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国泰航空公司空乘“歧视普通话”的事件，让笔者想到了鲁迅先生1927年所写的文章《再谈香港》中的一段文字：

　　香港虽只一岛，却活画着中国许多地方现在和将来的小照：中央几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颂德的“高等华人”和一伙作伥的奴气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能耐的死在洋场上，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苗瑶是我们的前辈。

　　1927年9月28日，鲁迅先生又一次路过香港乘船前往上海，遭到了洋人与“英属”同胞“查关”的百般刁难。这段经历让鲁迅先生愤懑不已，第二天便写就了《再谈香港》一文。

　　不成想，倏忽近百年，情形大抵还是如此。

　　几个服务于成都至香港航线的黄面孔、黑眼珠的空乘，哪里来的“资本”去歧视和嘲笑不会讲英语的同胞呢？

　　本质上也不过就是给洋人老板打工的“奴隶”。（“奴隶”一词并无贬义，想想《国际歌》的第一句）

　　“国泰航空”取了一个“中国味”十足的名字，却是由美国财阀和太古集团合资创办的，之后美国资本撤出，太古集团就成了国泰航空的大股东。

　　太古集团同样取了一个“中国味”十足的名字，却是英国小商人约翰·施怀雅在鸦片战争之后到香港殖民地“开疆拓土”创立的。

　　今天的国泰航空已经成了国际航空运输企业巨头、香港第一大航空公司，其七成市场在中国，太古集团依托在中国的业务，更是成了首屈一指的跨国公司巨头。

　　北京、上海、成都等地的太古里，就是它家的，每年仅靠收租就吸金121亿；仅通过代理可口可乐在大中华地区和美国西部的生产及运营权，太古集团背后的施怀雅家族每年净利润高达400亿，单中国大陆就给它贡献了200亿！

　　当然，笔者列举这些事实并不是为了“煽动民族主义”，资本是没有祖国的，有的只是要么“一起发财”、要么“残酷竞争”。

　　例如，国泰航空自“修例风波”以来爆出那么多黑料，也不影响中国国际航空与它交叉持股，现在国航是国泰的第二大股东，国泰也是国航的第二大股东。

　　又如，1985年，为了打破国泰航空在香港的垄断地位，“毛纺大王”曹光彪、“海上之王”包玉刚、“船王”霍英东，以及国资背景的华润、招商局等共同组成的“港澳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宣布创办港龙航空；国泰马上对港龙进行激烈的商业围堵，甚至还请出港英当局下令港龙的大部分股份必须由英籍人士所掌控，迫使港龙刚刚成立不久就要进行大规模资产重组；1990年，国泰收购港龙，帮忙的除了它背后的老板太古集团，还有中信。

　　更不用说，太古集团与很多地方良好的政商关系，地方上还指望人家拉动经济呢。

　　上面这几段都是“扯闲篇”，真正让笔者略感诧异的是国泰航空空乘工会在此次事件中的表现。

　　据港媒《香港01》报道，国泰航空空乘工会在5月24日向其会员发出的电子邮件，声称对国泰公司解雇3位空乘感到遗憾及痛心，“对现时空乘面对许多失实指控及网上谣言感到心痛”，并称工会原期望国泰可就事件提供指引及指导支援，但最终却换来“不幸”的消息。

　　国泰航空空乘工会还煽动空乘要及时删除不利证据，称根据机舱服务指引空乘在未经同意下被乘客拍摄及录像，可向乘客提出删除有关内容，若乘客拒绝则可通知机长或机舱经理要求乘客删除，否则可通知地勤安保人员在飞机降落后提供协助，公司的政策是对不守规乘客“零容忍”的，所以应该要采取一切措施支持员工的。

　　这份邮件把国泰航空空乘工会的厚颜无耻体现得淋漓尽致——它一面声称“空乘面对许多失实指控及网上谣言”，一面又鼓动空乘向机长和地勤安保人员寻求帮助对乘客采取暴力手段消灭证据。

　　国泰的工会在邮件中狡辩称“虽然空乘或不懂乘客的语言，但相信仍会尽力沟通并互相尊重”，而从网上的举报音视频看，涉事空乘直接拿Carpet（地毯）和blanket（毛毯）来嘲笑不精通英语的大陆乘客，显然她们是明明知道乘客的意思，还要故意嘲笑；而不懂乘客语言（普通话）的国泰航空在事件发生之后，一夜之间上至行政总裁、下至所有大陆航班的空乘都会讲普通话了，这简直就是“医学奇迹”。

　　况且，国泰航空空乘歧视讲普通话的大陆乘客的现象发生，早已不是一次两次了，国泰航空空乘工会显然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工会本来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产物，国际共运史上最响亮的一句口号就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然而，国泰工会却已经彻底地站到了国际主义精神的对立面，沦为替种族歧视站台的反动帮凶，尽管国泰的空乘与其歧视、嘲讽的对象还是“同文同种”、同一国籍。

　　国泰工会声称对三位空乘被开除感到“遗憾及痛心”，它真的是在为工会会员、为劳动者阶级说话吗？

　　2020年10月，国泰航空宣布一次性裁员8500个岗位（占员工总数24%）、停飞港龙的时候，国泰的工会怎么没有出来“遗憾及痛心”？

　　国泰航空这三年以亏损为由，对基层员工不断降薪，很多人生计都难以维持，董事会薪酬却不降反升的时候，国泰的工会也是仅仅拿乘客的生命做要挟，撂下一句不确保飞行安全的狠话，却对老板没有任何的实际反对措施。

　　相反，2019年的修例风波中，3000名国泰员工参与黑暴行为，其背后就是国泰的工会在鼓动，国泰工会忠实地充当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打手。

　　遗憾的是，就是这样一个种族歧视和殖民主义的反动帮凶，而今却成了国泰航空基层劳动者的“代言人”，这样的现象值得深思。

　　对于国泰航空仅仅是鞠躬道歉和解雇三名空乘的做法，笔者也是持质疑态度的。问题真的只是出在空乘身上吗？

　　从国泰航空长期以来存在的乘务人员歧视大陆旅客的现象来看，这样的“歧视”在国泰恐怕已经成为了一种企业文化。而这种企业文化的形成，尽管与香港殖民主义思潮沉渣泛滥的大环境有关系，但与其背后的资本家和企业管理者能脱得了关系吗？更不用说修例风波中，国泰坚持运送乱港分子往返于香港和国外，这种企业行为本身就是其企业高层直接授意的。由此也可以印证国泰的工会究竟充当的是什么角色——那就是其老板的忠实走狗。

　　据媒体报道，2020年10月，国泰大规模裁员之后，要求留下来的员工重签劳动合同，基层乘务员的底薪只有9100港元，更不用说那些地勤人员了；尽管这只是底薪，但很多基层员工并不能顺利获得津贴。9100港元在寸土寸金的香港能维持生计吗？那些基层乘务员能没有不满吗？

　　由此，笔者产生了一个联想：国泰的老板会如何排解员工的不满，种族歧视、排外，用地域矛盾、民族矛盾转嫁阶级矛盾或许就是一个好手段，而事实上这是全世界的资本家普遍会采取的手段。香港在2019年出现的状况，不就是那些对生存现状不满的年轻人被引导到去把矛头指向自己的祖国而不是自己的老板吗？

　　笔者记得儿时的时候，一首《万里长城永不倒》随着香港电视剧《大侠霍元甲》而风靡大陆：

　　昏睡百年 国人渐已醒

　　睁开眼吧 小心看吧

　　哪个愿臣虏自认

　　因为畏缩与忍让

　　人家骄气日盛

　　开口叫吧 高声叫吧

　　这里是全国皆兵

　　历来强盗要侵入

　　最终必送命

　　……

　　笔者相信那时大部分的香港底层同胞应该都是爱国的，不信可以看看六七十年代的香港街头是一幅什么场景，再对比一下后来。

　　金山楼：

金山楼位于油麻地，北海街与新塡地街(Reclamation Street)交口。上图为1968年9月24日，香港九龙香港女服工会庆祝新中国国庆节。

上图为金山楼今貌

　　铜锣湾东兴楼：

上图为20世纪70年代，铜锣湾东兴楼庆祝国庆

上图为东兴楼今貌

　　星光行：

星光行位于今香港尖沙咀天星码头背后，海港城旁边。当年广交会曾多次于星光行举办。从上图可以看到，1967年的星光行，遍插中国国旗。

上图为星光行今貌

　　招商局大楼：

上图：老牌中资企业的招商局在当时位于西环的办公楼上，也打出了“毛主席万岁”的标语，以及毛泽东同志画像的大幅海报。

上图：位于德辅道上的今日招商局大厦，已看不出当年的痕迹

　　旧中银大楼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银大厦一直是香港爱国人士活动的场所。

1967年10月1日，中银大楼更是“全身披挂”，插满国旗和标语，宣传毛泽东思想与新中国概念。上面两张图为当年盛况。

上图：从皇后像广场拍旧中银大楼。(最右侧为第三代汇丰大楼。图中左上方，当时长江中心尚未建成。)

上图：20世纪60年代国庆气氛中的香港中环，装点得灯火辉煌的中银与周遭一色的英资大楼格格不入，却十分亮眼。右下方圆顶为旧高等法院，中银大楼往右依次为汇丰银行大楼，渣打银行大楼；而中银大楼左侧为当时的希尔顿酒店，现为李嘉诚长江中心大楼。

上图：重建的中银大厦今貌

　　再放几张香港社会当年国庆节的场景：

上图：1967年的港英警察，面对旁边的毛主席巨幅画像，是无奈还是胆寒呢？

上图：1968年香港九龙摄影界国庆联欢

上图：香港岛的一条马路上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占香港绝大多数人口的，始终是基层的劳动者阶级，只要香港的劳动者心向祖国、心向毛主席，殖民者和资产阶级就不可能操控香港就与大陆“离心”。

　　而历史上这一幕是怎么做到的呢？

　　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解放军是有能力一举收复香港的，然而面对帝国主义的重重封锁，毛主席作出了“暂时不动香港”的艰难而富有远见的决定，让香港扮演了新中国突破帝国主义封锁、开展对外贸易的重要窗口。

　　毛主席和周总理，对香港经济的发展、政局的稳定和人民生活的保障一直给予极大的关注和帮助，内地以优惠的价格大量供应香港生产与生活必需的食品、日用品、淡水、燃料、工业原料和半制成品等，即使是在60年代初内地经济处于极端困难的时期，这种供应也源源不断。对稳定香港物价，惠及香港底层劳动者民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与之同时，新中国一直站在香港受压迫的底层劳动者一边，支持他们的反压迫抗争。1949年之后，港英当局依然采用老式的殖民手法进行统治，“以华制华”、依靠华人黑社会维持社会秩序，华人在香港的社会地位低下。在这种情况下，亲共的左翼力量和工会迅速得到民众的支持和参与；60年代，尽管港英当局一再查禁，但香港民众中还是逐渐兴起一股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

　　1967年4月13日，香港人造花厂发生劳资纠纷。这本是一场极为普通的劳资纠纷，完全可以通过协商方式解决。但港英当局却采取了强硬手段对付工人，制造了“五·六血案”。觉醒起来的香港工人手持《毛主席语录》，高呼“中国人民不可侮”、“英国人滚出香港去”、“强烈抗议港英法西斯血腥暴行”、“坚决把反迫害斗争进行到底!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等口号，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遭到港英当局的暴力对待。其后，香港各行各业的工人，甚至郊区农民、渔民都参与到了斗争行列，一些大中小学校也开展罢课声援工人。

　　香港同胞的反英抗暴斗争引起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密切关注，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强烈支持。《人民日报》发表了《香港英国当局必须悬崖勒马》的评论员文章，宣布我国政府和我国人民坚决做香港同胞的强大后盾，决不允许港英当局肆意迫害近在咫尺的香港爱国同胞。这场抗争最终迫使港英当局让步，甚至做好了随时撤出香港的准备，而香港华人的状况也在此后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而对比今天，国泰航空空乘工会这样的给种族歧视和殖民主义充当帮凶的伪工会，成了国泰航空基层劳动者的“代言人”，能不出问题吗？

　　这样的状况不仅仅出在国泰航空，在香港的教育界、医疗界等很多具体行业，都存在类似的工会、协会，它们并不去忠实地维护无产者的利益，反而甘心给帝国主义充当乱港工具，在香港底层同胞和大陆同胞之间制造对立。

　　这样的状况，显然不是谴责和制裁三名国泰空乘那样的“生而为奴”却不自知的“蠢货”就可以解决的，毛泽东时代的历史经验值得总结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