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何从我国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出发辨证看待我国基本国情与现状

　　什么是国情?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主要是指其社会性质及其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国情可分为两类：一是自然国情，如资源、地理、环境、人口;一是人文国情，如历史传统、文化背景、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也特指一个国家某一时期的基本情况和特点。我以为还可分为先天国情与后天国情。先天国情是一个国家原始的资源禀赋，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初始自然状态。后天国情则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动态国情。除了最基本的国情之外，广义上的国情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一个发展的中国决定了国情也是发展的、动态的。动态的国情决定于社会主要矛盾运动与呈现的状况。

　　比如人口发展状态、生产力发展状态、文化教育发展状态、科技发展状态、社会发展状态、社会保障状态、人权保护状态，产业布局与经济发展状态国民财富与分配状况、政治制度与法律制度体系状态、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状态、对外贸易与对外关系的状态等等。

　　改革开放之初的1981年党的第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贯穿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决定了我们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

　　40多年来，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贯穿始终。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随着中国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随着中国经济几十年的高增长，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改善，随着中国的社会面貌脱胎换骨，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发生了历史性转移。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对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矛盾转移作出的及时的重大判断关于国情的宏大叙事版本已经更新了不少，国情描述，也需要与时俱进。过去，描述中国的最基本国情是“人口多、底子薄”，现在描述中国的最基本国情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是从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阶段上对中国国情所作的总体性、根本性判断。

　　当前，我们最主要的国情认识与考察必须围绕“不平衡” “不充分”的主要矛盾运动展开。我今天特别关注的是其中的国民的财富积累状况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

　　研究分析中国的基本国情，有必要从中国人民的财富与收入分配状况的“国情”有一个实事求是的“画像”，以真正了解“富起来”的中国与小康社会究竟是怎样的财富真相?!

　　在谈论这个问题之前，首先，我们必须深刻认同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百年奋斗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所走过的光辉历程以及所取得的巨大的历史进步，中国人民过上今天的小康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每一个“里程碑”，都可堪称“史诗级”的巨变。

　　其次，国民的财富与收入分配状况，直接涉及中国社会整体富裕程度以及财富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沉淀状况，进而反映当下国民的生存与生活状况，反映中国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矛盾的状况，并且经由这些“状况”，决定国家治理的政治选择、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的“顶层设计”与“底层逻辑”，特别是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财政税收制度改革，以及下一步要实现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国情决策参考，对这样的国民财富“画像”，难道不值得严肃关注吗?难道不可以纳入“基本国情”与“国情教育”的范畴而加以审视与重视吗?

　　我切入这个问题，是从每年的中国唯一官方的收入分配白皮书——《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简称《报告》)开始的。《报告》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与北京师范大学组织编写，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税务总局、国家统计局、证监会、国家乡村振兴局等多部门共同完成，对居民收入分配现状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描述，主要聚焦国民收入不均等的总体状况。涵盖了全国居民收入分配总体状况以及城乡、地区、行业、群体的居民收入情况。

　　《报告》系统介绍了财政、税收、社会保险、脱贫攻坚、社会救助、工资集体谈判等方面重大政策和重点领域实施进展情况，比较客观反映了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分配领域的全貌，既可以为政府部门研究制定调节收入分配的政策举措提供参考依据，也能够为研究机构深化收入分配领域学术研究、企业做出生产经营决策、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选择可提供多角度的信息和资料，因而具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前两年的一份《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的报告》，一经发布，便引发全网关注和热烈讨论。数据出来可能吓着了很多人，于是也有人质疑也包括我，但后来选择了大部分相信。说中国有6亿人每个月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在这6亿人中，有546万人收入为零，有2.2亿人月收入在500元以下，有4.2亿人月收入低于800元，有5.5亿人月收入低于1000元，有6亿人月收入低于1090元。若以当时1090-2000元作为中低收入者的标准，则该群体人口达到3.64亿。也就是说，中国月收入低于2000元的人数达到9.64亿。这一国情数据让我印象十分深刻，也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前些时美国国会参议院外委会通过的一项名为“结束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的法案，要求将中国视为“发达国家”，而不是“发展中国家”的出发点与目的完全是“别有用心”的，这样的国民财富状况无论如何支撑不起“发达国家”的这个“美誉度”。对此，中国政府也表示了公开反对。在6月9日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回应记者相关提问时表示，美国想把“发达国家”的帽子强加给中国，不是出于对中国发展成就的赞赏肯定，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是要把剥夺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作为遏制中国发展的一张牌。

　　发言人汪文斌进一步强调：“中国是不是发达中国家，不由美国说了算，美国抹杀不了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从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这番表态看，表明中央高层对国情的掌握与认识，有着特别的清醒。我想，今后媒体做“成就性”报道时，应把握好这样的国情基点与报道尺度，不要“一不小心”把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吹成了“发达国家”，甚至吹成了大大超越那些发达国家的“国家”。任何拔高与贬低、吹捧与唱衰，都不能真实的反映出中国的基本国情与社会样貌，也都是违背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

　　二、关于“全民负债时代”鼓励消费与实现消费升级的再认识

　　一方面，我们要承认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主观上要实现“消费升级”;另一方面客观上要正视我国仍处在“初级阶段”，受制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个最大的国情实际。须知，目前，我国处在“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之中，“稳就业”、“保增长”面临挑战，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突破警戒线居高不下，实现共同富裕并缩小两极分化面临巨大压力，处理“做蛋糕”与“分蛋糕”、效率与公平的矛盾更加复杂棘手，必须精准施策。

　　一般认为，鼓励消费并倡导消费升级，必须首先建立在有储蓄与有购买力水平或者至少“稳预期”基础之上，而不是主要建立在透支消费的基础之上，否则，就不可持续。而购买力水平提高必须依赖收入水平增长，而收入水平增长又必须保就业并提高劳动工资收入之外的财产性收入，而保就业，也必须有一定的合理区间的GDP增速，而合理区间的GDP增速，必须有资源驱动或创新驱动，而资源驱动与创新驱动又不可避免地受到资源枯竭与知识产权、教育产出壁垒的多重制约，而这几者又需要拓展国际资源空间与依赖长期人才教育与技术研发投入，这些相互依存的复杂关系，归根结底都是建立在国情的底层逻辑之上。

　　但看中国的债务规模、债务结构与负债率，可能我们对“底子薄”与“底子厚”的国情要有“再认识”。

　　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实力不断提升，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就是总债务的不断攀升。有数据显示，中国的总债务已经达到了310万亿人民币的规模。我算了一下，我国的人均债务金额已经达到21.95万元。不过，对比美国还是偏小的。据央视援引美国《纽约时报》当地时间16日报道，美国财政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国债首次超过32万亿美元(约228万亿元人民币)，人均负债9.4万美元，按当前人民币汇率7.3计算相当于68.6万人民币。需要指出的是负债比较还要看“收入负债比”这个主要的衡量指标，也要看负债的结构性因素与各自抗债务违约风险能力。

　　再看中国宏观杠杆率指标。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NIFD)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2023年二季度宏观杠杆率上升2.1个百分点，从一季度末的281.8%上升到283.9%。宏观杠杆率一般是衡量一个经济体金融稳定性的指标，更高的债务水平意味着每年全社会的利息支付和本金偿付的压力更大，一旦经济增长出现波动，则容易引发债务危机。国际警戒线是60%，这一超出几倍于国际警戒线的数字对于中国的未来可持续发展将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如果降负债顺利有效的话，也需要用较长时间换空间才可能消化这些巨大的债务包袱，从而遏制资产负债表衰退的进一步的下行趋势。

　　据说我国有高达310万亿人民币的负债，其中包括政府债务、企业债务和个人债务，政府债务约占总额的30%，企业债务约占总额的54%，个人债务约占总额的16%。从债务属性看，其中的企业债务大多为非金融企业债务，这也是当前中国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

　　随着我国“逆周期”与“跨周期”政策调控力度加大，其发债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宏观杠杆率也在持续上升，中国面临着债务危机的风险也在加大。如果债务得不到有效地控制和管理，很可能会对中国整个经济体系产生系统的严重影响。

　　从国民负债状况看，意味着中国“储蓄大国”的传统地位松动，从一定程度上说，中国已进入某种“全民负债时代”，但风险可控。

　　从国民财富资产结构性风险看，资产缩水的风险比较集中。据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城市家庭资产主要是实物资产，房地产资产占比近70%。而这些家庭的债务比率达到56.5%。西南财经大学发布的《中国财经报告》指出，10%家庭的存款金额占全部储蓄金额的70%，35%的家庭占全部储蓄金额的25%，超过50%的家庭基本没有储蓄，银行存款为零。人民银行的前两年大数据显示，90后、00后人均负债12.8万元，这还是发生在宣称要“躺平”、”佛系”生活的一代，如今“月光族”的年轻人比例不在少数。

　　当下消费与消费升级，已经受到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拖累，这是当前消费出现低迷的深层原因，另外，由于“稳预期”存在的信心不足的问题，也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透支消费行为的提前发生。

　　三、关于建立量化的国情监测指标体系，为政策制定提供可靠依据的再认识。

　　如何透过现象看本质?如何深入到事物内部看国情底层逻辑?人们经过长期的实践与研究，得出了一些规律性的认识并建立了一套比较成熟的观察指标体系。其中一些关于经济生活的具体底层逻辑已经被指标化、标准化，公式化，这是我们观察形势，区分现象与本质的重要参考与衡量坐标。

　　比如房地产持续逻辑要看“收入房价比”;贫富差距与社会和谐要看“基尼系数”;生活质量要看“恩格尔系数”;经济晴雨表要看“股票指数”与“”GDP增速”;股价合不合理要看“市盈率”;企业财务健康与否要看“负债率”、每股现金流与速动比率;盈利能力要看“净资产”收益率、与 “利润率”;看银行信用风险要看“资本充足率”、“贷款不良资产率”与“存贷比”;看偿债能力要看“收入负债比”;

　　看国家负债规模可控度要看“宏观杠杆率”;看行业景气度要看“景气指数”;预测经济与商业活动要看“采购经理人指数PMl”;看区域物流发展状态要看“物流指数”;看消费者信心强弱要看“消费者信心指数”;看事物的分化要看“二八定律”等等。

　　总之，各个行业都各有一套指标衡量监测体系，透过这些核心衡量指标，可把握行业动态与特征、趋势与逻辑，可大大的提高了形势观察的精准度与科学性。

　　所以，我们除了对国情的定性分析之外，还需要建立一套科学的、及时的、量化的、精准的监测指标体系与大数据系统，建立和加强国情的大数据采集与分析系统很有必要，大数据分析为我们提供数据理性与决策理性，让国民与决策者始终保持一种数字清醒，我们坚持数据主义，用数据说话。既反对妄自尊大，我们也反对妄自菲薄，既反对“别有用心的抬高，也反对恶意唱衰。

　　四、关于如何科学、理性、客观、辩证地认识我国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并加强对国民国情教育的再认识。

　　坚持从基本国情出发，是党和国家制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基础，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其中，建立大数据思维分析框架，有助于我们深化对国情的量化认识。毛主席早就指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地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是国情论述的两个基本点，指明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所处的时代坐标与历史方位，为我们认清基本国情、把握新时代赋予的新使命提供了根本遵循。

　　当前，我们站在“两个百年”的历史交汇点，面对百年未有之变局，必须加强形势研究与形势判断，必须加强对国民的国情教育，以建立正确的国情认知，保持信息对称。我们在考虑和处理一切问题时希望都能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在充满对“厉害了我的国”的自豪感的同时，能保持一种忧患意识的国情清醒与理性。特别是对于媒体的舆论导向来说，尤其重要。

　　我们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中国式的现代化进程与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要从中国国情实际出发，必须要照顾到中国国情，与时俱进地建立一种关于国情的普遍认知。具体说来：

　　1、尽管中国人口基数大，资源地大物博，但人口的结构性矛盾与老龄化趋势进一步突显，其人均资源占有量越来越少。

　　2、尽管中国建立了工业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但仍有很多的“短板”与“弱项”与国家“安全之虞”。

　　3、尽管我国成为了全球制造业大国，但高端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面临“爬坡过坎。

　　4、尽管中国科技与应用技术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某些“弯道超车“，但基础理论研究与底座技术落后，一些领域的“卡脖子”现象广泛存在，“钱学森之问”还没有拿出园满答卷。

　　5、尽管中国进行了四十多年改革开放，已然中国崛起，但现代化与民族复兴还在路上，诸多如“中等收入”、“修昔底德”陷阱有待跨越。

　　6、尽管GDP保持了几十年的正增长，但开始持续放缓，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增长方式势必由资源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需要国际、国内“两个循环”加持。

　　7、尽管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解决了绝对贫困，并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但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任务还远没有完成，两极分化的“基尼系数”早已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其小康水平还不稳固，现代化的一些局部基础还很脆弱。

　　8、尽管我国粮食持续丰收，三大谷物自给率达到95%以上，但粮食安全与农业的基础地位丝毫不能忽视和削弱。守住18亿亩耕地底线面临挑战，种业安全迫切需要“补短板”。“三农问题”必须长期关注。

　　9、尽管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2021年城镇化率达到63.89%，但城乡二元结构破解的任务还相当突出，乡村振兴的任务任重道远。

　　10、尽管我国生育政策进一步放开，但育龄国民的生育意愿仍不强烈，制约人口结构改善与合理增长的因素有待消除。

　　11、尽管我国将“保就业”与“稳就业”放在“六保”与“六稳”之首的战略高度优先考虑与通盘考虑，但就业的长期压力将一直存在。“保就业”的实质实际上是“保增长”，而”保增长“实质上首先是“保市场主体”活下来，然后促其做大做强做优。

　　12、尽管我们宣布建成了小康社会，但老百姓仍面临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诸多生存压力，小康基础还不稳固，还随时有可能出现“返贫”，在这些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领域还需要国家进行公益性回调改革。

　　13、尽管我国GDP的增速仍在合理区间，但市场主体的就业吸纳能力明显减弱，加上智能制造排挤工人，每年要保证近千万的大学生、研究生新增就业，还有2亿多农民工外出务工，故“稳就业”成为“六稳”之首。须知，就业关系收入稳定，收入稳定关系社会稳定。社会稳定则是国家治理的首要目的。

　　14、尽管我国的能源结构在不断调整改善，但外部依存度仍在高位运行，新能源总占比还只有五分之一。新能源革命关乎国家能源战略转型与国家能源安全以及可持续发展，这种结构性调整的努力还在路上。

　　15、尽管我国生态保护力度空前，生态修复加快，但生态承载力仍是制约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双碳”达标，不只应对气候变化，而实际上是一场关于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的革命行动，影响广泛而深远。

　　16、尽管我国军事实力逐步提升，军事能力可以确保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但国家面临的安全形势不容乐观，外部环境压力骤然增加，周边局势动荡不稳，地区热点频发，迫切需要提升全民国家安全意识，必须扎实做好军事斗争准备。

　　17、尽管我们强调文化自信，但也不能忽视对文化劣根性的批判;尽管文艺繁荣，但应看到“三俗”现象在互联网野蛮生长，国家意识形态与文化建设有待加强。

　　18、尽管中国快速崛起，但中国式的现代化作为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的本质要义与目标任务的实现仍非常艰巨，要十分警惕被“迟滞”或“中断”的风险。

　　19、尽管提出了“法治中国”的口号，但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还在路上，且任重道远，始终面临中国“人情社会”的传统冲击。

　　20、尽管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但二十大《报告》指出，当前我国发展已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面临“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总之，我们需要历史的、辩证的、全面的、发展的、清醒地看待过去、现在与未来，正确判断形势与变局，正视我国发展的基本国情与所处的历史方位。既要坚定信心满怀希望，又要保持冷静足够清醒;既要乐观以待，又要居安思危;既要看发展成就，又要坚持问题导向;既要坚持团结鼓劲向前，又要坚持客观理性、实事求是。

　　国情教育，作为灌输给国民的一种基本认知，必须常抓不懈。

　　中国，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