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网络上都在刷屏最新一期的腾讯视频访谈节目《十三邀》的最后四分多钟片段。
这期《十三邀》节目，许知远采访的对象是80年代因编辑出版“走向世界丛书”而名声大噪的出版人钟叔河。
这期视频的最后，节目组安排了一个年轻人现场提问：
“我想问一下锺嗲嗲，就是我会觉得这两年，我自己、还有好多我的朋友们好像都会有一种无力的感觉，就面对一些事情或者是整个世界的变化，好多事情你觉得不对，但是好像又确实没什么对策……”
这段提问已经成了3月份以来的网络小作文流行的话语范式，“一些事情”指的是什么，大家其实都是“秒懂”的，于是，钟叔河立即谈起了自己的“一个基本观点”：
“我们有可以自傲的传统文明，所以它的保守性也是特别强，所以我们在走向全球文明会是一条漫长曲折的道路，而这个根本解决问题的还是要使所有人的思想现代化起来……就是回到最早一批走向世界的人的口号并没有过时，梁启超讲的要‘做新民’，提高全民的常识和情理。”
然后，钟叔河就谈起了50年代后期的“除四害”（提到这名字的时候立刻引起许知远的冷笑）：
“朱正（出版人、钟的同事）和我两个在一起就说，这种作为全民运动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不上班、大家都晚上不睡觉去捉蚊子、捉苍蝇，捉不完的。另外一个人就说，我们现在这些人如果有一半的人像我们这样的认识，这个运动自然没有了……我不可能去反对这个运动，我不动可以吧？我装病……全国人民都不干，自然就干不了。我们这里不仅是干而且他还更积极，领导讲消灭一个他还要消灭十个，有这样的人就是这样的现实。这有什么办法？就要尽力去启蒙。”
笔者之所以要把这段对话辑录下来，就是因为这段对话折射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知识分子整天讲“启蒙”，自以为掌握了真理，自以为比普通人、比劳动人民更高明，可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缺乏自我反省能力的！一旦缺乏这个能力，从真理走向谬误也不过就是一步之遥的事，讲历史就失于片面和主观，拿历史映照现实也就变得牛头不对马嘴，不过是误人子弟罢了。
例如，钟叔河讲“除四害”运动，你可以反思这场运动中存在的问题，但讲“没有任何意义”，就完全是一种武断了。
评价一段历史，你总得回顾一下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以及过程吧？这是做学问最基本的态度，作为一个出版人，这样的严谨、求实精神应该是最基本的素质，然而笔者却没从钟叔河的这段对话里看出分毫。
评价“除四害”运动是不是有意义，就必须考量这个运动发动的原因以及后果（成效）。
1952年2月29日，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美国出动148架次飞机侵入我国丹东、抚顺、风城等地，散布带有病毒、细菌的昆虫，对中国人民发动起了细菌战；3月8日，周总理发表声明，严重抗议美国政府使用细菌武器屠杀中国人民；19日，中央防疫委员会向各省、市、自治区发布反细菌指示，要求各地做好灭蝇、灭蚊、灭蚤、灭鼠以及其他病媒昆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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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12月，毛主席为第二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题词“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这一题词后来被广泛使用，只是把最后一句删掉了。
美帝国主义的细菌战使得爱国卫生运动以临战姿态诞生，在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以后又进入到新的历史时期——以改善农村卫生状况、保护劳动力为主要任务，以除四害、讲卫生为主要内容。
1955年12月，毛主席在为中央起草的通知中，给爱国卫生运动和卫生工作提出了除四害和消灭疾病的任务，即基本上消灭老鼠(及其他害兽)、麻雀(及其他害鸟)、苍蝇、蚊子。
1956年10月12日，毛主席在修改《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时，明确指出了“除四害”的根本精神所在：“除四害的根本精神，是清洁卫生，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国家。”13日的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中，毛主席再次指出：“除四害是一个大的清洁卫生运动，是一个破除迷信的运动。……如果动员全体人民来搞，搞出一点成绩来，我看人们的心理状态是会变的，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就会为之一振。我们要使我们这个民族振作起来。”
这是“除四害”运动的缘起。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首先是美帝国主义以昆虫为媒介对中国发动起了细菌战，才首先迫使中国人民开展起了“灭蝇、灭蚊、灭蚤、灭鼠以及其他病媒昆虫”的全民运动；
而这场运动之所以在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以后被固定了下来，恰恰是结合当时的中国国情作出的决策。什么样的中国国情？那就是新中国起步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解放前，广大农村由于反动统治阶级长期凶暴黑暗的统治，医疗卫生十分落后，各种传染病大量流行，严重威胁劳动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传染病的流行以及战乱、灾荒的影响，导致解放前中国人均寿命只有35岁、新生儿死亡率高达20%。
而传染病流行的“罪魁祸首”就是遍布农村地区的苍蝇、蚊子以及老鼠等害兽。危害人民健康最严重的疾病中，有很多是经由老鼠、苍蝇和蚊子传染的：如老鼠可传播鼠疫、钩端螺旋体病、血吸虫病、流行性出血热、恙虫病、地方性斑疹伤寒、森林脑炎等；苍蝇可传播痢疾、伤寒、霍乱、肝炎、小儿麻痹及皮肤病等；蚊子能传播疟疾、丝虫病、流行性乙型脑炎等；臭虫靠吸人或动物的血而生存，也影响人们休息、睡眠和健康。
1939年到1948年，死于鼠疫的就有2.3万多人，疟疾患者估计每年有5000万人以上……
农村家庭出身、且长期坚持做社会调查的毛主席自然对旧社会广大农村地区劳动人民所遭受的这种苦难有着深刻的同情和认知。除掉四害，就能消灭和控制与四害有关的各种疾病，保护劳动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这是毛主席发起“除四害”运动最基本的出发动机。
1958年3月，毛主席视察成都郊区的郫县红光农业合作社，还专门跑到社员家庭的厨房，查看碗柜、灶台上有没有“偷油婆”（蟑螂）。农民的餐具、剩菜剩饭被携带大量细菌的“偷油婆”污染之后，轻则腹泻、重则染病甚至身亡，这是那些久居城市的知识分子无法了解和体会的。
那么，“灭蝇、灭蚊、灭蚤、灭鼠”是不是如钟叔河等知识分子所言，只是源于中国人的“保守”和愚昧无知、不懂“科学”呢？
事实上，仅以蚊子为例，人类已经与蚊子激战了上万年。美国作家蒂莫西·怀恩加德在《蚊子的人类史》一书中写道，“100万亿只蚊子大军在几乎每一寸土地上逡巡，每年杀死70万人。近20万年来，地球上总共有过1080亿人，其中将近一半死于蚊叮虫咬。”
钟叔河主张“走向世界（西方）”，拥抱“世界文明”，然而，蚊子对人类的威胁，这在西方科学界也是有共识的，显然，钟对“世界文明”的理解并不科学。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报道称，据摩根士丹利投资银行预测，未来几十年，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蚊虫传播的疾病将殃及全球更多人口，超过10亿人将被疟疾、黄热病、登革热折磨，疾病传播的速度会大大加快。
南北战争期间，南方联盟的军队因抗疟疾药物短缺而战斗力大减，间接地败于蚊子之手。19世纪末，科学家才证实，蚊子是很多传染病的始作俑者。工业文明的发展带来了西方医学的昌明，发达资本主义世界才发起了对蚊子的全面“战争”。
随着杀虫剂的普及，城市的扩张对沼泽的“挤压”，发达国家的人已经无需太过担心蚊子、苍蝇带来的危险；而在其他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蚊子仍旧平均每年夺走七八十万人的生命，全球每两分钟就有一名5岁以下儿童死于疟疾，受害最严重的地区是非洲。
与上面的两种“典型”相比，从一个落后农业国起步的新中国却通过“除四害”运动，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迅速追赶上了发达国家的脚步，最大限度地使得中国人民免受蚊蝇等传播疾病的害虫的威胁，消灭了多种威胁劳动人民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重大传染病，保护了劳动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通过卫生条件的改善，极大地提高了人口身体素质、促进了工农业的飞速发展，人均寿命在毛泽东时代短短二十多年间翻了一番，这能叫作“没有任何意义？”
“除四害”的目标就是让“四害”尽可能远离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毛泽东时代事实上也基本实现了这一目标。而知识分子把那时的人想的很“愚蠢”——以为他们是要愚蠢地从自然界彻底消灭“四害”物种，这本身就是很愚蠢的揣度和假想。
毛泽东时代的“除四害”恰恰是在科学精神指导下展开的，并非公知所污蔑的大家都不干活了、晚上不睡觉了，就来跟蚊子、苍蝇较劲。
真实的毛泽东时代“除四害”历史过程中，人民群众的力量和智慧被充分发挥了出来，广大群众充分显示出聪明才智，创造出不少好的工具和办法。例如郫县群众用野生植物“打破碗花花”灭蝇，效果很好，受到毛主席的赞扬并在人民日报上推广经验；我们查阅那时的杂志文献，可以看到介绍群众创造的各种灭蝇、灭蚊经验的文章几乎贯穿了60~70年代的整个毛泽东时代。
依靠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仅1958年2月-11月上旬的不完全统计，全国消灭老鼠18亿8千余万只，以及大量的蚊蝇、蛆蛹和孑孓。与之同时，清除垃圾295亿吨，积肥611亿吨，疏通沟渠长达165万公里，新建和改建厕所8500余万个。通过这场群众性运动使环境卫生得到很大的改善，从而更有利于人民群众预防各种疾病，使人民群众少受疾病的侵扰。
需要说明的是，这场运动的开展，是劳动人民利用业余时间来完成的，并没有因为“除四害”耽误了正常的生产。那时有个口号叫作“抓卫生促生产”，生产是主要矛盾、卫生是次要矛盾，通过次要矛盾的解决去促进主要矛盾的解决，这才是毛主席一贯的指示精神。钟叔河说的“不上班、大家都晚上不睡觉去捉蚊子、捉苍蝇”是不是存在？笔者不敢打包票，可能是存在的，但这也是需要具体分析的，这个问题我们下面接着谈。
时至今日，“除四害”这个名字虽然很少被提及了，但以“除四害”为重要内容的爱国卫生运动至少在形式上被继承和坚持了下来，主流再怎么否定毛泽东时代的功绩，也无法否定亿万劳动人民亲身参与过的这场运动以及其所带来的收益。公知所能做的事情也仅仅是逐渐抹除人们的记忆，向早已远离蚊蝇孳生的年轻人歪曲那段历史。
当然，并不是说“除四害”运动中不存在错误。
“四害”最初将麻雀列入其中，这算是“错误”之一，但这个“错误”也是有情可原的。每只麻雀一年中所消耗的谷物月2.5~3升，他们在野外活动，食量相当大。当时长沙有过调查统计，1954年长沙近郊农田改种双季稻，早稻成熟较早，麻雀集中飞来啄食，经调查，受害稻穗达35%，一亩田按400斤收成算，雀害损失高达140斤。
麻雀对农业生产危害极大，这是毛主席最初将麻雀列入“四害”的根本原因。对除四害的过程中是否应该消灭麻雀，科学界有不同意见，并在报纸、刊物上进行了充分而激烈的争论。1959年11月27日，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写了一份“关于麻雀问题向主席的报告”，说：“……有些生物学家倾向于提消灭雀害，而不是消灭麻雀。”两天后，毛主席批示：“张劲夫的报告印发各同志（时在杭州会议上）。”很快，毛主席就亲自为麻雀“平反”，将麻雀从“四害”中剔除，指示：“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虫’。”
这个事情恰恰体现了毛主席注意吸收不同意见、勇于纠正错误、实事求是、尊重科学的精神。拿这样一个短期的、局部的错误来否定整个“除四害”运动，又是何等的狭隘和卑劣。
此外，在“除四害”运动开展过程中，一些地方的确存在盲目蛮干、下任务、定指标、层层加码的问题，就如钟叔河所言的“领导讲消灭一个他还要消灭十个”，但是，这样的做法恰恰是背离了毛主席一贯指示的尊重科学、实事求是的精神，本质上是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问题，又何辜上纲上线到“那时的人很愚昧”这类无端指责？
况且，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问题又岂止表现在“除四害”运动上？最典型的莫过“大跃进”，毛主席指示的是“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到了某些官僚那里就只有“多快”、没有“毫升”，瞒报、虚报、浮夸风，高指标、放卫星、层层加码……这些问题正是毛主席深恶痛绝，在党内最早发现、最早出面纠正的，关于这段历史，笔者在以前的文章里已经多次介绍过，本文不再赘述。为了解决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问题，毛主席的终极手段就是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来主导、纠正这些问题，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那么，回看这段历史的话，真正该被“启蒙”的是谁呢？不是劳动人民，恰恰是那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官僚，是那些高高在上、“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自以为高明的知识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