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这是黄鹤楼烟草的流行广告语，却也道出了思想力与行动力的关系逻辑。

　　随着世界各国对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不断探索与

　　日益完善，从现代智库诞生的一个半世纪以来，智库作为国家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其地位越来越凸显，作用越来越重要。

　　输出高质量思想产品影响政府公共决策成为智库建设的首要目标，生产高质量的思想产品与在理论上的建树则是智库的价值所在。在当今世界，智库发展水平已经成为体现国家软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因此，中央提出要把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来抓，拟重点建设50至100个国家亟需、特色鲜明、制度创新、引领发展的专业化高端智库，以专业精神回应时代之问、历史之问与世界之问。国务院国资委《关于中央企业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提出，力争到2035年，建成一批支撑世界一流企业发展的中央企业国家高端智库，全面建成中央企业新型智库体系，可谓雄心勃勃。

　　关于“智库”的定义，通常是集“思想库”、“政策库”与“信息库”于一体，它是一个个由跨界专家学者组成的咨询机构，致力于研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军事等各个领域的问题，为政府、企业、社会提供决策咨询、政策建议和实践指导等服务。智库通过研究和分析数据、趋势和变化，为各个领域的决策者提供科学合理的建议，它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而所赋予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使命则是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研究咨询机构。研读智库报告，是我多年来的习惯偏好，这被认为是提升认知最有效的方式与渠道，我也有幸成为一家知识产权智库的研究员。

　　说到智库的历史渊源，西方现代智库也不过一百多年的历史。而中国的古老“智库”则可追溯到三皇五帝时期，中国早就有年长者为部族出谋划策的治理传统。古老的“门客”与“谏议“制度开启了智库的雏形。那些“运筹策帷帐”的人，在中国古代不同时期有着各种叫法，如门客、纵横士、智囊、策士、谋士、军师、幕僚等。汉唐成建制的智库则如国子监、府学和太学，亦教亦智。

　　就中国历史上推出的集谋略之大成而言，不胜枚举。流传至今的《战国策》、《道德经》、《孙子兵法》、《三十六计》、《鬼谷子》、《素书》等，特别是《资治通鉴》以史为鉴为后来统治者治国理政开启了难得的历史之窗，这些古代的思想与谋略产品，构成了中华文化最鲜活、最灿烂、最深邃的经典样貌，为中国的历史发展、时代变迁与文明演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古代的谋略思想和实践，不仅影响了中国朝代本身，同时也影响了藩属与周边国家，乃至影响当今世界。

　　《曾子》总结道“用师者王”，这里的“师者”指的就是超越于自己智力水平的人，依靠他们的智识才能成就伟业。齐桓公在春秋战国时代第一个称霸，司马迁《史记》的历史洞察认为，这全是“管仲之谋也”。

　　《孙子兵法》强调“上兵伐谋”，把谋略运用置于直接的军事斗争至上，达到“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之目的。

　　汉末时司马徽指点江山，对跃马檀溪夜奔水镜庄而来的刘备说“伏龙、 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于是，刘备的“三分天下”由此展开，把谋士的重要性提升到极致，诸葛亮也成了“智慧”的化身。

　　《后汉书》说：“国之废兴,在于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辅佐.辅佐贤明,则俊士充朝。”说明“辅佐”参谋对于一国之兴衰的极端重要性。

　　回到现代社会，据说世界上最早的现代智库是1884年成立于英国的“费边社”，由一群年轻知识精英发起，成为现代意义上智库的启蒙与后来的“费边主义”最早的渊源，已距今149年。对新中国而言，兼具管理谋划科学事业与国家智库咨询功能的中国科学院诞生在1949年11月，表明新中国从建国的那刻起就对科学发展与智库建设高度重视，置于共和国的优先战略首位;而具有真正官方智库功能的中国社科院的前身原于1955年成立的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发展到今天成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智库体系。至于民间智库则是改革开放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新生事物，我们一同见证了中国民间智库的起步、发展与壮大。

　　纵观全球智库发展现状，智库从来是大国或强国“软实力“的“标配”，智库发展作为地区崛起的一个观察纬度，反映那里的思想市场有着怎样的活跃。根据前两年一份《全球智库报告》显示，全球智库数据库中列出的1.1万多家智库中，亚洲超过了一直稳居第一的欧洲，成为智库数量最多的区域，共计3389家(全球占比30.3%)。我们从这种地区智库的活跃度可以窥见到世界“东升西降”的某种趋势。报告提到，中国2020年共有1413家智库，据说现在已经达到2500家左右，这与美国拥有的2203家智库在一个数量级水平。不过，中国智库与世界顶尖智库的水平相比尚有较大距离。有专门的“智库指数“评价智库的决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与国际影响力并发布年度影响力排行榜。从顶尖智库排行榜看，美英占居了重要地位，中国开始有一席之地。

　　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局势，中国智库如何加快成为党和国家运筹决策的建言者、理论创新的推动者、社会舆论的引导者、社会进步的贡献者、和发展道路的诠释者?这是重大挑战。

　　注意到政府正在下决心落实政府信息公开制度、重大决策意见征集制度、建立健全政策评估制度与建立政府购买决策咨询服务制度。

　　此外，注重在健全舆论引导机制、壮大主流舆论、加强国际传播等方面下功夫，强调发挥智库的建设性作用，须知，真正的舆论引领力一是来自主流媒体，二是来自智库，如果把媒体与智库结合起来做，则可互为补充，相互成就。

　　最近，由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主办的“智库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主题研讨会上郑永年提出了一个“美国智库集中研究中国 我们怎么办?”的紧迫课题，表明我们关于对手的研究是存在“短板”“弱项”的，在某些领域的研究严重不对称，这是非常危险的。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关于中国智库的下一步发展，我以为首先要站稳人民立场，其次同样要贯彻好邓小平的教育“三个面向”即“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以及习近平科技的“四个面向”即“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再次，智库不能只简单图解政策，而要象郑永年所说的“输出有前瞻性和准确性的分析框架”，为中国改革、发展、稳定提供正能量与建设性;要大胆提出时代命题，严肃回应时代关切，圆满交出时代答卷，举旗引领时代风潮。不过，要记住“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把握好研究与宣传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