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日周：不求百篇传天下，但愿几句入人心

文/愚鲁

　　吕日周对中国官场研究得很深很透，对官场现实，他不仅敢于口诛笔伐，时时痛斥官场弊端，而且能提出他的改革良策。他勤于思考和笔耕，著有《长治长治——一个市委书记的自述》、《吕日周自选集》、《在清华北大的演讲》等31部作品，约七百万字，著述颇丰。

　　吕日周的文章不同于许多人写的八股文。他的文章文字朴实而生动，朴实中蕴藏着深刻的道理;他敢于触及官场敏感现实，有理论，有分析，剖析官场入木三分。在他的许多讲话和文章中，都有一些振聋发聩的句子或段落。在《激浪喷雪》一书的封面印了一行字：“不求百篇传天下，但愿几句入人心”。

　　兔年春节期间，笔者拜读了吕日周先生的《激浪喷雪》一书。这本书是2003年1月至2008年1月，吕日周在省政协担任副主席期间的一些讲话、文章的汇集，可以说是吕日周在政协工作五年的一个缩影。吕日周的另类“官场讲话”和“官场文章”中多有“入人心”的句子。今挑拣一些，或许会给读者一些启迪。

　　吕日周谈政协工作

　　吕日周认为，“政协的体制有问题，人们对政协的认识有差距。在体制不到位的情况下，在体制转换的改革年代，在政协工作的人应当抱着什么态度呢?是无所事事随大流，还是认真工作研究解决体制弊端的办法呢?”

　　吕日周在《自序》中写道：“我初到政协工作就听人们说，政协不做事没意思，多少做点事意思意思，做多了事别人会问你什么意思。还有人说，党委是说了算，政府是算了说，人大是说算了，政协是算说了。还有人写对联：无职无权无烦恼，有说有笑有吃喝......我第一次带人视察了四五个市写上去的调查报告，转来转去转到我的办公桌上。人们哭笑不得地编出几句话：‘政协委员跑来跑去，调查报告改来改去，领导批示转来转去，最后哪里来的又回哪里去!’通过对这种无可奈何的言论的研究，我得出的结论是，政协工作存在着因怕越位而没到位、因怕添乱而没帮忙、因怕被动而没主动的倾向性问题值得重视”。

　　吕日周认为，“不能因为体制问题成为自己无所作为的借口。正因为体制有问题，领导干部更应当卷入矛盾的旋涡中创造案例，为新体制的诞生做痛苦的呐喊人”。

　　吕日周在《自序》中写道：“有实权，可做大事;有虚权，可做实事;没有权，可做好事。到了政协，没了表扬权，但有夸奖权;没了批评权，但有监督权;做实事的机会少了，但说真话机会多了;开会的机会少了，调研的实践多了;在领导身前的表现机会少了，但到领导身后工作的范围大了。只有不干事的领导，没有不能干事的岗位。”

　　吕日周在九届省政协第一期委员学习培训班上的讲话中说：“首先，政协委员不能把政协看成是益寿延年的养老院，而要看成是与其他班子成员一样的重要的工作岗位，承担着民主监督、搞好干群关系的重担。正确理解‘帮忙不添乱’和‘到位不越位’的涵义，必须积极开展工作，必须敢吃苦，深入到难去的地方，寻找难办的事情，面对难看的脸色，深入细致地进行调查研究，了解社情民意摸出规律性的东西，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办法而言，面上有什么问题，基层就有什么办法。基层的实践是非常丰富的，只是需要我们去‘用心寻找’、‘加以总结’、‘使之推广’。

　　“其次，必须敢惹人。现在官场上有一股庸俗的风气，那就是不去寻找问题、公开问题和追究责任。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政协委员必须挺身而出，敢于以公开媒体、会议和文件等方式，进行民主监督。

　　“山西需要民主监督的资源和需要开发的旅游资源同样丰富。我们不能只记住开发煤炭资源而忽视了开发需要监督的资源，没有这种资源的开发利用，会形成长期隐藏的定时炸弹，会慢慢割裂党与民的血肉联系。在民主监督方面，政协委员有了麻木不仁，就会血肉分离;有熟视无睹，就会失去痛苦，如果不进行民主监督，政协委员的精力和时间就可能有三分之一下岗。

　　“当然，任何一个班子都应该讲真话，只是说政协这个功能应该更强一点。第一，我们有说真话的身份。政协位置高，影响大。第二，我们有说真话的责任。如果连这点责任都不负，那就是地道的不负责任，应了一句话‘政协就是拍拍手’。第三，我们有说真话的条件。

　　吕日周在在省政协专委会主任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不能有认为‘问题不能说，说了就添乱’的想法。我认为不说才会添乱，就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到位，而给省委添了乱.....现在政协干部都担心和害怕越位，因为怕越位就没有到位和因为怕添乱就没有帮忙的现象到处都有。

　　“不要因为政协没有人权、没有财权，就小看自己代表的民权。我认为四套班子是一个大家庭，省委是领导，人大和政协是两个婆婆，是个挑毛病的地方，政府是个媳妇，是动手干事的。政协作为婆婆之一，必须发挥自己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发表自己的正确意见，献计献策，出力帮忙。

　　“要把调查得来的素材，进行认真分析研究。现在的干部懒汉思想比较严重：光下乡，不调查;光调查，不研究;光研究，不写作。

　　“不少同志抱怨调查报告没人听，我认为，只要是调查研究的精品，找到了规律，谁不听，谁吃亏。只要调查报告确有真知灼见，不用不等于无用，今天不用不等于将来也无用。自古以来，很多有识之士为国家大事建言立论，写下了若干著名的‘疏’、‘表’、‘策’、‘论’，有的在当朝当代发挥作用，有的对后人后世产生影响，有不少至今仍被人们所引用。比如政府创造环境，这是经济发展规律，今天不听，明天也得听。

　　“如果谁不按客观规律干事，就会受到社会的谴责。不听调查言，吃亏在眼前。为什么群众对现在有的领导人服从不服气呢?就是这些干部讲的都是官话、套话、空话，人们只服从你，但不服气你。要让人民服气，就必须使用调查研究的成果。

　　吕日周在《山西政协报》赵成建出版的《生命的张扬》一书序言开头写道：“赵成建是政协报一名普通的编辑，如果把他放在全国范围内看，确实是一位鲜为人知的凡人。凡人的特点是认认真真学习、勤勤恳恳工作、默默无闻生活，从来不会把社会的突变主动地和自己的劳动联系起来，不像有些官场中人谈起当地的成绩总要眉飞色舞地和自己紧紧挂钩，言必称‘我亲自’。我亲自主持会议，我亲自动员，我亲自调查研究......自命不凡的人常常引起凡人的发笑，就差说‘我亲自上厕所了!’凡人也有生气的时候。文革中，山西大学有一个造反派头头非要逼着一位普通教师说出自己有何特长，这位教师生气地说：‘我的特长是善于当别人向上爬的踏脚石!’如果换一个角度理解这句气话的涵义，也的确有一定道理。哪个在官场升迁的人不都是沾了凡人的光?

　　“我本人之所以被提拔为县委书记，是沾了农村广大干部群众大胆改革的光;从县委书记提拔为朔州市长，是沾了原平干部群众的光;后来的升迁，又是沾了省体改委全体干部和长治市广大干部群众的光。为了报答广大干部群众，官人应向凡人靠拢，向平民学习”。

　　吕日周谈干部作风

　　吕日周在党的整顿方式暨长治实践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由于官场中作假多，如果真有人按党的要求干事，也会常常被误解、怀疑。这真应了《红楼梦》中的一句话：‘假作真时真亦假’。陈永贵是个农民，他曾说，成绩不说跑不了，问题不说不得了。现在有的干部却告诉我说，成绩不说就跑了，问题不说就了了，多说假话官升了，说你坏话我好了!为此，我总结三句话：好事难办，好官难当，好人难做。

　　“社会最需要干部形象，但少有榜样。有这种现象，领导看好的，群众不认同;群众看好的，领导不认同。怎么把二者结合起来，是个大课题。干部队伍中的榜样不应当只是牺牲，因为社会主义传统的英雄观是英雄没缺点，英雄没有个人利益。活着的人难当英雄，只有牺牲才可能当英雄，这是标准的战争文化;英雄只能听话，不能说话，这是标准的计划文化。当今的社会走向城市化、现代化和国际化，如果缺乏知识化的改革创新式的干部榜样，干部的灵魂就可能萎缩，前进就没有标准。为此，我认为干部应以平民官为标准，只要他能接近群众，为民实在办事，按照历史发展规律敢改革创新，就是我们提倡的干部转变作风的标准。现在的干部中，有的人能吃肉，不吃苦;能吃龟，不吃亏;能喝酒，不合作;穿皮革，不改革。要旗帜鲜明地批评这种人，有的人不敢表扬和不敢批评到了同等程度，这不利于干部作风转变。时代要求我们要敢于表彰和重用有改革创新榜样的干部。

　　“官本位要求干部必须有眼睛向上的政绩，政绩的创造往往使干部不择手段，有时甚至不惜以牺牲群众利益为代价。官场客观存在的潜规则使干部要牺牲群众利益来换取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是件十分悲哀的事情。只有党的领导痛下决心，为了不劳民伤财，就必须劳官生财;为了使民好过，必须让官难当;为了转变作风，谁不带头，就不让谁当头;谁不吃苦，苦谁;谁不惹人，惹谁;谁不干，干谁。只有这样，才能保住人民的利益。

　　“不深入人心就不知道群众的困难，不以普通人身份出现就得不到群众的关爱，所以要求干部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关心最困难的群众，解决最迫切的问题。

　　“官场上有一种不良风气，不做事没有事，做事可能出事;还有人说，做好事坏人反对，做坏事好人反对，不做事没人反对。所以，有人奉行少说为佳，少写为妙，怕研究理论引起争论，这是不对的。人应当脱颖而出，不应入庸而去。只要是正确的行为，就不应有顾虑和阻力。所谓顾虑和阻力，大都是自己吓唬自己。只要你大胆戳破一层纸，便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人死了后捐献自己的躯体供解剖，是为人类医学做贡献;一位领导干部在职时公布自己的经历供解剖，是否会为政治体制改革或干部体制改革做点贡献?读者对《长治长治——一个市委书记的自述》引起兴趣，是对我的关心、支持和鼓励，我十分高兴和感谢。

　　“我多次说过，我所做的一切事，全部是落实中央和省委的指示精神，没有一点我的东西。我做的事，别人都能做，而且很简单，很好复制，说个时髦的词，很好克隆。集中到三点：一是理论联系实际发展为理论联系实践，解决当地突出问题(当地突出问题多，是理论不联系实践的结果);二是密切联系群众发展为重新回到人民中，密切联系最困难的群众，解决最难办的问题，达到深入人心;三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发展为公开批评和自我批评(防止在小范围内走过场，说什么我给书记提个意见：‘你不注意休息，不懂身体是1，其它都是0，没有身体，什么也没有了!’)

　　“我后来之所以放开了对我的宣传，一是我想挡也挡不住，二是我认为这是党的一项工作，我应当支持。当然，我十分清楚，从官场角度看，这样宣传会使我做出牺牲，但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愿意牺牲个人利益。前一段上级领导从关心的角度讲，这样宣传会使你丢票的，我当时就讲，我认了。有人说我接受宣传是为了升迁，不光我本人，熟悉官场的人谁都不会相信我会傻到这一步，通过登报达到升官的目的。我经常听到某人暗中活动升了官，但时至今日我还没听说过谁人通过登报升了官。我倒是多次听人们议论，河北省的优秀县委书记刘日以及其他省的不少事例，是因为宣传摔了跟头，不被重用，要汲取这些教训啊!那么，我在这里问，为了人民的利益，应该汲取教训的是刘日同志，还是其他同志?

　　“权力应当是由责任和待遇构成的，待遇是为责任服务的。但有些人丢掉了责任，躲在角落里津津有味地品尝着他私自不断扩大的官场待遇。善于巴结，更会挑拨;善于躲事，更会争功;善于喝酒，更会“吃醋”。

　　“有的地方用人导向问题突出，将一些善于拉关系的庸人和善于搞特权的亲信拉入领导班子中并‘与时俱进’地滞留在领导层，使集体决策能力越来越弱。这样的领导班子，特别在研究干部中，能昏庸到‘去掉一个最高分，提拔一个最低分’的地步。

　　“有的领导人不明白传统的计划经济旧体制给人民曾经带来的灾难，分不清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区别，不懂得‘政府创造环境，人民创造财富’的道理在于给政府定位，在于明确调整产业结构的主体是社会，是市场，是企业，是农民和农户而不是政府。他们不明白‘政府创造环境’的口号去掉了主语就失去意义的道理。他们不明白，政府的钱，主要应投资于人民群众不愿和不能投资的治安、交通、文卫、环保和精神文明等环境建设方面。作个比喻，政府想养鸟，巧办法是花钱造林，笨办法是花钱抓鸟。而在我们生活的地方，经常能发现‘砍树拴鸟’的抓经济办法。

　　“一些政府官员愿意创造财富，而不愿意创造环境。他们把创造环境的责任交给企业家，交给农民，交给社会。我们经常看到企业家跑来跑去创造自己的发展环境。政府创造环境就像脱下旧衣服、换上新衣服那么容易。而让企业家创造环境，就像自己从自己皮肤里跳出来那么艰难。

　　“如果不解决干部作风问题，管理就会成为一个漏斗，不知道什么时候 ，在什么地方，山西省就会发生震动整个中华民族的触目惊心的大问题，就会牵扯省委领导的主要精力，人民就会议论纷纷，山西的威信就会在全国下降。人家就会说：山西不是好地方，洪洞县衙没好人。

　　“用人导向仍然是山西的大问题，用人导向解决不了，干部作风就解决不了;干部作风漂浮的能够提拔，他为什么要作风扎实呢?跑官干部能提拔，他为什么跑民呢?每一个干部都会用较小的成本获取较大的利益。为人民服务的成本很大，最后自己没有效益，或者效益很少，或者效益很艰难。而为领导服务，而成本很少，效益很高，很快得到提拔，他为什么去学习郑培民呢?中央号召学习郑培民，许多干部是口头上学，而不是从心里学。在现实中那些做事情很少，而被很快提拔的干部，就会成为他学习的对象。为什么党组织号召学习的干部敬之者多，学之者少呢?就在于旧的干部体制造成的干部导向：人民群众是杆秤，秤出重量官不认。因此，我们必须通过体制改革解决用人导向问题。”

　　吕日周在《谈谈三十年来自己从政经历的体会》一文中写道：“我曾经倡导学习一批模范干部的精神：‘在职一分钟，尽力六十秒’;‘宁可累死牛，不让车滑坡’;‘自己要吃千般苦，换来人民夸政府’;‘宁可自己丢官印，也不能丢掉党威信’;‘睡得迟，起得早，要让人民说党好’。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能够以身作则的同志加大工作力度是人治，进而否定这种带头作用。更不能因为一些人不学他们的先进事迹，去否定先进人物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

　　“我们认识到，转变干部作风的关键是转变领导干部的作风，好环境首先取决于好的领导干部和领导干部的好作风。一个好领导就是一个好环境，一个坏领导就是一个坏环境。要求一般干部做到的首先领导干部要做到。主要领导要身先士卒，以身作则，起到表率作用，才能带领人民艰苦奋斗。”

　　吕日周在给刘学文的一封信中写道：“当好人民公仆，就是要承认人民是主人，人民决定干部的命运，随时可以罢免公仆;当好人民公仆，就是要自己不搞特殊，除工作需要外，随时随地都应当和当地群众在吃、住、行、说、干、乐方面划等号。

　　我们的干部现在为什么脱离了群众呢?他是以干部身份在表层上与群众见见面，还不是把自己当做群众中的一员，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简言之，群众上的公共厕所你得去，群众吃的公共食堂你得吃，群众用的公共澡堂你得用，群众坐的公共汽车你得坐，你才能成为群众的人。如果只坐小车，只吃小灶，只住小楼，怎么能和群众有感情?”

　　吕日周在《联系实际与联系群众》一文中写道：“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立党为公众，执政为公民。执政必须去解决一户一户、一人一人的具体问题。领导干部应采取不打招呼、不张扬、访基层、住农户等形式深入基层，联系群众，离工农越近，思想越解放;离工农越近，对党的政策理解的越深;离工农越近，对工农感情越深;离工农越近，离腐败越远;离工农越近，对改革的决心更坚定”。

　　吕日周谈干部写作

　　吕日周之所以能讲出或写出这些一针见血、甚至是直接打官僚主义脸的句句“入人心”的话，除了他对党和人民的事业的无比忠诚、不计个人得失的勇气胆略外，和他的学识、口才和写作能力也有很大关系。

　　《激浪喷雪》一书中有一篇《不求百篇传天下，但愿几句入人心》(谈判断好文章的五看标准)。吕日周写道：“我认为机关干部在写文章时应有一个基本的追求，那就是：不求百篇传天下，但愿几句入人心。什么样的文章才是‘入人心’的好文章呢?我认为可以通过‘五看’来检验，即：一看文心，二看文气，三看文形，四看文胆，五看文眼。

　　“文心指文章的出发点和立足点，这是文章的心脏和灵魂。文心应当明确，你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要旗帜鲜明，让人一看就知道。文心的关键在于体现民心，要写好文章，必须要做人民的代言人。自觉和人民群众的心声相一致。.....如果一篇文章没有文心，不体现民心，即便是写的天花乱坠也不会有任何的说服力。

　　“文气就是文章的味道，它是新鲜的还是陈腐的，是生动的还是僵化的，是从基层调查研究得来的还是寻章摘句拼凑的。文气的关键在于贴近实际。机关里写文章的同志一定要多深入基层，研究新鲜的例证，总结新鲜的观点，采撷新鲜的语言，这样才能使自己的文章远离书生气，避免陈腐气，才能使自己的文章生动鲜活，充满时代气息。

　　“文形就是文章的文体和形式，内容空洞不是好文章，形式干瘪也不是好文章。文形的关键是了解读者。文章体式是多种多样的，写作方式也是千变万化的，确定用哪一种形式写文章，使用哪一种表述的方式，要先确定你的文章是给谁看的。是给农民看的还是给工人看的，是给领导看的还是给群众看的，是给教授看的还是给学生看的......总之，要做到心中有对象，根据对象确定合适的文章形式。

　　“看文章的好坏还需要看它是否有文胆，是胆大还是胆小，是否具有直面改革开放实践中矛盾和问题的勇气，具有提出解疑破难观点举措的胆略。文胆的关键在于敢于创新。在机关写文章不是写字，而是写事，不是耍笔杆子，而是实战演习，这是一个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如果遇到矛盾就绕道走，那么，不管你的文章费了多大的劲，也是事倍功半，就像是啼哭一声就夭折了的孩子，没有生命力。胆子太小，没有一点社会责任感，写出的文章肯定不会是好文章。所以我们讲，写文章要有胆气。

　　“写文章时的胆量是和实践中的胆量相联系的。在实践中干事情，也要敢于往矛盾的堆子里钻，特别是年轻人，要寻找矛盾而不是躲避矛盾，只有勇于跳进旋涡中，才能得到真本事。一直走在笔直道路上的人成不了人才，只有经过曲折道路磨炼的人才能成为栋梁。

　　“文眼，即文章的眼睛，也就是最能体现文章主旨的那一句话或几句精彩的话。画龙要点睛，这是最关键的一笔。文章写了很多，但能否让别人弄得懂、记得住，能否产生打动人心、影响读者的效果，还需要找到文眼。前面说到的‘但愿几句入人心’中的‘几句’，指的就是‘文眼’。‘文眼’的关键在于精心提炼。范仲庵的‘先天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作家柳青的‘人生的道路是漫长的，但紧要处只有几步，特别是在人年轻的时候’，这些话都是文章的文眼。

　　读罢吕日周的《激浪喷雪》，掩卷沉思，感慨很多。党八股批判了多年，谁能想到，八十年后的今天，至今仍然存在八股文。只是，表现形态有所变化。现在一些领导人的讲话中排比句、排比段很多，看着整齐，但空洞无物。什么“三学”、“四做”、“五确保”;什么“三个转变”;什么“四个不变”等等，或者屁大点事儿都和工程联系在一起，和乡村干部大谈什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开口闭口就是“互联网+”，听的人云里雾里。许多干部胸无点墨，只会念稿，离开稿子一句不敢多讲，机关里养了许多专门点灯熬油写官样文章的秀才。新闻发布会上，许多领导干部不会和媒体对话，不会和困难群众对话，不会和大学生对话，不会和老干部对话，丧失了与群众沟通的基本能力等等。

　　从这个角度看，吕日周早在十几年前出版的《激浪喷雪》一书，就像一股清流，荡涤着官场的劣习。

　　惟愿吕日周这些“入人心”的话，能够进入各级党政官员心中，促动干部作风转变;惟愿吕日周这样的公仆能够越来越多，干群关系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