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撰写的《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首次发表，这部文献尤如人类漫漫长夜里亮起的一盏指路明灯，指引着全世界受压迫、受剥削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奋起斗争。
170多年过去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历过轰轰烈烈的高潮，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并在世界上形成了一个以苏联、中国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然而，随着苏东解体和中国等国家的转向，实际上沉痛宣告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归于失败，正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所说：“1999,不战而胜”，资产阶级理论家福山也高唱“历史终结论”，共产主义理想再一次被资本主义的卫道士轻蔑地嘲笑为“乌托邦”。在资本主义凯歌高奏的同时，一切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痛苦迷茫中泣血沉思，人类满心希望十月革命能够开创出人类新纪元的美好社会，但最终却以亡党亡国的结局收场，面对如此戏剧性反差，即便是马克思再世，也定会说出那句耳熟能详的名言：“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
20世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失败的悲剧说明，十月革命以来社会主义的实践无疑存在重大缺陷，苏东解体和中国等国家转向决不是偶然发生的事情，而是有必然的规律可循，现在的共产党人当务之急是对这一规律进行深刻认识和总结。否则，若不能打破这一规律，开创出新的前进道路，即便资本主义再腐朽没落，科学社会主义也不可能降临人世。20世纪社会主义道路的重大挫折召唤着我们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的源头，而重温和学习《宣言》这一马克思主义开创性的文献则成为我们再出发的起点。
从《宣言》再出发，显然是一个异常宏大的命题，不是笔者一篇小文所能论及的。在这里仅就学习《宣言》中得到一点零碎体会谈谈自己的感想，希望起到一点启迪的作用。
一、共产党人的斗争策略
《宣言》第4部分“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中提出“总之，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这里明确指出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是共产党人革命的首要目标，为着实现这一首要目标，共产党人可以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明确这一点非常重要，历史上的反动统治阶级总是企图掩盖自己才是劳动人民最大敌人这个事实，总是采取欺骗手段将劳动人民对准自己的斗争矛头转向别处，比如鼓吹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宣扬狭隘的爱国主义，渲染民族矛盾来掩盖阶级矛盾，诱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充当顺从奴隶和炮灰。为了维护自身特权地位和既得利益，反动统治阶级总是要拼命维护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并千方百计论证其合法性，借以欺骗群众，保障他们的统治地位牢不可破。而《宣言》告诉我们，共产党人应该反其道而行之，勇敢地起来斗争，将现存制度砸个落花流水，团结更多的进步力量，形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促使旧制度旧秩序早日灭亡。
《宣言》针对各国不同情况，详细地一一列举了共产党人的斗争策略，即便放在今天来看，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比如针对德国的情况提到：“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专制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动性。”
大家没有看错，《宣言》明确提出共产党人应该同资产阶级一道去反对专制君主制，因为在当时的德国，压迫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首要敌人不是资产阶级而是专制君主制，而且专制君主制是比资本主义制度更腐朽落后的制度，所以共产党人革命的首要目标是反对专制君主制这种现存的正在压迫劳动人民的制度。可以说，此时的与共产党人与资产阶级在反对专制君主制上目标是一致的，可以结成暂时的同盟。这种情况不能不让我们联想到毛主席的教导，毛主席曾断言：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本主义上台，而且是最坏的资本主义，是法西斯主义，比希特勒还坏。为什么毛主席说修正主义是最坏的资本主义，因为比起西方自由资本主义这种不太坏的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所实行的资本主义带有深厚封建性，具有专制独裁性质，实际是法西斯主义的变种，和希特勒差不多。那么在修正主义的统治下，就相当于当年德国那种情形，共产党人是首先起来反对修正主义，还是首先起来反对西化派资产阶级，应该联合谁反对谁，按照《宣言》的启示，答案是不言自明的。按照《宣言》揭示的理论上是这样，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同样如此。当初苏联解体时所谓“无一是男儿”的状况再好不过地表明，苏联人民宁可选择西方自由资本主义这种不太坏的资本主义，也不愿选择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这种最坏资本主义，这是苏东人民用脚投票检验出的真理，值得我们深思。
《宣言》不仅提出了共产党人联合资产阶级推翻专制君主制，而且还指出：“但是，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以便德国工人能够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以便在推翻德国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可见，共产党人联合资产阶级只是推翻专制统治的权宜之计，是为了更好实现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因此在整个斗争中必须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独立性，同时还要教育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认清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之间最终不可调和的矛盾斗争。共产党人对资产阶级只能是利用而不是做它的尾巴，以便借助资产阶级统治带来的社会和政治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这就告诉我们，共产党人在专制统治下，争取资产阶级民主权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要象某些人那样，一看带有资产阶级标签的东西，不问青红皂白就统统加以反对，恰恰是被别人带歪了节奏。
这就如同当年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为了战胜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反对派的策略既要团结又要斗争，避免犯左或右的错误，关键是在整个斗争中始终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始终掌握抗日斗争主导权，并且共产党联合国民党反动派抗日是为了消灭日本帝国主义之后，立即开展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直至建立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可见，共产党人在斗争中必须具有高超的策略，既要联系现实，又要着眼长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有生力量，对准主要敌人，争取最后胜利，斗争策略是取得斗争胜利的可靠保障。
二、认清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
《宣言》第3部分以“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命名，为我们罗列了当时形形色色的所谓社会主义。这些社会主义在科学社会主义没有诞生之前，冠以社会主义的名义，也无可厚非，然而令人惊讶的是，时光过了170多年，这些早该抛到历史垃圾堆里的古物仍然如影随形活跃在我们眼前，只因为我们经历了修正主义复辟，在修正主义所称的社会主义里，这些朽物赫然阵列其中，并被奉为与进俱进的、XX化的马克思主义，这难道不是对马克思主义极端无耻的亵渎和嘲弄?好在《宣言》早就为它们立了传，画了形，铁板钉钉，修正主义者的伎俩玷污不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只会令他们在照妖镜前原形毕现。
看一看《宣言》对封建社会主义的刻画吧。“法国和英国的贵族，按照他们的历史地位所负的使命，就是写一些抨击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作品。”“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前有所述，修正主义是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最坏资本主义，他们也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一样，起劲地批评西方自由资本主义，他们也一本正经地宣称“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所奉行的民主是虚伪的民主、少数人的民主”，那么他们是不是准备实行真正的和大多数人的民主呢?在一个连起码的资产阶级民主范畴内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罢工自由”都没有的国家，显而易见所谓的“全过程民主、实质民主”是什么货色，这就如同剥开他们的底裤，一眼就能看到他们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暴露了他们封建专制性的本质。
再看看《宣言》所描述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在农民阶级远远超过人口半数的国家，例如在法国，那些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反对资产阶级的著作家，自然是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尺度去批判资产阶级制度的，是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替工人说话的。这样就形成了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由此类推，中国也是类似当年法国那样的情形，农民阶级仍然占总人口的大多数，同样我们也能看到宣称站在农民立场的专家学者们，他们起劲地批判大资本对小农的侵蚀，坚决反对资本下乡、扶持大农、土地私有化等主流农业政策，强调要给农民留下回乡的退路，并刻意合理化美化所谓的半工半耕模式，给传统小农社会抹上一层温情脉脉面纱。但是，他们是真正地站在农民立场上吗?他们不过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害怕被大资本所吞噬，但他们不知道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不可阻挡，小农农业的灭亡和资本农业的兴起同样不可避免。由于他们小资产阶级的局限性，看不到在现代大生产条件下，小农农业要么被社会主义集体化改造，要么被资本主义大农业所改造，而且在整体资本主义条件下，农民的半无产化、无产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相对封建时代作为个体劳动的小生产者，农民通过无产化转变为工人阶级阶级乃至无产阶级是历史的进步，反之那种企图将农民永远绑在“一亩三分地”上的小农经济思想，才是逆社会发展潮流的一厢情愿。所以《宣言》在批判这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时候，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社会主义按其实际内容来说，或者是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或者是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它在这两种场合都是反动的，同时又是空想的。”对照当今一度甚嚣尘上的小农经济主张，《宣言》的这些话对其刻画是何等的生动形象，也同时宣判了其必然失败的归宿。对于雄心勃勃、最终必然要占领一切领域的强大资本，并用资本逻辑来改造一切生产关系的必然规律，小农经济的主张正如《宣言》揭示的，“这一思潮在它以后的发展中变成了一种怯懦的悲叹”。然而我们说，在资本主义占主导的条件下，小资产阶级既有“怯懦”的一面，更有“顺从”的一面，从小农经济所主张的“稳定器”、“蓄水池”、“退路”、“节制资本”来看，归根结底还是为了“维稳”，为了整体资本主义顺利发展保驾护航，因此来说，小农派与其标榜“农民立场”，不如说是实质的“维稳立场”;与其说是主流市场派的对立面，不如说是它的辅助和补充。
再看看《宣言》对“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阐述。德国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当时条件下，反对封建专制的任务还未完成，因此《宣言》指出：“德国的特别是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和专制王朝的斗争，一句话，自由主义运动，越来越严重了。”生动地表明德国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封建专制，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运动具有进步性质，因此才会“越来越严重”。而“真正的社会主义”是怎么做的呢?它不是对资产阶级领导的自由运动采取支持拥护的态度，而是“用诅咒异端邪说的传统办法诅咒自由主义，诅咒代议制国家，诅咒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治、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并且向人民群众大肆宣扬，说什么在这个资产阶级运动中，人民群众非但一无所得，反而会失去一切。”这与当今某些“左派”、“毛派”何其相似，他们把自己的满腔仇恨都撒向西方资本主义和所谓国内汉奸公知，只要一提争取民主就立即冠以资本主义的标签加以否定，他们同样对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治、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不屑一顾，统统以资本主义的名义弃之如敝屣，尤其害怕所谓的“颜色革命”、“和平演变”，竭力宣扬革命的灾难和恐怖，对任何风吹草动怕得要死，或明或暗兜售“保救”那一套，乞求上层健康力量的回心转意。这正如人们所讲的，这些“左派”“毛派”实际上已经沦为修正的附庸，他们甚至不如右派公知，充当了最腐朽反动最保守落后势力的拥趸，其结果只能作为殒葬品而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他们竭力反对西方自由资本主义，但不知道“这一切当时在德国正是尚待争取的”，相对于最坏的资本主义，西方不太坏的自由资本主义，难道不也是我们正待争取的吗?“这种社会主义成了德意志各邦专制政府及其随从——僧侣、教员、容克和官僚求之不得的、吓唬来势汹汹的资产阶级的稻草人”，《宣言》的这番表述何其形象，对最坏资本主义来说，这些“左派”“毛派”的行为确实求之不得，大受欢迎，而对来势汹汹的资产阶级来说，不过是空有其表的“稻草人”而已，历史发展潮势不可挡。苏东解体时，所谓“无一是男儿”的情况表明，貌似强大的假社会主义在真资本主义面前不堪一击，自动垮台，揭示了“稻草人”的真实面目，难道我们的眼睛还要继续被蒙蔽吗?“这种社会主义是这些政府用来镇压德国工人起义的毒辣的皮鞭和枪弹的甜蜜的补充。”，不是恰恰对我们今天现状栩栩如生的刻画吗?
综上所述，《宣言》所罗列和剖析的形形色色社会主义，在现代修正主义里都能找到他们影子，因而说修正主义是封资修的大杂烩，一点也没有错。如果说宣言诞生之前，他们可以号称社会主义，那么在宣言诞生以后，他们就只能是修正主义的同义词而已。
三、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再探索
《宣言》提供了一面镜子，让我们认清了形形色色假社会主义，这些假社会主义的集大
成就是现代修正主义。现在，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一个现实，人类满心希望十月革命开创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并没有成功，历史发展的轨迹又回到了《宣言》所揭示的假社会主义也就是现代修正主义。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回到《宣言》和马克思主义本身，对马克思主义描绘的科学社会主义再认识。
这就需要我们回到《宣言》和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宣言》用大量的篇幅肯定了资产阶级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它说：“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般的关系都破坏……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
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带来的生产力突飞猛进，促使资本主义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建立了与之相适应的高度文明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正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物质和精神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尤其是欧洲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出现的条件下，不难想象，如果整个欧洲还处在封建贵族和宗教专制下的环境下，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产生，这就如同在封建制度长久统治下的中国不可能产生马克思主义一样。所以说马克思主义所指引的科学社会主义，必然是建立在对现有最发达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继承和扬弃基础上。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偏重对资本主义的全面批判和否定，而缺乏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文明成果进行分析借鉴和合理改造，这就如同鲁迅先生所说，我们本意是要去除资本主义的脏水，最后却连同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婴儿一起倒掉。这个后果就非常严重，既然社会主义不能从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直接产生，那么它就总要找到一个产生出自己的母体，这样就很容易找到了封建主义，资产阶级讥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于封建化”是有道理的。因此，苏东变修和中国转向都发生在资本主义不发达而封建性非常浓厚的地区就绝不是偶然现象。
后来的演变也表明，前苏联、中国始终都没有建立起社会主义人民民主的政治体制，类似于马克思提倡的巴黎公社原则一直没能实施，例如工人阶级要有(实实在在的)选举权和罢免权，政府官员只能拿等同于工人的工资，在前苏联和中国都没有实行过。而我们知道，巴黎公社原则正是来源于当时欧洲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因此仅仅从民主政治角度来讲，十月革命以来开创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在巴黎公社原则上的退步，也就注定了与实行民主政治的发达资本主义相比，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最终不可能具备超越对方的先进性，在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中败落也就不属意外。
其实，《宣言》中已经明确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本来是马克思主义不言自明的真理，然而从修正主义的角度来讲，民主竟然几乎成为了资本主义的专用名词，这不能不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极大讽刺。
最早对于苏联式社会主义制度提出警告的并非来自中国的反修防修和继续革命理论。在十月革命发生前后，德国革命家卢森堡就与列宁有过争论。卢森堡虽然热情地支持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但反对苏维埃把专政与民主对立起来，抨击布尔什维克鄙视民主和立宪会议的做法，认为“立宪会议、普选权、言论自由”是“人民群众的民主主义的基本自由的全部设施。”尽管她也承认任何民主代议机构都有其局限性和缺陷，但反对以此理由而取消民主制。随后，苏联的开创者之一托洛斯基发表了《被背叛的革命》，指出苏维埃制度已经变成苏联共产党的官僚专制政权，虽然在基本上还保留着过去革命所造成的社会制度，但同时不断败坏这个制度，不推翻官僚专制政权，就无法避免倒退回资本主义，就不可能真正走向社会主义。随着苏联斯大林模式的确立，卢森堡和托洛斯基对共产党官僚化的担心变成了现实，而且到了50年代，南斯拉夫一位与地位铁托不相上下的重要人物吉拉斯写出了《新阶级》一书，明确提出共产党变成了握有空前绝对权威的新阶级，共产党官僚组成的新阶级，“是贪婪而不能满足的，就像资产阶级一样。不过，它并无资产阶级所具有的朴素和节俭的美德。新阶级的排斥异己正像贵族阶级一样，但没有贵族阶级的教养和骑士风格。”这就相当于毛主席所教导的，修正主义上台就是最坏的资本主义。吉拉斯在《新阶级》的末尾预言了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将会因为暴政而垮台，而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的苏东剧变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吉拉斯、托洛斯基乃至卢森堡当初的预言。
无疑，对于中国来讲，“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其说中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不如更确切地说是接受了列宁主义，中国革命是在列宁主义的指引下获得胜利的，建立的新中国也很自然地采用苏联斯大林模式。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清楚认识到斯大林模式的局限性，十年论战，展开与苏修的理论斗争，希望走出一条与苏联模式不同的社会主义道路。具体表现在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毛主席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见解，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理解为人民只能在某些人的管理下面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然而毛主席的这些见解并没有形成理论体系，尤其是没有与民主制度联系起来，因此，即便后来象陈永贵、吴桂贤、李素文这样普通的工人农民劳动者被提拔到国家领导人的政治地位，一定程度上实践了劳动者管理国家这个最大权利，但随着毛主席的逝世，政治风向的转变，他们又很快退回到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失去了这个权力，可见没有制度的保障，劳动者真正实践管理国家这个最大权力只能是一句空话。
文化大革命也同样如此，毛主席的本意是借助大民主，开展反修防修的演习，甚至一再叮嘱人们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对走资派要实行造反有理。可是，当毛主席逝世后，走资派正式上台，不仅没有实行造反有理，而且还一片拥护英明决定的声音。事情并没有象毛主席预见的那样，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来造反，反而从上至下的不换思想就换人。毛主席的希望落空不是偶然的，而是制度所决定的。毛主席晚年一再叹惜“时来天下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为什么不自由?也是制度束缚的结果。毛主席准备把自己摔得粉碎，但文革发展到了关键时刻，他还是不愿意毁掉自己亲手建立的党国体制，所以即便如毛主席那么伟大，也没有走出人亡政息的周期率，这是历史的悲剧，这样的悲剧能够避免吗?
刘继明老师在最近接受俄媒体专访时谈到：“中国的复杂性在于，在一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如何面对整个社会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孔不入的资本侵蚀。它的优点也许跟缺点同样明显：党拥有一切权力，如果它能够克服自身的问题，它就是优点，如果不能，它就可能成为缺点。”刘老师的态度虽然比较温和，但他其实指明了一个显而易见而又难以面对又必须面对的问题，那就是“党拥有一切权力”，与此相对，那么人民群众的权力在哪里呢?如果人民的权力完全要靠党来代替，除非党是类似于上帝和佛祖那样至高无上、全能圣贤的存在，可能吗?国际歌里唱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道理其实就是那么简单，然而要实现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科学社会主义，要探索的路还很长很长。
这就象一个人走了很远很远的路，突然发现前面突然无路可走了，怎么办?最现实的办法是退回到当初出发的起点，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重新规划和找准路径，然后再出发。这就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需要从《共产党宣言》里吸取智慧和力量，重新踏上征程的原因。
(本文是作者在人境院首届写研班上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