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影《满江红》，笔者在知乎上看到一段生动形象的类比：
一批十九军的战士混到汪精卫的警卫队中，在汪精卫赴日投降前，既不刺杀汉奸，也不偷取卖国文件公示于众，靠着自己全部死完感化了汪精卫的警卫队长，让他挟持着汪精卫在大庭广众唱了一遍《义勇军进行曲》，然后这个汪精卫还是个假的。
虽然电影《满江红》在舆论场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但影片结尾让“假秦桧”带头吟诵岳飞那首荡气回肠的《满江红》，却让戏里的宋军将士、以及戏外的观众都亢奋起来了。这大概是影片夺得春节档票房榜首的原因之一——笔者看到许多地方的官微也在把这部影片当作一部爱国主义影片在宣传。
虽然笔者也很厌恶这部影片，但要说老谋子是要刻意“为秦桧翻案”，笔者也是不信的。他根本犯不着要自绝“钱”途、这么去“作”，就像他前不久还在拼命辟谣移民传言一样。
不过，影片客观上却的确呈现出来了许多人所指责的“翻案”效果，究其根本，老谋子这代文化人成名于一个非毛化、躲避崇高的“河殇”时代，骨子里面就是一副“小人”做派，没有丝毫的正气可言，对待伟人、对待历史上的人民英雄，也总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老谋子跟着莫言这种人一起去搞搞《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这类“土味”视频，装出一副“雕刻人性阴暗面”的“人文关怀”，去解构革命史、解构中华民族史，满足西方丑化红色中国的邪恶趣味以及买办自我矮化以引资的邪恶目的，拿奖镀金还可以；让他去拍宏大历史题材、拍历史上的英雄人物，真的勉为其难的，强装仪式感的结果，也只能是把历史史诗演成现实闹剧。不过，影片本身的定位是所谓“喜剧”，也的确不敢把这个当“正剧”拍。
所以，笔者更多的是把《满江红》所呈现出来的客观效果，看作是老谋子这类人“文化自觉”的结果。这样的“文化自觉”，以及其所承载的文化现象，反而是令人玩味的。
电影《满江红》让假秦桧领诵岳飞词作《满江红》的桥段，让笔者想起了姜文导演的电影《让子弹飞》里，张麻子杀了假黄四郎的桥段。但是，两个“替身”却起到了截然相反的作用：
张麻子杀了假黄四郎，让鹅城的百姓有了足够的胆量冲进了碉楼，干掉了真黄四郎（尽管影片的结尾他又复活了，但这样的复活是社会斗争复杂性与反复性的历史体现），杀掉假黄四郎最终成了“鹅城革命”发生的导火索。尽管这一段演绎，带着强烈的精英主义色彩，群众真的成了一群“跟着走的鹅”，但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杀掉假黄四郎实际上戳破了真黄四郎的假面，向鹅城百姓揭示了反动统治者不过是“纸老虎”的真相。
而让假秦桧领诵岳飞的《满江红》，起到的是什么样的效果呢？
电影满江红官方微博自称：
这样的解释是非常牵强的。
“一首词可以杀死千万个秦桧”，这样的表述很像是后世开了上帝视角去回顾历史，然而却完全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私有制社会，汉奸与投降派是层出不穷的，秦桧之后的历史上从来不乏李鸿章、汪精卫之流；直到近现代，为秦桧翻案的声浪依然一浪高过一浪，如有现代四大史家之称的吕思勉在其1923年出版的《白话本国史》中，不仅对秦桧有大量正面评价，还对岳飞仅以军阀视之，认为他“只郾城打一个胜战，……郾城以外的战绩，就全是莫须有。最可笑的，宗弼渡江的时候，岳飞始终躲在江苏，眼看着高宗受金人追逐”；胡适1924年所撰《南宋初年的军费》，在结论部分称“宋高宗与秦桧主张和议，确有不得已的苦衷”，“秦桧有大功而世人唾骂他至于今日，真冤枉也”……这样的翻案潮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消停了一段，至80年代后又风起云涌，前两年某厅官更是出了《秦桧大传》这样的翻案集大成者。一首词，既阻止不了诋毁岳飞、歌颂秦桧的逆流，更阻止不了秦桧一类人的层出不穷。
而即便电影里的一幕真的发生了，放到当时的历史场景中，即便岳飞与秦桧之争是抗战派与投降派的路线之争，即便投降派真正的大boss是皇帝老儿赵构、秦桧不过是执行者，但是，秦桧毕竟是投降派的二号实权人物，杀掉这样一个实权人物对于投降派，无论是实际力量还是士气，都是客观实在的巨大打击。
毛主席对于国民党俘虏、战犯以及末代皇帝溥仪的改造，是基于无产阶级已经取得绝对优势的前提；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抗战派对秦桧能杀而不杀，没有丝毫的逻辑性可言。
相反，让秦桧的替身吟诵《满江红》，却是在给秦桧贴金，让秦桧在宋军面前树立了威信，客观上起到了麻痹南宋军民的效果。
秦桧之流什么时候会把“投降派”、“金国走狗”写在自己的脸上呢？人家的逻辑从来都是自己忍辱负重换来南宋朝廷和民众的和平，人家也自称是爱国的、只是反对“喊打喊杀”的爱国；秦桧给岳飞暗杀的罪名也是“谋逆”，而绝不会承认是自己杀岳飞是因为岳飞抗战。
历史上真实的秦桧至死也没有为残害岳飞的事忏悔过，更没有在南宋军民面前表达过这样的“醒悟”，这样的秦桧其实坏得还不够彻底。相比而言，那些真正的坏人，反而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他们完全可以把岳飞打扮成“无害的神像”，用岳飞在南宋军民心目中的正面形象来给自己树立威信。
电影《满江红》反而一不小心把这样的假设演绎出来了，只不过演绎不是为了批判（电影结尾对秦桧能杀而不杀，与其说是所谓博爱与人性光辉，不如说在与秦桧作历史和解），而是为了将这样的现象“合理化”——后来的历史，岳飞也的确是被历代统治阶级打扮成了“无害的神像”，将其单纯地塑造成忠君爱国却惨遭奸佞陷害的悲剧英雄。
南宋末年，朝廷为了安抚民心，就已经为岳飞昭雪，给秦桧“定罪”。隆兴元年孝宗赵眘即位，下诏昭雪岳飞，将岳飞遗骨移葬于杭州西湖栖霞岭下；宁宗赵扩追封岳飞为鄂王，并修建了岳王庙；追夺秦桧王爵，改谥谬丑。然而，嘉定元年，史弥远掌权，南宋又开始积极奉行降金乞和政策，于是就恢复了秦桧的申王爵位及忠献谥号。
然而，定性秦桧究竟是忠还是奸，完全取决于南宋朝廷的外交政策导向是主战还是主和；至于秦桧结党营私、贪污腐败那点儿事，对于被压迫的劳动人民来讲，比谋害岳飞是更加令人切齿痛恨的，然而，对于南宋的统治阶级来讲根本就不是个事儿。
毛主席读过《宋史·秦桧传》之后，评价秦桧这个千夫所指、遗臭万年的奸臣和刽子手时指出：“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幕后是宋高宗。秦桧不过执行皇帝的旨意。高宗不想打，要先‘安内’，不能不投降金人。”“是赵构自己承认：‘讲和之策，断自朕意，秦桧但能赞朕而已。’后来的史家是为‘圣君讳耳’。”
毛主席的这段话并没有推翻秦桧结党营私、腐败卖国的历史，而是更进一步地指出了秦桧卖国的真正罪魁祸首还是赵构，这就道出了问题的本质和真相。宋史把全部责任推给秦桧，“只反秦桧，不反赵构”，也不过是给赵构和整个地主阶级洗白。
金人南下，掳走二帝，皇家的财物被掠夺，后宫的妃子甚至公主都惨遭士兵蹂躏，这还是二帝这样有“谈判能力”的上层统治者，底层老百姓在野蛮的侵略者面前所遭遇的苦难就更不用多说了。宋朝的农民阶级既要遭受更加残酷的阶级压迫，还要遭受野蛮的民族压迫；至于地主阶级的总头子赵构完全可以做一个“牧羊人”，替金人压迫汉人，对百姓敲骨吸髓，一部分用于上供、一部分用于继续享受荣华富贵、“偏安一隅”。
汉奸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之后，反抗最激烈的恰恰是那些农民起义军，北方的地主阶级早就“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继续做他们的大地主；
康熙采取的是民族怀柔政策，但清朝的民族压迫依然存在，在清朝初年表现尤为明显，除了众所周知的剃发易服篡史这样的精神压迫，还有八旗子弟在全国大肆圈地的经济压迫……
这种外族入侵导致底层民众遭受民族和阶级双重压迫的现象，到了近代鸦片战争以后表现得尤为明显，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才彻底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劳动人民才翻身得解放，结束了百年血泪史。
正是因为历史近在眼前，民众有了切身感受，才对李鸿章、汪精卫这样的汉奸卖国贼倍感痛恨，蒋介石虽与汪精卫不是一类人，却也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反动阶级的代表。
蒋介石对日媾和、对英美摇尾乞怜，汪精卫直接对日投降，进步人士很清晰地看到了他们背后的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李鸿章的卖国，背后则站的是慈禧老佛爷，“宰相合肥天下瘦”，李鸿章的腐败更是惊人。
说到底，“汉奸卖国贼”其实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价值取向问题，他们代表的是一个阶级的选择——反动统治阶级在面临外来强权入侵时的必然反映。
正是因为这样，岳飞某种程度上已经背叛了他所处的阶级。
按阶级划分，岳飞的确属于地主阶级，前些年，某些媒体甚至炒作“岳飞家产3500万文、被抄家时则有现钱约4万贯”的无耻谣言。
事实上，岳飞从一个普通农民，靠军功骤然升迁后，其故乡汤阴县的岳氏乡亲不忍女真贵族的残酷奴役，纷纷难逃、投奔岳飞。为了安置乡亲，岳飞在江州庐山之南，先后购置田七宋顷八十八宋亩，地（南宋的“地” 往往是指瘠薄而出产甚少的旱地）十一宋顷九十六宋亩，水磨五所。
岳飞的近十二宋顷地中，只有九十一宋亩是熟地，其余都是荒地，且这样收入主要受益者是他的乡亲。岳飞身居高位多年，俸禄高、战功显赫、赏赐丰厚，按照岳飞当时的俸禄，他完全可以购置远远超过上述数字的田地，但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与将士们一起，始终过着简朴的生活。史料记载，出兵在外，岳飞都是身着戎衣，在家时却穿普普通通的麻布，不着绸缎，而且要求家人也是如此；岳飞平常吃的食物也很粗陋，大多只是粗粮咸菜，加一盘煎猪肉和几样面食，基本上没有两样荤菜。
相比而言，韩世忠、刘光世、张俊和吴玠四大将都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秦桧为代表的官僚士大夫集团贪腐、奢靡之风就更甚了。这样的现象令岳飞深感痛切，提出“文官不要钱，武官不怕死，天下太平矣”的著名口号。
而岳家军之所以骁勇善战，打得金兵节节败退，一方面是岳飞自身的军事才能和管理才能，更重要的一方面则是岳家军在当时某种程度上已经做到了官兵平等、将帅同心，每次作战之前，岳飞都要召集众人群策群力，不一意孤行；而岳家军所到之处，之所以有良好的群众基础，不仅是因为岳家军军纪严明、对百姓秋毫无犯，甚至还帮助百姓修葺战乱毁掉的房子。
岳飞的这种阶级“背叛”，根本原因来自于他对沦陷区百姓、特别是自己的乡亲所遭遇的苦难的巨大同情。
即便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毛主席，对岳飞以及岳家军的这些做法也是颇为推崇的。
1950年，毛主席在苏联讲解放军战士“不畏艰险、视死如归，并将这八个字写在纸上。苏方翻译对最后一个字“归”颇为费解，请求毛主席解释。毛主席说，“这是12世纪古代中国的一个著名统帅使用过的一种说法，岳飞以抗击女真人入侵的军事远征而出名。……中国字‘归’，在这里不是通常的‘回来’、‘再来’的意思。在中国历史上，‘归’的原始含义是‘回到原本状态’。因此，这个成语应该理解为：‘藐视一切困难和痛苦，像看待自己回到原本状态一样看待死亡’。”斯大林听后，沉吟了一下说：“这位将领，真是有勇有谋啊。”
1952年11月，毛主席路过汤阴，察看了“岳忠武王故里”碑，在接见汤阴县党政领导时说道：“岳飞是个大好人！”“群众既很关心岳庙，就要保护。”
但必须注意的是，岳飞的“阶级背叛”也是有限的——站在今天的无产阶级的立场，作为一个900年前的历史人物，岳飞当然有其历史局限性。
1954年清明节，正在杭州主持宪法修撰的毛主席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请替我给岳王坟献个花圈”！毛主席还特别解释了原因，除了夸赞岳飞的爱国英雄事迹，毛主席也提到了岳飞受朝廷差遣zhen压湖南农民起义的行为，指出“他那愚昧的忠君思想，我们应该摒弃”，“但就其短暂的一生而言，他为国家和民族立的功劳还是远远大于过错的”。
而岳飞冤死的历史悲剧，其真正根源恰恰是“只反秦桧，不反赵构”，是岳飞自身“愚昧的忠君思想”；岳飞的功绩反而是因为其对故土以及故土乡亲的深切的热爱。
让假秦桧吟诵《满江红》的闹剧，不仅是这种愚昧思想的延续，而且还要拿岳武穆的一世英名去装扮、粉饰这朵最毒的罂粟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