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明年和今后一个时期的走势又怎么样?中国政府的政策工具箱还会拿出怎样的刺激工具?这既是喜欢关心国是的中国自己的老百姓想知道的，也是世界看中国的人想了解的。

　　每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主要为接下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为第二年经济工作做铺垫，这已成了多年的惯例，在这样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刻，往往要释放出许多新的政策信号，成为观察“下一个中国”的风向标。

　　刚刚于12月8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比以往受到各方更加关注的原因，在于处在一个不确定性世界里的人们，猜测未来中国会带给世界或带给自己怎样的确定性?

　　注意到，这一时期的西方舆论，大有“唱衰”中国经济的声音，连穆迪评级公司把对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展望由“稳定”调整到了“负面”。当然，美国也是“负面”，于是中美两国政府罕见地、几乎同时地对评级机构表达了“不满”。今天，“由之说”不聚焦美国经济，也不聚焦美国政府对评级“负面”的辩解，毕竟“做好自己的事”、“做好当下的事”是第一位的，我们既要外观世界，更要内视自我。

　　其实，如果一国经济本不衰，“唱衰”是唱不衰的。而外人硬要去“唱衰”，我想这种“阴谋舆论”“动摇”“影响”力真的有限。衰与不衰?看“底气”、看“实力”、看“基本面“、看“韧性”、看“回旋余地”、看“走势”、看“逻辑”，在此争论时刻，我们还是要把认识统一到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形势的判断上来，除了坚定“四个自信”之外，还要坚定对中国起码的“经济自信”，这个“经济自信”，是建立在中国下述“四大优势”基础之上的。即：“中国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优势、产业体系配套完整的供给优势、大量高素质劳动者和企业家的人才优势。这些，都是中国经济大船乘风破浪持续前行的底气。

　　不过，我们也要清醒j地看到，今年作为“三年新冠疫情防控转段后经济恢复发展的一年”是在“顶住外部压力、克服内部困难”的环境下度过的。而且还将继续。

　　如何进一步“顶住外部压力、克服内部困难”，以应对经济机遇与挑战?我想要以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为遵循，认真处理好中国经济运行的几组辩证关系。毛主席常说“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这就是政策的底线思维。

　　一是稳与进的辩证关系。会议提出“明年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将处理“稳与进”的辩证关系置于经济工作的首位。稳是进的前提，进是“稳”的保障。中央强调在“稳”的基础上推动“进”，就是要通过经济结构、发展质量、重大改革上的“进”来实现中国经济的“稳”，稳与进相互相成，“不进则退”，“行稳”才能“致远”。

　　二是破与立的辩证关系。会议强调“先立后破，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通俗地理解，“破”就是打破、破除的意思，“立”就是建立、确立的意思，二者对立统一。破与立，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分析社会变革的基本方法，这贯穿于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到建设、从建设到改革开放的历史逻辑与广泛实践之中。毛主席早在新中国建国的1949年就自信地说：“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在事物的发展进程中、在矛盾的解决过程中，破与立是注定发生的，不破不立。但是，面对经济运行与改革的一些具体问题，究竟是选择先破后立?还是选择先立后破?或者说边破边立，考验着我们的改革智慧。中央这次强调“先立后破”是有深意的，也是有所指的，主要是对过去“先破后立”的做法进行“纠偏”。比如发展的“新动能”没形成，却把传统的“老动能”都干掉了、破掉了，结果动能转换遇到了问题;比如证券市场的注册制改革，监管的规矩没建立起来就破了“门槛”，结果资本市场乱象丛生;再比如房地产的产业支撑地位破了，新的产业替代、新的财政税基替代却没有随之建立起来，结果导致政府财政枯竭，政府大量负债。针对绿色转型的破与立，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绿色转型是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要先立后破，而不能未立先破。”这番话蕴含着辩证法的智慧，值得我们举一反三去进行政策反思。

　　三是质与量的辩证关系。会议强调：“改善社会预期，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所谓高质量发展，既包括量变，也包括质变。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没有量变就不可能引起质变，质变是量变发展到一定时候的必然追求与必然结果。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长周期的高速发展，既累积了中国经济的底色，同时也累积了一定的风险与泡沫，迫切需要在动力转换、方式转变与结构调整等方面进行“质的有效提升”，同时，保持“量的合理增长”。如果没有一定GDP增速，会严重影响就业与增收，从某种意义上说，量的增长也是质的提升的一部分或应有之义，我们不能把量与质割裂开来，而要形成中国经济量与质的有机统一。当前要重视培养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方向与趋势，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支撑与推手。

　　四是尽力而为与量力而行的辩证关系。会议強调：“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今年3月解放军报发表文章《把握好“尽力”和“量力”的辩证关系》，文章说“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就是“安排的任务应该在‘跳起来摘果子’的范围内，而不是超出限度、强人所难。既要‘跳起来’，又要‘摘得着’，这才是适度的标准。”理解军报对这句话的关系解读，也许有助于我们对经济预期设定给出一个大概的标准——“跳起来摘果子”，以“不搞强刺激”为前提，量财力安排好国计民生。盲目“透支”，难以持续，累积风险，债留子孙，没有未来。总之，坚持尽力而为，要把人的主观能动性与资源要素优势发挥出来;又要坚持在“逆周期调节”与“跨周期调节”上量力而行。

　　五是吃饭与建设的辩证关系。会议强调：“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陈云的经济思想集中体现在“一要吃饭，二要建设”上，道理通俗而深刻!所谓民生，就是广义上的“吃饭问题”。“吃饭”关乎生存，“建设”关乎发展。吃饭与建设，生存与发展，是经济运行具有优先次序两大问题。千万不要以为我们“精准”解决了“扶贫“问题、动态返贫还需要监测;就业与吃饭，已经构成了一部分人当下的生存危机，尤其是年轻人的饭碗问题，还需要持续关注。吃了饭，才能干活，才能搞建设，当然建设是为了更好的吃饭，更持久的吃好饭并过上好日子。

　　综上所述，处理好中国经济运行的几组辩证关系，是回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关于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与世界之变所引起的格局之变、趋势之变、逻辑之变的必然经济要求。

　　当前需要正视的是“中等收入陷阱”或挡住了人民群众向往美好生活并希望实现“消费升级”与“高质发展”的出路。也许我们需要以足够耐心去忍受中国经济下行的阵痛，以“时间换空间”，等待出现新的“拐点”，最终实现中国经济的华丽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