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就一定能够领导人民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更大胜利，任何想把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企图就永远不会得逞”。党和国家始终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中国政府网，2021年8月17日），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但是，当前确实出现了“顶尖断崖式”贫富分化的现实危险，新自由主义的邪恶应是“第一罪魁”。
20世纪20-30年代，伴随苏联十月革命胜利，新自由主义以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主义走上历史舞台，不仅直接造成前苏联解体，而且使英国、智利等国家走向没落。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传入我国，已不再是停留在口头、书面上的理论学说，而是逐渐成为部分人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直接影响改革的正确方向。其经济理论大力宣扬“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其政治理论突出否定“公有制”、“社会主义”和“国家干预”。“否定国家干预”造成平台经济“非法侵占”国家人民财富，“否定公有制、推动私有化”造成“不容回避”的国有资产流失，“倡导市场化、宣扬自由化”造成“金融领域”的巨大财富损失。
一、“否定国家干预”造成平台经济“非法侵占”国家人民财富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和市场经济的长处结合起来，实现着“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辩证统一，根本性克服了市场经济“宏观失控而生产过剩的周期性危机”。但是，新自由主义将企业家视为市场的主导力量，诋毁有为政府的市场干预，极端错误地提出：“企业家是市场过程的主要驱动力量，政府对市场过程的人为干预会扭曲价格信号，导致无效率，甚至危机”（张维迎《市场的逻辑》，前言ix，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认为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都造成经济效率下降，甚至认为对市场的任何干预都是伸出“掠夺之手”。
新自由主义极端错误的思想，造成较长时间以来平台经济“去劳动关系化”，8000万平台经济劳动者除京东、顺丰外几乎均缺少基本社会保险，转化为平台经济巨头的利润空间，平台经济企业是否“非法侵占”劳动者社会保险？“数据平台企业之所以有超高估值，是因为它们将公共数据资源据为己有，即生产要素私人占有……平台企业大数据资源的初始产权应是由国家代表全民所有，平台国企依法掌控和使用，其他企业依法有偿使用”（侯晓东、程恩富《基于产权视角的平台经济反垄断治理研究》，《管理学刊》2021-02），数据平台企业占用属于“国家代表全民所有”的大数据资源，是否缴纳了国有资产归母利润？尤其，少数垄断平台企业凭借对大数据、信息技术、金融资本私有占用权，长期维持“赢家通吃”地位，对良性市场竞争和消费者福利造成损害，对民生实体经济构成严重冲击，百姓就业无门，租个门面房试图维持生计，一半以上经营不到半年赔上几万撤退，平台经济造成的经济负溢出是否承担负溢出补偿性税收？
与此同时，平台经济凭借时空超越性特性和强大聚合力灵活快捷地吸纳数字劳工，实现对劳动者无边界和无间断的全程控制和剩余价值的高效剥削，“劳动者被围困在全景式的‘数字监狱’中：一方面，他们深陷过度劳动和激烈竞争的内卷困局，加剧自身的不稳定性；另一方面，他们迷失于隐性‘温柔陷阱’里无法自拔，消解自身的主体性”（闫方洁、刘国强《论平台经济时代资本控制的内在逻辑与 数字劳工的生存困境》，《河南社会科学》2022年第3期），劳动者工作境遇的日益恶化，收入不断下降，在激烈的内卷竞争中遭受着超时、甚至超倍工作时间的更加残酷剥削，社会应有的就业空间被严重挤压，造成就业难的最突出原因的同时，劳动者超时工资是否按照《劳动法》规定的1.5倍、2倍、3倍发放？
2023年中国富豪胡润排行榜前十名：钟睒睒4562亿、张一鸣3105亿、马化腾2603亿、曾毓群2350亿、黄峥2120亿、李嘉诚家族2100亿、丁磊1810亿、何享健家族1800亿、马云家族1700亿、秦英林钱瑛夫妇1550亿，近一半来源于互联网巨头。互联网巨头勤劳敬业、智慧超人，还是“非法侵占”国有资产归母利润？经济负溢出补偿性税收？劳动者社会保险？最基本的超时工资？主业“矿泉水与宫颈疫苗”创造中国首富神话的内在机理，是否遵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规律？而是否正是基于如上之问，市场经济固有的“富者越富、穷者越穷”马太效应，以数字经济发达生产力与新自由主义掩盖的“非法侵占”，超越于任何时代的速度增长，造成“顶尖断崖式”贫富分化。
二、“否定公有制、推动私有化”造成“不容回避”国有资产流失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习近平《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求是》2020年第16期）“国有企业属于全体人民”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从根本上决定人民群众在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过程中的主体地位，而立足于公有制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基本分配制度，体现着劳动正义与分配正义的高度统一，绝对不可能出现“0.33%富人占有67.4%财富”的“顶尖断崖式”贫富分化。尤其，当“全球十亿美金企业家总数达到3,381人，中国以1,133位蝉联第一”（《2022胡润全球富豪榜正式发布 全球十亿美金企业家人数再创历史新高》，网易广东，2022-03-18），占全球总数的33.5%，全国却有“5.5亿人月收入低于1000元、9.64亿人月收入低于2000元”（2019年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课题组）。这种令人惊讶的失衡现状，是否确实已违背了“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20世纪90年代始，新自由主义极力否定公有制、大力鼓吹私有制，认为“市场经济是不可能建立在国有制基础之上的，唯有在私人财产制度的基础上市场经济才能有效地运作！因此，市场经济体系要成功建立，民营化不可避免”（张维迎《市场的逻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66页），脱离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宣扬“唯有在私人财产制度的基础上市场经济才能有效地运作”，必然会误入歧途。尤其“2006年，整个工业产值里，国有企业生产仅占9.7%，非国有企业占到90.3%”，继续叫嚣“我们不仅完成了大部分国有企业的改革，而且已经找到了剩下的国有企业的改革思路，即继续在国有企业非国有化的道路上前进！”（张维迎《市场的逻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38、240页）毫不掩饰地暴露着新自由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企图改变“公有制为主体”基本制度的改旗易帜邪恶。
习近平总书记力挽狂澜，他指出：“公有制经济是长期以来在国家发展历程中形成的，为国家建设、国防安全、人民生活改善作出了突出贡献，是全体人民的宝贵财富……任何想把公有制经济否定掉或者想把非公有制经济否定掉的观点，都是不符合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都是不符合我国改革发展要求的，因此也都是错误的。”（《习近平《毫不动摇坚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 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新华网，2016年3月4日）“要吸取过去国企改革经验和教训，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谋取暴利的机会”（习近平《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谋取暴利的机会》，新华网，2014年3月9日），国企改革经验和教训是沉重的、沉痛的。“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新华网，2021年11月11日）。十余年来，在强有力的公有制经济推动下，众多重大工程和标志性成果实现跨越式发展，“嫦娥”探月、“祝融”探火、“羲和”逐日，电缆穿越海底、桥梁跨越大海、公路贯通大漠……。但是，由于以往改革中巨额国有资产流失到极少数人手中，有如联想为代表的国有资产私有化后，管理层年薪过亿、退休年薪过亿，与劳动者微薄基本生活收入继续拉开巨大差距，怎能不激起老百姓的愤慨？
习总书记指出：“国有企业是推进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要坚持国有企业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不动摇，坚持把国有企业搞好、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不动摇。”（《习近平吉林调研如何定调国企改革》，新华网，2015年7月30日）但是，2006年“国有企业生产仅占9.7%，非国有企业占到90.3%”，新自由主义还要“继续在国有企业非国有化的道路上前进”的邪恶，使国有经济几乎面临崩溃局面。虽经10余年艰苦卓绝的努力，国有经济有较大恢复，当西方经济学以片面论欣喜于民营经济“56789”，忽视辩证思考习总书记强调的“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习近平《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求是》2020年第16期）尤其，面对“2022年底，31个省市区总的债务余额达到34.94万亿，相当于平均每个省（市区），就要负债1.13万亿”（见图1）的严峻局面，需要“不容回避”地反思“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谋取暴利”的国企改革经验和教训之沉重与沉痛，正视如何强化“公有制主体地位、国有经济主导作用”是“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面临之危险与紧迫。
【图1 2022年底31省/自治区/直辖市债务情况】
三、“倡导市场化、宣扬自由化”造成“金融领域”巨大财富损失
新自由主义“倡导市场化、宣扬自由化”，认为“自由是效率的前提”，“政府永远不了解市场，对市场的任何干预都是伸出的‘掠夺之手’”，诋毁“世界上只有一类组织，可以合法地不需要使别人幸福，自己就可以幸福，这就是政府”（张维迎《市场的逻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5页），并且认为“法治社会就是约束政府，政府必须按照规则办事，不能有太多自由裁量权”（张维迎《市场的逻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44页）。由此，造成较长时间金融领域处于“去政府失控”状态。2020年10月24日，马云在上海外滩峰会痛批金融监管阻碍金融创新，不能适应未来科技金融发展方向，试图跳出金融体系运行。这与鼓吹“自由是效率前提”、诋毁政府“让别人不幸福，自己就幸福”（张维迎语）的新自由主义邪恶思想如出一辙，完全无视“金融经营失败具有负外部性，一旦外溢将影响整个经济和金融稳定”的基本法则。5月31日，支付宝长达19年独立于金融体系“自由”运行终止，终于结束“金融经营负外溢”的潜在巨大风险，20%高额利息放贷回归银行金融体系低于9%利息，其巨大差额意味着对百姓财富的盘剥。
社会上对于金融监管的呼声早已在数年前就已经出现，无论P2P风险，还是股市熔断前的资金杠杆、房地产的杠杆，都是在新自由主义“市场化、自由化”邪恶理论影响下，金融监管不力造成的。监管部门对金融业监管的不断加码，坚决打击金融业违法行为，维护经济金融安全大局，是对今后金融风险的未雨绸缪，更是基于“金融领域”巨大财富损失的深刻教训。恒大地产集团“通过向金融机构、投资者等借钱，再利用这些资金投入到新投资”形成2万亿债务暴雷，不仅给国家财富人民财富造成严重损失，更因房地产业失衡造成如何走出经济困境的严峻考验。山西金融腐败大案，“德御系”利用“造假”和“围猎”手段，违规从银行贷款2000多亿，130名公职人员被查，8人受贿过亿，12人超5000万，给国家造成严重财富损失。河南新财富集团以关联持股、交叉持股、增资扩股、操控银行高管等手段，控制渗透禹州新民生等13家村镇银行实行系列犯罪，涉案金额高达400亿，百姓财产受到严重威胁。最终逮捕涉案人员多达234人，才使局面得以有效控制。
从世界范围看，新自由主义是将财富“从大众转向富人、从穷国转向富国”的一种新型机制，所倡导的对金融化与技术变革的持续推进，不仅造成英国等产业的空心化，更导致社会形成鲜明的两极分化。20世纪80年代，“英国首相撒切尔将新自由主义作为制定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跨国经济、数字经济、金融与服务业成为了英国产业发展的重点，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1990年16.67%下降到2019年8.59%”（黄平、李奇泽：《英国工业因何衰落和空心化，新自由主义扮演了什么角色》，2022年6月22日）。当前，新自由主义“市场化、自由化”金融导向也逐步摧毁着美国：“美国到了今天，物价开始膨胀，股市3年时间一路注水，负债高达近30万亿美元，无论是媒介、银行还是华尔街已被犹太资本全线掌控”（《公知有多强大？优秀国家是怎么被摧毁的？》，“一个坏土豆”公众号，2021年6月12日）。近期，美国硅谷银行、签名银行和第一共和银行等破产潮，在收割储户韭菜的同时，引起金融地震，进而引发全球金融震荡，同样是新自由主义邪恶性的呈现。
马克思指出：“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劳动力同资本的膨胀力一样，是由同一些原因发展起来的。因此，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8页）。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市场化、自由化”不仅直接造成国家人民财富的巨大损失，而且资本主导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产生的技术挤压与绝对延长在职劳动者工作时间，成为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青年失业率高达20.4%的最根本原因。资本主义“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的内在规律，在新自由主义邪恶理论的诱导下，不但直接造成国家人民财富巨大损失，同时造成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的严重局面，持续性加重着“顶尖断崖式”贫富分化。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昭示：“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就一定能够领导人民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更大胜利，任何想把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企图就永远不会得逞。”（《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新华社2021-11-16）新自由主义以“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主义”走上历史舞台，不仅直接造成前苏联解体，对我国同样抱有“改旗易帜”的邪恶企图。今天党中央一再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改革开放的目的始终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而触目惊心的“0.33%富人占有67.4%私人财富”的“顶尖断崖式”贫富分化，不能不使我们警醒！新自由主义企图改旗易帜的阴谋到了必须彻底揭露之时，再也不能任其误导中国改革发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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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