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说过，梁衡的一些文章，字里行间，时不时地拐着弯子批评毛主席。也有的文字，完全是借题发挥，想方设法扯上——他自己所谓的——毛主席的缺点。总的印象是：梁的这些文章的材料，大体取之于——毛主席逝世后——京城出现的“地摊文学”上，信口开河，捕风捉影，强牵硬拉；以己凡卑俗陋之心，度圣人伟洁之腹。

　　大跃进，是梁借此题，写文章批评毛主席最多的一个问题，文章背离事实的情况，也最为严重。

　　一、梁对毛主席大跃进的批评

　　他说（以下原文，见《千秋人物》，来源：红歌会网）：

　　——新中国成立之后，时势变化，毛不熟悉经济，出现了错误，却不能自省自察，仍在挟历史之威，大刀阔斧地蛮干……1958年1月杭州会议、南宁会议，3月成都会议，毛对周逢会必批……只有周恩来、陈云等少数领导人清醒，他们能与毛翻脸而力挽狂澜吗？当然不能……经过从1959年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最后那场“大跃进”的闹剧以毛错、周对收场。但并未见到毛有什么正式的自我批评。（摘自《梁衡红色经典散文选》，《周恩来为什么不翻脸》）

　　——当时毛正热心于“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些意见当然听不进去，便愤而批曰：“什么一叶知秋，是一叶知冬。”其时，党内也早有一部分同志看到了危机，并提出了对策，比较有名的就是邓*平的“白猫黑猫”论。这篇文章在1962年的北戴河会议上被毛点名批评。从此，逆耳忠言渐少，继而鸦雀无声。邓*平推说耳聋再不主动问政，陈云则经常称病住院。

　　——如1958年3月毛坚持“大跃进”，周恩来、陈云被迫作检讨的成都会议；4月再次确立了“大跃进”思路的武汉会议；1959年4月检讨“大跃进”的上海会议（就是在这次会上，他第一次提出骑马走两河）；1959年7月“反右倾”的庐山会议、1961年纠正“左”的错误的第二次庐山会议等。总的来讲，这些会议上都是毛说了算，反面意见听得很少。

　　——1958年1月杭州会议、南宁会议，3月成都会议，毛对周逢会必批。这期间给毛煽风点火的主要有柯庆施等人。其时全国上下都在狂热兴奋之中，连一些严肃的科学家也在为毛的“跃进”奇迹找科学依据。毛正在兴头上，党的领导集团，甚至全国人民都在兴头上。只有周恩来、陈云等少数领导人清醒，他们能与毛翻脸而力挽狂澜吗？当然不能。周这时连话语权也没有了。在1月南宁会议上，毛说周是“促退派”，影响了各部委、省委的情绪，并举着柯庆施的一篇鼓吹“跃进”的文章质问周：“恩来，你是总理，你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吗？”这已不只是翻脸，是很不给面子，甚至有点逼宫之态了。但是周忍了，回京之后就主动提出辞职，毛又不许。他只好再忍。结果是1958年的全国胡来。

　　等等……还有很多，恕不详细列出。

　　梁以上这些批评材料，他所列举的会议，均是发动大跃进——反“反冒进”的会议，而他却对大跃进发动不久的一个多月后，毛主席即号召搞调查研究，（应当算是十分及时）对社会已出现的弄虚作假、冒进、浮夸提出警示、批评，后来，且贯彻于大跃进的全过程——的领导活动，视而不见。这就让他的“信口”评说，多见偏颇，甚至鄙俗。

　　当时的实际状况是：反“反冒进”，发动大跃进，并不一帆风顺，毛主席确是“发动大跃进”的少数派。而大跃进开始不久，针对一些人走极端的情况，毛主席立即开始防冒进、浮夸，引导人们要实事求是……此时，他却又成了“少数派”。这一貌似“奇怪”的历史现象，其实是虽“奇”却不“怪”。回顾中国漫长的革命史，人们会发现，毛主席的一生革命、活动，几乎都是从当“少数派”开始，经过他苦口婆心的劝诫、辩驳和斗争，逐渐凝成多数而拧沙成绳，进而在斗争、战争和事业中取得一个个胜利的。建国前后，他即预告性地提醒：避免黄炎培提出的“……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周期率；要坚持“两个务必”；“不当李自成”……共产党要在一个接一个的革命中，冲消一些人的“歇足、享福”的惰性，把社会主义坚持下去（实际也还是“少数派”的观点。编者注）。大跃进的创意（此略），正是在当时反干部特殊化、瞎指挥和少数人的贪腐中形成的。大跃进中，成为反五风；大跃进与反五风并行。所谓五风，就是“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

　　顾昔思今，严谨负责的研究者们本应从这一历史现象出发，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寻觅出社会革命的一般性，进而探讨人类真理性认识总是“从少数人民代表、精英开始，渐而真理掌握群众”、社会革命曲折性等规律，以及洞悉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以利再战，而不简单化地“一叶蔽目，不见泰山”、只以眼前的一时得失论是非；更不应在报复性——的“骂爹叫娘”中，否定一切，重走回头路。而让人遗憾的是，梁（也不是梁一个人）的批评文字，正好与人类的理性追求相反：批评毛主席的文章，充斥着“简单化”“以眼前得失论是非”，甚至张冠李戴、诿过于他人等令人丧气失格——的缺错。

　　以下，我们简要摘取（我编写的旧文中的）相关材料，——毛主席大跃进中的调查研究，以及多次反冒进、浮夸的会议（本系列文章：之三），以证明梁的批评的“信口开河”。

　　二、毛主席在大跃进开始不久就布置调查研究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简称北戴河会议)。这次会议，党发动、领导了“大跃进”。 毛主席根据自己丰富的历史经验，意识到这样一个全民运动，全员探索，定会有“差失”——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也必然会在有差失中前进的。其实，早在3月的成都会议上，——大跃进的前期舆论会，毛主席即批评了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的冒进计划，希望他实事求是，要鼓实劲，求实进。

　　于是，跃进号响起后，不到两个月（请注意：不到到两个月），即1958年10月，毛主席即布置调查，他派吴冷西、田家英，去了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和修武人民公社，以便了解并有效的纠正一些人有可能出现的“右”、“左”倾错误，及时总结经验，以便使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前行在健康的实事求是的轨道上。随即，毛本人也开始了调查研究。

　　出发前，毛主席作了如下的讲话——以下是吴冷西的回忆 (见吴冷西：《忆毛主席》)：

　　……我们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问题在于：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现在并不是人人认识一致，甚至在高级干部中，也各说各的，其中有不少胡说，因此，公社化过程中的具体做法，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你们这次下去调查，要带两本书，一本是中国人民大学编辑的《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本是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出发前要把这两本小册子通读一遍，至少把人民大学编的那一本看一遍，要你的助手也这么办。

　　毛主席郑重地告诉我们，他的意思不是要我们搞本本主义，按图索骥，对号入座，也不是要我们照本本宣传，而是想使我们对马恩列斯关于共产主义说过什么，有个大致的了解，下去调查，面对眼花缭乱的实际情况能够保持冷静的头脑。不能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心中有数，头脑清醒，做冷静的促进派。

　　毛主席还交代：下去调查时，不要各级领导作陪，要找生产队长就找生产队长，不要公社书记，大队长参加；要找群众谈话时，就不要干部参加；要找县委书记也只请本人来谈，因为人多了谈话就有顾虑(同级干部如此，上级干部更加如此。编者注)，找群众谈话时要有各个阶层的人物，尤其要注意中农的态度。还可以找下放干部谈话，他们可能顾虑较少。总之，要了解各种人的想法。助手中可以选一两个女同志，那样，同农村妇女谈话比较方便。他吩咐我们，下去不要张扬。

　　根据毛主席的嘱咐，吴冷西和田家英一行10月10日夜乘火车离京南下，第二天抵新乡下车。他们同新乡地委商定，当天下乡，田家英一组留在新乡去七里营公社调查，吴冷西带一组去修武县，四天为期，然后调换：吴回七里营公社，田去修武县。

　　吴冷西回忆中写道：

　　我和记者们10月29日下午去修武县，我们先请县委一位副书记介绍全县办成一个大公社(13万人)的一般情况，然后分别同城关大队大队长、五源乡(大队)的支部书记、艾曲乡(大队)艾曲村的生产大队长谈了话。还召开了群众和下放干部座谈会，最后才请县委书记单独谈他们对一县一社的看法。在修武县调查的四天中，我们还利用晚饭和中午歇晌的时间，串家走户，同个别群众接触。

　　从调查中了解到，这个一县一社是由原来245个合作社合并而成的。全县统一收支，生产资料全归公有，由公社(县)统一调拨，生活资料的日常消费由公社供给，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干部都说，他们实行的是全民所有制。男女老少都实行低水平的供给制，办了公共食堂，敞开肚皮吃饭。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接触的干部和群众生产情绪很高。当时，正巧碰上他们全县总动员大炼钢铁，男女老少爬高山，背矿石，不叫苦，不叫累，兴高采烈，十分感人。因为办了公共食堂，大部分妇女都上山了。但从中也了解到，由于大炼钢铁，地里庄稼没人收，只见低年级的小学生在拾谷穗。地里的棉花大部分没有摘下来，只有幼儿园的老师带着一些小孩摘一点点，据财贸干部对我们说，本该收籽棉900万斤，到10月底只收到159万斤。敞开肚皮吃公共食堂当然大家高兴，许多人都说，一生也没有像这两个月吃这样饱的饭，但好几位老人(有的原是贫农，有的原是中农)都在发愁，说：“这样吃法长不了”。

　　另外，县里的一些干部，说了一县一社的优越性，也谈了今后三年规划，但提出了不少关于全民所有制的供给制疑问和顾虑。

　　11月1日，吴冷西同田家英进行调查轮换，吴从修武县转到新乡，田则从新乡转到修武。

　　吴又写道：

　　那里是另一番天地。新乡县委给我们简要介绍时，着重说明他们为什么没有像修武那样搞一县一社，只搞了一个“县联社”的招牌，似乎他们以为我们是赞成一县一社的。新乡人口和耕地都比修武多，经济比修武富裕，粮棉都高产，每人平均分配也高于修武。

　　第二天，我们去七里营公社，这是全国第一个挂起“人民公社”牌子的公社。

　　调查了七里营公社以后，我们又去看公社所在地周围的两个大队(刘庄和陈庄)。其中刘庄大队(即史来贺同志当支部书记)给我印象特好，主要是那里干得实在，说得也实在。史来贺同志，既讲成绩也讲困难。他的大队有800多人，1900亩土地，总收入31万元，人均分配104元(1957年即为96元)。当时他正在发愁的是还有三分之二的棉花在地里没有人收。大部分劳力上山炼铁去了。

　　在新乡，还调查了一个公社——兴宁人民公社。这是一个4000户、2万人口的社，实行军事化，全公社编成了15个营，50个连。尤其特别的是，实行房屋公有，搞集体住宿，社员男女老幼分开，按连、排编制集中居住。我们具体调查了东郭大队，这个大队共有224户，开始时有150户男女老幼分开住，现在仍有60户集中在8个地方，男女各住4处，实行礼拜六制度，回家度周末。据大队干部说，这是公社统一布置的，大多数人意见很大，只有少数夫妻不和或婆媳不和的愿意分居。（在这种做法受到质疑时，因为共产主义不是不要家庭），许多地方干部都这样说：有位中央负责同志当时就说过，共产主义社会也要革家庭的命，这位中央负责同志不是别人，就是刘少奇。

　　刘少奇不但在河南主张这样做，而且还到江苏去推广。1958年9月19日-28日，他到江苏视察，在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五个条件时，同在河南讲的一样，他是这样说的：“……第四，改善社会劳动组织，例如，规模较小的农业合作社转变成规模较大的人民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农村劳动组织进一步的改进，大大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调配，大大有利于农村生产的发展。又例如，实行郑州提出的‘男女换班，老少换班’，即：女人能做的事不再由男人去做，老人能做的事不再由青年和壮年去做，以使男女老少能够各自担任自己力能胜任的工作。”刘少奇认为，“男女老少换班”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实行“家庭革命”的一个举措。 （ 本段编引自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同志视察江苏城乡》）

　　三、通过较广泛的调查，毛主席确知某些人的浮夸和冒进

　　在历史经过几十年的历史沉淀、“冷静”后，现在心态正常且善良的人们大都认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刚建立后的一段时期内，老一辈们在探索中前进，出现冒进，或反过来，出现某保守，都是可能的。但只要事后改正，今人就不应有过多的指摘；尤其是毛主席的防止人们在“歇足止步(所谓的休养生息)中而自然后退”的思想，更有着极大的合理性。但有一点必须搞清，历史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就应承认什么。因为，实事是求是的前提，只有把握实事，才能真正总结好经验、教训。

　　现在，我们本着以上精神，来看看当年哪些人在搞浮夸风？又是怎样搞浮夸，并且不听毛主席的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实事求是、纠正偏向的劝告，兜售所谓的“共产主义”的。

　　在吴冷西、田家英调查的同时，毛主席也开始他的亲自调查。通过较广泛调查，毛主席确知某些人的浮夸和冒进；并且，主持中央具体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亦有冒进、穷过渡这一类的提倡和试验（而改开后，邓却“谦虚”地说：大跃进，毛泽东头脑发热，我们就不发热，刘少奇和我也发热。哈哈！其中——毛必须负主要责任——的深意，十分明显）。

　　1958年9月1日——28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大谈“如何建设美好的共产主义生活及培养人民共产主义精神”问题。如何建设美好的共产主义生活呢?他指示应该做好五件事：

　　第一，要使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

　　第二，彻底把妇女从繁琐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

　　第三，大规模地进行技术改革，改革各种劳动工具，提高劳动效率；

　　第四，改善社会的劳动组织，例如，规模较小的农业合作社转变成规模较大的人民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农村劳动组织要进一步的改进，这种改进，大大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调配，大大有利于农村生产的发展。实行“男女换班，老少换班”，即，女人能做的事不再由男人去做，老人能做的事不再由青年和壮年去做，以使男女老少能够各自担任自己力能胜任的工作。

　　第五，发展多面手，一人多艺，提高劳动者的文化技术水平。

　　刘少奇认为，做好这五件事，不仅可以解决劳动力紧张的困难，而且将会使整个社会的劳动制度、劳动组织发生根本的变化。

　　这里，刘少奇讲的“建设美好的共产主义生活”的五个条件，实际上就是他在河南视察时“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不同的仅仅是变了一下说法：在河南，是作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五个条件。在江苏，他是把它作为“建立美好共产主义生活”的五个标志提出来的。他特别注重第四条，即“改善劳动组织……”，他把这一条看作是“共产主义家庭革命”。他所倡导的“家庭革命”，就是康有为《大同书》中破九界之说的“破家庭界”。无论是在徐水县搞“共产主义”试点，还是在河南、江苏视察，刘少奇都反复强调这一条。

　　原来，当年一些人搞的“共产主义”，不是来自马克思列宁主义。当然，如前所说，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的摸索前进，开始总得试和闯，出点差错，是正常的，只要即时总结，不断纠错，本是好事，但如有错不纠，不实事求是，还固执己见，就是胡闹，这样下去，岂能不天下大乱！到后来，乱、祸出来了，却又不敢承认，甚至诿过于他人，那就错上加错了。

　　刘少奇在河南的具体做法，基本同于前边（见本节:二）所写。（此略）

　　毛主席通过一系调查，知道后批评说：这是胡来，哪有共产主义不要家庭的呢？这不是帮国民党蒋介石诬蔑共产党的忙吗？哪里这样做，我就支持哪里群众起来造反。

　　不久，刘少奇到江苏视察，仍大谈他在徐水、河南实行“供给制”的做法。他在江苏常熟视察时说：“实行粮食供给制以后，将提高人民共产主义觉悟。”他问和平公社党委书记：“秋后，即将实行粮食供给制，群众拥护不拥护？”公社党委书记说：“大家一听说吃饭不要钱，都高兴得跳起了起来，有个老头说，过去吃辛受苦，总怕吃不饱肚子，这下子可好了。”苏州地委第一书记晗江在汇报中说：“群众都非常赞成实行粮食供给制，他们说，一个心思丢下了，一个心思又来了，丢下的是几千年愁吃愁穿的苦心思，又来的心思是怎样把生产搞得更好，不然就对不起共产党。”刘少奇听后说：“这两句话，两个心思，很值得我们深思。有人担心，实行粮食供给制，会不会增加懒人？苏州农民的这两句话，给我们作了最有力的回答。这说明他们不是变懒了，而是情绪更加高了，生产更加积极了。这就是人民共产主义觉悟提高的表现，是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更加提高的标志。” 《刘少奇同志视察江苏城乡》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

　　刘少奇说：“农民吃饭不要钱，搞供给制，乡社干部势必跟着走，乡社干部一改，县干部、省干部，直到中央的也都要跟着改。地方上改了，军队也得改。”9月27日，他在南京党员干部会上说：“我经过河北、河南、江苏，都决定农民吃饭不要钱，实行粮食供给制。看来大家赞成这样的分配制度：粮食供给制加上工资奖励。”又说：“如果要说供给制，标兵在哪里？五亿多农民就是我们的标兵。各级干部、军队，都要向农民看齐，向他们排队。”

　　刘少奇的关于实行“供给制”和实行全民所有制的主张；不仅在国内大力宣传实行，而且对国际友人也大讲特讲。1958年10月3日，他在同一个外国议会代表团谈话中也谈到吃饭不要钱。他说：“现在公社的性质基本上还是集体所有制，但有一部分全民所有制，这部分还要增加，两三年后，很多公社就会变为全民所有制”。

　　由此，早在1958年11月21日，毛主席在武昌会议上批评“吃穷饭”搞“穷过渡”的做法，指出：“现在就是吃穷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要犯冒进主义错误。”听了毛主席的这番话，刘少奇立即插话说：“农村(人均)达到150元到200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一批(指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此时，彭真也插话说：“我们搞土改，又搞合作社，又建公社，只要每人到150元至200元就可以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比工人收入多时，就不好转了。把三化(机械化、电气化、园林化)的标准压低，早转比晚转好，三四年即过渡。”毛泽东说：“按照少奇、彭某的意见，是趁穷之势来过渡，趁穷过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难过渡……(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版187、189页)

　　据1958年的统计，——显然是夸大了的统计，当时中国农民人均月收入是70元。这样的贫穷状况向共产主义过渡，显然是不科学的。问题发现了，毛主席明确提出“不要犯冒进主义错误”。然，有些人仍不思改正，还“言之成理”，岂不是天大的笑话。二十年后，有些明明知情的人，却又把这些缺失——根据毛主席的自我批评，一股恼儿地诿嫁到毛主席头上，这就不仅是笑话，而是谎言鬼话邪语，是一种严重的政治品德败坏。应当说，改革开放后的新一般的假伪骗诈横行，也都与历史上的这些，多多少少有点关系。今昔这种假伪骗诈横行，梁衡先生如能扪心自问、自省，是不是也能看到其中有内在逻辑联系？！自己是不是也有点小小的责任？！

　　毛主席还尖锐地指出，一些人所说的向共产主义过渡，实际上是平均主义。其后，刘少奇、彭真把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又提高了一些，认为：人均收入150元一200元就可向共产主义过渡，等富起来了再过渡困难就大了？！毛主席则反复地指出：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必须有生产的极大发展，物质条件极大的丰富，还有一个人民觉悟的极大提高。“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穷过渡’，不是马列主义。

　　尽管毛泽东苦口婆心地讲，一些在一线主持工作的人，就是不听，我行我素。致使毛主席不得不召开一系列会议，来解决这个问题(见本系列文章：之三)。

　　这里需要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长期以来，宣传、理论界没有说清楚在历史运动中搞“穷过渡”的是谁？反对“穷过渡”的是谁？致许多不知底细的人，尤其是后来年轻人，听了这句话，都在猜，一直猜了多年。后来，有公知就直接暗示：这是毛泽东的错误。到了今天，人们才弄明白，搞“穷过渡”的是别人；反对“穷过渡”的却是毛主席。

　　然而，历史大误会已经发生，流传广且深；并且，还用了这种大误会作依托——“理直气壮”地推动社会作颠覆性改革，也已进行得很久。这一点，此处免论。有一些人(主要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出生的人)至今还在说，毛主席搞的是“穷社会主义”。

　　对于这种误会，在不断翻开历史真实一页的今天，真正撰写历史的人民，会作何感想？难道梁还不为批评的“信口开河”而自省吗？！另外，人们也应联想：个别人，用张冠李戴式的手法，否定毛主席的伟大构想，进而否定社会主义，能不犯错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