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迟一个月的高考终于来了。
这段时间，高考“顶替”的事件再次成为舆论争议的焦点。当某些人出于担心“公职抹黑”的考虑，将舆论炮火引向“苟晶说假话”的时候，真正该被关注的“顶替”问题本身被遮蔽了。
在关注“高考公平”的时候，公共舆论反而忽略了一个更加本质的问题——阶层固化的今天，高考能够带来的阶层流动已经很有限，从统计学意义来讲，这种流动更多局限在底层之间；而“高考改变命运”的命题，反而为阶层固化的现状提供了合法性背书。
我们不妨简单回顾一下“高考”的历史。1905年，科举制寿终正寝，高考制度逐渐登上历史舞台；解放以前，主要实行的是各个高校自主招生考试，权力和资本寻租的空间是非常大的；1950年，新中国开始继续延续解放前的高校自主招生方式；1952年，新中国建立起来了更加体现公平性的全国统一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制度；1966年6月1日，教育部决定招生工作推迟；1970年，高校开始以“工农兵推荐入学”的方式重新招生；1977年10月，国家决定恢复高考制度。
1966年-1977年的这近12年的历史时间段，被后来的精英人士称为“取消高考”的12年，而饱受争议和批评。通常的说法是“毛主席取消高考导致教育荒废、人才断档，平民子弟失去上升通道……”这个论述其实存在一个极大的误解或者说歪曲。
“取消高考”的真相
1953年，北京一位参加高考的考生8门成绩只考了178分，该生平时成绩还可以，于是坚持认为试卷评分出了问题；问题反映上去之后，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尽管复查的结果显示，这位考生的考试成绩确实很糟糕，但另一个问题却暴露出来，引发了当时社会的大讨论：高考的成绩并不能体现考生平时的成绩，更与个人能力没多少关涉，特别是中小学生的考学负担过重。
此后，还出现了考生高考成绩不理想，想要跳楼自杀的问题；四川一位家长更是在考前对学生说，“考取大学，你就穿新衣服上学去，考不取，你就拿着棍子和破锅讨饭去！”
1955年7月，教育部发出新中国第一份“减负”文件《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但是，在所谓的“现代考试制度”之下，考生的负担根本没办法减下去，城市学校比农村学校负担重，高年级比低年级负担重，一些高年级学校一周课时比规定超出5-10小时，多的高达24小时。
究其原因，虽然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中国前30年时间，一直致力于缩小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体脑差别）。但新中国毕竟建立于一穷二白基础上的，为了快速发展起来，必须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然后再工业反哺农业。即便到毛泽东时代结束，城乡差别依然显著存在，虽然不像今天这么大；新中国农业人口占据了90%以上，很多农村家庭的子弟依然希望通过高考进入城市，改变个人命运；而城市工人家庭子弟也希望通过高考进一步实现阶层跃升。
毛泽东时代并不是后来所指责的“平均主义”，毛主席直到晚年仍然“耿耿于怀”的是“八级工资制”。他认为，共产党人仅仅是因为要迁就现实，才不得不做这样的让步，但让步的结果，却让出一个“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的“等级制”来，“就不对了”（毛主席1974年语）。
新社会脱胎于旧社会，承接的是旧的法权，共产党人一开始也只能迁就现实，但未来的目标必然只能是缩小差别，而不是拉大差别。我们所熟知的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六二六指示，就是针对城乡医疗资源分配严重不均的问题指出的。教育资源事实上也面临类似的问题。
因为客观存在的等级差别和城乡生活水平差距，知识分子不愿意到农村去，不愿意与工农结合，农村出来的学子也不愿回到农村，其结果就会造成农村教育资源与城市的不断拉大。这与社会主义公平的目标是严重背离的，旧的法权更是不断侵蚀着我们的党和新生人民政权。建国初，周总理就发现了“干部子弟学校”的问题，并向毛主席作出了汇报，毛主席愤怒地指出，“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
旧的考试制度、教育制度违背了社会公平，并威胁着政权性质，这在毛主席、周总理那一辈一心为人民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思考里，是有共识的。
对于现存的考试制度能不能培养出社会主义需要的真正的人才，毛主席也是深表质疑的：“学制可以缩短。”“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书不一定读得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见毛主席1964年2月13日在春节座谈会上的讲话节录）
1966年4月，教育部召开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很多人对考试制度提出了质疑，毛主席讲道：“高考把学生当作敌人，公开袭击，定期袭击。高考助长学生死记硬背，不是引导学生活泼主动的发展。高考按平均分数录取，要学生门门功课都好。高考超出中学课程范围，高考出难题，学生家长抱怨。学生紧张，高考每年总有人晕倒，把学生考焦了。家长紧张。老师紧张，全国考生集中在三天考试，如临大敌，气氛紧张。高考三天决定命运，偶然因素大。考生填那么多志愿，只从高校出发，不考虑考生的实际情况！”这些论述即便放到今天，也完全是切中要害的。
1966年6月1日，中央批转了高等教育部党委《关于改进一九六六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请示报告》文件，随后，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学的学生给毛主席公开写了一封信，指出现存的升学制度的问题：使许多青年不是为革命而学，是为考大学而钻书堆，不问政治……、“成名”、“成家”、“个人奋斗”、“走白专道路”；使许多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而造成许多“特殊”、“重点学校”、专收高材生……把大批优秀的工农、革命干部子女排斥在外；对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起到严重的阻碍作用……
在汇集了种种意见之后，教育部宣布：从1966年起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对于现存升学制度的问题，当时党内大多数人只要是从社会主义角度出发、站在人民立场，经过深思熟虑后都是有着共识的，“取消高考”不是毛主席“独断”的结果；第二，“取消高考”是一次积极而大胆的改革与尝试，它并不是要简单地给旧的考试制度画上休止符，而是要接着探索新的教育升学模式。
改革的效果究竟如何，我们接下来谈。
毛泽东时代的教育革命
1966年，由于运动形势的发展，教育部推迟招生工作的决定维持的不是半年，而是三年；随着大规模运动的退潮，恢复招生也提上了议事日程。
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刊载《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报告指出，（运动之后）这个厂的技术人员队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反动技术“权威”被赶下了台，实践证明，从工人中提拔的技术人员比来源于大专院校毕业生的技术人员要强。由此，调查报告提出了“教育革命的方向”问题，强调学校教育一定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毛主席为这篇报道的编者按亲笔加写了一段说：“大学还是要办的，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这段话加于刊文的前一天——7月21日。此后，各地相继仿效兴办这类学校，学制有全日制、半工半读、业余等，统称“七·二一大学”。
1970年，部分高校首先开始以“群众推荐、组织批准和学校复审”的方式，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及下乡知青中招生。同时，大批知识分子、知识青年下到农村去，大大提升了广大农村地区的教育资源、文化水平和科学技术基础。
高校招生基本的处理原则是“社来社去、厂来厂去、哪儿来哪儿去”，杜绝将升学作为阶层上升、拉开阶层差距的渠道。断绝了阶层上升的渠道，并不是为了固化阶层；恰恰相反：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城市工厂实行“鞍钢宪法”，工人参与管理；农村兴办“社队企业”，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把农村建得跟城市一样好”——这样的做法，大大加速了三大差别的缩小，离真正的社会公平越来越近，不比治标不治本的“高考公平”强一千倍、一万倍？
这种全新的招生和教育模式，在1977年之后饱受诟病。那么，情况是不是真的那样糟糕呢？
电影《决裂》反映了当时两条教育路线的斗争，“马尾巴的功能”式的教育内容并不是工农群众生产斗争实践所亟需的。电影的内容放到今天，是要被知识精英嘲笑的。毛泽东时代结束以后，专业院校逐步被综合大学替代，简陋的土坯房被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所替代，专业课被大大压缩，“文化素质”课大行其道，生产实践被模拟实验所替代。这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林学专业的学生在黑板上“造林”、在纸上“育苗”……
不可否认，那么年代的教育主要强调的是偏技术、而非偏基础科学，强调的是实用性和可应用性，但这绝不意味着低水平！
1972年12月，美国物理学会的杂志《今日物理》(Physics Today)刊登了一篇美国科学家代表团到中国参观观感的报道，报道明确指出：“最近美国到中国的参观者发现中国集中于应用物理而不是基础研究，同时尝试使高等教育系统更加民主。”
报道对于当时中国在物理学方面的进步给出了高度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在应用物理的很多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这是最近7个美国物理学家参观中国并且跟我们讨论他们的观察以后得出的结论。他们看到了集成电路生产，受控核聚变实验，超导重力仪，望远镜--各种各样的科学仪器——全部产自中国。”
美国科学家发现：“学生不是在大学接受训练。当学生被录取，他们只接受一年新生的学习。到目前这些学生是在他们的第三年（已经开始科研和生产实践）。学生不再从高中录取，而是必须在公社、工厂或者军队里工作至少两至三年。他们是从同龄人里，按照智力，政治意识和健康的身体挑选出来的，但最终决定权在大学。”“学生们非常关心他们自己对社会的贡献，和中国整体的进步。他们把他们自己的学习当作是他们可以为社会做贡献的方法。”“中国正在使科学训练，比之通常情况，比如美国，更加专业化……中国觉得这种方式可以快速的训练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才。”
另外，参观的美国科学家还发现了一个全社会范围的试图使高等教育系统更加民主化的尝试。教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更加平等、更加友善，“已经没有考试了，而是代之以类似考试的课后作业”，“学生们现在有机会吐苦水，而不是像以前的教学体系那样。”
所以，那些对于毛泽东时代耽误了教育、耽误了科学技术发展的指责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没有强大的科研实力和人才培养通道，毛泽东时代又怎么让新中国从解放初落后的农业国，跻身到世界六大工业强国的？
重视应用型技术的教育与研究，根本原因是我们比发达资本主义晚发展两三百年，服务于现代化的技术短板亟需补缺。而是基于当时的财力和人力水平，不可能大范围地支持基础领域的研究。当然，基础研究并不是不重视。例如，对于当时西方也是刚刚起步，在世界还处在非常前端的激光研究，毛主席在1963年指出，“死光，要组织一批人专门去研究它。要有一小批人吃了饭不做别的事，专门研究它。没有成绩不要紧。”这为今天中国的激光技术发展完全不逊色美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另一个例子则是数学家陈景润，事实上，当时国家非常重视陈景润的研究，就连毛主席的夫人都曾亲自关心过问过陈景润的生活待遇问题。
在毛主席的战略视野里，务实性与长远性是兼而有之的！
完全可以预计的是，在四个现代化初步实现，物质条件、人才条件已经积累起来以后，基础领域的教学、科研必将迎来大发展、大繁荣，钱学森同志在晚年也不必发出“为什么中国培养不出大师级的人才”的天问了。
相信只要大家还能够尊重基本的历史事实，都能够对毛泽东时代的教育革命给出一个客观、准确的评价；进而，也应该能够更加客观地看待所谓的“毛主席取消高考”的历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