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任何事，必须要理论与实际结合;做国家的事，必须要领导与群众结合。否则，什么事都做不成，做不好。任何正确的决策，都是理论与实际结合、领导与群众结合形成的，实现的。认真总结党的百年经验，也必须实行这两个“结合”，否则，是总结不好的。
关于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是人所共知，不需要费多少笔墨。我只略举一二。
当初，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人认为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违反“十月革命”的道路，现在理论界也只看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与“十月革命”道路形式上的不同，没有看到它们实质的不同。这是没有分析。事实上，“十月革命”道路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都是理论与实际结合;走的都是马克思主义指出的，无产阶级首先要争得民主，夺取国家政权的武装革命道路，都是列宁主义指出的，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资本主义薄弱的环节首先取得胜利。“十月革命”是在资本主义薄弱环节的俄国，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极大削弱俄国统治者的力量夺取中心城市取得政权的。中国当然也是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但是，中国的无产阶级力量也很薄弱，中国共产党在蒋介石反共大屠杀中严重创伤，根本没有力量夺取中心城市，夺取了也保不住，只好从进攻转为保守;“八一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攻长沙的失败，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都是实际证明。最大的实际是，中国是军阀割据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农村是中国统治阶级控制最薄弱的地方，是在军阀间的空隙地带，共产党最容易长期发展武装斗争，逐步壮大自己，消耗敌人，最终取得夺取城市，解放全国的条件。这就是，中国革命与“十月革命”实质上的同：都是马列主义与实际的结合，但是在统治阶级最薄弱的地方武装夺取政权。
再举一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一些领导人形而上学地理解“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主张先发展生产力，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则提出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应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他论证说：“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指出“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毛泽东没有违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理论，而是从实际出发理解马克思主义。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没有说过，一定要先有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才能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资本论》关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一章，讲述了资本主义是通过暴力强制劳动者与土地分离建立的新生产关系，解放了生产力，从而发展生产力。
毛泽东不是教条主义地理解马列主义，他总是从实际出发理解马列主义，运用马列主义。
最近。左翼网站发表《毛主席1965年在井冈山上的谈话如今更熠熠生辉》，摘录了马社香的《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的一段毛泽东对张平化说的话：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显然，邓小平理论反对毛泽东的这个思想。现在公共讨论这个问题很敏感，但是，总结党的百年经验，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必须通过理论联系实际来解决。
关于领导与群众结合的工作方法，我们老年人有亲身经验，我在读初中的时候，就参加过土改斗争，最初是“减租退押”，帮助贫雇农算剥削帐，启发农民自己起来对地主斗争，自己也受阶级教育。党的所有工作，抗美援朝，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整风反右，以及增产节约，爱国卫生，无一不是发动群众一起来做。那时期，党做事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和群众打成一片”……所谓“共产党的运动多”。近几十年不搞“群众运动”了，现在青年人不知道这些。“运动”是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工作方式。这是一个好办法，是社会主义的特色。我们看到，当年毛泽东搞反贪污，领导与群众相结合，几个月就搞定了，三反后二十多年后的文革中，也没有揭发出多少官员的贪污问题。
今年中国抗疫的伟大成功，党中央的果断决策，坚强领导，功不可没;“这是一方面，还必须认识到：‘广大群众与防疫复工关系十分密切，具有高度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这是决定性的。”(刘金华：《再说抗疫复产为人民》)外国封城效果不显著，群众不配合是一个重大因素。
这次总结党的百年历史经验，需要领导与群众结合。
我们看到，关于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做出的，当时全国都在打仗，党员分散在各地，在这样特殊的情况下，还是采取了领导和群众结合的方式。所以，第一个决议用了四年时间。从1941年起，毛泽东向中央、到党校，做了多次报告，组织编写《六中以后》等党史材料，发动全党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历史，进行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全党整风。中共中央投入很大的精力来讨论党的历史问题。毛泽东1942年说：“如果不能把历史问题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并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我不叙述《决议》形成的全过程，只引1945年毛泽东在七大预备会议上作的《“七大”工作方针》报告中说的：“我们现在学会了谨慎这一条。搞了一个历史决议案，三番五次，多少对眼睛看，单是中央委员会几十对眼睛看还不行，七看八看看不出许多问题来，而经过大家一看，一研究，就搞出许多问题来了。很多东西在讨论中你们提出来了，这很好，叫做谨慎从事。”这“三番五次”就包含着几下几上过程，经历四年;这“大家”就不只是中央委员，是党的领导与群众结合，学习马列主义，学习党史、全党整风的过程。
我在《对总结党的百年经验的意见》中，建议这次总结党的百年经验，由“党中央先提出个纲要，交给全体党员和群众进行讨论，同时，把左中右、老中青的代表集中在一起，在党中央主持下，对重大的历史实践和群众提出的问题进行讨论。”总结党的百年历史经验，应当是又一次党和群众结合，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学习党史、全党整风的过程。
我认为，《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的：“深入总结和学习运用中国共产党一百年的宝贵经验，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很正确，很必要。
我们知道，习近平201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首提“不忘初心”;全党2019年开展了两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效果如何呢?我不知道，也不好说，因为我们普通群众没有参与，我不知道是否联系党的历史和现实。如果不联系历史问题，不把党走过的路搞清楚，不可能清楚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
习近平在《牢记初心使命，推进自我革命》中指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说到底是要解决党内存在的违背初心和使命的各种问题，关键是要有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所以，这次总结党的百年历史经验，需要联系建国以来历史实际，认识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的违背初心和使命的各种问题，达到教育全体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的目的，这个成就是伟大的。积提出“不忘初心”四年来之经验，要达此目的，必须再一次组织全党学习马列主义，学习历史，必须实行两个结合——领导与群众结合，理论与实际结合，进行整党。
我非常拥护习近平提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并提出这个观点：“关于‘习近平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论述很多，我认为，可能最好的诠释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我不知道习近平是否同意这个诠释。我认为，当初，“初心使命”是建党之基;今天，“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党是否变修的标志。
刘金华2020年12月9日星期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