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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震:自由的代价

  看到法国人民通过罢工游行争取日渐消瘦的福利保障的英勇行为被一些中国人定义为是“法国工人懒惰”并加以嘲笑的消息,顿时感到一种深深的悲哀。过往看过的那些零碎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头脑中快速闪过,还有鲁迅先生的模样也出现在眼前,因为他是描摹旧社会中国人微妙心理的第一高手。

  西方国家大规模高水平建立社会福利保障体系,是本国人民流血牺牲换来的。全面、优厚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是苏联的首创,列宁和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是无产阶级当家作主,社会福利保障是每个工人享有的基本权利,像呼吸一样自然。苏联的那种客观形象,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统治者来说无疑是一个强大的外部威胁,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人民只要想到苏联人民那种有权益有尊严的生活,就总是要对本国政府提出同样的诉求,若不答应便会起来革命,至少是通过抗议示威给政府施加压力。而西方国家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建设的普遍深化发生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例如法国,是在1968年的五月风暴之后——五月风暴,也称红五月,是一场学生罢课、工人罢工的群众运动,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时间点“恰好在”中国的文G运动开始后,毛主义革命的旗帜是那场风暴的精神支柱,运动中的学生也确实受到了来自中国文G的方法和经验的关键指导(定期向中国使馆索取最新宣传材料等)。但当时苏联和中国的外部表率作用毕竟不是决定性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建设归根结底还是靠西方国家人民自己的英勇斗争。可是随着中国的社会主义被推翻、苏共垮台苏联解体,西方国家的统治阶级开始清算和收回过往被逼无奈从自己腰包里分出去的巨量财富——工人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这在全球重新步入全盘资本主义时代的背景下并不困难。马克龙政府执政时期法国还在继续削减社会福利保障开支,这才有了近几年法国人民几乎持续不断的大规模抗争运动。

  法国人民正义啊!真要论起来,嘲笑的方向本应相反啊!可现在却是一些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的中国人“恶人先告状”。令人费解。

  只能说,官方几十年的洗脑太成功了。本来,像社会福利保障这种东西,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标配,更是劳动群众在经济上越来越得到解放的重要标志——福利越充分,社会越进步,这是无可争辩的,至于说私有制社会做不到,要牺牲劳动者的生命健康和发展潜力、拿剩余价值去增殖资本,那是另一个问题,该是什么就是什么,不能颠倒黑白。即使不敢提中国对原先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彻底颠覆、不敢提回归社会主义下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和尊严,也绝不应该反过去指责别人进行抗争是什么“好吃懒做的表现”,更没有任何理由去讥讽别人。

  但我真正想讨论的还不是宏观上的道道。当我们进一步去研究这种诡异的现象就会发现必须借助鲁迅大师的分析方式才能深刻理解那些不知好歹的中国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国人通常是公开一套私下一套的,于是你私下去问他们:“你们不会真的觉得法国人争取的东西是不合理的吧?”回答:“我们也想要啊!我们更需要啊!”再问:“那你们为什么把人家骂成那样?一会儿说人家是懒惰惯了所以斤斤计较,一会儿说人家是搞乱国家没有好处。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吗?”回答:“但中国不允许像他们那样啊!”再问:“人家国家两百多年前不也不允许吗?我们四十多年前不也允许吗?不都是抗争来的吗?有哪一个统治者是天生大方的,允许草民随时找麻烦?那都是由于在一次次的不屈斗争中一步步形成了制衡机制,不管结果怎样群众总归有个讨价还价的机会。”······

  哈哈,悄悄话才能帮助我们接近真相。一个人,两张皮。

  令人措手不及的古怪的攻击性,往往源于发难者的心虚加猥琐。这是我近两年来发现的一大微观规律。

  看看对不对嘛。从他们同样不认为对方争取权利是不合的可以推理出——他们知道自己是反而“会被看不起”的那一个,所以先下手为强,那样就不需要面对自己的不堪了——此乃心虚的典型产物;从他们对国家权势与人民利益的关系的前后矛盾的态度(要想收获人民利益,就必然破坏资产阶级国家权势,要是甘愿无福利无保障地做牛做马、服从阶级社会的所谓伟大秩序,就不应该还挂念着什么合理的权利)可以推理出——他们才是“既要又要”的贪得无厌之人,既想收获更多的个人利益,又不愿意付出相应的代价,永远都是等着旁边那个人冲上前去替自己送死,然后踩着别人的尸体,向上晋升一个档次——此乃猥琐的极致表现。

  而心虚和猥琐加在一起,就成了邪恶。人可以困窘,但不能邪恶。于是我突然想起《中庸》,贯穿其后半部分始终的就一个字——“诚”。我们现在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不诚”。对自己都不诚,对他人、对社会就更不可能了。顾虑就顾虑,缺乏勇气就缺乏勇气,这些都没什么大不了的。现在不是:明明是自己满脑子都在想着如何得胜于斗兽场,一面在嘴里批判着“强者”一面又在心里憧憬着取代他们,算计利害得失,害怕遭受损失,立场相当不坚定,机会主义色彩浓厚,投机味十足,却偏要用反手将先行者打造成愚蠢、幼稚、战斗技术差的形象的方式为自己开脱。这就真的病入膏肓了,这就真的无药可救了。

  中国社会在个人心理层面的状况如此糟糕,同“猫论”这一极端实用主义哲学息息相关。“猫论”——“甭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甭管苟且偷生还是伤天害理,只要自己活下来并得到比别人更多的世俗好处就行。这种突破人伦底线的极端实用主义哲学影响了三代中国人,花再大的力气也很难去除它散发的恶臭。

  这样就离人民自由的理想很远很远了。

  有那么一刻,我突然记起《共产党宣言》里的话:

  “因此,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过去支配现在,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是现在支配过去。”

  “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这件事,不断地由于工人的自相竞争而受到破坏。”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类似地对自由进行如下描述:

  自由是有阶级性的。主流社会宣扬的“自由”,是资产阶级的自由,是资产阶级政党共商国是、轮流坐庄的自由,是资本雇佣劳动的自由,而不是劳动人民的自由,不是人类个性的自由。因为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活动都最终服从于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资本的增殖,除了钱生钱没有别的幸福,除了失财破产也没有别的痛苦,劳动者除了被用来为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服务,再没有任何存在的价值,所以真正的自由和个性,在主流社会当中完全是个笑话。这里指的是真正的自由,而不是那种换个场所、换种方式给全体资产家打工的同自己的工人兄弟竞争上岗的自由;这里指的是真正的个性,而不是那种实际上完全是按照统治者所希望的方向在发泄宣泄的毫无先进内涵的个性。

  自由是有代价的。法国人民罢工游行的自由是他们十几代人不懈奋斗不畏牺牲争得的结果,将来在毛主义的理论指导下,他们还将进一步争得政治上的完全自由。有人收获了自由,代价是孤立、前途、家庭、血泪甚至生命——但,那种人就是收获了身心自由!哪怕身体丧失自由,心灵也绝对是自由的。当然,也可以选择不割舍分毫世俗好处的极端实用主义,也可以选择死守劳动者之间的“永恒合理”的自相竞争的你死我活、你下我上的千年斗兽场。二者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是先付出“代价”后收获自由,后者是先选择“自由”后付出代价。整个过程没有什么复杂的。

  要么先付出“代价”后收获自由,要么先选择“自由”后付出代价。

  没有什么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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