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2018年开年，昔日的80后异见分子领袖、曾在2004年入选《南方人物周刊》五十大公知的韩寒，在微博公论“退学”与“杂文停笔”，被舆论哗然：公知韩寒正式退出江湖。

　　反思以攻击公有制体制、讽刺国民性格为第一落脚点的杂文的文学局限性，并思考在步入电影业这个必须考虑“恰饭安全”的领域中如何生存，韩寒宣布脱下公知外衣，和曾经的自己作别。

　　此后，韩寒的微博几乎全部是电影宣传和广告，从一个最悸动的人，变成了一个最安全的人。

　　形势的变化呼啸而至，不仅是韩寒，几乎每一个身处洪流中的逆子，在曾经被自己扔掉的红旗面前都可能变成一个能缝善锈的巧匠。

　　正应了毛主席1957年5月的评语：

　　知识分子从来是转变、察觉问题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

　　早在建国前夕，毛主席就对那些鼠目四顾的民国知识士人们有过刻画：

　　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还要“看一看”。他们想，国民党是不好的，共产党也不见得好，“看一看”再说。

　　其中，有些人口头上说“拥护”，骨子里是“看”。

　　正是这些人，他们对美国存着幻想。他们不愿意将当权的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和不当权的美国人民加以区别。他们容易被美国帝国主义分子的某些甜言蜜语所欺骗，似乎不经过严重的长期的斗争，这些帝国主义分子也会和人民的中国讲平等，讲互利。

　　他们的头脑中，还残留着许多反动的即反人民的思想。

　　仅仅“退圈”六年之前，韩寒还曾发表过一篇著名的吹捧台湾政治体制和民众脾性的杂文《太平洋的风》，轰动大陆文坛。

　　这篇在今天看来已是笑掉大牙的古墓派公知文风的作品，在当时却几乎被各类小萌新期刊和体制内文人奉为圭臬，是中国大陆人反思忏悔“国民劣根性”的两大无尚宝物之一——另一个宝物，是诞生于《太平洋的风》二十年前的《中日夏令营的较量》。

　　今天的韩寒已经不会再提，我想他甚至都渴望被遗忘。

　　在《太平洋的风》之前，29岁的他曾在做了香港的节目时大放厥词：

　　从小都听说“红领巾的颜色是烈士的鲜血染成的”，当时还以为好多“烈士”就在红领巾工厂里面天天“放血”……后来才知道，TMD只有卫生巾才是血染的。

　　随即，他在博客上连续发表《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三篇文章，即著名的“韩三篇”。

　　与之臭味相投的易中天，当时敏锐地闻着味赶来：

　　有了韩三篇，可以过年了。

　　彼时的韩寒则更狂妄：

　　我就要做个臭公知！

　　然而六年后的他又说：

　　当年都是发泄情绪……也没有什么干货……

　　只是，易中天直到今天似乎依旧“本色不改”。

　　从力挺韩寒，到吹捧茅于轼，再到亲自下场操刀教材，易中天的形象与身位自始至终是清晰明朗的。

　　2

　　近十年前，易中天公开发表文章《从来都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却永远出不了人权》。

　　一石惊起千层浪，引来自由派文人一致叫好。

　　该文中，易中天全然否定了中国共产党推翻“三座大山”的历史功绩，认为封建主义是秦始皇推翻的、帝国主义是孙中山推翻的、官僚资本主义则完全不存在。

　　岂止大误，简直大谬。

　　封建主义最根本的生产逻辑与统治基础是土地私有制和人身依附制，直到始皇嬴政离去两千年，依然未有改变——包括孙中山先生的辛亥革命。

　　如毛主席所言：

　　辛亥革命为什么没有成功，没有解决吃饭问题呢？是因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个清朝政府，而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

　　是共产党人领导农民阶级掀起的土地革命，才真正实现了以土地为核心的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结束了封建经济。

　　而帝国主义，易中天口中“孙中山推翻”的晚清王朝，有半点实力敢称自己为帝国主义国家吗？

　　晚清王朝一方面丧失了几乎全部海外藩地，另一方面连自己内陆的领土主权、军事主权、经济主权、文化主权也全部被真正的西方帝国主义侵蚀。

　　孙先生表面上推翻封建帝制，实际其内理本身就有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之副作用（列强需要中国“八块化”、需要诸军阀起势推翻大一统的清朝）。

　　至于易中天口中“压根不存在”的官僚资本主义，早在十九世纪60年代时，买办资本势力就开始与宫廷官僚势力明目张胆相结合，这个“传统”几乎一直延续下来（除了1949后的三十年）。

　　尽管在晚清的封建官僚眼中洋行买办仍被视为鄙贱的职业、买办人物不过是一些除“声色巨利”之外不知其它的“佻达游闲”，但事实上封建官僚和买办阶层这两个不同的社会群体已经在以洋务运动为中心，酝酿着的利益结合——即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出现与发展。

　　典型的就是1872年新式轮运业招商局的诞生。

　　通过招商局的创办，晚清的百姓们可以看到：洋务派官僚不仅依赖有势力的洋行买办，而且还要网罗一批买办化商人；不仅为了藉助买办商人精通新式轮运的业务能力，而且还要依赖买办商人的外域资本力量（大批外国轮运势力）。

　　五口开后，侵略势力猖獗，清封建统治者考虑到“夷商素所深信”的广东行商同顺行吴天恒及怡和行伍敦元两个大家族，委派他们到江苏等地“同夷人说话了事”，承充对外交涉职务。

　　事实上，很多买办人物也都藉机先后捞到沿海一些地方的官职，沦为洋人势力嵌入晚清政府的楔子。

　　如福建厦门的兴泉永道、浙江宁波的宁绍台道，当时“皆用广东籍贯之员”，伍崇曜在1863年病死以前主要在广东当差，本来就是充当公司帮办与洋人往来颇密的买办。

　　获取官职的买办官僚更加便于利用亦官亦商的身份在洋人侵略者和封建统治上层之间左右逢源，如吴健彰任职上海苏松太道期间，与之有资本关系的美商就饱受其惠。

　　而对于封建统治上层，这些买办人物的作用也并不限于在政治上“同夷人说话了事”，同时还是经济上的依靠对象。

　　1853-1854年间，吴健彰即曾以江海关洋税为担保向上海洋商借款127728两，作为镇压小刀会（民间反清组织）费用，这也是旧中国外债史上最早的一笔。

　　易中天先生，你敢说官僚资本主义不存在？

　　3

　　从动机而言，否认中国共产党带领工农阶级推翻三座大山，本质不过是要否定共产党人的革命史、中国地区的共产主义运动罢了。

　　进而，才可以达到易中天等此类文人阶层的真实诉求：拒绝承认新中国的建政合法性，拒绝接受党和人民对旧知识分子的人民化改造。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文人阶层在经过「去革命化」三十余年后，大抵是烂了，烂得透透的。

　　包括涌入了大批文人而形成自由化阵地的媒体群。

　　居庙堂之高的文人阶层、处江湖之远的媒体群魔、驭境外之炮的西方资本，这三股势力在上世纪80年代后逐渐合流，成为了在舆论场上重新压迫中国人民的“新·三座大山”。

　　毛主席早于1967年即一针见血：

　　容易出现修正主义的，第一个是中央里的人物，第二是新闻记者，第三就是文科大学的。都是在意识形态方面。

　　文人知识阶层是社会结构中比较特殊的一个子群体，在新中国之前，他们由晚清封建士人进化，于封建除根未尽的国民党体系中如鱼得水。

　　得益于民国时代的知识分配不均，文人群体垄断着较多知识、也垄断着由知识消化所造就的所谓“思想”，成为所谓“大师阶层”。

　　这一阶层历来在社会运行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乃至某些朝代权倾庙堂。

　　不过，文人弄权的结果一定是政治走向幼稚化、保守化、法西斯化。

　　无论是革命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中国历史上但凡较有作为的时代，无一不是求贤如渴与鄙视文人并存——有商鞅、张良、孔明、刘伯温，亦有许攸、祢衡和杨修。

　　社会想要前进则必然开动车轮，而车轮滚滚就必然产生震荡。

　　那么这种震荡，一定会在文人阶层中进行着严格残酷的遴选与改造。

　　其兴衰胜败的标准在于：文人们能否在实践中体现价值、能否对社会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而不是四体不勤、不事劳动、亦或是攀附旧权贵或外族势力。

　　一旦与时代、民众和实践相脱节，那些孤傲的文人必然成为时代进步的“牺牲品”。

　　也就是毛主席1957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的：

　　知识分子如果不把自己头脑里的不恰当的东西去掉，就不能担负起教育别人的任务。我们当然只能是一面教，一面学，一面当先生，一面当学生。要作好先生，首先要作好学生。

　　藉此探究，“花钱买太平”、“中美夫妻论”、“全球化”、“和平与发展”……会成为中国当代文人阶层的最爱倒也可以理解。

　　易中天《帝国的惆怅》美化西方侵华史

　　为了恭迎西方的文化侵略，易中天不惜在一个访谈节目中曾说：

　　实际上华夏文明只能说是3700多年。

　　这话近年来很耳熟……只不过，说这话的人往往总是“立场鲜明”：

　　恰如十年前——也是中国经济入世的十年后，易中天会急不可耐地呼吁中国“文化入世”。

　　这种既无骨气也无真知的复古作态，孕育温床自然还是80年代近似于“赵匡胤复活”的氛围。

　　比如如此之姿态：

　　对此，我也愿意给易中天先生的观点以点评：

　　杨六郎这个人要辩证看待，不能神化他。他活着的时候搞“以伐辽斗争为纲”，忽视发展大宋生产力，大宋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多大提高。

　　所以杨六郎这个人，功过三七开吧。他一开始确实是抗辽英雄，但是后期犯了糊涂。

　　总的来说，我们大宋到底是走伐辽主义还是投降主义，我是不懂，于是我讲了“不争论”，先发展经济。

　　为此我专门和大辽签了《澶渊之盟》，扩大对辽开放，秉持“宋辽夫妻论”。

　　毕竟我们大宋穷了几千年了，拿什么和大辽斗啊？不能去惹人家！

　　至于燕云十六州，可以搞一宋两制，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之后？那就更不用变了嘛！

　　还有，既然我们大宋和大辽都是夫妻了嘛，就没必要大动干戈了，以后岁币要增加，军队要忍耐！禁军河北军和京师军都不要了，留一个陕西军就行。从今往后，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了！

　　马知节、王德用、曹玮这样的武臣也不要用了，要重用王钦若和陈尧叟这样的改革派文臣！

　　…………………

　　是这么回事吧，精通地缘战略的易教授？

　　根据检索，“夫妻论”的始作俑者应是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也是他最早提出了所谓“中美国”的概念。

　　用他的话说：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婚姻就像我和我的老婆......中国负责存钱，美国负责消费”………

　　九年前的华盛顿，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的中美经济对话会议上，“中美夫妻”论调曾死灰复燃；一年之后的芝加哥，第二十五届中美商贸联委会会议，“夫妻论”之后，“主仆论”又横空出世……

　　就在那场中美商贸联委会举办的当天，西方集团联手对俄罗斯发动金融战，俄央行继当年12月11日加息一百个基点到10.5%之后，刚刚五天，面对西方发起的攻击和卢布的再次贬值，不得不一口气将利息提高到17%。

　　西方集团是在做给谁看呢？是示威，还是炫耀呢？

　　4

　　抱团集中+扬文抑武+近亲繁殖+圈子文化，体制内文人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大行其道，各地“作协”开始金碧辉煌，恰似宋朝文人当政。

　　这部分饱食皇粮的红袍文腐是向来鄙斥群众的，不论是周百义的“我是厅级干部，你是个什么东西”，还是以下半身文学“不负父望”的贾浅浅，包括倾心西洋政治而蔑视中国群众文化的易中天本人，居高临下的文殿仿佛是他们刀枪不入的象牙塔。

　　但其实恐怕很多人不知，这部分人在80年代发迹之前，恰恰是群众运动中最用力过猛的群体。

　　尤其易中天能够捧上一份俸禄，其源头就是拜四十年前的武汉大学校长所赐——当时的武大校长不是别人，正是与1967年“百万雄师”颇有渊源的刘道玉。

　　说到武汉，不妨多唠。

　　去年4月，方方的武汉大别墅闹剧浮出了一位大牛：陆定一家族。

　　陆定一曾在1966年匿名信事件中称妻子严慰冰有精神病，所以才会写一堆匿名信（而且还栽赃给王光美）想搞臭林家，林彪甚至后来不得不在政治局会议上证明叶群和他结婚时是处女，闹剧一大堆…

　　1982年5月26日，中央书记处批准恢复中国作协体制；同年，严慰冰加入作协。

　　一个精神病患者竟然能够进入作协，试问这是个什么协会，体制内大牛们的疗养院？

　　1966年时，陆定一的中宣部已被毛主席批评为“阎王殿”、“死人部”、“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是遏止文化大革命上升到政治高度的阻力。

　　陆定一的儿子陆德，曾任国家开发银行信息中心局局长和中国防卫科技学院副院长，并在《XX春秋》杂志发过文——2013年2月27日（十八大召开后不到半年），陆德在《炎黄春秋》哀叹：

　　我们这代red二代，只能执政这最后的十年了。

　　唐小禾是陆定一第一任妻子唐义贞的二哥唐一禾的儿子，任湖北省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壁画艺术委员会主任。

　　武汉，鄂城，鹅城，那里是某些人的“老巢”，是固若金汤的碉楼。

　　林老总在1967年8月9日曾有这样一句话：

　　全国各大军区过去有两个不放心，一个是北京，一个是武汉，拿他们没有办法……

　　在五代十国的军阀混战中，赵匡胤轻而易举的从孤儿寡母手中取得政权，对武将自有天生的猜防，因此才有了杯酒释兵权。

　　他曾对赵普感慨：

　　选择一百个文官派到全国各地去当地方大吏，哪怕他们全都变成贪官污吏，都赶不上一个武将可能带来的祸害。

　　在赵匡胤看来，文官贪污不是什么事情，武官的贤能却是大问题。

　　因而，军队经商、军工下马……

　　从银河号到台海危机、从南联盟被炸到南海撞机………蒙古和大金肆意凌辱大宋的同时，是文人阶层及其麾下的新闻团体在朝野、在民间的趾高气扬、平步青云。

　　夫妻论，夫妻论，你想当太太，但人家只想统治、羞辱你、凌驾你。

　　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亡。

　　只有在地球上消灭了帝国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真正消灭了阶级的时候，才会真正出现世界的永久和平。

　　毛主席的话，很难懂吗？

　　不要担心我的安全问题，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

　　上面这句，是1945年重庆谈判时毛主席的傲语，这番姿态，同样被志愿军带去了板门店的谈判桌前。

　　直到1972年尼克松风尘进京、主动伸出紧张得汗渍满满的双手，中华民族对海洋文明的重新招降达到顶峰。

　　1953年9月12日，毛主席在《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中威严地警告美国：

　　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近七十年后，2020年10月24日，这样的话终于被再次引用到《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

　　历史航舵的回正是不容易的，切莫再入“夫妻论”的桎梏中。

　　被敌人攻击和抹黑，这本就是一种荣耀；如若被亲吻，你就该想想你是不是堕入了温柔的陷阱。

　　昨天刚刚作古的戈尔巴乔夫，已生动诠释了这一点。

　　正如毛主席在《论持久战》和《关于〈到韶山〉、〈登庐山〉两首诗给臧克家、徐迟的信》中有云：

　　世界上只有猫和猫做朋友的事，没有猫和老鼠做朋友的事。（1938年5月）

　　全世界反动派从去年起，咒骂我们，狗血喷头。照我看，好得很。六亿五千万伟大人民的伟大事业，而不被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大骂而特骂，那就是不可理解的了。他们越骂得凶，我就越高兴！（1959年9月）

　　5

　　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进入了苏共最高核心圈层，并且当时他已经同美国总统里根建立了良好关系。

　　俄罗斯历史学家О.А.普拉托诺夫曾在《俄罗斯荆棘之冠：Freemasonry历史1731-1995年》一书中揭露了大量关于20世纪中后期大量苏共高管加入Freemasonry、并最终引导苏联解体的史实。

　　该书第25章中有文，自1945-1994年，原苏联体制内约有400名以上的党政高级官员加入Freemasonry或隶属Freemasonry的国际组织（如彼得伯格俱乐部、大欧洲委员会、国际俄罗斯俱乐部等），其中包括最高领导人如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叶利钦等均是Freemasonry会员。

　　这老几位，都是把苏联意识形态搅得一团乱麻的主儿。

　　尤其是雅科夫列夫，被指控在加拿大担任苏联大使期间即被策反。

　　1988年，也是戈尔巴乔夫亲自将坚持马列原则、原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调整为主管农业，取而代之的就当时的是中央书记雅科夫列夫。

　　从此，苏联的舆论阵地彻底失控、失守。

　　该书还披露，上世纪中叶一大批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苏联实习生（后被称为“二十大产儿”），其中包括未来的“改革”领导人雅科夫列夫、O.卡卢金等，其资金提供方并非苏联政府，而是CIA。

　　前苏联克格勃特工克留奇科夫在苏联解体后曾悲哀地指出：

　　1990年，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情报和反间谍机构，从几个不同的可靠渠道得到了关于雅科夫列夫的令人极为担忧的情报。根据西方特工部门的评价，雅科夫列夫持有利于西方的立场，可靠地抵御着苏联的‘保守’势力，在任何形势下都可以坚定地寄希望于他。

　　原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部部长亚·谢·卡普托也有披露：

　　在1988年就能明显地看出，在苏共中央内部，有很大一部分中央委员是反对戈尔巴乔夫‘改革’政策的。戈尔巴乔夫以年龄过高为借口，开列了150人的所谓反对派名单，在一次中央全会上把他们清除了出去。

　　雅科夫列夫那一时期对苏联主要报刊和新闻媒体的领导班子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公然排斥坚持原则、维护党和国家利益的共产党人，并把支持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亲信安排在各个重要领导岗位上，从而牢牢控制了思想舆论界的领导权。

　　在雅科夫列夫的干预和影响下，《真理报》、《莫斯科新闻》、《消息报》、《文学报》、《共青团真理报》等中央报刊主编遭撤换，十种主要大型文学杂志中有七种杂志的主编被更换，一大批主张西化的编辑记者被起用。

　　这些报刊很快成为自由派的宣传工具，成为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阵地。

　　一批过去被禁止的反社会主义的文学作品和电影，纷纷被解除了封印。

　　1987年，歪曲斯大林时期的党内斗争、暗示基洛夫遇刺是斯大林一手策划的雷巴科夫的小说《阿尔巴特大街的儿女们》公开面世，这在当时是标志性的事件。

　　俄罗斯作家联盟莫斯科市主席、欧亚作家协会主席弗·格·博亚里诺夫后来这样评价：

　　雷巴科夫也是一位共产党员，在推行‘公开性’后，他捕捉到时代已经开始发生了变化，即决定自己也要跟着变化一下。于是，他就把斯大林搬上了解剖台，在那个时期只要能写几笔的人都在涂抹斯大林。

　　雷巴科夫就推出了《阿尔巴特大街的儿女们》，作品引起了轰动，内容既有纪实的材料，更有艺术的虚构，还引进了爱情故事，但本质上是给斯大林脸上抹黑。

　　在那个时候，谁先冲上去，谁首先反对斯大林，谁就是英雄。

　　戈尔巴乔夫后来承认，这些作品的公开出版或放映是经他本人点头的。他还充满感慨地说：

　　真可惜，在大学时代竟然没能读到这一切！

　　大批文学作品的解禁，其时被称为继赫鲁晓夫的“解冻”之后的“第二次解冻”。

　　解禁文学作品和实行所谓“新闻自由”，只是戈尔巴乔夫“公开性”的开始。

　　随着“公开无限制”方针的推行，一股气势汹汹的否定苏共和苏联历史的虚无主义思潮，迅速蔓延至史学界、理论界、思想界，到1987年形成一场反思历史、重评历史的运动。

　　形形色色的境内外反共反社会主义分子，追随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论调，从批判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入手，进而攻击、诽谤列宁和十月革命，再进而否定整个苏联和苏联共产党。

　　这真是应了毛主席在那半个世纪之前的判断：

　　投降是时局最大的危险，反共是投降的准备步骤。

　　俄中友协主席、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曾这样分析：

　　在列宁斯大林时代，广大知识分子能与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与人民群众利益根本一致。斯大林去世后，自由化现象加剧，部分知识分子的权力逐渐扩张。但当时苏联的国内环境仍在压缩着知识分子自由化的空间，于是企图谋取自己特殊利益的那部分知识分子便把目光瞄向国外，通过内外勾结推动苏联解体，进而攫取俄罗斯更多的资源，从而成为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巅覆社会主义苏联的一个极为特殊的阶层。

　　雅科夫列夫还公开宣扬共产主义是乌托邦，污蔑十月革命是“少数暴徒发动的政变”，是“魔鬼之歌的序曲”。

　　他还重拾早就被粉碎的谣言，攻击十月革命是德国总参谋部一项秘密计划的实现，列宁是接受德皇资助从内部瓦解沙皇统治的德国秘密代理人等等等等。

　　包括“民主联盟”主要成员尤·阿法纳西耶夫也宣称：

　　整个苏联的历史是靠使用武力和暴力写成的。

　　至于戈尔巴乔夫，有关他加入Freemasonry的消息，早在1988年2月1日德国的一份发行量不大的杂志《光明普照》（“Больше света”）上就有过揭露。

　　类似消息也披露在纽约的报纸《新俄罗斯言论》（“Новое русское слово”，1989年12月4日期）上，该报甚至刊登了一幅照片，图中美国新任总统老布什和戈尔巴乔夫在马耳他岛上见面时，互相做出典型的Freemasonry密语手势——此前，戈尔巴乔夫1985年在日内瓦峰会上与里根见面就已做过的手势。

　　那本书还提到，自1989年开始，Freemasonry还发动了一场广泛的、在某种意义上是公开的宣传其思想和在俄罗斯招募新成员的运动，即所谓“外在化”运动。

　　在这一运动的框架内，Freemasonry在俄罗斯境内的大礼堂、报刊、广播和电视上频繁举办讲座、做报告。

　　随之而来的事实就是：

　　一，苏联国土上出现了第一个正式的Freemasonry机构：国际犹太Freemasonry分会“圣约信徒会”，又叫“圣约书神庙”。该分会是根据亨利·基辛格的请求建立，并得到戈尔巴乔夫本人的批准；

　　二、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叶利钦顺从了Freemasonry的旨意，任命三个犹太人副手：丘拜斯、涅姆佐夫、 基里延科。这仨犹太人又在私有化改革中将苏联国有资产贱卖给一帮犹太商人：霍多尔科夫斯基、古辛斯基、别列佐夫斯基、普罗沃罗夫、阿布拉莫维奇。

　　当然了，几乎不会有任何有良知的文人站出来替摇摇欲坠的国家和悲惨凄凄的百姓说句话。

　　在私有化的大潮里，文人屁股端坐的方向是一清二楚的。

　　毛主席说的好啊：

　　一部分知识分子身上遗留着资产阶级的血腥味，他们混在人民中间，用语言及其伪装欺骗着民众，却在笔杆子上为帝国主义的利益摇喊。

　　1990年，戈尔巴乔夫被授予了诺贝尔和平奖，这是Freemasonry给他的褒奖。

　　去年3月2日戈尔巴乔夫生日时，刚就任美国总统不久的拜登向他祝喜寿辰：

　　我代表美国人民祝贺您90岁生日快乐，这是您传奇人生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感谢您对自由的忠诚，以及您数十年前做出艰难决定的勇气，世界已变得更安全，这至今仍然是灵感的源泉。

　　跋

　　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在各个学术部门可以有许多派、许多家，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

　　或者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或者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

　　共产主义世界观就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它不是任何别的阶级的世界观。

　　——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