父亲为三峡工程，方方全家从南京搬来武汉;方方的三个哥哥分别毕业于清华、华科大和西本工大。
这样的家庭到了新中国一样还是个精英家庭，方方的儿时显然也要比大多数同时代的孩子幸福，只是家族不会有建国前的那种荣光和高高在上罢了。方方曾在她的文章中写道：“执拗的父亲还经常提出不合理的要求，例如家里只可以买南京的香肚和盐水鸭”。在文人们反复控诉的那个吃不饱饭的时代，这样的要求的确
“十年”开始之后，方方的家庭也受到了影响，按方方的描述，他的父亲“在一场场政治运动中变得战战兢兢，懦弱无力”。其间，方方的父亲去世，受到的“迫害”就是“‘文革’中，我父亲在家，除了读书就是读书”。
方方的两个哥哥下乡插队，方方74年高中毕业以后就去做了装卸工养家，方方在她的文章中写道，在中新网对方方的访谈中，她这样讲述了自己的心境：“最难捱时，她对同事说，‘如果30岁，我还在这个地方，我就自杀’”。显然，出身贵族家庭却在那“十年”无法过贵族的生活，像平民百姓一样“苟且”地活着，恐怕才是方方最大的愤懑，也是她为旧贵族写出那本“揭伤疤”的小说的最大动因。
通过方方的访谈以及文章，了解过方方的人生经历之后，笔者也想来谈一下自己的人生经历。
笔者80年代初生于河南南部的一个农民家庭。因为已经分田单干，临产当天母亲还在田里割麦子。
笔者的母亲建国初生于一个贫农家庭，母亲儿时经历过三年困难时期，可以说是过得很苦。笔者的爷爷在解放前曾做过国民党的小官，因此解放以后家里就被划上了地主成分，在村里挨批斗，从被人追捧变成了过街老鼠，因为受不了这种身份的跌落就自杀了。那时，我的父亲还在襁褓之中。
从笔者记事起，裹着小脚的奶奶就是不能干体力活的，解放前奶奶是不必做农活的，但是爷爷自杀以后依然将一个女儿、两个儿子拉扯长大。大伯和父亲也都上了学堂，大伯在那十年还当上了生产队小队长。但地主成分也不是没有歧视，75年农业学大寨，县里组织修水渠，需要取土，邻队的人要去挖爷爷的坟，父亲和大伯都不敢出面，母亲却出面直接把他们挡回去了。1978年年底，县里发了文件，我家里的地主“帽子”被摘掉了。
大伯是1945年出生的，幼年时的家境还是不错的，对于新中国，特别是对于毛主席他是没太大好感的，因为78年摘帽的事，他在家里贴上了邓的像。
与他对毛主席的不喜相悖的是，他的行事风格却是得益于毛时代的教育经历。80年代分田分农具都是在我家进行的，因为村里人都觉得他公道，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公道的人的支持之下，农具被公平地均分了——“车水机”这样的大件木制农具锯成小段，各家拉回去当柴烧;拖拉机、脱粒机、柴油机拆的拆、锯的锯，各家拿回去当废铁卖。已经初步实现机械化的生产队一夜之间回到了完全靠人工、靠畜力的时代。
因为大集体解散了，58年大跃进挖的十来个池塘(小型水库)逐渐萎缩，淤泥常年无人清理，变成了“臭塘”;75年修的水渠干渠一直用到90年代末，但通到村里的支渠、毛细渠逐渐就荒废了。到新世纪，村民们种水稻都改抽地下水了。
不喜欢毛主席的大伯却常常怀念起了大集体时代集中力量办事，村里80年代架电线、90年代修路都是在他的主持下干成的，至于其他的事情这个早已不存在的大集体就无能为力了。大队干部不仅不作为，反而以权谋私成了村里的“先富”。县级干部的腐败问题也成了村民们日常的谈资——人人都知道的事，上级却不知道，也算是奇谈。
受大伯和父亲的影响，笔者小时候对毛主席也没有什么好感，高中时代经常读《读者》这种充斥着大量西方心灵鸡汤故事的刊物以及各种伤痕文学的小说，晚上下了晚自习还经常戴上耳机偷偷听“xx之音”，对西方有莫名地向往，以为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靠西方的制度。
后来到北京开始读大学，笔者刚进去就已经是宿舍里的“大右派”。因为工科院校的左翼传统，学校的左翼学生社团影响力是很大的，八个室友竟有两个进了那个社团。在与他们的日常辩论中，激起了我扩展知识面的兴趣，图书馆成了常去的地方。从最关心的农业、农村问题开始，到农业发展的历史，在扩展到工业史、经济发展问题，再到共和国的历史;99炸馆、41撞机、911这些事件对我的冲击也是非常大的，全球化也成了自己关注和思考的问题;大学时代到贫困农村支教、到老国企社区社会调查的经历对我而言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知识面的扩展才让我意识到自己以前是何等的无知和片面，才认识到毛主席的伟大之处，再结合自己少年时代的经历，很多问题都得到了印证。大学毕业以后，我放弃了去国企的稳定工作机会，去了南方的一家从事出口加工业的私人工厂当工程师，有了更多机会接触这些新工人阶层……参加工作之后这十几年的经历，更加加深了我在大学时代形成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方方进入大学的时代，恰好是放眼看世界的时代，知识界、媒体界的精英们经历了前面十年的伤痕，对那个时代充满了极大的怨恨，对西方充满了向往，以至于“殖民三百年”这样的想法成了主流。那个时代，方方形成她如今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并不奇怪;他们毕业参加工作之后，转而又教育、影响我们这一代人，所以，我在刚刚进大学就成为一个“大右派”也是不奇怪的事情——那时的我就像今天的方方，就像方方对16岁高中生说的“那时的我们，就像今天的你们”一样。
用了不到20年时间，见识了美帝国主义的种种真面目，见识了工人、农民地位的变迁，笔者从右转向了左，因为这些工人、农民就像我的父亲、母亲一样，都是这个社会上最底层、最普普通通的一群;而方方女士经历了40年，却还在坚持原来的种种认识，这个现象没有别的道理可以解释——只因她“天生”就该是精致的贵族，是不该与工人、农名为伍，去做什么装卸工的;反而更会变本加厉地阻止让贵族当装卸工的时代再次出现。
虽然笔者也有一个地主爷爷，但这个身份随着解放就已经烟消云散。笔者没有一个姑妈是新加坡国籍;笔者也没有一个亲戚参加过25年的两会，这是笔者与方方在社会阶层上的巨大差距，这就决定了我们思考问题的角度、立场不可能相同。
笔者很怀疑，当方方对16岁高中生说的“那时的我们，就像今天的你们”这句话时，究竟抱着多大的真诚——只是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时代去做做装卸工就想着去“自杀”，看来她在那个时代既不“狂热”也不“忠诚”，因为那不是属于她——一个贵族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