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后装枪杀人已嫌不够快了，于是便用多管炮去成百成千地屠杀战败者。最后一次大屠杀是在拉雪兹神父墓地上的一堵墙近旁进行的，这堵‘公社社员墙’至今还直立在那里，作为一个哑的却雄辩的证人，说明当无产阶级敢于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时，统治阶级的疯狂暴戾能达到何种程度。”

　　这是巴黎公社二十周年之际，恩格斯写在《法兰西内战》导言之怒语。

　　今天，3月18日，巴黎公社一百五十一周年。

　　距离百人血染拉雪兹神父公墓，已逾一个半世纪。

　　这一个半世纪年，从阶级专政和共运潮变的视角，大致可分为前四十年、中间七十年和后四十一年。

　　前四十年即1871-1911年，世界范围内资产阶级逐步建立垄断统治秩序，而在其过程中，渐趋被吸纳进剥削体系的无产阶级同样在积攒着怒火并积蓄着力量；

　　中间的七十年即1911-1981年，则是人类国际共运史上不折不扣的高潮。其中以分别带领俄国人民与中国人民取得十月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列宁、毛泽东，为20世纪波澜壮阔的共运长史永远的领袖导师；

　　而后四十一年，共运陷入空前低潮，帝国主义垄断集团的资本消费文化在全球各片地域以不同程度、不同形式取代了革命生产文化。诞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民主政权的苏联被内部的修正主义势力和外部的帝国主义力量合力抹去，右翼势力蚕食了欧洲和拉美，非洲在全球化体系里重新陷入落后与弱势。

　　“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还有多少人记得这句话？

　　这是毛主席在20世纪中叶重读1936年苏联新宪法时给出的评价。

　　毛主席同时还针对包括邓力群、田家英等的讨论给出补充批注：“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你们）没有讲到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回望1871年的巴黎公社，以及以其作为起始性坐标的共产主义运动，最大的历史功绩就是唤醒了工人阶级的身份认同与阶级认同。

　　纺织工、泥瓦匠、烧煤师、医生、记者、教师，所有人都被一股力量从社会的边缘地带拉拽到舞台中心。

　　当超过1/3为体力劳工的公社市民们走到巴黎城市政权的核心位置时，这里已为他们摆好了话筒、纸笔、粮食、枪炮，以及等待他们签字的解放条约。

　　如恩格斯所说：“从3月18日起，先前被抵抗外敌侵犯的斗争所遮蔽了的巴黎运动的阶级性质，便突出而鲜明地表现出来了。因为参加公社的差不多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代表，所以它所通过的决议也就完全是无产阶级性质的。”

　　决议规定了武装人民部队取代反动的资产阶级常备军，规定所有官员都可以被罢免，规定取消资产阶级当政时的特权待遇和高薪，规定宗教势力远离学校教育，规定提高教师/医生/工人的薪酬。

　　权力，不再是被工人们远远地看着、看着从一群人(封建贵族)手里转移到另一群人（资产阶级/买办/普鲁士侵略者）手里的遥不可及的梦物，而是可以实打实被夺取在自己手中的革命成果。

　　权力，第一次成为了工人阶级的工具，而不再是工人阶级的主人。

　　权力，第一次属于所有人，属于全体巴黎人。

　　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雷日科夫曾说过一句话：“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时就一定会稳如泰山；而当权力变成一种乐趣时，一切也就完了。”

　　作为执政组织，当你掌握的权力仅意味着要承担起保障公众的利益和满足，当人民所要求你承担的重大责任使你总在担心自己能力不足——这样的权力，对掌权者就是一种“负担”。

　　相反，如果权力意味着能够给个人及个人背后逐渐生成的「政治门阀」带来好处且社会责任处于次要地位时，那么权力的真正意义也就丧失了。

　　列宁曾这样批判美帝国主义：“在那里，一方面是一小撮卑鄙龌龊的沉溺于奢侈生活的亿万富翁，另一方面是千百万永远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劳苦大众。”

　　只是，从1954年开始，苏联自己却一步步地走上了这条美式的道路。

　　如毛主席评价苏联修正主义时说的那样：“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

　　毛主席的论断极其深刻地揭示了自赫鲁晓夫开始的苏联修正主义政权的阶级实质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动面目：以所谓“全民国家”“全民党”的幌子为政治掩饰，对苏联人民实行反动专政；在“建设共产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的说辞下复辟资本主义，对苏联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

　　对于巴黎公社伟大斗争的总结，恩格斯还曾精准颂扬了马克思的天才，其天才就在于“伟大历史事变还在我们眼前展开或者刚刚终结时，他就能正确地把握住这些事变的性质、意义及其必然后果。”

　　约半个世纪后，循着马克思主义，面临着如梯也尔般废柴无能、向敌媾和的北洋政府，面临着如巴黎工人般需要被解放思想、挣脱枷锁、抛弃幻想的中国工人阶级，面临着如法兰西二帝/三共般亡国之危的中国(列强结束世界大战卷土重来)——中国人迎来了1919，而1919又造就了1921，1921则奠定了1949。

　　当然，也如同巴黎公社遭遇了初试战火的失败，中国革命同样在1927年经历了一场不亚于巴黎白色恐怖的血腥屠杀。

　　但中国的幸运在于，中国的革命队伍不仅团结工人，也会拥抱农民；纵使追求城市，但率先解放农村；既能紧握共产纲领，更能拥护一个勾勒出中国道路的人民领袖。

　　相比于巴黎公社自卫队在法兰西国家银行面前的唯唯诺诺，毛泽东的队伍果断掀起了土地革命、变更了农民与脚下这片土地的生产关系；

　　相比于巴黎公社自卫队（受布朗基派的干扰）未能完全信任群众战争的力量，毛泽东的队伍果断发动了最广大的工农；

　　相比于巴黎公社自卫队（受蒲鲁东派的干扰）对凡尔赛国防军的放逐，毛泽东的队伍果断喊出了“宜将剩勇追穷寇”的长江战令。

　　所以，巴黎公社成为了20世纪初革命者的先辈，但毛泽东则在20世纪中下叶成为了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崛起的图腾，从非洲席卷欧洲，从拉美刮进北美。

　　巴黎公社是永垂不朽的，其丰碑价值在于它以一种磅礴的悲剧力量，为世界被压迫阶级提供了坚定的勇气，也给予了后世端坐于全世界各处的剥削集团以沉重的历史威慑。

　　约百年之后，1973年10月16日的人民日报刊出文章《永远保持工人阶级的本色》，提出：“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

　　当年年底，一位工农兵学员在其《退学申请报告》中联系马克思有关“巴黎公社取消国家官吏的一切特权使社会公职不再是官吏私有物”的论述，对干部子弟的特权提出了公开批评。

　　其时，已濒晚年的毛泽东亦如此悲叹：“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

　　巴黎公社失败了，但它不该被忘记。

　　它为工人阶级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并为这种思路所蕴藏的价值浇灌出了果实。

　　哪怕这是用滚滚鲜血浇灌的，但它却沸腾了无数后来者在枷锁面前的热忱。

　　这场运动的精神和运动者勇敢呐喊出的梦想，永远刻在巴黎市内的公社墙上，激励着全世界无产者为了理想而奋斗。

　　不论现在的你是在工厂中流汗，还是在马路上奔波，或是在教室里苦读、在田野里耕作、在格子间里敲字——记住马克思的话：“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

　　巴黎的血墙，涅瓦河畔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北京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都还矗立在那里，披尽风雨，岿然不动。

　　资产阶级，永远不可借尸还魂。

　　巴黎公社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