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逆周期调控“是指是一种宏观审慎政策。

　　央行利用货币政策工具，进行灵活的逆方向调控，建立健全与新增贷款超常变化相联系的动态拨备要求和额外资本要求，通过逆周期的资本缓冲，平滑信贷投放、引导货币信贷适度增长，实现总量调节和防范金融风险的有机结合，以大大提高金融监管的弹性和有效性，这是宏观调控在新形势下审时度势作出的必要的灵活反应。

　　当前，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是建立在对当前经济形势的整体判断基础之上的。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今天，在我国刚刚度过三年疫情的“拼经济”的时刻，用发债拉动投资，进行“逆周期调节”，度过经济下行压力最困难时期，最终用时间换空间，不失为明智理性决策之举，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特别是在整个债务高企之时，继续发债当属无奈之举。

　　从今年“国家账本”的专项债看，较上年增加1500亿元，规模上升，达到3.8万亿。短期内应有利于扩大基建投资，带动社会投资，稳定总需求;中长期看，也有利于优化供给结构，提高经济社会运行效率。

　　过去胡温时代的2008年，也有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当时全球金融风暴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冲击是相当大的，中央提出加大固定资产的投资的决定对我国保持经济较快平稳增长，扭转当时的“悲观预期”起到了积极作用，据说以4万亿作为杠杆的配套资金就有18万亿之多，这是一个多么大胆、激进的财政刺激举措!当然，客观地说，也产生了一些经济过热与资产泡沫，特别是扩大了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累积了一定的系统性的金融风险，现在地方政府所背负的近60万亿的“城投债”很大一部分是来源于这一时期。这是今天发债刺激经济需要注意的前车之鉴。

　　好在那个4万亿中大概有1.5万亿投向了高铁领域，我们终于迎来了高铁突飞猛进时代。对于高铁的综合拉动效应需要放在经济大格局、长周期来审视。就目前来看，我国80%左右的高铁路线仍然处于严重的亏损当中，中国国铁负债近6万亿，负债率为66.81%。如果算小账，当然“效益”不佳，但如果“算大账”、“算长远账”还是可观的，据说高铁的投入产出带动比为1：8，也就是投资1元钱，有8元钱的综合带动收益。这属于国家着眼于未来的战略性投资，因而也是战略性的“亏损”，债务还是良性的。

　　这些年中美同样都在加速“印钱”，中国的广义货币M2也到了270多万亿的高位，我算了一下，三年疫情下来M2增加了84万亿。不过，比较中美财政支出方向是有明显差异的。美国人通过印钱输出通胀，薅全世界的“羊毛”，用来维持美国人的高消费还有庞大的国防开支，而中国印钱则大多投向了与民生相关的基础设施。而基础设施事关经济与产业发展的底盘，承载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也决定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后劲。美国的基础设施停留在“第三世界”的水平，中国的基础设施则日新月异，这种现代化的反差与中国的后发优势，引来美国的“羡慕嫉妒恨”，是美国人产生“发展焦虑”的一个重要方面。连这次马英九带领台湾青年学生到大陆参访不无感触地说：“我参观了很多企业和许多地方，发现大陆在各方面发展都非常快，有些甚至我们可以说是梦想不到的。”

　　以“数字中国”、“低碳中国”开启的“新基建”如火如荼，这是我国基础设施的全面迭代升级。“新基建“顺应了新技术革命的浪潮，构成了国家账本里面的重要数字资产。专项债券作为带动扩大有效投资的财政安排，作为“新基建”的财政保障，关键在于“专用”和“有效”，一是必须“专款专用”，不得挪用;二是必须用在“刀刃上”;首先要用来解决“卡脖子“的工程，叫做“补短板”、“強弱项”;三是必须用来稳固我国供应链、产业链，推动“两个大循环”形成，叫做“补链”、“延链”与“强链”。总之，要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此外，鉴于美国、日本等挑起来的全球军备竞赛，中国要统筹好安全与发展，应对美国为首的北约的安全严峻挑战，势必要增加每年的军费预算。中国今年的军费预算虽然有所增加但还只是美国的1/4，美国军费预算今年达到838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什么概念呢?这相当于超过世界排名其后的9个国家军费开支的总和。再看日本，今年度的军费开支猛然增长了1.26倍，这是一个非常的“周边有事”的警讯。最主要的是美日等国的军事动作的首要目标对准了中国。看来，中国的这点国防预算还真不够用，远远不能满足高强度军事斗争的紧迫需要，中国要取得对敌的“不对称优势”，解决当前与未来的重大安全关切，我以为军费该增加的还得理直气壮地增加，哪怕是全国人民再过几年紧日子，暂时牺牲一些GDP，也得优先考虑保家卫国，也得优先考虑如何满足国防需求进行适度的财政“逆周期调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