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来，文化圈一直有这么一种论断，他们说：“五四运动，是救亡压倒了启蒙，民族危机的爆发，打断了中国启蒙的过程”。

　　以至于前年，还有媒体人大言不惭地说：“30年启蒙失败了”。

　　中国某一类知识分子，念念不忘的就是“启蒙”，在他们心目中，似乎把自己当作了救世主，当作了人民的“爹”，不由他来启蒙启蒙，似乎我们大家就是愚昧的，野蛮的，不开化的......我看，最需要启蒙的不是中国人民，而是头脑僵化、不学无术还高高在上的他们。

　　那么，我们就来好好回顾一下五四吧。

　　五四之前，是陈独秀先生领导的新文化运动，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都是新文化运动中的得力干将，他们反对旧文化、旧道德，推广新文化、新思想，新文化运动的两面大旗，是“民主”和“科学”，也就是所谓的“德先生”和“赛先生”。

　　陈独秀先生提倡“文学革命”，鲁迅先生写新小说，胡适推广白话文，刘半农写白话诗，李大钊先生传播马克思主义，钱玄同比较偏激，直接说要“废除汉字，使用字母文字”.....这场运动，基本上还是在北大这个高等学府中进行的，影响的人群基本上还是高校师生，虽然报纸上轰轰烈烈打笔仗，但并没有真正影响到举国大多数文盲的四万万民众。

　　电视剧《觉醒年代》中，陈独秀先生有一句台词，他说：“我要的是全国的生机盎然，不是北大的生机盎然”。

　　这反应了那一代觉醒者真正的心境，说真的，新文化运动虽然在推广白话文传播新思想方面居功至伟，但它影响的只是北大一隅，只是知识分子阶层。你要非说启蒙，实际上启蒙的只是上层阶级自己，当时还没有人能够深入到劳苦大众中，去扫盲，搞教育，去把绝大多数人组织起来。

　　如果启蒙只是精英知识分子之间的智商游戏，那么中国和印度也没有什么分别。

　　《觉醒年代》电视剧中，陈独秀和李大钊曾经在天津海河边遇到了一个放河灯的义和团老战士，这位老人正独自在河边祭奠亡魂。陈、李二人来到老人身旁，奇怪地问他为何会祭奠这么多亲人？老人说，这些亡魂是当年死去的义和团兄弟们，二十年了，谁还记得他们？李大钊安慰道：他们为了国家而死，是值得的！老人竟激愤地反驳：为了这样的国家，值得个屁！

　　这位义和团的老人，也是近代中国斗争的一个缩影，当国家危亡了，当帝国主义欺凌到头上的时候，奋起反抗的就是这样的普通人，他们或许没有知识，没有见识，不知道未来的方向是什么，他们甚至迷信，他们只懂得本能地反抗，但是反抗有错吗？

　　如果非要讲启蒙的话，那么四万万劳苦大众，算不算人？

　　而且，在五四运动之前，中国主流知识分子，对中国、西方、世界的认识都是片面的、主观的。那时候的中国人，对于西方“文明世界”还普遍抱有幻想，对西方宣传中的“民主”、“自由”、“契约精神”深信不疑——而对中华文明的反思和批判，又有点过火。

　　那时候中国知识分子看西方世界，就像《三体》中叶文洁看三体外星人，他们普遍认为，西方之所以技术先进、国力强盛，就是因为西方人道德水平高......

　　五四运动爆发的导火索，是《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而在此之前，中国知识分子阶层是充满自信的，因为他们自以为中国是“协约国”的盟友，是一战的“战胜国”，站在英、法、美一边，那就是站在“正义”和“公理”的一边，市民们甚至还兴高采烈举行游行，甚至还竖起了“公理战胜”纪念碑，觉得中华民族的曙光来了，那些先进、文明的西方国家，特别是代表着民主自由的美国一定会帮我们。

　　因为在1919年间，美国在中国加大了宣传力度，1919年6月，中美新闻通讯社在中国的各通讯社中居于首位，其每天向六十多家中国报刊提供五千字的新闻报道。这些美国政府的重大新闻，通过美国海军无线电传到上海。当无线电接收不稳定时，则摘自鲍威尔的《密勒氏评论报》和其他当地美国报纸——中国知识分子每天阅读的都是各种美国新闻，以至于大多数人都对美国有非常大的好感。

　　美国对华宣传的重点，就是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原则”和“国际新秩序”，他们“将威尔逊的准则总结为美国理想主义、自我牺牲、公正无私的体现，是对一个新的、更加公平的、更加民主的世界秩序的需要，是通过美国在战争中辉煌的胜利，以及因此在国际事务中增长的权力和威望”。以至于在当时的中国，美国的形象就是正义、进步、文明的。

　　大家都对提出“十四点原则”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寄予厚望，把他当成了中国人民的朋友、救世主，胡适到处鼓吹美国会帮我们，就连陈独秀先生都曾热情洋溢地夸过“威尔逊是个大好人”......只是这些美好愿望破灭得太快了。

　　但是，巴黎和会的结果给民众的爱国热情泼了凉水，更是打了很多亲西方知识分子的脸，英、法、美出卖了中国，把中国青岛的主权从德国手上转给了日本......没有人主持公道，没有什么正义和公理，中国作为“三流国家”，甚至都不配参与《巴黎和会》的谈判，就被列强决定了命运。

　　自此，中国知识分子阶层中很多爱国者开始和自己的朋友、师长、同学决裂，他们认清了帝国主义和西方“文明世界”的虚伪和无耻，他们不再幼稚，不再自欺欺人。

　　历史开始走入分岔路口，五四运动中的年轻人，打出了“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反帝反封建开始摆到了明面上，新文化运动和“新青年”的同事和战友们，也开始分道扬镳，各自追寻自己的道路。

　　这就是当代公知们所说的“救亡压倒启蒙”。

　　我们知道，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标志着中国人民开始彻底地反帝反封建。从这个时候开始，最先进的中国人开始认识到，帝国主义绝对不是好东西，他们不会给中国带来进步和文明，他们甚至不会支持中国人民的反封建斗争，因为他们和中国的封建势力是一丘之貉，他们甚至会扶持军阀买办更加凶残地压迫人民。

　　很多知识分子都曾一厢情愿地爱过西方列强，但列强却从未选择过中国人民。

　　帝国主义列强，是中国一切反动势力地总后台。

　　反封建，就必须反帝；除军阀，就必须打倒列强。

　　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段祺瑞、张作霖、蒋介石背后，不是日本帝国主义，就是美帝国主义，中国一切的祸乱之源，都和西方列强脱不了关系。不反帝，什么进步、什么启蒙，都是缘木求鱼。

　　在五四中，和五四之后，中国青年清醒地认识到，帝国主义是一定要灭亡中国的，封建军阀、官僚资本、买办阶层是一定要卖国的，亡国灭种的危机已经迫在眉睫了——中国最迫切的，是救亡图存，是活下去，是反帝反封建。

　　后面的历史就清晰了，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大革命、土地革命、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中国最优秀的一群青年，从书斋走入了广大农村，真正唤醒了这个国家的大多数，点燃了星星之火，历经艰难困苦，付出了无数头颅和鲜血，换来了新中国。

　　什么“救亡压倒启蒙”？

　　实际上，精英知识分子的“西方化”，精英知识分子写几句新诗，就能代表中国的启蒙吗？当时的中国有四万万人，区区几个文化名流，就能代表中国吗？救亡和启蒙难道是对立的吗？救亡图存和民众觉醒，原本就是相辅相成的事情，让更多人读书识字，让大多数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为什么而战，难道不是“启蒙”吗？

　　其实中国真正最伟大、最磅礴的力量，蕴藏在那些普普通通的工人、农民、贩夫走卒之中，他们需要光，有人就走进了他们中间，把自己变成了光，也让大家光芒万丈。

　　很多年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的一个湖南青年，穿着破旧的衣衫，留着长发，拄着木杖，带领着千千万万衣衫褴褛、受苦受难的人们往前走，他们穿过奔腾的江水，翻过高耸入云的雪山，趟过鸟兽绝迹的水草地，那些工人、农民、学徒、手工业者、童养媳、那些被压迫奴役了数千年的生灵们活了下来，并且爆发出了勃勃的生机。

　　庶民的力量，让群山开路，让大河断流，让冷酷残暴的杀戮机器，也颤抖着呻吟着，发出无奈的叹息。他在群山深处，开创了一个新世界。

　　从这里开始，历史开始改写，那些惊天地泣鬼神的史家文字，都变得苍白无力，他指引的道路，让敌我双方都叹为观止，让最凶悍残暴的敌人，都想要从他的只言片语中获得魔法般的力量。他和他人民，开始战无不胜。

　　其实并没有魔法，并没有神迹，他不是一个人，而是千千万万追求自强、平等的人民的化身。当敌人准备攻击他的时候，会发现他的军队消失在千千万万的民众当中，当敌人茫然无措的时候，却又有百万雄兵从人民中间杀出来，那些满脸沟壑、手掌粗糙、眼含泪水的农民，那些裹着小脚、包着头巾的妇女，那些手拿红缨枪的小孩子，无数人推着小推车出现在战场上，一声怒吼“从前是牛马，今天要做人！”

　　你给我翻译翻译，什么才是真正的“启蒙”？

　　【文/申鹏，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平原公子”公众号，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