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上海解放。
但是，国民党反动派、资本家们并不甘心失败，他们掀起了经济领域的对抗。一方面开始囤积居奇、投机倒把，一方面煽动舆论，攻击新生的人民政权。
资本家扬言：共产党军事100分，政治80分，经济是0分。国民党特务也公然叫嚣，只要控制了两白一黑，就可以置上海于死地。“两白”是指米和棉，“黑”是指煤。
首先是“银元之战”，一些留在上海的不法资本家和投机势力利用新生政权面临的种种困难，通过贩卖“黄”（黄金）、“绿”（美钞）、“白”（银元）扰乱金融市场，阻止人民币进入上海。
当时上海著名的四大百货公司销售的商品也是公然用银元标价，不收人民币，以至于人民币早晨从人民银行发出，当天晚上就如数回到了人民银行。他们公开叫嚣：“解放军可以打进上海，人民币则进不了上海。”
1949年5月前后，上海24个商品交易市场和30多个茶会市场，也都被利用来大搞投机活动，全市200多家私营银行、钱庄全部在从事金银外币、证券股票等投机买卖，加上金号、证券号、银楼、钱兑业，以及地下钱庄和职业性的金钞贩子、银元贩子等，全市金融性投机活动者竟达30万人之众。在投机商的操纵下，银元价格在短短10多天内就上涨了近两倍。银元价格的暴涨拉动了物价的全面上扬，在不到两周的时间里，上海大米价格竟上涨了两倍多，棉纱价格上涨了一倍多。
但是他们太小看共产党了，中央命令第三野战军司令员、率军攻克南京的陈毅，率先到达到上海，担任上海市市长。同时，毛主席将陈云从东北调进北京，出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主管全国经济的重振与规划。
上海投机者资本家们没有想到的是——“银元之战”中，人民政府直接查封上海证券交易大楼，逮捕投机资本家，抄没黄金（含金饰）3642 两，银元 3.97 多万枚，美元 6.27 多万元，人民币 1545 多万元，呢绒、布匹、颜料、肥皂等各类囤积的商品折价人民币 3553 多万元，还收缴美式手枪 2 支。在人民政府强有力的打击下，第二天银元便从2000元猛跌至1200元，大米价格也跌了一成。第三天，米价再跌一成，食用油价格跌一成半。“银元之战”大获全胜，沉重打击了上海的金融投机活动，也使人民币在上海站稳了脚跟。
接下来是“两百一黑”之战，资本家们坏得很，他们看到共产党秋毫无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南京路上好八连睡大街，但解放军和上海市民也是要你吃饭的，吃饭就得遵守市场规律，你来买粮食，我就把粮食囤积起来不卖，让你们的人民挨饿。
资本家投机商乘上海存粮不足和外国棉纱进口困难之际，掀起了以粮、纱、煤为主的涨价风潮。他们的具体做法是，以米价为龙头，纱布跟进，从而拉动物价全面上扬。从6月23日到7月30日，上海物价上涨了一倍多，并影响到整个华东、华北和华南等地。
在疯狂的投机中，不但原来的国统区物价乱涨，连带解放区也受到通货膨胀困扰。1949年，新政权全年支出军政费用、救灾费用及抢修铁路等经费共达567亿斤小米，而当年财政收入仅303亿斤小米，财政赤字达264亿斤小米。刚性支出庞大，也只好靠发行钞票来解决，人民币的发行额直线上升。一年之内通货增加160倍，到1950年2月则增加270倍。
1949年10月15日从上海、天津开始，接着波及华中、西北地区，发生了一次很大的全国性物价波动，这是投机资本兴风作浪，是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同共产党的一次大的较量。
陈云亲自指挥了这场平抑米价的战争。1949年11月13日，陈云为中央财经委员会起草了《制止物价猛涨》的指示，提出12条措施。同时，陈云还指示全国各主要城市做好粮食准备，于11月底至12月初一齐抛售。
1949年底至1950年初，中共首先从浙江、江苏、山东、江西、湖南等粮、棉产区，调集大量粮食和棉花到上海和苏南各大中城市。经过大量的物资准备后，在“两白一黑”物价被投机商抬高到一定高度时，上海与全国主要大城市一起，大量抛售纱布、粮食、煤炭等重要物资，边抛售边降价，迫使投机商赶快出货，政府又适时低价进行收购。这一下，投机商惨重失败，血本无归。
在短短几天的时间里，就止住了物价上涨势头，稳定了市场，并给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的投机资本以歼灭性的打击。事后，上海的资本家说：“中共此次不用政治力量，而能稳住物价，给上海工商界一个教训……是上海工商界所料不到的。”
“银元之战”和“两百一黑之战”，人民政府大获全胜。
但“坏东西”们并没有死心，他们不敢正面对抗，背地捣乱从来都不会少。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举国人民都在支援志愿军抗美援朝，但黑心资本家和不法商人们却嗅到了“商机”，他们开始制假售假，坑害志愿军战士，大发国难财。
上海大康药房总经理王康年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此人在解放前负债累累，濒临破产。上海解放之后，在当地政府部门和新成立的药业协会的帮助下，他才没有倒闭，得以继续经营下去。王康年本来并没有志愿军急需的药品，医疗器械，但却谎称自己都有，在收了志愿军后勤部门的大量款项后，却一直推迟，不愿意交货。他明知道，自己的店里，根本就没有志愿军所需要的“消炎灭定药粉”、“氯霉素”等消炎药，前线的用药需求与日俱增，志愿军迟迟收不到药品，多次催促，不得已发了最后通牒。持续的压力终于让王康年有了行动，他买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药品，还自己做了假药，甚至将仓库中积压得卖不出去的药品和纱布，一股脑的打包发到了前线。
当志愿军收到这批物资，发现所谓“医用棉签”，居然就是烂掉的棉絮。而“阿司匹林”，居然全都是淀粉！绷带上全都是脏兮兮的霉菌。
1950年皖北军区采购人员叶海清来购药时，王将过期发酵变质的止咳糖浆300磅，卖给了解放军。部队发现后责问，王竟回答：“这有什么关系？吃了也不会死人”。1951年，王康年就多次骗取志愿军后勤部门的要款，在志愿军的催促下，他却拿出一下假药搪塞。王康年获得志愿军5亿元的要款后，却拿着这些要款做投机生意，购买奢侈品贿赂官员，并不愿意采购部队所急需的药品。1951年，王康年将600公斤的海克山名冒充消发灭定药粉，向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贷款15000万元，之后拒不还款。王康年还哄骗平原省志愿军荣康医院的负责人，说五天内就可以买到英国的进口的X光机，结果对方付了18000万元，他却足足拖了4个月才到货，最后给的还是坏掉的X光机，缺了两只专用灯，最终无法使用。
当时，很多奸商资本家对志愿军出售劣质医疗器械、假棉花、未经消毒的绷带纱布.....志愿军因为使用了这些“假货”，明明是小伤，最后演变成了无法治愈的大伤。无奈之下，这些伤员只能是被迫截肢，更有甚者，因此丧命。
“我们很奇怪，在朝鲜很冷的天气里，从前线下来的伤员的伤口，有的化脓化得那么厉害。我们的所长召集我们研究了好几次也没研究出原因。就这样，很多伤员不该残废的残废了，不该牺牲的牺牲了。”
“那么多优秀的战士，没有死在美军的炮火之下，却被这些制造假药的不法资本家，夺去了生命。”
1953年2月28日，上海市人民法院，以行贿、私逃外汇、偷税漏税、投机诈骗、空头承接志愿军等国家单位的订货等多项罪名，判处王康年死刑，执行枪决。
截止王康年枪决，他还拖欠了多个国家机构订购的X光机，血压器等价值7亿元的药品仪器。
除此之外，还有海四川北路标准军装店奸商胡恒庆，承做志愿军的三万五千双军鞋，因为偷工减料，做出来的鞋子一穿就坏......上海大名路联合牛肉庄奸商张新根和陕西北路徐福记牛肉庄奸商徐苗新，在生产志愿军用的罐头牛肉时，用水牛肉和马肉冒充好的黄牛肉，窃盗人民的财产二、三十亿元。这两个奸商每天还到各处肉摊收买一千斤左右臭牛肉和坏肉掺进去，前后共达十二万斤之多。有些牛肉臭得发绿。他们就在臭肉上涂上一层牛血，装成好牛肉掺进去，叫志愿军吃了中毒、患病。
1952年1月26日，毛主席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并发出了《关于在城市中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拉开了“五反”斗争的序幕。这个运动的任务就是在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市民，向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
“五反”运动首先在各大城市开始，因为充分发动了群众，所以很快形成高潮。觉悟了的工人、店员们，踊跃站出来揭发黑心资本家种种卑劣行径。为了在打退不法资本家猖狂进攻的同时，保证生产平稳，保证前线供应，毛主席在经过调查研究后，指示“五反”运动要注重策略，重点孤立和打击约占总数5%左右的严重违法资本家。对一些上层资本家，主要通过召集他们开会，让他们主动坦白和互相揭发的方式，以此打破他们彼此间订立的攻守同盟。
至1952年6月30日，“五反”运动结束。以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沈阳、武汉等9大城市为例，处理结果：守法工商户占总户数的10%至15%，基本守法户占50%至60%，半守法户半违法户占25%至30%，严重违法户占4%，完全违法户占1%。5%的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遭到了人民政府严厉制裁，得到了其应有的下场。
所以，对于历史的真相和脉络一定要搞清楚，先有初一，后有十五。
如果资产阶级真的为国为民，如果资本家真的为社会做贡献，没有人拦着他们赚钱，国家和人民，从来都对得起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