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4日上海新增确诊27例、无症状1582例。
这个数字背后，一面是周浦医院的护士在诉苦，东方医院的护士突发哮喘被自己工作的医院拒诊后不治身亡，封控小区群众买不到菜，另一面是传播已外溢50多个城市，“无症状”数字连日来上涨。（16日：8+150，17日：57+203，18日：8+366，19日：17+492，20日：24+734，21日：31+865，22日：4+977，23日：4+979）
这样的局面与主流舆论印象中的“精准防控”形成了巨大反差。要说“现代化管理”吧，西安等地犯过的错似乎一件没落下；要说“有效防控”吧，深圳严控一周都社会面清零了，而这里还没看见尽头。
客观地讲，我们并不能据此就彻底否定上海之前的防疫工作。毕竟上海承担着全国35%以上入境客流和货物，毕竟中西部省份还很大程度依赖着上海、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的财政转移支付；如果上海、深圳这样的城市也来半个月乃至一个月的“红灯”，社会面传播的确很快就能控制，但后果想过没有？（当然，笔者并不认为这种状况是合理的，这恰恰是资本垄断和集中的结果；这种状况反过来又佐证了毛主席的工业内迁、三线建设、缩小东西差别是多么的富有远见）
但是，现在的状态也绝非没有问题。参照深圳一周内能“快刀斩乱麻”，上海本来应该做得更好。这背后的原因究竟是“精准”的“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还是“网红”的影响太大，笔者就不得而知了。
围绕上海现在的状况，舆论场已经吵翻天了：一方是对上海的激烈批评；而另一方则在为上海“叫屈”，认为“清零”连累了上海，连护士都被耽误抢救——“看吧，全是‘无症状’，病毒已无大碍，可以‘共存’了”。
争吵背后，其实是舆论场围绕两种“抗疫模式”的激烈争论：一种是“中西医结合+群众路线”的自主“清零”模式，一种是“依靠特效药+精英路线”的西方“共存”模式。
之所以说两种模式的争论存在于“舆论场”，是因为各地现实之中很难看到哪一种模式真正被执行，更多的是一种“混杂”状态，准确地讲“群众路线”其实并不多见。特别是很多群众因为旷日持久的核酸与封控产生了“疲惫”，生存出现了极大的困难之后，主动参与的热情已经没有了；反而是那些继续支持“动态清零”的人，被污名化为所谓的“防疫爱好者”，某些人正在利用群众的疲惫以及对官僚主义一刀切的厌恶情绪，更大规模地鼓噪所谓的“共存”。
是不是“放开”、“共存”了，人们的生活真的能够回到从前呢？远的看一看欧美，近的看一看最近的香港，情况并非如此。
“共存”的美国已经死了100万，英国也已经死了16万，虽然在秉持社会达尔文理念的精英眼里，死去的那些只是“对社会无用”的底层穷人和老人。
中国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放开，必然造成全国范围的感染病例指数增长，那时并非死于新冠而是被耽误治疗的，就不仅仅再是官僚主义和冷漠的“一刀切”所造成的西安孕妇、上海护士这样的个例了，医疗资源被挤兑之下，更多的急诊病人都死于病毒之外——这在西方有个名词，叫作“超额死亡”——不仅仅是没被统计进来的感染者死亡，还包括医疗资源被挤兑时耽误的其他病人。
为了应对旷日持久、反复发作的大流行，局地反复的防疫举措升级，的确加速着小生产者的破产，加剧了底层生存的艰难处境。但这些防疫举措仅仅是“加速”、“加剧”，绝非“始作俑者”——经济下行的趋势在大流行到来之前就已经非常明显，“始作俑者”正是资本与私人所有制，将矛头反过来指向本来是可以保护更多穷人的防疫举措本身，不也是对大众的一种误导和分化吗？
当然，这个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防疫本身，而且不是眼前就能够立即解决的。那么，有没有一种更好的“现代防疫”措施可供参考借鉴呢？
前天，笔者推荐了一篇1975年有关“湖南省衡阳县上峰公社疾病预防”的报道《坚持中西医结合搞预防》（可点击链接直接到文章后半部分看原报道），实际上就提供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上峰公社的经验大致可以总结为这几条：
1、必须坚持中西医结合搞预防，破除民族虚无主义和“洋奴哲学”。文章介绍，“1969年春，全社流感、流脑大流行，单用西药虽然控制下来了，结果用去全年合作医疗费三分之一，广大群众深深懂得，单纯靠西药满足不了农村防病治病的需要，合作医疗也巩固不了。唯有就地取材，发掘土方草药，实行中西药结合，才是发展的方向。”靠着中草药，全社有效预防了流脑、白喉、疟疾、乙脑、肝炎、痢疾、百日咳等七种传架病，每年发病病例从1969年的198例降低到1974年的9例。
2、正确处理卫生工作与革命、生产的关系，抓革命促生产、抓卫生促生产，使疾病预防工作常态化。搞好了卫生工作、保护了社员群众的身体健康，出勤率也就大大提高了，生产也得到了促进，这一条离不开党组织的正确领导。
3、必须大搞群众运动。向群众普及卫生知识，让群众都能掌握疾病预防的本领、提高预防服药的自觉性；开展除害灭病，通过中草药杀蛆灭蛹、灭孑孓，有效控制了传染媒介；广大贫下中农怀着为革命献方献药的精神，纷纷把自家祖传的密方、草药献了出来，再让老草医、老药农当讲解员组织全社群众学习，形成了一个群众学土方、采草药、种草药的高潮，不仅满足了群防群治的需要，每年还为公社创收五万多元，壮大了集体经济……
正如这篇文章所总结的，“坚持不坚持中西医结合，不是单纯的工作方法和技术问题，而是关系到为什么人，走什么道路，执行什么路线的大是大非问题。”
前天文章开头提到了赵皓阳总结的三种抗疫模式：“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他认为：
精准防疫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这背后都是钱；还需要对城市生活与传染病传播方方面面都非常了解的专家、学者，以及非常细致入微的规划和预案，这些必须是经济发达且人才储备雄厚的地区才搞得出来的。
这种划分的标准，实质上是看医疗科技水平和生产力水平；而笔者认为真正的现代化，绝不仅仅是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现代化，更重要的是生产关系的现代化。而毛泽东时代的这种农村防疫是基于一种崭新的社会生产关系（社会主义公有制或集体经济）的防疫模式，这种防疫模式下，群众被充分发动起来了，发挥群众智慧和群众力量，创造出了最“经济”也有利于生产的常态化疾病预防模式，这才是真正的现代化防疫模式。
将这段历史和现实进行对照，我们会发现很多“有趣”的现象（其实也应该是可纠正的方向）：
1、中医药被边缘化，仅仅在兜不住的时候被用来“擦屁股”，专家和媒体一致迷信西方的防疫模式和特效药，没完没了的核酸疫苗和昂贵的“特效药”已经或正在透支有限的全民医保；
2、群众路线得不到落实，主要依靠官员和精英，局地防疫措施的“死板”、“一刀切”，以及被耽误抢救的西安孕妇、上海护士，正是背离群众路线的结果；
3、疾病预防变成了有疫才防，天花、血吸虫这些早在毛泽东时代被消灭的传染病又在局部卷土重来，劳动者普遍处于亚健康状态，上海白领体检异常率到2018年已飙升至98.75%；
……
最近随着辉瑞口服药的引进，中医药在舆论场的劣势地位更加加剧。一千盒辉瑞口服药被送到了上海公卫中心，中医黑们阴阳怪气、弹冠相庆：
这一千盒也就够一千个无症状、轻症及普通患者使用一个疗程（每个疗程仅用药就三千多元）。而且昨天的文章笔者已经介绍过，辉瑞自己的报告定位Paxlovid是用于降低重症和死亡风险，而不是痊愈。
上海目前已经积累了七千感染者，这一千盒辉瑞口服药花了大笔医保不说，能解决多大问题呢？
就在舆论围绕上海吵翻天，中医黑们弹冠相庆的时候，公众和媒体很少注意到，网红也绝口未提到，上海的中医药工作者正拼命地奋战在抗疫的第一线：
自3月1日以来，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和上海市中医医院3支中医医疗队，已经在第一时间快速进入病区收治患者。
在具体遣方用药上，中医专家们灵活应用中成药，配合使用中药汤剂，着力解决患者发烧、头痛、咳嗽、咽痛等症状，取得了较好的疗效。
医疗队员们还通过应用针灸揿针治疗和推拿等非药物疗法，着重突出了中医驱邪扶正的理念，帮助患者提高自身免疫力。
即便是西医主导的瑞金医院、华山医院也组建了中医医师和西医医师共同参与的医疗团队，全程开展中西医联合查房、会诊，并根据患者病情采取中西药并用的策略，第一时间将预防方送到患者手中。
根据新的态势，上海及时发布了《2022年春季易感人群外感疫病中药内服预防方案》，以推动各区联动四大区域中医医联体和上海市中药行业协会等形成中医药预防干预实施网络，为集中隔离点密接、次密接等重点人群提供中药预防茶饮、煎服方，实现了点开药到、中药愿服尽服全覆盖。为隔离场所重点人群等发放中药预防方药达35万余份，重点人群预防干预率连续保持97%以上。中药预防干预还延伸到高校、养老机构等。
笔者在此前的文章介绍了中医在香港被打压，中医援港受阻挠的情况之后，有读者曾在后台留言，赌气说“中医就不该去救他们”。
面对舆论的浊浪滔天，笔者相信很多中医药工作者的内心也是极度憋屈的，但他们的胸襟又是无比宽广的，他们始终把老百姓的健康与福祉放在了第一位，这才不计前嫌、不计得失地来回奔波于抗疫的第一线。
或许又如笔者前几天谈吉林的文章所说的，“再度‘清零’了，这成绩算是中医药的，还是Paxlovid的呢？”
正是因为如此，笔者更有义务坚持为中医药、中医药工作者，以及毛泽东时代中西医结合群防群治的现代防疫模式说些公道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