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怀念忘年之交郭绍泉
陶冶
2022年2月19日18:26宁鸿升微信留言：陶老师，郭绍泉的情况你知道了吧?18:26接着：他于腊月二十六聚会后，次日突发心梗不治，以六十三岁去世。文学圈子里一片哀悼。特别是出书受他帮助的人，十分悲痛。作家协会多人前往殡仪馆哀悼痛挽。18:30再接着：我觉得这悲痛的事情应该报告给陶老师。思之再三才今天汇报。请陶老师原谅我的冒失，不予责怪。
我14:55回复他：这个噩耗是孙金娜1月30日发微信告诉我的，太突然了。在微信运动中显示他前一天还步行9098步呢。我问潘笑山知道不，他说去殡仪馆吊唁了。我问张咏霖，他说他带领二十位文友去吊唁了。我问咋走的?回答是突发心梗。我悲痛万分。他还曾让我领他去白城看老劳模呢，我真接受不了的。这几天我还翻看台历想写篇怀念文章释放一下哀痛。没想到又接到你的信息，很高兴，怎会责怪呢。
15:00他回复我：陶老师知道了我就放心了。因为我知道你对朋友对后侪的感情真挚真诚，所以一直纠结是否告诉你。这样我就放心了。陶老师保重玉体。
由于我1993年6月份就离开家乡应聘到北京了，每年夏季回老家住上5个月，一些老友也不咋联系了。对于宁鸿升原本也只是知其人并未深交，所以没有联系了。可是在2020年8月28日陪老伴儿去铁北中医院教师体检时碰上他也陪老伴儿体检。在排队等候时交谈起来，得知他从市文联主席岗位退休的。于是聊起他任期工作的情况，使我获知一些我离开家乡后文学艺术方面的盛况。分别时留了微信号，之后就网上联系交谈了。我说我虽然离开家乡但是却一直关注家乡的发展变化，回家后就把《家乡巨变的喜和忧》系列网文发给他。
2020年末梅河口文学艺术联合会编印《梅河口文学艺术简述》，郭绍泉任副主编担负编校工作。在第六章流年碎影中收编了我的《与胡昭老师相处的日子》《文学苗圃的园丁金乃祥》《关于鲍成老师的回忆》《令人敬佩的老馆长赵逸民》《与孙仁久鲜为人知的友情》《“铁嘴”韩久有》《“疯子”隋守信》《“傻子”白万瑞》《“烟鬼”许义方》《哭宝忱》《成衣匠出身的诗人赵贵忠》《长不大的尹传海》《腾飞最早的奇才齐铁雄》《海龙文学队伍的领头雁刘伯英》等14篇回忆文友的文章。他的文字功夫我是佩服的，他告诉我用书名号的文章并列时不用加顿号。这是我不知道的。我跟他交往时是他在开发区担任领导职务时，不咋知道我手机号，说要来北京召开老乡会，让我提供人员。我就把所知道的在北京工作的同学电话号告诉他。等到聚会时我不在北京就缺席了，他很遗憾，我说我工作关系不在北京，不算北京人，没参加也正常。会后他给我个梅河口老乡名册，我看了大多不熟悉或不认识。会长是《法制报》常务副社长咱梅河口市委原副书记李建贵，副会长是《环境报》社长杨明森。第二次老乡会我还是没在北京。他认为可以补救的机会也错过了。等我出版了纪实白城市参加第一次群英会的老劳模纪英林的《皇天后土》时，他拿了一本，给我钱我没要。到我要出版回归集体经济的《百兴村》时，他主动承担156万字的二校工作，我按千字6毛给他校对费说啥也不要。他说看了《皇天后土》就不免恨怨咱梅河口的姑爷儿苏荣了，不叫他代表吉林省委去红石岭大队强行落实“家庭联产责任制”铲平了坚持集体的“孤岛”，纪英林带领的红石岭大队就跟周家庄、华西村、南街村、兴十四村似的，成为咱吉林省的共富村了。他校对《百兴村》就得以提高了对农村改革的认识，说人民公社解散了是历史性错误。他深受教育。他父亲是咱海龙县委副书记郭恩，他是干部子弟，对农村不怎么熟悉也不太关心，我这两套书他没白看，对思想认识和精神洗礼的宝贵收益是该给我付学费的。这样就两顶了不收校对费是应该的。
《皇天后土》我梅河口家里已经无存了，他从街头书摊上买了一本，听说我回梅河口家了就送给了我。后来我得知书店里的《皇天后土》没卖了，就不用他们卖了，都取回家了，以便有人还跟我要，我好答对人家。这时我想还给他一本，他说不用还了。由于有这些过码再加上他编校我上述那么多篇目，我想请他吃顿饭。但我不能喝酒，就不能单请他一人。编印《梅河口文学艺术简述》是张咏霖张罗的，跟我邀稿也是张咏霖微信中说的，我就把以前写的回忆老领导老同事老文友的旧文发去了，他又提示我把赵贵忠、鲍成和尹传海也写写。我写完给他发去后又建议我把还健在的齐铁雄和刘伯英也写写，我都照办了。若不是他这么热心操办不会有这个《简述》的。从这个角度考虑不用说感谢了，就是表示慰问总是应该的吧。于是我就跟张咏霖联系，他工作繁忙，应酬也多，我就等他。到2020年9月14日9:27他留言实在排不开谢绝了。我就想起了宁鸿升，宁鸿升说啥时都可以。我很高兴，17号就邀请郭绍泉，他回复有饭局，就定到20号17点，在威尼斯小区大门西南角福林小铁锅会。郭绍泉准时到场，在等候宁鸿升时聊起我的文学成就时，就谈及到了我初中文学老师金安亚的起蒙作用，那时课文后都有作者生平，我就对作家羡慕极了，心想长大后也当作家。郭绍泉说他跟金老师女儿孙金娜有联系，我说那就邀请孙金娜。孙金娜一听我做东就赶来了。宁鸿升正在一家饭店聚餐呢，郭绍泉让他赶紧过来。宁鸿升晚到了，略微表示一下碰了杯后说手机落那饭店了，必须回去取就早退了。我在老家头一次请客，便感慨道：设宴容易请客难啊!
福林小铁锅店离我家很近，饭后就领他俩到家里坐坐，走时送孙金娜一本《皇天后土》。郭绍泉看我书房里还有存书，就也带了一本。在这之前的7月4号郭绍泉打电话要我简介，10号骑车到我家送给我《梅河文艺》和《作家报》。他说话虽然偶尔结巴点儿，但语速不慢，说到做到，我老伴儿对他印象也很好，实实在在一点儿也不虚套，说这样的人可交。由于《皇天后土》为谈资，苏荣也腐败了，就聊起人生的际遇了。苏荣高中毕业回乡务农，在那金公社那金大队当会计，由于是高中毕业生又入党了，很快就当上那金大队支部书记，之后就调到岭下公社当党委书记，这就沾了红石岭大队支部书记纪英林的光。因为上边来人自然先到公社，所以苏荣首当其冲就成了向上级汇报工作的主讲人。这样在接受省乃至中央领导(李先念和陈永贵)时留下了良好印象而引起上级重用，得以到县里、专区、省里任职，并走出吉林省到青海省当省委书记，再到中央党校当常务副校长主持工作。这是后话。当年纪英林在党的十一大当选中央候补委员上中央党校学习，回岭下公社汇报学习心得时把苏荣羡慕极了。那时他哪能想到自己会有朝一日坐上如此重要的大位?而纪英林则恰恰相反，说啥也不离开红石岭，不担任县委主管农业的副书记，也谢绝到白城专区做农业处长的任命。他不上去也就不会有下来的后果。在时局发生䠫变后他一点儿闪失也没有，落得一生清白无污。可是苏荣得宠后又到江西做了封疆大吏，就无拘无束得意忘形为所欲为结果栽了跟头，弄得家败人散锒铛入狱。所以人生不能太顺太如意，顺风顺水时要注意审时度势，青云直上时要保持清醒力争平安着陆。所以人们常说“见好就收知足常乐”。我俩越聊越投机几近知己了，所差的一点就是对人民公社和对文革的看法。在我心里否定人民公社就是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否定文革就是反毛。他是地方领导干部子弟，又是体制内官员，我不会勉为其难让他与我同流;但是后来的体验中我认定他还是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道路的真共产党人。于是我俩的关系亲近了。
在他头次来我家取《皇天后土》时，看我家门上有马恩列斯毛的画像，感到新鲜，现在机关单位和工厂学校都不怎么挂五人伟人像了，而我一个普通个人住宅还能这样敬挂，该是怎么样的敬爱和尊崇?我就说了我1942年5月22日生人，伪满时父亲一连去了3年劳工，1945年光复了父亲又被国民党抓了壮丁。我父亲不甘心给国民党卖命从长春跑回来，是从房后高粱地里钻出来扒开后窗户进屋的。我已经记事儿了还记得他进屋时紧张审慎的样子。尽管不出门怕外人知道他当逃兵了，但是还是被抓进海龙监狱关了一段时间后弄回长春了。1947年冬土改时农民会并未因为我们是国民党兵家属受歧视，照样分了一垧地和一棒(母子)马。因为家里没有马圈就把马送回去了。1949年3月村里就办了初小，我毛8岁就随着叔叔们上学读一年级了。那一垧地是亲戚们帮着埘弄的。辽沈战役打锦州之前有黑山阻击战，开火了我父亲就躲到老乡家里，跟房东换了外衣，等停火了出去就被八路军搜去了。八路军让他跟着走，他说家里有老婆孩儿不跟走了，就给他路费放他回家了。我一位叔叔叫陶华祥跟走了，复员后当了街道干部，活了90多岁，享受离休待遇。他活下来了是幸运的，我一个舅舅打海南岛时就遭遇蒋匪炮击掉海里牺牲了。不叫八路军给我父亲俘虏放回来，他也许成了炮灰。倘能活着跟到台湾去了，也就不会有我们今天的家了。所以我特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
他又问我是咋从教育战线走上文学道路的?我也毫不隐晦地实话实说了。那就该从倒霉的1968年请理阶级队伍说起吧!我积怨多年的苦痛还无处倾诉呢，索性娓娓道来，为了表示真实性我就指名道姓地说开了：
因为中心校的校长崔圣山是朝族人，文革初起时全县中小学教师到山城镇集训学习，他就戴高帽游街了。但很快走上正轨他又恢复工作了。到了清理阶级队伍阶段，为保自己就得找个目标好应付过去。他听何全有说过我父亲当过劳工分队长，就比照我军建制，分队就是连队，分队长就是连长了。当时定历史反革命的杠杠是军政警宪四类，军是连长以上，政是保长以上，警是警长以上，宪是宪兵以上。他不明白劳工的分队就是小组，领十来个劳工干活的，就以为挖出个历史反革命，我就成了历反子弟就会老老实实听他摆布了。在大会上我当然要解释，他就说我狡辩，为了打我气焰就把所有女老师招集一起，不让我老伴儿参加，发动女老师们苦思冥想搜肠刮肚认真回忆，查我的不轨行为。一旦找到了就可以作风问题把我搞臭，打成坏分子。我无法知道女老师们说了啥，反正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莫须有。为了扩大影响，打发孙增祥和张贵礼提着白灰桶到公路北侧供销社围墙上刷上“打到大流氓(我名字)!”我发现后就带着墨水把“流氓”改成“黑手”，用“崔圣山”覆盖了我的名字。回校后就写大字报跟他对着干。那时写大字报是用箭杆瓤子蘸墨水在报纸上写。大字报贴出后被任守君发现，报纸的报眼上有毛主席语录栏和毛主席戴帽子的头像，我写的“败坏他人名声”的“人”字的一捺划在毛主席头像上了。这下子让他们抓着了，大会批斗我，先是说我在毛主席脸上打叉(那时习惯的办法打叉就是判死刑)，后来就说我要把红太阳抹黑，让我向毛主席请罪。任守君就用报夹子敲我后背让我弯腰再低点儿。批斗的结论成了现行反革命，勒令我交代反革命罪行，跟几位被认定历史反革命的老教师和有问题的专政对象一起，在操场上挂牌儿接受批斗。我大女儿才4毛岁，从托儿所出来看见后就问她妈“爸爸干啥呢?”公社还成立了专案组，由秘书马文生带队抄了我的家，把我读函授大学时写的习作和日记以及书信都带回去审查。这年教育界出来个“侯王经验”，公办小学要下放给大队来办。让贫农代表李连贵管理学校，教师队伍要精简，文革中表现不积极的和三代有污点的教师共有10人，其中有4对夫妻，不是男方有问题，就是女方有问题，都得离开教师队伍回队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和老伴儿自然首当其冲回队当社员了。我回队第二天就上队劳动了。有个叫“老闷子”的哥们边国全为安慰我说“人比人得活着，货比货得留着”。我只听说“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没想到他竟然翻过来说了。这就是我接受再教育的收获，从此我振作起来，看我当社员能不能养家?我打早堂跟在拖拉机后面恢复稻地被拖开的池埂子，光脚踏在还冰凉的泥水里整好了就上来暖和一下。队长让人去供销社买来麻花和白酒给大伙驱寒。我们队有水田也有旱田，雨天不能干旱田活就下水田。10个月后落实政策，被解放归队时我就挣了3000多工分。而我们其他回队的都未像我这样踏实认真接受再教育，其中李英山一天活也没干。1970年冬公社为了宣传县双先会典型三兴大队支部书记刘景山的事迹，成立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公社就想起我了，审查我的专案组有公社秘书马文生，他看见我写的剧本，就提议抽我组建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由我写剧本，高中毕业生于振声做导演，县文化馆的五七战士吕厚富带队。我写了歌颂刘景山的独幕剧《挖山凿井》，但不够一个半小时的演出量，就又写了小演唱、快板书、三句半、对口词、锣鼓群等。全公社16个大队所有的生产队巡回演出完，县里面搞文艺调演，让我们这支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参演了。1971年县文化馆搞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征文，借调我到县文化馆协助赵贵忠工作，四处联系走五七道路的文化人组稿子。后来正式调入县文化馆创作组当组长，后来改为文学辅导部主任。就这样从教师队伍走出来踏上文学道路。
他听了觉得我若不是挨整也不会有这样的契机改行的。当年教师改行是很不容易的。我说我虽然挨整了，但我不恨怨文化大革命，因为当权者为了自己不受冲击转移斗争方向，必须找个斗争目标。批斗我的人也是为了表现积极被动而为。通过这次运动我看清了一些人的嘴脸，挺好的。整我最积极的所剩无几，大多去世了。岁圣山年龄到了，走了是自然的。给我刷写打字快儿的孙增祥和张贵礼早就没了。表现特积极的王志宽是复员兵，在我还未离开文化馆时，遇上他我还把他领进家里炒4个菜吃顿饭呢。据说他夫妻离散后还卖过冰棍儿，不久也去世了。还有几位根红苗壮的女性积极分子，如胡明珍也没了。剩下的尽管自己还在，但丈夫已经去世了。只有举报我在毛主席脸上打叉的任守君还健在，前年在公交车上碰见后我把他领家看看我老伴看看我的家。不等我说他就认为自己错了。
而冒险给我老伴儿通风报信的董其堂都86岁了还健在。所以我很坦然，我也感谢文化大革命运动。不叫文化大革命，我是不会进入县文化馆的。全县中小学校多去了，而县文化馆只有一个。再说1975年初中毕业响应党的号召“让一部分初中和高中毕业生回乡务农”的号召，我放弃了升学的机会，当了一年社员，1968年又当了10个月社员，1975年——1976年当了一年基本路线工作队，带领包队社员们狠批唯生产力论，普及大寨县修梯田;1977年——1978年又当了一年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工作队，都是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与社员们一起抵制一刀切无望而痛苦。所以我不仅仅会农活而且对农民对农村特了解。这等于积累生活了，所以我写《皇天后土》和《百兴村》就不成问题了。我的遭遇等于丰富了我的人生，历练了我的耐力和韧性，使我体验了顺逆得失成败的感受，吸取了教训也增长了才干。所以我也感谢给我挑刺儿和下绊子的人，我理解他们也是为了博得领导的好印象以便进步发展，这是人之所能。因此就不再结怨而是包容甚至善待他们。正因如此我才领王志宽回家吃饭，领任守君到家看看。就是到供销社大墙上刷写打到我标语的张贵礼我也同样善待，他书写功夫好字写的很标准几近现在硬笔楷书了，领导派他头上也是自然的。我调县文化馆后，在我们中心校的教导主任朱德昌已经到姜家街公社当书记了，他就奔朱德昌到姜家街公社任教了，后来到县交通局下边的监管单位从政了。我去姜家街公社采访时他还请我到家吃饭了呢。如果他不早逝我也会像对待任守君一样领家来看看的。这些恩怨情仇也是时代造成的。当时叫三个正确对待：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组织，正确对待自己。前俩对待我难做到，就正确对待自己吧。我不反党不反毛主席，我作风正派，有些女老师对我有好感是她们的事儿，说明我人缘儿好。崔圣山把全公社所有女老师招集一起也没挖出我的不轨行为。尽管大墙上污蔑我的大字标语力度超前，学生和上供销社买货的以及公路上来往的大车上的人都能看见，压得我真有寻死的念头，但只是一闪念，我扛住了。从那以后我啥也不怕了，只要自己行得正走的端我腰杆儿就直，对谁也不用点头哈腰。在梅河口是这样，到北京我还是这样。
由于年龄差，郭绍泉不是文革的经历者，但他也讲了他从小学教师改行从政的过程。他完全是自己努力的，不是靠父亲的佑护改行上来的。我相信，他确实有才能，在文字功夫方面我就觉得够用了。他对我提示过，除了书名号里的文章标题并列时不加顿号外，我写的《与胡昭老师相处的日子》里的有好几个括号，他都给打开了。我入编的回忆文章他不主张用副标题，逼着我改成发表的标题。但是他也有改错的时候，我写的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年征文这句话，他就按我1971年行动时间改成29年。他不懂这类历史纪念活动都是整10年才举办的。等书印出来后我才发现但是已经无法更正了。有一定才能的人大多很自信，我是理解的。
9月26日晚孙金娜在我家楼下鲜味饺子馆宴请郭绍泉和宁鸿升。因为还想把张咏霖邀来。孙金娜母亲虽然是我老师，但是却成为后生张咏霖的同事了，所以做东的孙金娜没忘了邀请他，可他仍是繁忙安排不开又谢绝了。这样还是我们四人在座，想唠的话上次都唠过了，这次就听郭绍泉主讲了。原来他不是梅河口人，是1959年2月生的辉南县人。我心想1959年我都当上老师教六年级了，他才出世，可以说是两代人了，真是后生可畏呀!我没插话只是听他讲述。他父亲郭恩调到海龙县任县委副书记家才搬进海龙县的。他大专毕业后也当了一段小学教师，后来从政做基层干部，从城南乡干到市政府驻厦门办事处，回来后到交通局搞宣传，主编了《远通》月刊，还做了《路畅天地宽》画册，使他有了用武之地。之后从旅游局干到开发区担任领导，为了吸引梅河口在京人员为家乡做贡献，到北京搞了两次老乡会，结识了不少功成名就的海龙人。我听了很为他的办事能力和开拓精神所佩服。他的每项工作都干得风生水起有声有色。我从《梅河口文学艺术简述》中副主编郭绍泉的介绍上得知，在《梅河口文史资料》中有他的交通专辑和民政专辑。他还(副)主编了《梅河口人民的骄子》和《梅河口抗美援朝运动史料》。因此两次被通化市委授予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被评为梅河口市优秀乡科级领导干部。他的道德品质挺好，对自己要求严不仅善于自律，而且能助人律他，所以人际关系好人脉也宽泛，口碑颇佳。
2021年8月31日，我和潘笑山去河南电商楼张咏霖办公点儿办了梅河口市作家证，说是去鸡冠山景点可免票，但要交给郭绍泉登记。
9月3号16点郭绍泉在鲜味饺子馆招待朋友，他带来一捆《梅河口文学艺术简述》和《梅河口文艺》，说都是给我的，同时把我和潘笑山刚办的作家证带回去。因为他做东，带来一瓶好酒，还把我不认识的孙书记和小马老师(女)请来了。这样孙金娜就有伴儿了。我老师的儿子孙亚光也是他的好友，和我多年不见的刘军一起请来了。这样姓孙的就3个了。我逗笑话说饭店女老板也姓孙，你们姓孙的够一张桌了。老人儿有张咏霖和潘笑山，还有我，吃得很开心。郭绍泉多才多艺，因为有当老师的来了，他也当过小学教师，眼看就到教师节了(我对教师节的日子选定不看好)，他就唱起他自己作词作曲的《教师之歌》。唱的时候一点儿没结巴，大家报以热烈掌声。女老板也给加个菜以示助兴。在欢声笑语中孙亚光抢先结了账。
9月9日，张咏霖把刘军的微信号发给我，我加上刘军的微信号后，把就餐时的照片和录像也发给了他。
9月26日，我请客在家招待，火锅下白肉血肠酸菜炖粉条，吃家源早餐店的驴肉馅饺子。孙金娜先到，带来了张连才同学给她母亲金安亚老师的硬笔书帖，我到楼下临街的复印社复印时，郭绍泉到了。之后张咏霖、孙亚光也到了。他们都未空手，分别带来茶、木耳和牛奶等。我好后悔，只想到在家招待有家的气氛，却忽略了这个问题。从家源早餐店预定的驴肉饺子送来后就开饭了。7份饺子由黑餐盒装着每人一份。潘笑山是我知心老友，由他待客主持饭局，大伙吃得很开心，每人都发表一段感言，因为没有旁人，不像在饭店里需有顾及而拘禁，想说啥就说啥想怎么说就怎么说。郭绍泉看有人剩饺子了就说：“我必须吃完，完成任务是对主人的尊重。”说完真的把他那份饺子吃完了。之后向我提出个要求，带他去白城拜见《皇天后土》的主人公纪英林，车费他承担。我当然应允了。饭后张咏霖有工作未脱手要先走，孙亚光与他同路就一起走。我们赶紧合影留念。头一张是我老伴儿给拍照的，郭绍泉低头了，孙亚光就接过手机又拍照一张。
把他俩送走了，可是郭绍泉把葫芦丝都带来了还未表演呢，我就欢迎他演示才艺。但是还未尽兴，孙金娜就提议去歌厅。我看潘笑山也未否定就下楼前往，因为他要收拾背包走在后边，不知道我老伴儿对他说了啥，到楼下就打消了去歌厅的念头。在餐桌上他就要求我带他去白城拜见那位比我大一轮的老劳模《皇天后土》的主人公纪英林，他还没忘，分手时还嘱咐一遍。
9月27日15:21我真给纪老家打了电话，是他老伴儿接的，我说节(中秋节)后带位小朋友去看纪老。她说纪老刚进屋，我就让纪老接电话。他92岁有点儿聋了，我费好大劲让他听懂 。他也好几年没看见我了，只是每年除夕我给他打个电话拜个年。这会儿他很高兴，表示热烈欢迎。但是我把跟纪老通话的结果电话告诉郭绍泉时，他夫人就百般谢绝了，说我都80岁了，从梅河口坐火车去白城太远，时间长，万一出点儿情况来不及救治，别冒这个险了。他夫人的态度正合我老伴儿意。我就给纪老打电话说了变化的原因，还是他老伴儿先接的电话，她非常理解。这件事就算罢了。
10月3日，我二闺女儿两口子从通化来，要去鸡冠山旅游，因为车上还有空座，就邀请潘笑山夫妇同行。因为我和潘笑山有作家证可以免票，其他人需要购票，我就想起郭绍泉了，因为他在旅游局时支持了金总，所以他曾让金总免费在鸡冠山承办了梅河口的文学活动。他也公开说过谁若去鸡冠山可找他通融。潘笑山说尤兴启帮金总贷过款，他俩都跟金总有关系。我手机没有尤兴启电话号，就给郭绍泉发了微信，他就把金总手机号给我，我给金总打了电话，金总真就热情地说表示欢迎。到景点售票处我给金总打电话说我们到了，金总让把手机交给售票员，售票员接完电话给我我们6张票和一张停车票。我感谢金总，金总却说我支持了家乡旅游业的发展，那意思是为他们做宣传了。到玻璃天桥一看，工程真的好大啊，外地的员工值守，外地的游客颇多。我有恐高症只在桥头看看，潘笑山穿上鞋套走进一段。我在40多年前上过鸡冠山，那是自然状态，心想鸡冠山能有啥看头?这次游览可真地感受到旧貌换新颜了，梅河口不光有磨盘山水库，还有鸡冠山景点吸引省内外游客了。我也未白享受一次特权，这也算是对家乡旅游业的宣传和支持吧!
10月8日，潘笑山还在鲜味饺子馆请客，郭绍泉去柳河一个景点旅游了，孙亚光回通化报社了，孙金娜应邀，潘笑山把刘军、尤兴启、金作民请来，还要把我老伴儿叫来。我说那就让你老伴儿去叫她吧，否则她不会参与的。于是潘笑山照做，她们姐俩破例到场了。就这样凑合了7位。
13日郭绍泉说白城方面来两位朋友，到我家拿两本《皇天后土》。
后来孙金娜张罗请客，我说我要回北京了，来年回来再说吧。我10月22日上车回北京，过不几天刘军邀我去聚餐，我说在北京呢。他跟我要文化局老局长刘文华的电话号，刘的微信号不是手机号，我一时没翻到，就让潘笑山告诉了他。后来在微信里看到刘局长的餐后诗作，得知刘军的愿望达成了。
2022年1月23日15:52我给网友们转帖快看!没想到竟然会是这样的视频。文字注明“唱歌的老人是原湖南省委书记熊清泉，90岁。所以不管原来贫富贵贱，老了都是一个状态。人生最重要的莫过于健康、快乐，再加上一群志趣相投的朋友!”我点开是视频，熊老坐在路边的草地上随着手机闭目合眼高唱《北京的金山上》。听着老人用那苍老的嗓音忘情地唱着毛主席就是金色的太阳，我感动了，发给网友们，也给郭绍泉发去了。16:21顺便留言：老书记培养了不少要员，杨正午接任了省委书记，储波到内蒙当书记，曹伯纯到广西当书记，夏赞中到中纪委当副书记，xxx到国土部当部长。我一时想不起来了。我都采访过他们，为了写《郑培民》。19:20他回复：到国土资源部的应该是孙文盛。我没想到他咋这么多知!
2022年1月30日，孙金娜微信留言说：郭哥突发心脏病去世了。这可是万万想不到的啊!我有点儿承受不住了，赶紧含4粒救心丸儿。冷静下来后想怎么能表示一下呢?给谁打点儿钱代我送个花圈吧。11：28我给潘笑山和张咏霖同时发了微信：郭绍泉走了，你想表示不?11:33在郭绍泉微信里留言：沉痛悼念郭绍泉先生千古!14:36张咏霖回复：我们上午都去了，我组织作家协会、全民阅读协会、诗歌楹联的20多人去了。15:01潘笑山回复：我上午去过殡仪馆了，不再另行活动。我看完后是这样了，也只好作罢了。
郭绍泉走了，对梅河口市的文学事业是很大的损失。梅河口的文学艺术能发展到今天的程度，张咏霖起到了重要作用，而郭绍泉的辅佐也是功不可没的。我在县文化馆搞创作辅导主办《文艺习作》时，就被认为是海龙县文学活动高峰阶段，可是现在看梅河口的文学事业确实上了新高峰，在省内外是挂号的。我干的时候只有省作家协会会员和民协会员，而现在省作协会员都不算啥了，国家作协会员都好几位了。我多为希望郭绍泉能继续协助张咏霖干下去，倘能干到我这个岁数不定还会出现多少成果呢?可惜他走了，太可惜了!
1月31日也就是除夕，我给白城纪老打电话拜年，免不了告诉他，想让我陪他去拜访您的郭绍泉突发心梗走了，才活到63岁，大年都没过去。您92周岁了，我80周岁了，都是托毛主席的福了。咱们都多多保重吧!他听了也很惋惜。
本来想写篇短文排解一下失去小友的悲痛，但是想到我是1971年为了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搞征文而踏上文学道路的，眼看现在无产阶级文艺阵地失守了，被伤痕文学和媚俗文艺充斥，帝王将相把持了，我心有不甘。今逢《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80周年，也是老朽80周岁了，我们解放区文艺研究会李会长说还要举办纪念活动，我就把这篇祭文发在网上吧。我涉及的一些具体人都不是公众人物，而是我身边的熟人儿，北京方面的朋友都不认识;再就是谈及的具体人也别介意了，我写纪实文章写惯了，不道出姓名就以为我是杜撰的呢。所以无论本人，或是阅读这篇文章的朋友们请多理解吧!
2022年3月8日于北京通州宋庄镇小堡村大巢艺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