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局给予中国是另一次历史机遇还是另一次危机?
今天，转发著名学者郑永年在浙江发表的关于用“新三大法宝”驱动“新三驾马车”的重要经济理论观点。
其实，这“新三驾马车”的观点与中欧工商管理学院朱锋教授在襄阳的提法如出一辙，只是提法稍有差异，次序先后也稍有不同，但说的是同一个意思。“新三驾马车”本来自带“动能”，马车本身是一个古老的动力源，而郑永年又去寻找叠加的动力源，我把它称之为“法宝+马车”的混合动力，这无疑增加了中国的发展动能，问题是什么时候能实现?
我之前多次发文宣传过朱锋教授对于中国经济“新动能”转换的观点，今天看来传统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都遇到了问题，实际上这在今年以来连续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与中央政治局会议还有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当前经济形势总的判断与定调中均有涉及。中央与国务院强调指出：“三重压力(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缓解、经济增长好于预期，市场需求逐步恢复，经济发展呈现回升向好态势，经济运行实现良好开局。同时强调需求和内生动力不足。”
那么，中国经济“内生动力不足”，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经济寻找“新动能”的出路在哪里呢?中央的总的思路是“从资源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但地方政府抓经济复苏的政策思路并不清晰，战略的注意力也并不集中，大部分时间里仍然沿着传统的“三驾马车”的思维定式去寻找出路，但收效甚微。我们看到“收效甚微”的深层原因是需求收缩”，而“需求收缩”的原因是“消费低迷”。而“消费低迷”的原因是因为“购买力”始终得不到提升。“购买力”始终得不到提升是因为“老百姓荷包里没钱“。而“老百姓荷包里没钱“是因为“收入没有增长”。而“收入没有增长”是因为进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的魔咒区。而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魔咒区是因为“增长方式乏力”。而“增长方式乏力”是因为“过度债务拖累”。而“过度债务拖累”却已经是最深层的原因，也是今天中美日欧几乎是全世界的共性问题，是一个一时根本无解的全球化难题。
不久前，世界银行发布了一份报告，报告显示，美国的负债高达31.74万亿美元，日本的负债高达12.8兆美元，欧元区国家的总负债将在2022年达到12.6万亿欧元。截止到2022年，世界的负债总额已经超过了世界GDP的300%。 我们通过国别债务比较发现，美国的债务负担虽比中国严重，但美国暂时有“美元霸权”托底，可以“薅”全世界的“羊毛”，而中国只能选择“内卷”，这是今天中美博弈美国在货币金融领域占有胜算把握之所在。但中国对美博弈的底气虽没有货币霸权，但有全门类的完整工业体系与全国市场托底，这是美国所没有的优势。未来中国的唯一出路是抢抓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遇，抢在其他经济体之前加快实现技术迭代与产业转型升级，而“创新驱动”正是推动技术迭代与产业转型升级的唯一出路。下面我们再深度分析创新驱动的底层逻辑。
“创新驱动”要靠什么支撑呢?无疑是要靠“技术革命”迭代支撑。而技术存在形态便是“知识产权”，“知识产权”从哪里来呢?是从“基础研发与应用研发”而来。而“基础研发与应用研发”从何而来呢?是从“人才红利、人力资源或人力资本”而来。而这“三者”又从何而来呢?是从“教育振兴形成的教育红利”而来。而“教育红利”从何而来呢?是从国家“教育强国”战略而来。而“教育强国”从何而来呢?是从政府的“财政政策支持”而来。而“财政政策支持”从何而来呢?是从“金融基础支撑赋能”而来。我们通过“创新驱动”战略的“抽丝剥茧”，不难找到驱动中国经济克服“中等收入陷阱”能够继续前行的“新动能”。其底层逻辑就是——构成“投资、教育、技术”的“新三架马车”，这便是朱锋、郑永年们的经济理论观点的内核，也是华为作为中国企业领头羊在“投资、人力资源、技术”商业模式创新与积极寻找“发展新动能”的成功实践总结。对此，我完全赞成。这应该说找到了破解“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症结与基础处方。不过，这需要长期主义围绕这一战略方向上的持续努力，还有积极的财政政策与金融赋能加持。
“发展是硬道理”，中国的一切问题只能最终通过发展特别是高质量发展来解决。在具体对策上，只能在咬定战略不放松的前提下，通过时间换空间，逐步消化历史的债务包袱，最终实现中国经济的软着陆与强劲复苏。各地政府可以借鉴这几年合肥在项目招商、培育新动能、新产业的“合肥经验”做法。注意到合肥的“新发展格局”已具雏形，象比亚迪、京东方、科大讯飞、中科量子等一批批新产业、新业态迅速崛起，合肥的城市经济发展已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值得点赞!
回到 郑永年提出的“新三大法宝”理论，即：改革、开放与创新”，其实这并不新鲜，它早已是中国的长期既定战略，只是他用“新三大法宝”理论进行了新的“包装”而已，当然，这个时候再来反复强调一下，也不多余，也很有必要!
链接郑永年在浙江论坛演讲：https://mp.weixin.qq.com/s/KOx4JIc-ObOhx55NIzPMf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