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治建设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我国国情决定了我们不能成为“诉讼大国”。这为我国加强“诉源治理”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随着我国已经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同以往各个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相比，我国现阶段的社会整体利益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种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作为关系全局的一种历史性变化，投射到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有着内涵更丰富、水平更高的现实需求。有评论指出，当前巨量的事情被挤压在一个相对有限的时空当中，矛盾呈现多点爆发之势，民事范畴的经济纠纷、产权纠纷、债务纠纷、劳动纠纷、家庭纠纷、拆迁纠纷、股权纠纷、破产纠纷……等各种纠纷不断产生，导致诉讼活动居高不下。

　　如何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推动更多法治力量向引导和疏导端用力，加强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前端化解、关口把控，完善预防性法律制度，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这对于处于矛盾凸显期的当今社会走向和谐社会、文明社会尤为重要。

　　今天，人民法院报发表《让风波平息于微澜》的文章，聚焦“诉源治理”的陇南经验——两级法院深耕“民事直说+诉源治理”构建多元解纷新格局，前有“枫桥经验”，后有“陇南经验”，实际上都是一种“诉源治理”创新。

　　根据今年“两院”报告，全国法院受理案件数量2022年达3372.3万件，过去五年，全国法院受理案件数量整体呈上升趋势。2022年，基层法院办案数量占全国法院办案总量的比例约为88.5%;2022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办理公益诉讼案件19.5万件。其中民事公益诉讼类立案2.9万件,行政公益诉讼类立案16.6万件。

　　如果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诉讼案件数量与增幅作一历史比较的话，那么，我们才能得出某种结论。通过权威查询，1978年全国法院一审收案总数是44.7755万件，而2022年这一数量达到3372.3万件，增长75.3倍。

　　从人均诉讼案件百分比看，以1978年当时全国人口为9.63亿计算，人口诉讼比为0.46%，到了2022年以全国人口14.12亿计算，则为2.38%，增长5.17倍。这是由之根据权威数据所作的计算。

　　当然，横向比较美日，我国的诉讼总量与人均诉讼量远不及美国也不及日本。美国是名符其实的“诉讼太国”。有资料显示，近30年里，美国所有州审理法院的立案总量平均在8300万件到1.06亿件之间徘徊，加上州法院和所有联邦法院的案件，估计总数在8500万到1.1亿件之间。超过中国三倍以上。

　　再看日本，在近30年里，全日本法院立案总量达到最高峰值的611.5万件后便开始下降。不过，日本2022年全国人口数量仅1.27亿，不及中国的1/10，所以日本国民的人均诉讼案件量仍高于中国。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的诉讼总量呈增加的趋势，不排除背后有一些利益趋动机制。一方面说明国人的维权意识在强化，越来越多人的选择拿起法律武器维权，这是法治的进步;另一方面诉讼活动集中爆发，说明社会并不和谐，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关系紧张。此外，毫无节制的过度选择诉讼，耗费了社会公共资源，撕裂了人心，影响了社会安定团结，必定付出高昂的社会成本，这是需要警惕的。

　　早在1957年2月，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要正确处理各种矛盾，团结各族人民发展经济和文化，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强调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这些光辉思想，对于今天我们加强“诉源治理”，发挥人民调解制度作用，走好群众路线，加强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密切干群关系，促进社会安定团结，巩固党的统一战线，最终实现和谐社会与文明社会的目标，仍具重要的指导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引用传统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提出法治建设“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的方略，具有时代的深刻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