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是文明互鉴的前提，开放，看见更大的世界。
翻开世界经济学史，我们穿越时空，遇见大师，像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马尔萨斯、凯恩斯、萨缪尔森、帕累托、科思……这些经济学界的泰斗级人物，给人类留下了非常重要的经济学理论与思想遗产，也给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
回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之路，完成市场经济思想的启蒙并不那么容易。我们应当感谢这些经济学先知先觉者为我们开启了对经济学与市场经济理论的一扇窗，让我们走进了经济学的历史视野，使得我们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体量的经济实验中能够将他们的经济学思想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开辟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市场改革之路，并在不断的改革探索与比较中找到了某种“道路自信”与“理论自信”。我以为这种“道路自信”与“理论自信“，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试想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是不可能有真正的自信的。随着改革开放的“先行先试”，随着实践的不断总结，随着各种现代化版本、路径的观察比较，我们渐渐地找到了这种自信。
在这一向西方学习借鉴“中国化”的进程中，我们虽主张“西学为用”，但绝不照搬照抄，这种“有选择的拿来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中始终保持的一种难得的理论清醒，也是中国革命的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今天，当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发觉“中国道路”或“中国式的现代化”并不是他们所期望的那种颜色革命的模样时，显然感到了某种战略上的沮丧。
是的，我们在继承与批判中，形成并发展了中国经济学主张，进而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经济治理模式，这是否应可认为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革命胜利之后西方经济学再度经过“中国化”改造与制度创新所取得的又一成功胜利呢?
对于西方经济学的历史贡献，我们应当看成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而得到互鉴尊重并给予学术上的致敬。
一一 我们应当感谢亚当斯密这位苏格兰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和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代表人物，是他建立了第一个完整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他的《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影响了世界两个半世纪，他平衡地关注了自由创富与道德情操问题，为后来的经济理论和财政政策提供了基础和框架，为构建资本主义下的社会伦理秩序提供了道德依归。
一一我们应当感谢大卫·李嘉图这位提出劳动价值理论和比较利益理论与国际贸易经济学理论的奠基人，为后来的全球产业合理分工与经济全球化提供了理论支撑。
一一我们应当感谢马尔萨斯这位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家，他是人口学的奠基人和古典经济学的有争议的重要代表之一。他1798年出版的《人口论》，至少为人类探讨人口增长与资源制约之间矛盾提供了理论上的视野，遗憾的是他的人口政策方法论受到了严重的伦理质疑。受其影响，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更多地从中国国情出发提出了新中国的人口政策建议，后为官方部分采纳。须知，人口产生红利亦产生负担，人类需要科学引导人口的接续与繁衍。
一一我们应当感谢凯恩斯这位英国经济学家，他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奠基人和凯恩斯主义经济思想的代表人物。他创立了宏观经济学这一新领域，为分析总体经济现象和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提供了理论工具。他提出了凯恩斯主义经济思想，为政府干预市场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应当说，中国的政治的经济学里面有很大的凯恩斯主义成分，受其干预理论影响我们初步找到了“党管经济”与“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机结合与合理边界，对“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机制以及国有与民营在市场体系中所应扮演的角色有了新的认识，新凯恩斯主义为中国构筑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了新启示。
一一我们应当感谢萨缪尔森这位美国经济学家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是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奠基人和数理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他1947年出版的《经济分析基础》，是一部系统地运用数学方法分析微观经济理论的教科书，为分析个体经济现象和制定微观经济政策提供了理论工具。从定性分析到定量分析，这是一个跨越，萨缪尔森的数理经济分析方法为我们精准决策提供了新的纬度。为提高经济学的严密性和普遍性做出了贡献。他开创了公共产品理论、增长理论、稳定性理论等多个分支领域，为经济学的多样化和创新做出了贡献。
一一我们应当感谢帕累托这位意大利工程师、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他是现代福利经济学和社会选择理论的奠基人和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之一。他最著名的作品是1906年出版的《纯粹政治经济学手册》，这是一部系统地运用数学方法分析福利经济理论和收入分配理论的著作，他指出收入分配问题是一个伦理问题而非科学问题，因为不同的价值判断会导致不同的收入分配标准。他提出了帕累托最优这一重要概念，为评价资源配置效率和政策有效性提供了标准。一一我们应当感谢罗纳德·科斯这位英国经济学家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是现代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人和交易成本理论和产权理论的代表人物。他最著名的作品是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和1960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这两篇文章分别提出了交易成本理论与科斯定理，为分析市场失灵、企业行为、制度变迁等问题提供了理论工具。他给企业下的定义：“是一种为了降低交易成本而产生的组织形式”， 其规模和范围取决于市场交易成本和内部管理成本之间的比较。他开创了新制度经济学、法与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等多个分支领域，为今天的经济学的多样化和融合化做出了贡献。他的制度经济学对中国政治经济学影响很大，把制度作为研究对象，把制度作为“顶层设计”的重要指向，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治理上。
上述，只是选取了各种经济学之父们的主要理论贡献。就经济学发展而言，我们仍然在路上。
在这里，我对“新计划经济”给予期待。提出不同于传统计划经济模式的“新计划经济”的背景是：人类已经进入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时代，生产力有了超常发展，物资极大的丰富，机器人替代人类劳动、产能已经绝对过剩、物流快捷发达、供需信息对称、大数据完成即时调度分配……使得供给侧对需求侧的响应不再依赖市场机制发生作用，在生产、流通、消费整个大循环中，会越来越呈现“计划”的特征，于是一种全新的经济模式将产生，这就是“新计划经济”。这种场景，越来越接近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描述情形，那时许多人不用劳动了，稀缺的劳动真正成为了“人的生活的第一需要”，这又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特征的又一论断。从“共产”到“共享”再到真正的“共和”，走向天下大同，这才符合“主义”发展的内在逻辑，“共产”是手段，“共享”才目的，“共享”之后才有“共和”与天下太平。一个新的幽灵正徘徊在我们时代的上空，这才是人类文明的新型态，新高度!别看如今天下纷纷扰扰，只要科技一路向善，人心一路向上，人类离这一天，眼看为期不远了，这样的信仰，不再是经济学的虚拟假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