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扬延安精神 公心公道评价党史
1945年4月20日，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是中共做出的第一个历史问题决议。《决议》充分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延安精神，是延安精神结出的硕果。回顾这堪称《决议》的形成过程，当有十大咏叹。
咏叹一：公心第一，公心最大
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最为紧迫的就是实事求是评价党史，分清大是大非，总结经验教训。而能否实事求是地公道评价党史，这无疑有方法论的问题，但最为根本的是能否出以公心，这是能否公道评价历史的根本前提。
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的胸襟，最重要的衡量尺度，就是看他如何对待反对自己，甚至恶意“整”过自己的人。遵义会议之前，甚至六届六中全会之前，毛主席一直处于掌握真理的少数派地位，一直处于屡遭排斥的“反潮流”角色，一直处于被挨整的对象。但对于做《历史决议》，毛主席秉持对党史、对未来、对组织、对同志高度负责的态度，没有私心、不泄私愤、不夹带“私货”，更绝无借机清理异己，完全出以公心，去审视中共的历史，这是最为难能可贵之处。
毛主席说：《决议》是全党性质的，要对全党和全国人民负责任。党是政治团体，不是家族或职业团体，因政见相同而结合起来。政见不同就要有争论，争论时分清是非界限，但今后要少戴帽子为好。毛主席心胸大度，没有一个私敌，这在全世界，包括他的对手都一致公认。为此，能否做出一个能久经历史大潮冲洗的决议，公心第一，公心最大，公心唯上，公心千古！
咏叹二：路线斗争非“敌我斗争”
王明为推行“左”倾路线，在组织上大搞宗派主义，顺者昌、逆者亡。凡是对“左”倾冒险主义政策有怀疑、不积极拥护的人，或不坚决执行的人，更或斗胆敢于质疑的人，都被列为“敌我斗争”，都要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甚至被杀头，极大地扭曲了党内的政治生活。
做出第一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建党以来的党史全面做了审视，但主要对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到1935年遵义会议期间错误路线作出决议。这个决议在评价党内斗争的群体划分时，一个极大的进步，甚至是带“革命性”的变化，就是将党内的斗争，一律定为路线斗争，将发生党内斗争的不同群体，一律视为同志，并摒弃和不许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将党内斗争确定为路线斗争，且无论当事人给党造成多大的损失，都定性为非敌我斗争，这是中共党建历史上一个跨越式飞跃，这是中共党建走向成熟的突出标志，这也是中共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一个重大贡献！
咏叹三：不搞“历史虚无”
对于党的历次会议，尤其对六届四中全会到1935年的遵义会议，这4年间历次做出错误决议的党的会议，承不承认其会议的合法性，承不承认其会议文件的合法性，这一点非常重要。相比“左”倾机会主义随意捏造“莫须有”的罪名，肆意否认党的某次会议和会议文件的合法性，以扫清推行错误路线的障碍的惯用手段不同，毛泽东摒弃了“左”右倾机会主义动辄搞历史虚无，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看待党史。
为此，1941年5月，《解放日报》连续两天刊登中央秘书处的一则征求文献启事：本处急需一九三〇年九月、十月间中共三中全会决议案，及一九三一年中央苏区党代表大会决议案各一件……。当以解放社（中共中央在延安创立的出版机构）出版之任何书籍五本奉酬，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奖励，征集者之所以心情急切，是因为要编一部重要的书——《六大以来》。而编这本被称为“党书”的人，正是毛泽东。1942年和1943年，《六大以前》《两条路线》也相继出版。
承认党的历次会议的合法性，承认党的历次会议文件的合法性，同认定会议作出决定的文件是否错误，这是两回事。正是这种勇于直面党的历次会议和历史文件，《决议》才坚持了实事求是，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坚持了科学地总结经验教训。
咏叹四：破天荒让犯错者起草决议
史书，包括历来的历史决议，都是由胜利者书写，都是按胜利者的意志来书写！历来的失败者和被战胜者，都是绝对没有资格参与书写历史和决议，而只能被胜利者任意评说，为此，历来的史书和决议，也都难免被书写者“注水”问题。
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毛泽东则破天荒地让犯了“左”倾错误的主要人物来起草。起草小组的召集人是任弼时，他于1931年进入中央苏区，就因缺乏经验犯过“左”倾错误。起草成员有刘少奇、康生、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彭真、高岗、博古（秦邦宪）。就这8位主要起草成员，一多半是犯了“左”倾错误的当事人，也是《决议》重点要审视评价的对象。这些主要当事人，大多来自“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既有“三人团”的“团长”，又有苏区中央局的书记，还有临时中央书记。
任弼时对《决议》起草修改了3次，强调了毛泽东在斗争中对中国革命的军事建设、政权建设和党的建设等问题的实践和理论探索，概括了王明“左”倾路线及其形成的历史原因，以及他在思想、政治、军事和组织上的严重错误。中央又指定张闻天继续修改，张闻天把“历史决议”对历史问题做结论的起点，从六届四中全会提前到了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使这个《决议》不只是对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历史做决议，而是对大革命失败以后的十年内战时期的历史作决议。毛泽东在张闻天修改后的“抄清件”上参与修改了7次。
可以说，正是这些主要当事人，在制定和执行错误路线上，在否定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时，甚至采取了很多非组织的极不光彩的活动，他们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毛主席襟怀磊落，恰用这些“左”倾错误路线的主要制定者和执行者来起草《决议》，用当事人的觉悟和切身认识来起草《决议》，来保证《决议》内容的公道。这不是天下奇闻，这怎不让人咏叹！
咏叹五：坚决不搞“缺席审判”
“左”倾机会主义剥夺毛主席的军事指挥权，对毛主席随意进行党内处分，全都是在对毛主席进行“缺席审判”的情况下进行，还不允许上诉。如，1932年5月，苏区中央局批判在漳州前线指挥作战的毛主席“犯了极严重的一贯右倾主义错误”，并对毛主席的申述不予理睬，形成了“被缺席审判，一审终结，不许上诉”。这不仅让毛主席吃尽了苦头，几次都双泪长流，也让很多受“左”倾迫害的同志吃尽了苦头。
为避免这样的教训，确实达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毛主席对起草《决议》特别提出一条原则：不搞“缺席审判”。对于起草的决议，都送给涉及犯“左”倾错误的“当事人”征求意见，自然不乏争论，不乏“申辩”，不乏“辩护”。几次送给王明看，王明都“经过三番四复的研究”和争辩，充分表达了个人的意见，其意见也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博古说：“这个决议是在原则上很严格，而在态度上对我们犯错误的人是很温和的。我了解这是给我们留有余地。治病救人，必须我们病人自己有觉悟，有决心和信心。”。如此，做到了当事人自省，群体人查“漏洞”，全党同志警醒！
咏叹六：指出错误坚持“两个不说”
如何公道地指出错误、批判错误、反省错误，这是所做《决议》的最大难点。不深刻指出错误，就没有必要作出决议；肆意抹黑地夸大错误，不体现实事求是，也难以服众，更不利于全党团结，如何破解这个难题，毛主席提出了“两个不说”。
《决议》对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表述，一没说“左”倾路线造成白区损失百分之百；二没说“左”倾路线造成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毛主席说：这些不说，我看至多是缺点；说的过分，说的不对，却会造成错误。我们不说，可当时的人谁又不清楚呢？这个“左”倾路线，使得共产党和红军，连“家”都丢了，全体的“溃逃”转移，共产党人、红军、革命人民群众，甚至无辜的百姓，以百万计的丧生啊！
就这样，毛主席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作出了“两个不说”。对比那种不将其说得一无是处不解气，不将其彻底抹黑就不善罢甘休，不将其一棒子打死就不解恨，毛主席的公道就是天道，毛主席的公道才成了天理人心。
咏叹七：有没有历史局限？
无论确定路线斗争不是“敌我斗争”，无论对“左”倾错误的“两个不说”等，这都建立在一个基础之上，就是认不认可时代和历史的局限性。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坚持“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是坚持任何时代和历史的灵魂性人物，都不可能跳出历史条件的限制来做决策。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对于“左”倾路线的代表性人物，是仅仅追究个人的责任，还是将追究个人责任同探究时代和历史的局限性相结合，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同历史唯心主义的重要区别。
作为“左”倾路线最核心的两个“大佬”，王明和博古排斥正确路线，对造成“两个”近乎百分之百的损失，造成很多党员和指战员的冤屈，甚至还让很多人丢了性命，毫无疑问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广大党员和指战员对这两个“大佬”怀有不可饶恕的怒气，也完全可以理解。但毛主席指出：“历史上的错误是一个社会现象，因为，那时党在政治上不成熟，犯错误的同志是因为不自觉。他们“在反帝反封建、土地革命、反蒋战争等问题上的若干观点，同主张正确路线的同志们仍然是一致的。”这就使起草《决议》，跳出了完全是追究个人责任的大清算，也没对犯“左”倾错误的任何主要负责人做出处分决定，而是重在总结经验教训。
从1944年5月10开始起草《决议》，到1945年4月20日提交通过，差20天整整一年。这样长的一个时间，先是由任弼时起草，后经张闻天系统修改，毛主席亲自修改不下七次，送给中央书记们看，送给中委们看，送给高级干部们看，送给全国党代会代表们看，尤其，送给《决议》批判的当事人看，这是广泛发扬了民主。
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原则通过”《决议》，而“原则通过”，这是毛主席的定调。毛主席之所以提出六届七中全会只作为原则通过，就是还要继续查找《决议》的“漏洞”，根据提出的意见再反复推敲，再反复修改，让《决议》真正能经受历史的检验。这充分地表明了毛主席对历史决议的科学态度和公道之心，也充分地表明了毛主席无与伦比的治学严谨。《决议》到中共七届一中全会才正式通过，《决议》也成为七大的重要成果。“一个决议文件，经两届中央委员会讨论通过，中间还吸收全国党代会全体代表的意见，这在党的历史上，绝无仅有。”
咏叹九：能不能心悦诚服？
做这样一个《决议》，重要的目的就是在分清是非的基础上加强党的团结。为了做出的《决议》能团结全党向前看，将“左”倾犯下的错误很多责任都推给了李德，毛主席曾说：“李德是替罪羊”。而对于造成“两个百分百”的严重错误，造成无数红军将士血染华夏的“左”倾路线代表人物，特别是曾经在肃反扩大化中，无端下令错杀我党和红军大批杰出人物的，身居高位的“左”倾路线执行者，真正落实了“一个不抓，一个不杀”。在全党全军范围，没见谁被抓捕，没见谁受过审讯，没见谁受了处分，没见谁被开除党籍，没见谁被判刑，没见谁坐过大牢。
对于这个《决议》，“博古等在发言中真诚地表示拥护，并向那些曾经受过错误路线迫害的同志道歉。”任弼时坦率地说，看到毛主席对政策的掌握，和对整风中的思想领导，使我产生了佩服和信赖。王明则在请任弼时阅转毛主席和七中全会的声明书中，对历史决议和他对第三次“左”倾路线所犯严重错误的分析，表示“完全赞同和拥护”。
杀人易，诛心难，而让被纠错的人心悦诚服，更是难中之难，但这个《决议》完全做到了让人心悦诚服！毛主席在七大闭幕式上指出：“这次大会是团结的模范，是自我批评的模范，又是党内民主的模范。”而七大能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党的史册，“七大通过的”这一个《历史决议》居功至伟。
咏叹十：允不允许改正错误？
在党的历史上，王明路线搞宗派，对反对“左”倾路线和反对自己的人，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打倒一切”，“一棒子打死”。而毛主席领导制定这个“历史决议”的过程，在全党树立起“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这样一个团结的公式和一种团结的好传统。对于犯错误同志的态度，毛主席一直坚持的一个观点和态度，就是“要允许犯错误，也允许改正错误”，毛主席还曾指出：没有犯过错误的，往往更加危险！
允许改正错误，认识到犯了“左”倾路线错误的周恩来，仍是中共七届中委排名第三的核心人物；同样犯过“左”倾路线错误的任弼时则进入中共中央“五大书记”之一；“左”倾路线错误的头面人物博古被选为中共七届中央委员；“左”倾路线错误的核心人物王明，则在毛主席的亲自关注下进了中委；毛主席还亲自说服七大代表，将同样犯过“左”倾路线错误的王稼祥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显列第二。
结束语：擦不亮历史的镜子，分不清历史的是非，就无法用思想之光照亮未来，更很难有“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而“用决议样的形式总结历史经验，不仅是我们党的建设的一个创举，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决议》形成过程中形成的方法，已成为党的优良传统，并为未来写《决议》提供对照的一面镜子。
《决议》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和包容，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精神财富，更开阔了共产党人的胸襟。
《决议》公心公道、评价科学、治学严谨、认错改错，是实事求是的光辉典范。
《决议》是一篇纲领性文献，为中共的涅槃，为建立新中国，实现中华民族重生，产生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决议》通过至今快八十年，她经受了时间的检验，她被证明是真理的女儿。中共做出的这第一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必将圭臬千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