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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衷于谈毛主席的“错误”的梁衡今天当自省了之二: 毛主席在大跃进开始不久就布置调查研究、引导人们要实事求是

  前文说过,梁衡的一些文章,字里行间,时不时地拐着弯子批评毛主席。也有的文字,完全是借题发挥,想方设法扯上——他自己所谓的——毛主席的缺点。总的印象是:梁的这些文章的材料,大体取之于——毛主席逝世后——京城出现的“地摊文学”上,信口开河,捕风捉影,强牵硬拉;以己凡卑俗陋之心,度圣人伟洁之腹。

  大跃进,是梁借此题,写文章批评毛主席最多的一个问题,文章背离事实的情况,也最为严重。

  一、梁对毛主席大跃进的批评

  他说(以下原文,见《千秋人物》,来源:红歌会网):

  ——新中国成立之后,时势变化,毛不熟悉经济,出现了错误,却不能自省自察,仍在挟历史之威,大刀阔斧地蛮干……1958年1月杭州会议、南宁会议,3月成都会议,毛对周逢会必批……只有周恩来、陈云等少数领导人清醒,他们能与毛翻脸而力挽狂澜吗?当然不能……经过从1959年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最后那场“大跃进”的闹剧以毛错、周对收场。但并未见到毛有什么正式的自我批评。(摘自《梁衡红色经典散文选》,《周恩来为什么不翻脸》)

  ——当时毛正热心于“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些意见当然听不进去,便愤而批曰:“什么一叶知秋,是一叶知冬。”其时,党内也早有一部分同志看到了危机,并提出了对策,比较有名的就是邓*平的“白猫黑猫”论。这篇文章在1962年的北戴河会议上被毛点名批评。从此,逆耳忠言渐少,继而鸦雀无声。邓*平推说耳聋再不主动问政,陈云则经常称病住院。

  ——如1958年3月毛坚持“大跃进”,周恩来、陈云被迫作检讨的成都会议;4月再次确立了“大跃进”思路的武汉会议;1959年4月检讨“大跃进”的上海会议(就是在这次会上,他第一次提出骑马走两河);1959年7月“反右倾”的庐山会议、1961年纠正“左”的错误的第二次庐山会议等。总的来讲,这些会议上都是毛说了算,反面意见听得很少。

  ——1958年1月杭州会议、南宁会议,3月成都会议,毛对周逢会必批。这期间给毛煽风点火的主要有柯庆施等人。其时全国上下都在狂热兴奋之中,连一些严肃的科学家也在为毛的“跃进”奇迹找科学依据。毛正在兴头上,党的领导集团,甚至全国人民都在兴头上。只有周恩来、陈云等少数领导人清醒,他们能与毛翻脸而力挽狂澜吗?当然不能。周这时连话语权也没有了。在1月南宁会议上,毛说周是“促退派”,影响了各部委、省委的情绪,并举着柯庆施的一篇鼓吹“跃进”的文章质问周:“恩来,你是总理,你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吗?”这已不只是翻脸,是很不给面子,甚至有点逼宫之态了。但是周忍了,回京之后就主动提出辞职,毛又不许。他只好再忍。结果是1958年的全国胡来。

  等等……还有很多,恕不详细列出。

  梁以上这些批评材料,他所列举的会议,均是发动大跃进——反“反冒进”的会议,而他却对大跃进发动不久的一个多月后,毛主席即号召搞调查研究,(应当算是十分及时)对社会已出现的弄虚作假、冒进、浮夸提出警示、批评,后来,且贯彻于大跃进的全过程——的领导活动,视而不见。这就让他的“信口”评说,多见偏颇,甚至鄙俗。

  当时的实际状况是:反“反冒进”,发动大跃进,并不一帆风顺,毛主席确是“发动大跃进”的少数派。而大跃进开始不久,针对一些人走极端的情况,毛主席立即开始防冒进、浮夸,引导人们要实事求是……此时,他却又成了“少数派”。这一貌似“奇怪”的历史现象,其实是虽“奇”却不“怪”。回顾中国漫长的革命史,人们会发现,毛主席的一生革命、活动,几乎都是从当“少数派”开始,经过他苦口婆心的劝诫、辩驳和斗争,逐渐凝成多数而拧沙成绳,进而在斗争、战争和事业中取得一个个胜利的。建国前后,他即预告性地提醒:避免黄炎培提出的“……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周期率;要坚持“两个务必”;“不当李自成”……共产党要在一个接一个的革命中,冲消一些人的“歇足、享福”的惰性,把社会主义坚持下去(实际也还是“少数派”的观点。编者注)。大跃进的创意(此略),正是在当时反干部特殊化、瞎指挥和少数人的贪腐中形成的。大跃进中,成为反五风;大跃进与反五风并行。所谓五风,就是“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

  顾昔思今,严谨负责的研究者们本应从这一历史现象出发,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寻觅出社会革命的一般性,进而探讨人类真理性认识总是“从少数人民代表、精英开始,渐而真理掌握群众”、社会革命曲折性等规律,以及洞悉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以利再战,而不简单化地“一叶蔽目,不见泰山”、只以眼前的一时得失论是非;更不应在报复性——的“骂爹叫娘”中,否定一切,重走回头路。而让人遗憾的是,梁(也不是梁一个人)的批评文字,正好与人类的理性追求相反:批评毛主席的文章,充斥着“简单化”“以眼前得失论是非”,甚至张冠李戴、诿过于他人等令人丧气失格——的缺错。

  以下,我们简要摘取(我编写的旧文中的)相关材料,——毛主席大跃进中的调查研究,以及多次反冒进、浮夸的会议(本系列文章:之三),以证明梁的批评的“信口开河”。

  二、毛主席在大跃进开始不久就布置调查研究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简称北戴河会议)。这次会议,党发动、领导了“大跃进”。 毛主席根据自己丰富的历史经验,意识到这样一个全民运动,全员探索,定会有“差失”——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也必然会在有差失中前进的。其实,早在3月的成都会议上,——大跃进的前期舆论会,毛主席即批评了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的冒进计划,希望他实事求是,要鼓实劲,求实进。

  于是,跃进号响起后,不到两个月(请注意:不到到两个月),即1958年10月,毛主席即布置调查,他派吴冷西、田家英,去了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和修武人民公社,以便了解并有效的纠正一些人有可能出现的“右”、“左”倾错误,及时总结经验,以便使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前行在健康的实事求是的轨道上。随即,毛本人也开始了调查研究。

  出发前,毛主席作了如下的讲话——以下是吴冷西的回忆 (见吴冷西:《忆毛主席》):

  ……我们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问题在于: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现在并不是人人认识一致,甚至在高级干部中,也各说各的,其中有不少胡说,因此,公社化过程中的具体做法,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你们这次下去调查,要带两本书,一本是中国人民大学编辑的《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本是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出发前要把这两本小册子通读一遍,至少把人民大学编的那一本看一遍,要你的助手也这么办。

  毛主席郑重地告诉我们,他的意思不是要我们搞本本主义,按图索骥,对号入座,也不是要我们照本本宣传,而是想使我们对马恩列斯关于共产主义说过什么,有个大致的了解,下去调查,面对眼花缭乱的实际情况能够保持冷静的头脑。不能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心中有数,头脑清醒,做冷静的促进派。

  毛主席还交代:下去调查时,不要各级领导作陪,要找生产队长就找生产队长,不要公社书记,大队长参加;要找群众谈话时,就不要干部参加;要找县委书记也只请本人来谈,因为人多了谈话就有顾虑(同级干部如此,上级干部更加如此。编者注),找群众谈话时要有各个阶层的人物,尤其要注意中农的态度。还可以找下放干部谈话,他们可能顾虑较少。总之,要了解各种人的想法。助手中可以选一两个女同志,那样,同农村妇女谈话比较方便。他吩咐我们,下去不要张扬。

  根据毛主席的嘱咐,吴冷西和田家英一行10月10日夜乘火车离京南下,第二天抵新乡下车。他们同新乡地委商定,当天下乡,田家英一组留在新乡去七里营公社调查,吴冷西带一组去修武县,四天为期,然后调换:吴回七里营公社,田去修武县。

  吴冷西回忆中写道:

  我和记者们10月29日下午去修武县,我们先请县委一位副书记介绍全县办成一个大公社(13万人)的一般情况,然后分别同城关大队大队长、五源乡(大队)的支部书记、艾曲乡(大队)艾曲村的生产大队长谈了话。还召开了群众和下放干部座谈会,最后才请县委书记单独谈他们对一县一社的看法。在修武县调查的四天中,我们还利用晚饭和中午歇晌的时间,串家走户,同个别群众接触。

  从调查中了解到,这个一县一社是由原来245个合作社合并而成的。全县统一收支,生产资料全归公有,由公社(县)统一调拨,生活资料的日常消费由公社供给,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干部都说,他们实行的是全民所有制。男女老少都实行低水平的供给制,办了公共食堂,敞开肚皮吃饭。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接触的干部和群众生产情绪很高。当时,正巧碰上他们全县总动员大炼钢铁,男女老少爬高山,背矿石,不叫苦,不叫累,兴高采烈,十分感人。因为办了公共食堂,大部分妇女都上山了。但从中也了解到,由于大炼钢铁,地里庄稼没人收,只见低年级的小学生在拾谷穗。地里的棉花大部分没有摘下来,只有幼儿园的老师带着一些小孩摘一点点,据财贸干部对我们说,本该收籽棉900万斤,到10月底只收到159万斤。敞开肚皮吃公共食堂当然大家高兴,许多人都说,一生也没有像这两个月吃这样饱的饭,但好几位老人(有的原是贫农,有的原是中农)都在发愁,说:“这样吃法长不了”。

  另外,县里的一些干部,说了一县一社的优越性,也谈了今后三年规划,但提出了不少关于全民所有制的供给制疑问和顾虑。

  11月1日,吴冷西同田家英进行调查轮换,吴从修武县转到新乡,田则从新乡转到修武。

  吴又写道:

  那里是另一番天地。新乡县委给我们简要介绍时,着重说明他们为什么没有像修武那样搞一县一社,只搞了一个“县联社”的招牌,似乎他们以为我们是赞成一县一社的。新乡人口和耕地都比修武多,经济比修武富裕,粮棉都高产,每人平均分配也高于修武。

  第二天,我们去七里营公社,这是全国第一个挂起“人民公社”牌子的公社。

  调查了七里营公社以后,我们又去看公社所在地周围的两个大队(刘庄和陈庄)。其中刘庄大队(即史来贺同志当支部书记)给我印象特好,主要是那里干得实在,说得也实在。史来贺同志,既讲成绩也讲困难。他的大队有800多人,1900亩土地,总收入31万元,人均分配104元(1957年即为96元)。当时他正在发愁的是还有三分之二的棉花在地里没有人收。大部分劳力上山炼铁去了。

  在新乡,还调查了一个公社——兴宁人民公社。这是一个4000户、2万人口的社,实行军事化,全公社编成了15个营,50个连。尤其特别的是,实行房屋公有,搞集体住宿,社员男女老幼分开,按连、排编制集中居住。我们具体调查了东郭大队,这个大队共有224户,开始时有150户男女老幼分开住,现在仍有60户集中在8个地方,男女各住4处,实行礼拜六制度,回家度周末。据大队干部说,这是公社统一布置的,大多数人意见很大,只有少数夫妻不和或婆媳不和的愿意分居。(在这种做法受到质疑时,因为共产主义不是不要家庭),许多地方干部都这样说:有位中央负责同志当时就说过,共产主义社会也要革家庭的命,这位中央负责同志不是别人,就是刘少奇。

  刘少奇不但在河南主张这样做,而且还到江苏去推广。1958年9月19日-28日,他到江苏视察,在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五个条件时,同在河南讲的一样,他是这样说的:“……第四,改善社会劳动组织,例如,规模较小的农业合作社转变成规模较大的人民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农村劳动组织进一步的改进,大大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调配,大大有利于农村生产的发展。又例如,实行郑州提出的‘男女换班,老少换班’,即:女人能做的事不再由男人去做,老人能做的事不再由青年和壮年去做,以使男女老少能够各自担任自己力能胜任的工作。”刘少奇认为,“男女老少换班”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实行“家庭革命”的一个举措。 ( 本段编引自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同志视察江苏城乡》)

  三、通过较广泛的调查,毛主席确知某些人的浮夸和冒进

  在历史经过几十年的历史沉淀、“冷静”后,现在心态正常且善良的人们大都认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刚建立后的一段时期内,老一辈们在探索中前进,出现冒进,或反过来,出现某保守,都是可能的。但只要事后改正,今人就不应有过多的指摘;尤其是毛主席的防止人们在“歇足止步(所谓的休养生息)中而自然后退”的思想,更有着极大的合理性。但有一点必须搞清,历史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就应承认什么。因为,实事是求是的前提,只有把握实事,才能真正总结好经验、教训。

  现在,我们本着以上精神,来看看当年哪些人在搞浮夸风?又是怎样搞浮夸,并且不听毛主席的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实事求是、纠正偏向的劝告,兜售所谓的“共产主义”的。

  在吴冷西、田家英调查的同时,毛主席也开始他的亲自调查。通过较广泛调查,毛主席确知某些人的浮夸和冒进;并且,主持中央具体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亦有冒进、穷过渡这一类的提倡和试验(而改开后,邓却“谦虚”地说:大跃进,毛泽东头脑发热,我们就不发热,刘少奇和我也发热。哈哈!其中——毛必须负主要责任——的深意,十分明显)。

  1958年9月1日——28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大谈“如何建设美好的共产主义生活及培养人民共产主义精神”问题。如何建设美好的共产主义生活呢?他指示应该做好五件事:

  第一,要使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

  第二,彻底把妇女从繁琐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

  第三,大规模地进行技术改革,改革各种劳动工具,提高劳动效率;

  第四,改善社会的劳动组织,例如,规模较小的农业合作社转变成规模较大的人民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农村劳动组织要进一步的改进,这种改进,大大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调配,大大有利于农村生产的发展。实行“男女换班,老少换班”,即,女人能做的事不再由男人去做,老人能做的事不再由青年和壮年去做,以使男女老少能够各自担任自己力能胜任的工作。

  第五,发展多面手,一人多艺,提高劳动者的文化技术水平。

  刘少奇认为,做好这五件事,不仅可以解决劳动力紧张的困难,而且将会使整个社会的劳动制度、劳动组织发生根本的变化。

  这里,刘少奇讲的“建设美好的共产主义生活”的五个条件,实际上就是他在河南视察时“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不同的仅仅是变了一下说法:在河南,是作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五个条件。在江苏,他是把它作为“建立美好共产主义生活”的五个标志提出来的。他特别注重第四条,即“改善劳动组织……”,他把这一条看作是“共产主义家庭革命”。他所倡导的“家庭革命”,就是康有为《大同书》中破九界之说的“破家庭界”。无论是在徐水县搞“共产主义”试点,还是在河南、江苏视察,刘少奇都反复强调这一条。

  原来,当年一些人搞的“共产主义”,不是来自马克思列宁主义。当然,如前所说,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的摸索前进,开始总得试和闯,出点差错,是正常的,只要即时总结,不断纠错,本是好事,但如有错不纠,不实事求是,还固执己见,就是胡闹,这样下去,岂能不天下大乱!到后来,乱、祸出来了,却又不敢承认,甚至诿过于他人,那就错上加错了。

  刘少奇在河南的具体做法,基本同于前边(见本节:二)所写。(此略)

  毛主席通过一系调查,知道后批评说:这是胡来,哪有共产主义不要家庭的呢?这不是帮国民党蒋介石诬蔑共产党的忙吗?哪里这样做,我就支持哪里群众起来造反。

  不久,刘少奇到江苏视察,仍大谈他在徐水、河南实行“供给制”的做法。他在江苏常熟视察时说:“实行粮食供给制以后,将提高人民共产主义觉悟。”他问和平公社党委书记:“秋后,即将实行粮食供给制,群众拥护不拥护?”公社党委书记说:“大家一听说吃饭不要钱,都高兴得跳起了起来,有个老头说,过去吃辛受苦,总怕吃不饱肚子,这下子可好了。”苏州地委第一书记晗江在汇报中说:“群众都非常赞成实行粮食供给制,他们说,一个心思丢下了,一个心思又来了,丢下的是几千年愁吃愁穿的苦心思,又来的心思是怎样把生产搞得更好,不然就对不起共产党。”刘少奇听后说:“这两句话,两个心思,很值得我们深思。有人担心,实行粮食供给制,会不会增加懒人?苏州农民的这两句话,给我们作了最有力的回答。这说明他们不是变懒了,而是情绪更加高了,生产更加积极了。这就是人民共产主义觉悟提高的表现,是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更加提高的标志。” 《刘少奇同志视察江苏城乡》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

  刘少奇说:“农民吃饭不要钱,搞供给制,乡社干部势必跟着走,乡社干部一改,县干部、省干部,直到中央的也都要跟着改。地方上改了,军队也得改。”9月27日,他在南京党员干部会上说:“我经过河北、河南、江苏,都决定农民吃饭不要钱,实行粮食供给制。看来大家赞成这样的分配制度:粮食供给制加上工资奖励。”又说:“如果要说供给制,标兵在哪里?五亿多农民就是我们的标兵。各级干部、军队,都要向农民看齐,向他们排队。”

  刘少奇的关于实行“供给制”和实行全民所有制的主张;不仅在国内大力宣传实行,而且对国际友人也大讲特讲。1958年10月3日,他在同一个外国议会代表团谈话中也谈到吃饭不要钱。他说:“现在公社的性质基本上还是集体所有制,但有一部分全民所有制,这部分还要增加,两三年后,很多公社就会变为全民所有制”。

  由此,早在1958年11月21日,毛主席在武昌会议上批评“吃穷饭”搞“穷过渡”的做法,指出:“现在就是吃穷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要犯冒进主义错误。”听了毛主席的这番话,刘少奇立即插话说:“农村(人均)达到150元到200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一批(指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此时,彭真也插话说:“我们搞土改,又搞合作社,又建公社,只要每人到150元至200元就可以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比工人收入多时,就不好转了。把三化(机械化、电气化、园林化)的标准压低,早转比晚转好,三四年即过渡。”毛泽东说:“按照少奇、彭某的意见,是趁穷之势来过渡,趁穷过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难过渡……(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版187、189页)

  据1958年的统计,——显然是夸大了的统计,当时中国农民人均月收入是70元。这样的贫穷状况向共产主义过渡,显然是不科学的。问题发现了,毛主席明确提出“不要犯冒进主义错误”。然,有些人仍不思改正,还“言之成理”,岂不是天大的笑话。二十年后,有些明明知情的人,却又把这些缺失——根据毛主席的自我批评,一股恼儿地诿嫁到毛主席头上,这就不仅是笑话,而是谎言鬼话邪语,是一种严重的政治品德败坏。应当说,改革开放后的新一般的假伪骗诈横行,也都与历史上的这些,多多少少有点关系。今昔这种假伪骗诈横行,梁衡先生如能扪心自问、自省,是不是也能看到其中有内在逻辑联系?!自己是不是也有点小小的责任?!

  毛主席还尖锐地指出,一些人所说的向共产主义过渡,实际上是平均主义。其后,刘少奇、彭真把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又提高了一些,认为:人均收入150元一200元就可向共产主义过渡,等富起来了再过渡困难就大了?!毛主席则反复地指出: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必须有生产的极大发展,物质条件极大的丰富,还有一个人民觉悟的极大提高。“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穷过渡’,不是马列主义。

  尽管毛泽东苦口婆心地讲,一些在一线主持工作的人,就是不听,我行我素。致使毛主席不得不召开一系列会议,来解决这个问题(见本系列文章:之三)。

  这里需要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长期以来,宣传、理论界没有说清楚在历史运动中搞“穷过渡”的是谁?反对“穷过渡”的是谁?致许多不知底细的人,尤其是后来年轻人,听了这句话,都在猜,一直猜了多年。后来,有公知就直接暗示:这是毛泽东的错误。到了今天,人们才弄明白,搞“穷过渡”的是别人;反对“穷过渡”的却是毛主席。

  然而,历史大误会已经发生,流传广且深;并且,还用了这种大误会作依托——“理直气壮”地推动社会作颠覆性改革,也已进行得很久。这一点,此处免论。有一些人(主要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出生的人)至今还在说,毛主席搞的是“穷社会主义”。

  对于这种误会,在不断翻开历史真实一页的今天,真正撰写历史的人民,会作何感想?难道梁还不为批评的“信口开河”而自省吗?!另外,人们也应联想:个别人,用张冠李戴式的手法,否定毛主席的伟大构想,进而否定社会主义,能不犯错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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