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经验值得记取。

　　上世纪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由此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抗战路线。

　　中国共产党实行全面抗战路线，主张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给人民以充分的抗日民主权利，适当地改善工农大众的生活，充分动员、组织和武装民众抗战，使抗日战争成为真正的人民战争。国民党实行片面的抗战路线，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抗战，不愿意实行民主、改善民生，不敢发动和依靠人民大众。

　　国共两党采取不同的抗战路线表面看是各自的自主选择，其实是两党所代表的不同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的必然反映。

　　国民党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因而在抗战中只能依靠政府和军队，把人民群众视作管控和利用的对象。更由于国民党所代表的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本身与工人农民等劳动群众严重阶级对立，因而他们不仅害怕群众组织起来抗日，更是借机欺压群众、搜刮群众，大发国难财，以致出现“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怪现象。因而在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下，人民群众与国民党政府之间关系紧张，有些地方甚至势如水火，国民党反动派的危害甚至比日寇更甚，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苦不堪言。

　　而共产党代表占中国绝大多数工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因而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了群众，一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充分尊重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在抗日战争中与人民群众患难与共，把人民群众视为最大靠山和力量源泉，与人民是血肉关系、鱼水关系。正因为共产党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战争之伟力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因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群众组织成为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的铜墙铁壁。

　　两种截然相反的抗战路线，决定了对待人民群众的不同态度，也必然决定抗战取得的最终效果。

　　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轻视人民群众的力量，对内依靠政府和国队，对外寄希望于英美苏干涉，虽然在退无可退的时候决定实施“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的全国抗战，并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但始终实行的是政府操控、军队主体的片面抗战路线。《大公报》记者张高峰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民众的军队准打败仗，没有民众的战场只能放弃”。因而在正面战场，国民党虽则刚开始的时候取得某些成效，阻击了日军，但并不能持久，在日军持续猛烈的进攻下，国民党军队不断丢城失地，只得一面把抗战口号喊得震动响，一面前线部队却龟缩不动，“日军来了招架一下，日军退了袖手旁观”。

　　而共产党实行的是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路线，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强调“民力和军力相结合，将给日本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民族战争而不依靠人民大众，毫无疑义将不能取得胜利。”无论是在沦陷区还是游击区，共产党人都是播火者，都是动员抗战、组织抗战和坚持抗战的领导者。在敌后战场，共产党构建起主力军、地方军、民兵自卫队三结合的抗日武装力量体制，真正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美军驻延安军事观察组有个评论：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气氛和力量，一种和敌人交手的愿望，这在国民党的中国是难以见到的”。其所以成功，是因为动员了最广泛的民众参战，而“这种全体动员的依据和可能性，是建筑在一种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的革命运动之上的”。

　　是打一场国家和民族的战争，还是打一场政府和军队的战争，是共产党领导的全面抗战与国民党领导的片面抗战的本质区别，仅仅从此意义上，就决定了共产党是当之无愧的中流砥柱，而国民党的失败其实早已在实行片面抗战之时已经注定，以后的解放战争不过是顺理成章。

　　当年国民党片面抗战失败的教训殷鉴不远，然而今天的某些人却仍然看不清这样的事实，他们似乎认为国民党也可以象共产党那样学习全面抗战路线，那么国民党就不会导致最终的失败了。他们不知道的是，非国民党不想学也，而是国民党不能学也，两种不同的抗战路线本身就是各自阶级属性的集中体现，有什么样阶级属性的政党就会决定着采取什么样的抗战路线，这种阳谋，当年的国民党学不来，今天想学当年共产党的人也学不来。

　　新冠病毒疫情已历三年，围绕清零和放开的争论一直在进行。而在清零和放开的背后，实质也有一个全面抗疫与片面防疫的路线之争。三年的抗疫证明，清零固然是最佳选择，且亦在疫情初期取得较好效果，但与清零政策相配套的必然是全面抗疫的人民防疫路线，但实行这样的路线需要相对较高的前提条件，必然要彻底地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象当年共产党那样把人民群众组织成为防疫的铜墙铁壁。但事实上我们并没有看到这样的情况出现，反倒是愈演愈烈的官僚主义下的层层加码、一刀切等简单粗暴防疫政策和官商勾结的大发国难财，导致群众雪上加霜，从而对清零封控政策怀疑、否定乃至对抗。可见在当前片面防疫路线占主导的前提下，清零政策必然难以为继。如若明知不可为而强行坚持，必然也会象当年国民党片面抗战那样搞得天怒人怨、民不聊生，得不偿失，最后还是失败。在此形势所逼下，理性的选择当然是退而求其次，既然清零客观条件不具备就只能采取积极的放开政策。

　　那么就应在现有条件下做好充分准备和应对，包括向西方学习其放开经验为我所用，采取科学的方式，最大限度减少放开造成的人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然而，事情的发展又通常会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那就是出现最坏的情况，从极端严厉的封控突然变为消极无为的放开，一种真正的“躺平”，那么人民群众很可能从一重灾难中刚解脱出来又坠入另一重灾难之中。

　　现在，网络上围绕清零与放开的争论似乎变成了表达政治正确的左右翼之间的撕裂和对抗，看似甚嚣尘上，实则他们恰恰忘记了最本质的东西，那就最大多数劳动人民利益和立场。对于一贯标榜“高大上”的民左人士来讲，他们所描绘的清零故然美好，但多少有“何不食肉糜”的嫌疑，再说，连政府都放开了，说明片面抗疫下的清零路线再也走不下去了，此时还要喋喋不休，就是不识时务，从帮忙帮闲到扯蛋了。这就如同刻舟求剑地要求当年国民党实行全面抗战路线，岂非荒唐！对自由派来说，现在放开了，终于实现了与国际接轨，正是得其所愿，然而资本主义看似平等的不平等制度，却是以牺牲穷人为代价，看不到疫情最终的受难者会落到穷苦人身上，就不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我们不难看到，无论实行放开的西方还坚持了3年清零的中国，在来势汹汹的疫情面前，身处不同阶级阶层和政治经济地位的人所遭遇到的境况是完全不同的。疫情的灾难无疑持续和放大社会上贫富者之间的差距，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令社会愈来愈陷入两极分化的状态。这就证明，我们目前的社会仍然是一个权力和资本主导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命运正是其在社会结构中的必然体现，劳动人民要获得真正的自由幸福，既不能靠资本的施舍，更不能靠权力的庇护，唯有靠自身的斗争，让自己成为社会的主人。

　　正如当年全面抗战与片面抗战之争是鉴别共产党与国民党的试金石，今天我们是实行全面抗疫还是片面防疫政策，也是判断真假社会主义的试金石。而偏偏有人将集体主义的全面抗疫和整体主义的片面防疫相混淆，大谈什么人民性、社会主义优越性，那就是别有用心地抹杀社会主义与修正主义界线，欺骗人民，实践证明那样做只能是自欺欺人，不仅自由派会嘲笑他们的臆想空谈、不切实际，即便是他们的主子也会觉得奴才做到这份上也太讨嫌烦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