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许家印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已经过了有段时间了。事件发生后，在舆论场上激起了各种各样的声音。其中就有郭松民老师针对以许家印为代表的所谓“新富阶层”缺乏“财富伦理“的批评和规劝。郭老师在《再谈许家印：对新富阶层的忠告》这篇个人公众号文章中说，新富阶层应该意识到自己在政治上的先天不足，应该意识到自己享受了公有制”前史“的多种红利，尤其应该意识到当前国家遭遇西方围堵的现实，所以应该自觉做整个社会的财富管理者，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捆绑在一起，和国家、民族一起走向强盛。

　　虽然郭老师在文章一开始就提到：“谈论新富阶层财富伦理问题，多少有一点风险，因为可能会被误解为对他们抱有幻想。”但文章绝大部分内容其实就是在谈论新富阶层应该具有什么样的财富伦理及其理由。如果不是对他们抱有一丝或更多的幻想，为何还要专门谈这个问题呢?这本身就构成了这篇文章的一个悖论。如果真的不抱有幻想，就应该在真正绝望之后，继续向前走，找出更能够真实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不是一边说不抱幻想，一边大谈幻想中的图景是什么。其实，这里所谓的新富阶层，指的就是40多年来国内的新兴资产阶级。“新富阶层”的称谓，规避了阶级性的表述，也是对他们抱有幻想的一种表现吧。

　　实际上，对所谓新富阶层财富伦理的幻想真的可以停止了。这些新富阶层真的不懂这些财富伦理吗?尤其是他们当中那些通过空手套白狼获得第一桶金的那部分，很清楚自己一路走来依靠的是什么，因此如果能够出于良心，也很清楚应该遵从什么样的财富伦理，以在一定程度上去尊重天道的平衡。例如，许家印就曾在“中华慈善奖”表彰大会上发言说：“没有国家开放的好政策就没有恒大的今天，我和恒大的一切，都是党给的，国家给的，社会给的。”所以，许家印们应该比谁都懂的回报国家和社会。可实际上，他们这么做了吗?太平之时，他们可以拿出九牛一毛来办慈善，一方面改善自己的形象以获得无形资产，一方面也借以发展各方面的关系，其实所谓的慈善也是精于算计的一种面向回报的变相投资。而一旦面对债务暴雷这种关键性的时刻，他们首先想的是如果保住个人资产，把债务留给外部，作为资本人格化的资本家贪婪自私的本性暴露无遗。只不过这次恒大不但将债务抛给了购楼者，还将供应商资本和银行资本一同拉下水，所以遭到反戈一击，也就不在意料之外了。

　　企图让资产阶级去承担超出自己阶级利益的财富伦理是不切实际的。资产阶级赖以存在的基础就是对无产阶级剩余价值的剥削，他们给予无产阶级的工资是为了维持后者的劳动力社会再生产(包括衣食住行、教育、医疗、养老、休闲娱乐)。如果能用100元达到这个目的，很难想象以资本增值最大化为生命的他们会再多发一元钱。尤其是在与其他资本竞争的阶段，如果不最大限度地追求资本增值最大化，最大化剩余价值，最终就会其他资本吃掉。因此，所谓的财富伦理，如果有助于维持自己阶级的利益和地位，资产阶级可以勉强的接受。而如果挑战了自己阶级的利益和地位，例如共同富裕，则很难想象他们会去自觉地接受。当然，不否认有一些资产阶级的代表，会以非常大的热情为员工谋取福利，为社会贡献价值，但这一切的前提和底线依然是资本的增值，依然是对剩余价值的剥削。少数好心的资本家，也改变不了资本自身的逻辑和罪恶，这是不以情感和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

　　因此，限制新富阶层(资产阶级)作恶的办法，不应该是道德规劝，恐怕还是需要另外的力量加以限制。问题单纯在新富阶层内部是解决不了的，应该从外部思考解决。建国之初，党搞了多年的新民主主义，领导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一起，发展生产力，建设新中国，且劳资关系和谐，资本家们也挣了钱。出现这种和谐的景象，是因为党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一方。以斗争求和平，这种辩证的办法，不但适用于对帝国主义，恐怕也适用于阶级之间。

　　另外，郭松民老师还希望新富阶层能够“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捆绑在一起，和国家、民族一起走向强盛”。将这种“国家-民族”话语体系作为财富伦理，恐怕也有问题。没有投入西方国家的怀抱，但却留在国内团结相同的势力压榨本国人民，算不算是和国家、民族站在一起呢?抛开阶级谈立场，谈和谁站在一起，是脱离本质的。而解决国家、民族的矛盾，根本还在于如何处理阶级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