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iyun入口|打开官网

　　4月2日，共存派的自媒体接力传播一段上海浦东疾控中心朱主任与“群众”对话的通话录音，《光明日报》专栏作者朱昌俊将这段录音吹捧成所谓的“上海共识”，接着就是各路魑魅魍魉的狂欢与表演。

　　在这段录音出来之前的文章中笔者就已经说过，网红的观点代表不了绝大多数上海普通老百姓的看法。国家“出手”之后，上海的状况发生了一些变化，笔者在上海的朋友反馈的情况是，周一凌晨他居住的小区终于来了一次真正的全员核酸筛查，发了生活物资，也发了中药预防汤剂，对这样的变化老百姓是非常欢迎的。

　　所以，所谓的“共识”究竟代表了谁的共识？某地官僚的共识，某地公卫专家的共识还是某地老百姓的共识？恐怕都代表不了。

　　这段录音听起来充满了怨气。在已经累计了数万阳性感染者的情况下，负责流行病学调查的朱主任当然很累，但这时进行“流调”本身的意义和急迫性都已经变得不那么大，当前上海防控的主要工作环节已经不在朱主任这里了。

　　录音中的朱主任透露自己的职责只是流行病学调查，核酸检测不归自己管，核酸结果上传“健康云”不归自己管，收治病人不归自己管，重点人群隔离管控不归自己管，上海被封控的老百姓的吃穿用度更不归自己管……既然如此，朱主任又能了解多少其他环节一线的真实情况？身兼官员和专家身份的朱主任在自己负责的一亩三分地上又能代表当地各个环节、各个领域官员和专家多大的“共识”？

　　朱主任抱怨的某些情况当然是有目共睹的：如“健康云不可信，阳性也绿码，是否为阳要疾控的电话通知”，又如“医疗资源已经非常紧张120也派不出去”，前者是朱主任亲历的，后者是很多自媒体都在反映的，朱主任大多也是听来的，不仅朱主任听说了，全国民众都听说了。

　　哪怕暂且不去追究搞到几万人阳性是谁的责任，面对当前的问题，难道不该是针对问题解决问题？经济没那么发达，管理没那么“先进”的武汉、西安都经历过类似的局面，但他们都解决了，资源更充沛的上海为什么反而就不能解决，而要选择“居家隔离”、“当流感”处理呢？

　　武汉最开始也采取轻症居家隔离，最后导致大范围的社会面传播；上海几万人感染的确很少重症及死亡，但真正的原因朱主任搞清楚了吗？面对已有的教训，这样的态度不像是在站在专业角度提出专业的方案，更像是单纯地抱怨、撂挑子、甩锅，如果其他环节、其他部门的官员也是这个态度，那首先该被“清零”的，真不是病毒了！

　　上海健康云的建设和运营都承包给了一家民企，三月初就已经出现过系统崩溃的问题，这会儿又整出“阳性也绿码”，大量病例外溢、闹到全国各地都紧张，总得追究一下到底是哪个环节出的问题吧？是核酸检测企业数据上报不及时？还是健康云更新不及时？

　　至于医疗资源、群众生活物资供应的困难，无外乎两方面的可能原因：一种是官员不作为或工作能力差，那该换就换，武汉当初这么搞一轮不就立竿见影了？另一种是资源确实不够用，那就该拉下面子早点求援啊。办法总比困难多，困难多不应该成为不解决困难的借口。

　　朱主任倒是在录音里讲出了“共存派”的共识和心声，新冠就是个“流感”，不应该把这个病变成“政治性”的一个疾病，所指责的无非就是“动态清零”。

　　而上海此轮大流行如此多的感染人数却至今“零死亡”的事实，也给了共存派更多的底气；即便是医疗资源没有上海发达的吉林，本轮已报告了4万多人感染，无症状感染者和轻症也占比超过97%，重症率仅0.03%，还赶不上流感的死亡率；从2020年5月中旬至今，中国大陆地区新增感染数字也早已破了10万，仅仅死亡4人，而且都是高龄基础病，死亡率几乎为0。

　　新冠变种到当前的奥密克戎看起来的确是个“流感”，甚至比“流感”还弱。然而，说奥密克戎是“大号流感”也仅仅在中国大陆地区才有意义。

　　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在2010年至2020年期间，因流感“诱发”的死亡率为0.13%，这个死亡率已经是往“高”统计了，因为很多死亡病例里流感不一定是主因，大多还是高龄或基础病。但奥密克戎在今年前三个月在美国造成的感染死亡率为0.91%，是流感的7倍；即便是疫苗接种率已经很高的英国，高发期的周死亡率依然高达0.4%以上，而且英国的统计方式是感染28天以内死亡才算做新冠导致的死亡，这已经是往“低”统计了。

　　那么，新冠在中国变成之所以死亡率如此低，是不是因为“人种”原因呢？似乎也不是。香港本轮大流行在108.9万人确诊时，已经出现6364例死亡，死亡率高达0.59%；4月2日，韩国确诊234301例，死亡339人，日本确诊47377人，死亡103人。

　　很多专家解释中国之所以现在主要是轻症和无症状，是因为疫苗接种率高，这为“共存派”提供了另一个理由。但比起日本、韩国，中国的接种率也并没太大优势，接种率依然解释不了中国死亡率这么低的原因；而同样接种科兴疫苗、接种率比中国还高的智利，在4月1日确诊了5978例，死亡了116例。

　　在笔者看来，中国目前的新冠死亡率之所以能够如此低，主要得益于两方面的因素：

　　一是中国坚持了两年的“动态清零”政策，将感染数字控制在一个极低的水平，少量病例可以得到充足的医疗资源进行“免费”的充分救治；

　　另一个就是中医药的全面介入、提前介入，治疗前移，有效地遏制了重症转化。

　　而第二个因素是关键性的因素。在“共存派”鼓吹的英国、新加坡，也并非完全放开，只是阶段性地封控，将感染曲线拉平，避免医疗资源被严重挤兑，但西医技术远远领先中国的这些国家依然无法做到中国的这种趋近零死亡。

　　朱主任在电话里主张“居家隔离”，称“去方.舱条件很糟也没啥治疗”，笔者不知道这是不了解情况，还是认为“中医治疗”就是“没啥治疗”，这一句话就等于抹杀了无数中医人默默无闻的付出。

　　早在3月25日，笔者就在文章《舆论吵翻天的上海背后，中医人在默默付出》中介绍了上海中医药工作者奋战在抗疫第一线的情况：

　　自3月1日以来，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和上海市中医医院3支中医医疗队，已经在第一时间快速进入病区收治患者。

　　在具体遣方用药上，中医专家们灵活应用中成药，配合使用中药汤剂，着力解决患者发烧、头痛、咳嗽、咽痛等症状，取得了较好的疗效。

　　医疗队员们还通过应用针灸揿针治疗和推拿等非药物疗法，着重突出了中医驱邪扶正的理念，帮助患者提高自身免疫力。

　　即便是西医主导的瑞金医院、华山医院也组建了中医医师和西医医师共同参与的医疗团队，全程开展中西医联合查房、会诊，并根据患者病情采取中西药并用的策略，第一时间将预防方送到患者手中。

　　根据新的态势，上海及时发布了《2022年春季易感人群外感疫病中药内服预防方案》，以推动各区联动四大区域中医医联体和上海市中药行业协会等形成中医药预防干预实施网络，为集中隔离点密接、次密接等重点人群提供中药预防茶饮、煎服方，实现了点开药到、中药愿服尽服全覆盖。为隔离场所重点人群等发放中药预防方药达35万余份，重点人群预防干预率连续保持97%以上。中药预防干预还延伸到高校、养老机构等。

　　就在朱主任电话录音广泛传播的当天，上海《文汇报》就报道了中医药在隔离收治点全力提供救治的情况，与朱主任说的截然相反。在朱主任看来，大约中医这么多品种、分类施治的预防祛疫方治疗都算是“没啥治疗”，“太极拳、八段锦”就更是没啥治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