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
4月28日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建党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活动家李大钊同志英勇就义九十六周年的忌辰。
在今天，纪念李大钊同志的最重要诉求就是重新认识并重塑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高位，以及开展工人运动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合理性、必要性。
由此引出的结论和思考就是：任何打压工人维护自身权益的运动的做法，都是不折不扣的反动派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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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1月16日（有说15日或12月初），李大钊在天安门（有说中央公园）发表演说，其中包括了著名的《庶民的胜利》。
《庶民的胜利》中有这样一段：“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必经一番苦痛，必冒许多危险……这新纪元的创造，也是一样的艰难……须知这种潮流，是只能迎不可拒的。”
这次演说是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战）协约国集团战胜同盟国集团是“公理战胜强权”的观点而发。
李大钊认为，取得这次战争胜利的不是协约国的武力，而是人类世界的新精神；不是哪一国的资本家的政府，而是全世界的庶民，因而战争的胜利是庶民的胜利：“一战的胜利，是民主主义对专制的胜利，是劳工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胜利”、“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
同月，李大钊在《新青年》五卷五号发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二文，这是中国最早的马列主义文献。
特别是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一文中，李大钊公开赞扬了俄国的十月革命，并大胆预言：“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出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9年春天，李大钊撰写的《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记录了唐山煤工的悲惨境遇，引发了全国范围内广泛的工人群体觉醒和斗争运动开展。
该文有这样一段描述：“他们终日在炭坑里做工，面目都成了漆黑的色，人世间的空气阳光，他们都不能十分享受。这个炭坑仿佛是一座地狱。这些工人仿佛是一群饿鬼。有时炭坑颓塌，他们不幸就活活压死，也是常有的事”、“在唐山的地方，骡马的生活费，一日还要五角。万一劳动过度，死了一匹骡马，平均价值在百元上下，故资主的损失，也就是百元之谱。一个工人的工银，一日仅有两角，尚不用饮食。若是死了，资主所出的抚恤费，不过三四十元。这样看来，工人的生活尚不如骡马的生活，工人的生命，尚不如骡马的生命”、“也有许多幼年人，在那里作很苦很重不该令他们作的工，那种情景更是可怜。”
五四之后，李大钊又到开滦进行社会调查，写出《唐山劳动状况》的调查报告并发表于《新青年》。
该报告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罪恶与黑暗，提出了改良中国工人待遇和组织强有力的工人团体等号召。
一年后，1920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李大钊发表文章指出：“过去的五一节在中国并不是劳工阶级的运动，只是三五文人的运动；不是街市上的群众运动，只是纸面上的笔墨运动”、“中国的劳工同胞，要把今年的五一节作一个觉醒的日期！”
这样的疾呼，显然放置于建党百年有余的今天都是无比应景的。
同年11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李大钊的亲自领导下创办了向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的通俗小报《劳动音》周刊，该刊第一期用大量篇幅对包括长辛店、唐山矿等处的工人的受剥削现状加以详尽报道，且标题异常鲜明露骨：《矿务局利八倍于资本》、《几十分钟内死工人五六百》、《工人一命只值六十元》……
行行文字泣血，控诉了西方帝国主义和买办资本主义残酷压迫工人、视中国工人的生命如虫蚁的罪恶。
1922年10月，震惊中外的开滦五矿大罢工在李大钊（当时已是北方区委负责人）的指挥下正式爆发。
在罢工过程中，超过三万工人直接与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军警正面搏斗，悲壮场面宛如《共产党宣言》中“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所言，李大钊与工人的对立面，英国雇佣军出动了，驻唐山的美国军队出动了，军阀曹锟的保安队出动了，纷纷对工人运动进行了疯狂的镇压。
曹锟甚至唯恐镇压不力，又亲自加派一师一旅。这些反动军队在矿区宣布戒严，实行血腥清洗。
整个矿区尽管处在血雨腥风之中，但矿工们却表示“绝不畏缩，宁死不屈”，并宣告“除非把我们全体工人都打死，不然，还留我们一人活着，也要为死者报仇，和他们决战！”
次年，李大钊又领导了轰动全国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在遭到军阀吴佩孚的暴力镇压后，他依然坚持给予大江南北的工人群众勇气：“现在中国在资本帝国主义压迫之下，试看全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谁能反抗？只有无产阶级！”
受到工运的鼓舞，“五卅”运动以后，李大钊利用“五卅”形成的大好形势，继续以开滦煤矿为重点，决定成立工会。
1925年8月18日，赵各庄矿工会成立，这是开滦矿区成立最早的工会，于四年前的长辛店工人俱乐部（也是在李大钊关怀下建立）一道，均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
后来，党领导建立的工会虽转入地下，但建工会的斗争一直未有停息。
它反映了我们党的一大生命力特征：与工会这样的工人阶级组织始终死死相依。
中国共产党，到任何时候、至任何阶段、行任何高度，都永远不可站在工人阶级的对立面、不可有任何弹压工会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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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以工人阶级为核心的无产阶级能否担当起历史使命的问题，李大钊曾给予肯定回答，他认为资本家贪得无厌地榨取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必然使资本集中于少数人之手。
随着生产规模扩大，整个社会生产会趋于社会化，其结果就造成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的条件和无产阶级自身会日趋成熟，从而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
李大钊提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他的脚下伏下了很多敌兵，有加无减，那就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本来就是资本主义下的产物，到后来灭资本主义的也必然是无产阶级。”
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会做出“赤色的旗帜必将在全球飘扬”的判断。
在这样的思路下，亚洲的解放成为了全世界解放事业的一部分，亚洲人民也与世界人民站到了一起，而亚洲的军国主义资本亦是与西方的垄断资本主义成为了一丘之貉。
纵观中国二十世纪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始终是一场与“门罗主义”反动话术息息相关的反门罗革命，这也是李大钊革命意志的延伸。
这种革命意志，在“超国家”的广域层面抵抗住了日本军国集团以“亚洲门罗主义”为旗帜的区域霸权，坚定支持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争取民族自主的革命；又在“次国家”的层面克服了割据军阀的“省域门罗主义”，最终完成了中国国内秩序的全面重建、实现了党的全面领导。
而深刻把握住这两个方向的时代舵手，毫无疑问就是毛泽东主席。
对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革命连续扛住了日本军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的两场直接战争（抗日战争）与代理人战争（解放战争）；对内，红军剿灭驱逐了无法统一中国、只能加剧地域撕裂和阶层分化的蒋介石买办集团。
事实早已证明，作为革命追随者的毛主席领导工农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国前二十七年确实几乎做到了大钊同志畅想的“赤燃全球”：从非洲到西欧，从拉美到北美，毛主席的头像被高举在世界各个角落，鼓动着二战后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同此凉热”。
而那，也正是国际共运的历史高潮。
甚至，五年前的法国黄马甲运动和阿根廷民众反对G20峰会的游行，毛主席都依然在今时今日可以成为全球底层阶级心中的图腾和手握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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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零五年前的今天，在聆听李大钊慷慨激昂演说的人群中，恰有时年25岁的青年毛泽东。
当然，李大钊的思想转变也是有过程的。
1917年春天时，李大钊尚在《甲寅》上连发过三篇批判日本门罗主义的文章，包括《新中华民族主义》，这同梁启超1902年所著《亚洲地理大势论》极为雷同。
但是在俄国革命胜利后，通过阅读列宁的著作、了解十月革命，李大钊开始由民族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跨变，其结果在前文第二段已有述。
只是在今朝，似乎总有人在纪念李大钊时有意无意地淡化苏联的影响、淡化十月革命的影响，仿佛大钊同志的理念是在中国大地上凭空而来的。
回避上世纪20年代前后的苏联，其实质是在回避革命，回避庶民，回避人民民主。
李大钊曾对列宁发动群众运动的思想：“列宁在流放中还在组织工人，发动群众，俄国共产党人终于在列宁领导下战胜了沙皇，真不是偶然的事。我们的革命如果不深入群众，不经过长期的、惨烈的斗争，我们的革命前途很难想象。”
十月革命让李大钊的理论升华，同时影响了青年毛泽东的人生观——“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前年秋天召开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领袖在会议重要讲话中专门提到了闻名遐迩的“窑洞对”，并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人在百年奋斗征程上回答这一历史之问的两个答案：“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自我革命”。
这两个答案，一个来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毛主席给予全党的历史经验；一个来源于十八大后的从严治党，新时代的领袖给予全党的历史经验。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必须告别过去所谓某种“牺牲式发展”的模式之后，《庶民的胜利》在今天依旧绽放光芒。
如毛主席曾在丹东五一八拖拉机配件厂对工人们说的：“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然而在今日，当旧知识分子在革命退潮三十余载后反攻倒算之际，庶民的胜利安在，这是一个警钟式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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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28日，张作霖在蒋介石密电“将所捕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的唆使下，将李大钊等二十人秘密绞杀于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
临刑前，李大钊笑对刽子手，激昂发表人生最后的一次讲演：“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等于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二十二年后，1949年的3月，已带领解放军接近推翻全部买办资本势力与帝国主义爪牙的毛主席，时隔三十年后重返北京，感慨万千：“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李大钊曾经提出，“要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毛主席亦有指出：“知识分子必须参加劳动”，即“知识分子劳动化”。
194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在《关于革命军人入党办法的规定》中也有过宣布：“凡非劳动者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加入我军者，入伍后一年始可取得革命军人成分”、“凡剥削者本人加入我军者，入伍后二年始可取得革命军人成分。”
在新中国建立后，面对工人阶级、农民阶级虽然取得军事与政治的胜利、但科教文的领域依旧被旧资产阶级与旧知识分子把控的局面，毛主席为核心的党并没有犯“幼稚病”得搞什么西式民主，而是通过发动群众运动的“大民主”来监督政府。
在这一层民主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捍卫工人阶级的罢工权就是一枚硬币的另一面：始终给予劳动阶层向非劳动阶层表达革命情绪、停止无效增值的权力，也就是始终给予“庶民”继续取得“胜利”的权力。
党的建立、党的成长、党的执政都是来自于工人阶级的庶民，因而保障工人阶级的罢工权同样实在维护党自身的威信。
正如保障“民众参与政治运动”与“一党领导一切”理应是相辅相成、彼此共生的，互相捍守着对方与自己的合法性。
像列宁1917年11月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上的演说：“只有相信人民的人，只有投入人民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泉源中去的人，才能获得胜利并保持政权！”
毛主席更是有指：“应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介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
工人罢工自由的最大意义，就在于时刻宣示本阶级在这个国家的政治地位，用以警醒那些不事劳动、高高在上、只会舞文弄墨的知识分子和把权持章的尸位官僚。
前年五一前夕，一则#北京一处级干部体验做外卖小哥#的新闻刷了屏，不论这位领导出于什么目的，但从他的反应和发表的感想来看：① 现在阶层之间的差距确实很大，高层对底层依然存在误解，比如外卖这个拿命换钱的职业竟然依然在很多人眼里以为是个不错的行当，以为可以轻轻松松月入一万；② 这个活动对于这位领导的启示和触动，从他的抒情来看应该是真实的。
所以，建议这样的活动多开展起来，把领导干部高耸的目光重新拽到黎明百姓中来，把领导干部肥大的屁股重新拽到工农阶级中来。
1963年5月，毛主席就干部参加劳动问题发声：“干部只有参加劳动，才能解决贪污、多占问题，也可以了解生产情况，而不是浮在上面。干部不参加劳动，势必脱离劳动群众，势必出修正主义......县干部也要参加劳动，基层干部不参加劳动，不就跟国民党保甲长一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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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一下1921年夏天的南湖画舫，我们党的纲领吧：“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
第二年的9月初，安源路矿工人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组织和领导下，以“安源工人俱乐部”为组织核心，发动举行了大罢工。
时年29岁的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安源后，在与李立三、刘少奇等人研究罢工事宜时指出：“斗争中要有勇有谋，口号要提得‘哀而动人’，争取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同情。”
在安源路矿，近百年前的一万七千名工人喊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一致决定举行大罢工。
四十五年后的1967年1月，毛主席又用极简的语言道出了人类政治文明最深彻的哲学：“大风大浪也并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在今天的条件下，发扬大民主，只会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决不会削弱无产阶级专政。打掉那些束缚群众手脚的清规戒律，打掉那些千奇百怪的旧框框，这是一件大好的事情。革命就是无罪，造反就是有理！”
这句话的背景是上海“一月革命”的胜利，上海市民、革命群众在沪上建立了一个如巴黎公社般雄伟的组织。
这个组织，由毛主席亲自建议命名为“革命委员会”，这在老人家看来是又一次“庶民的胜利”：“这样好，以前是解放军解放人民，现在是人民自己解放自己，解放军从旁协助！”
在李大钊同志的忌辰及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时日，应当重塑和强调认识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以及干群关系的扭转方向。
列宁曾在《五一节》中说：“世界上没有一种力量能够击溃千百万日益觉悟、日益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工人们的每一次失败都推动更多的战士参加战斗，都促使更广大的群众觉悟过来，走向新的生活，准备新的斗争！”
只有战斗，只有不断深化自我革命，才能在增量上夺取、在存量上守护属于工人阶级的权益。
大钊同志永垂不朽，全世界劳工万岁、五一国际劳动节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