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6日毛主席诞辰128周年，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又出来“纪念”了:
“教育了干部”，“锻炼了群众”，这两条是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没有做的。胡锡进所谓的苏联解体给中国打了一针疫苗显然是不准确的，因为有人在80年代就差点先于苏联搞了这个方案。真正让中国社会有了免疫力的，恰恰是毛主席。
如往年胡锡进的“纪念”文字总要提一句“犯过错误”一样，退休后的胡锡进仍然不忘在里面提一句“局限性”。
本来这件事过去几天了，但是鉴于胡锡进在担任总编职务期间已经携“公器”积攒了足够多的个人人气，脱离了“公器”的身份限制，胡锡进将来反而会发挥更大影响力，而且可能是与以前很不一样的影响力，笔者感觉还是有必要再就胡锡进的这段话进行一些必要的讨论，澄清是非。
特别是刚好又赶上了苏联解体30周年，胡锡进在“纪念”微博前面刚好又有一条谈苏联解体原因的微博，毛主席的“局限性”与苏联解体的原因也就被胡锡进巧妙地联系在了一起。
对于苏联解体的原因，胡锡进总结了四条，一是“整个苏联被（美国）忽悠了”；二是“经济输了”，老百姓“生活物资紧张”；三是“之前社会僵化，一改革先从政治体制入手”；四是“苏共领导力被严重削弱”，“党先分裂了”……
这一条原因总结，乍一看似乎没毛病；仔细一分析就会发现，胡锡进犯了与以往相同的毛病，什么事都喜欢讲，却都讲不到根本，甚至是因果倒置。而胡锡进这四条原因总结，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不做阶级分析。
从结果来看，苏联解体对包括俄罗斯和各加盟共和国在内的苏联人民而言，无疑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仅就俄罗斯而言，从1991年-2009年，人口总数减少了640万，根据人口出生率与死亡率统计，期间饿死人口达1200~1500万，还有无数人死于自杀、酗酒、吸毒以及暴力犯罪；少数人暴富的同时，绝大多数底层民众陷入极端贫困，目前俄罗斯已经成为全球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然而，苏联解体对于掌握着社会权力原本就已经成为特权阶层的各级官僚而言，却是一次绝佳的抢劫机会，苏联人民积累了七十多年的社会财富被少数人迅速瓜分。根据《俄罗斯私有化纲要》，约500家大型企业被以72亿美元的低价出售，而这些企业的净资产总额保守估计在2000多亿美元以上；私有化的宣传目的是剥夺官僚机构手中的“国家财产支配权”，改“官有”为“民有”，而实际上旧官僚、影子经济成分等才是真正的赢家。
1991年，莫斯科上万名大富翁中，大部分人是原来的党政干部。苏联剧变后的俄罗斯，除了权力金字塔塔尖上的少数人物有所变化外，大批干部摇身一变成为俄罗斯显贵。他们占了新总统周围高官总数的75%，新政党领袖中的57.1%，新政府官员中的74.3%。
俄罗斯经济精英中有52.6%是前苏联的“权贵官员”，33.4%是前苏联的“其他官员”。比较有名的例如：
2004年被普京总统逮捕的尤科斯金融集团总裁霍多尔科夫斯基，是原苏联共青团莫斯科市委书记；
奥涅克西姆集团总裁波塔宁，是前苏联对外经济协会“国际俄罗斯”的负责人；
卢科伊尔集团总裁阿列克佩洛夫，在苏联解体前任苏联石油天然气工业部部长；
阿尔法集团总裁阿文，曾任盖达尔政府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其副手曾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金融寡头别列佐夫斯基，是苏联科学院院士出身，曾在苏联著名的“伏尔加汽车制造厂”工作……
正如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大卫·科兹所指出的，“在苏联体制下，最高领导人的工资比一般产业工人高出8倍”，“大企业的总经理的报酬大约是一般产业工人的4倍”，而美国高层精英的收入是普通工人的150～400多倍；“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通过合法的途径积累物质财富几乎是不可能的。积累了物质财富的苏联领导人总是担惊受怕，唯恐有一天被人发现或被起诉”。
对于苏联的特权阶层而言，原来的体制尽管也能受益，但只能小富小贵，还要战战兢兢地担心反腐；唯有让苏联解体才能公开抢劫，使得自己“合法”暴富。
所以，胡锡进总结的第一条原因，“整个苏联被（美国）忽悠了”的说法就是很有问题的，把苏联人民以及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真正的苏联共产党人，与那些妄图瓜分人民财产的特权阶级混为一谈。准确地讲，前苏联的特权阶层是乐于被美国“忽悠”的，或者是拿着美国的改革方案所许诺的美好前景来忽悠广大苏联人民。
基于苏联特权阶层的需要，胡锡进所总结的后三条原因，也就不足以构成原因，或者说仅仅是“托词”以及搞垮苏联的“技巧”问题。解体前苏联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从总量上来讲，它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仍旧是足以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笔者记不清是基辛格还是布热津斯基说过一句话，大意是苏联是第一个未经战争就灭亡的国家，也就是说解体前的苏联远还没到自行崩溃那一步。
李慎明老师在《苏联解体30周年：亡党亡国之真相，并非西方说的那样》一文中，对苏联解体的原因总结还是比较准确的。
李慎明老师首先驳斥了国内外学术界把苏联解体归咎于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斯大林模式”或斯大林个人的种种说辞，随后指出，“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只能有一个，这就是从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开始到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致，归根到底是苏共自身的蜕化变质。”
对于苏共自身的蜕化变质，李慎明老师列举了几个方面：
“苏共的基本理论及指导方针”
“苏共的意识形态工作”
“苏共的党风”的蜕变
苏共内部出现了与人民利益根本不同的特权阶层
苏共的组织路线出现了根本蜕变
苏共领导集团的背叛
苏共后期对西方世界西化、分化战略的应对乃至迎合
可以说，李慎明老师的总结才是真正直指要害，振聋发聩。
反观胡锡进所总结的四条原因，其实他的主要指向就是后面两条，即认为苏联政治经济体制“僵化”，未学习中国进行经济改革就先搞了政治改革，所以把苏联搞解体了。而这样的说辞，不正是李慎明老师所批驳的对象之一吗？
胡锡进所谓之“僵化”其实是暗戳戳地将矛头指向了社会主义基本政治经济制度，是为他在第二天凌晨两点发微博数落毛主席的“局限性”按埋伏笔。胡锡进的“彼岸”其实与赫式、戈式别无二致，无非是“温和式”还是“激进式”，“先经济后政治”还是“先政治后经济”的过程方式差别。
我们不妨做一个假设，如果到达了苏联解体的“彼岸”，胡锡进想必也不会退休了，可能腰身一变就成了美国传媒大王默多克式的传媒巨头。如此，我们其实就不难理解，胡锡进一类的人为什么要反复地将苏联解体的原因归结为“体制僵化”。
李慎明老师曾经给王震将军做过十余年的秘书，王震将军晚年曾经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了50年”。
信哉斯言！
胡锡进说苏联“经济输了”，其实苏联又岂止老百姓“生活物资紧张”的问题，解体前的苏联在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民族关系等诸多方面都是存在严重问题的，而毛主席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中早已作出了高瞻远瞩的调整，拒绝照搬苏联模式，这哪里存在任何的“局限性”？
而李慎明老师所总结的苏共自身蜕化变质的几个方面，不早就被毛主席在中苏论战中所指出和预见，不正是毛主席晚年深深焦虑并要努力解决的吗？又何来的历史“局限性”？这非但不是“历史局限性”，反而是巨大的“历史前瞻性”，正是毛主席的这些努力才使中国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避免了重蹈苏联的覆辙。
毛主席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教育了干部”，“锻炼了群众”。这两方面在后来恰恰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2月24日，温铁军老师在今日头条上就苏联解体的问题讲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尽管笔者对温铁军老师的很多具体观点并不完全认同，但笔者从不怀疑温铁军老师的学识和人品，而他讲的“有人在80年代已经准备好了类似方案”这个历史笔者是完全相信的。作为有“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称号的杜润生的门生，他在1985年就已经调入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联络室从事农村调查研究工作，是完全有机会接触到这些鲜为人知的信息的。
按照温铁军的说法，是因为“被战争洗礼过的老同志干预而没有出台”。其实结合老同志们晚年捍卫毛主席的表现来看，与其说他们是“被战争洗礼过”，还不如说是“被毛主席教育过”更准确，“教育了干部”在这里的确起到了关键作用。
1980年8月11日，“少宣传个人”的指示发出，其中专门有这么一条：毛主席像、语录和诗词在公共场所挂得太多，这是政治上不庄重的表现，有碍国际观瞻，今后要逐步减少到必要的限度。
就在文件发出的当天上午，人民大会堂东门前，开来了两辆吊车和一辆加长大卡车，工人们奉命将悬挂在那里的巨幅毛泽东像取下，这一行动立即引起了围观群众的强烈反应……而全国其他地方出现类似的行为，都遭到了群众的反对，有些还是很激烈的反对。这才有了十天后，邓小平在答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提问时，明确表态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永远要保留下去”。
群众捍卫毛主席，从本质上来说就是要捍卫社会主义，而这正是“教育了群众”所达到的结果。
“教育了干部”，“锻炼了群众”，这两条是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没有做的。胡锡进所谓的苏联解体给中国打了一针疫苗显然是不准确的，因为有人在80年代就差点先于苏联搞了这个方案。真正让中国社会有了免疫力的，恰恰是毛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