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陈文胜《需要从党史的高度看待小岗村的历史地位》
最近，老叟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需要从党史的高度看待小岗村的历史地位》。这篇文章登载在中央农办《农村工作通讯》上，发表日期为2021年3月20日。作者陈文胜，现任湖南师范大学潇湘学者特聘教授 、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中国农村发展学会第八届副会长 ，湖南省农村发展研究院理事长，在他的头上，戴着一系列的吓人的头珩与光环，看来这是一位极具权威的农业专家，这篇文章也是老叟见到过的最权威的农业评价文章。看来，大权威出场了。
作者从四个方面进行了长篇大论：一、小岗村改革：中国共产党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二、小岗村改革：中国共产党遵循农业家庭经营的基本规律。三、小岗村改革：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拉开改革开放的序幕。四、小岗村改革：中国共产党推进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时代标本。这四个小标题，是作者陈文胜原文的小标题。老叟也就顺其思路一一进行分析。
一、小岗村改革：中国共产党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在这一部分，作者一开始便说到：“不能回避，小岗村18户农民冒着身家性命危险签订大包干‘生死状’，是被长久以来的饥饿和贫困逼出来的。小岗村在‘大跃进’中就饿死60人、死绝6户，不论户大户小是户户外流，不论男人女人只要能蹦跳的都讨过饭...........。如果有饭吃而不挨饿不讨饭能够活下去的话，几千年以来就温顺老实的中国农民谁会愿意去冒坐牢的风险”？这位教授大人一出口就惊天动地，小岗村大跃进期间饿死了60人，死绝6户。饿死了60人？115人的小村子饿死了60人，饿死的人数超过了一半，还死绝6户，这真是罕见的人间惨剧！但我们要问，证据呢？老叟反复在网络上搜寻，始终没有搜寻到这一证据，偶尔有的文章说到这事，但也没有说清来源，就是小岗村自己，也好像没有说到过饿死了60人，这种说法不知是从哪里来的。作为一个大学教授，他应该懂得，说话是要有依据的，这是写文章起码的要求。无凭无据，这是造谣，堂堂的大教授，竟然也敢造谣。老叟是经历过大跃进时代的，也经历了那三年饥荒，挨过饿，但并没有看到饿死过人，不仅家乡一带没有看到过，其他地方也没听说过。早些年，有公知造谣大跃进时期大规模地饿死人，饿死人数有各种版本，从三千万到七千万不等。但江苏师范大学数学教授孙经先用数学模型证实，所谓大规模饿死人的现象根本就不存在，这纯粹是谣言。有个叫余某广的公知，百度上搜索说他曾是中央党校教师。他在博客上写了大量文章，说四川荥经县在大跃进期间大规模饿死人，说得那简直是人间地狱。老叟早些年在《中华网论坛》上网，阅读了他的造谣文章，发现他的文章中存在很多致命破绽。谣言就是谣言，他手法再高明，都会留下大量破绽，这些破绽，都成了造谣的铁证。老叟抓住这些破绽，写了多篇反驳文章，逼得这位余某广不得不删除了多篇造谣文章。这件事说明了一个结论：公知们造谣，反而证实了所谓大规模饿死人纯属子虚乌有。如果真有这事，公知们要寻找大规模饿死人的证据，那是遍地皆有，俯拾即是，还用得着造谣吗？这么多年过去了，没想到堂堂大教授陈文胜又捡起了这一谣言。
作者又说道：“如果有饭吃而不挨饿，不讨饭能够活下去的话，几千年以来就温顺老实的中国农民谁会愿意去冒坐牢的风险”？没饭吃而要靠讨饭才能活下去，难道小岗村真的到了这种地步了？这真是令人难以理解，要知道，小岗村只有115人，却有550亩土地，人均有5亩地，而且地处平原地带，土地肥沃，这么好的自然条件，却没有饭吃，要靠乞讨才能活下去，这说得过去吗？他们这还有理吗？老叟家乡村人均土地只有一亩三分，而且自然条件要差得多，到七十年代时早已粮食有余，对比起来，真不知道小岗村是一群什么人。有地不种，他们这是犯罪，难道他们还值得宣扬，值得歌颂吗？像小岗村这样有地不种，恐怕世界上都难以找到第二个了，他们还值得全国农民都来学习吗？说小岗村私自分田单干是冒着杀头的风险，难道共产党是法西斯？
作者又说道：“时任安徽省委书记万里调查中发现，‘一些农民过年连一顿饺子都吃不上’‘农民碗里盛的是地瓜面和红萝卜樱子混煮面成的黑乎乎的，霉烂的地瓜面散发着刺鼻的气味’，‘全家几口人只有一条裤子’”。在三年饥荒最困难的1961年春节，老叟家里还吃了走油团子肉，豆腐，还杀了一只鸡。各家各户互相走访拜年，并吃着自己做的土年货，全村洋溢着春节的喜庆气氛，毕竟，这是一年中最大的节日，粮食再困难，各家各户也要喜庆洋洋地过个春节，那一年的春节，给老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说安徽在上世纪将近八十年代过春节还吃不上一顿饺子，这实在是令人难以相信，如果有那也是极为罕见的个别例子，不能代表整个安徽。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大街上也常常见到流浪汉，这怎么解释？所谓“农民碗里盛的是地瓜面和红萝卜樱子混煮成的黑乎乎的，霉烂的地瓜面散发出刺鼻的气味”，这显然不会是事实，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老叟家乡确实还存在吃地瓜伴白米饭。所谓“地瓜”，我们那里叫红薯，是属于杂粮。地瓜拌饭，这是农民古来遗传下来的传统，但在七十年代末，已有不少家庭不再吃地瓜拌饭，而是吃纯白米饭，老叟就顿顿吃纯白米饭，有的家庭将地瓜全部用来酿酒，酿出来的酒我们那里叫红薯烧酒。馊了的食物是没有人吃的，如果还吃，那一定是有精神毛病的人。还有什么“全家几口人只有一条裤子”，谁看见了？老叟年逾古稀，从没见过没裤子穿的人。就是叫花子，也会穿上破破烂烂的裤子。城里的街上倒是出现过没穿裤子的人，那是精神病。难道万里就分外能看到没穿裤子的人？万里本人好像从没说过这样的话。这样的话只有前苏联时期赫鲁晓夫说过，他诬蔑中国“五个人合穿一条裤子”，看来，陈文胜大教授与、与赫鲁晓夫同穿了一条裤子了。
作者又说道：“根据有关资料，到1976年为止，粮食增长率、人均占有粮食20年没有增长”，“其中1976年农村口粮比1957年人均减少4斤”。“安徽全省的28万个生产队，能够维持温饱的有只10%.............。在4000万的安徽省农村人口中，就有3500万以上的人不能维持温饱”。粮食增长率20年没有增长？这是事实吗？请作者陈文胜在网上搜索国家统计局历年来我国人平产粮数据图。从图上看，我国自建国以来，虽然人口增长很快，但人平产粮一直呈增长趋势，根本不是作者所说的20年没有增长。1957年，人平产粮是306公斤，而1976年是305公斤，确实比1957年减少一公斤。之所以会减少，这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一是1957年风调雨顺，那一年粮食增产幅度特别大，并在图上形成一个特 别明显的高高的尖峰，相比较1976年就显得相对低了一公斤。二是较快的人口增长。1957年，我国总人口是6.46亿人，而到了1976年，我国总人口增加到9.37亿人，差不多增加了将近三亿人口。人口的增加，必然导致人平产粮的相对减少。从总产量来看，1957年是3900亿斤，而1976年是5700亿斤，将近增加了2000亿斤。三是农民有瞒产的现象，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民害怕政府会增加统购指标，普遍有瞒产现象。像1976年，粮食总产极有可能达到了6800亿斤以上（请搜索百度百科：瞒产私分）。老叟认为，评价我国前三十年的粮食状况应看整体趋势，而不能别出心裁地单独挑出两个年份来进行对比，那样有失客观。对于安徽省的情况，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老叟在网上一直搜索不到安徽省在集体时代的人平产粮数据。于是自己在网上搜索到安徽1977年的粮食总产和总人口，经计算，安徽1977年的人平产粮为325公斤（650斤）。1977年粮食总产比1976年的总产还低200万吨，因此不能算是粮食产量比较高的年份，而算是中等年景的年份。从这一年的人平产粮水平来看，是能够基本保证全安徽的温饱问题的。说“安徽全省的28万个生产队，能够维持温饱的有只10%”，纯粹是胡说八道。安徽是个产粮大省，说他们全农村，能够维持温饱的只有10%，90%的人都在挨饿，这话连安徽人自己都不相信。老叟的家乡湖南郴州地区，在上世纪70年代，没有听到有人说缺粮。作为产粮大省，湖南排在安徽之后。湖南都能维持温饱，难道安徽还不能维持温饱吗
作者又说道：“根据林毅夫的研究，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地区，当年人均GDP的平均数是490美元，中国在改革前的GDP不到世界上最贫穷的非洲国家的平均数的三分之一”。我们认为，用GDP来评价一个国家的贫富，是最不可靠的，因为各个国家计算GDP的方式有很大的差别。从我们国家来说，那时并不使用GDP计算产值，而是用工农业总产值这个概念。而且在实际中，大多数工程及服务都未计入工农业总产值中。例如，我国修建了七万多座大中型水库及各种水利配套工程，著名的有红旗渠，十三陵水库等，这些都没有计入工农业总产值中，但这些都有很大的使用价值。而资本主义国家，包括富国穷国，哪怕是吃了两泡狗屎，都要计入GDP，因此资本主义国家的GDP，具有很大的泡沫成分。实际上，我们国家的生活水平，是要明显高于大多数非洲国家的，有些非洲国家经常发生饥荒，需要联合国进行人道主义救援，而我们那时除了那三年困难时期，以后便恢复到了正常年景，再也没有出现过那种困难局面，而且还经常援助一些穷国家，因此，说那时最穷的非洲国家都比我们富裕，这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
老叟几乎是与共和国同龄，农村出生农村长大，当过近十年农民，经历了前后两个三十年，对于农业农村情况，有着充分的发言权。老叟清楚地记得，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 ，那时确有吃不饱饭的情况，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条件好的地方粮食并不成问题。老叟的家乡是一个落后的大队，缺粮食在我们那一带远近闻名。然而到了七十年代，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全国各地都掀起了农业学大寨的高潮，农业技术也有很大的变革，水稻高干品种被淘汰，代之于矮杆品种。不久杂交品种也随之出现。双季稻面积增加，农药化肥也有所增加，粮食产量有显著增长。从1971年开始，基本上告别了缺粮的历史。那时交公余粮的积极性也很高，根本不用上面督促，都是按质按量完成。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老叟经过计算，我国从1970年至1979年十年间，平均每年人平产粮604斤。考虑到那时农民瞒产的现象十分严重，因此估计我国那时人平产粮可达到700斤以上（请搜索百度百科《瞒产私分》）。请问陈文胜大教授，这个粮食水平，能说是“能够维持温饱的有只10%.”吗？
新中国是在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丢下的一穷二白的烂摊子上建立的，其中，我们也曾经历过三年的困难时期，但也只有短暂的三年，困难就很快就过去了，并且一直向着好的方向发展。到了七十年代，可以说我们已基本解决了吃饭问题。虽然那时还不能说完全解决了吃饭问题（主要是还没解决吃肉问题），但我们要看到趋势，在整个六七十年代，一直是呈现出向好的方向发展的趋势，请注意：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不能否认的。假以时日，我们依靠人民公社体制，完全可以彻底解决吃饭问题。
作者在这一部分，目的是要说明包产到户的理论依据和必然性，也就是要说明小岗村分田到户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即：没有分田到户，我国就不可能解决吃饭问题，我们就会一直挨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竟然使用了抹黑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手法，把前三十年说得连旧社会都不如，他这是公然与“前后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相对抗。
二、小岗村改革：中国共产党遵循农业家庭经营的基本规律
作者在这一部分开始便说道：“直至今天，经历一个多世纪资本主义强势冲击及一次次经济危机的狂风恶浪，西欧、北美仍然是家庭经营为主体，日、韩仍然为东亚家庭小农。即使是美国的大规模农业，靠自身和家庭劳动力为主的家庭农场，1949-1997年始终占全美农场总数60%...........中国历史上实行农业家庭经营延续了非常长的时间，到新中国成立的土改之后仍然是家庭经营，20世纪50年代中期实行人民公社制度，家庭经营变成集体经济，1978年农村改革又回归家庭经营，这个过程到底是一个偶然还是必然?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陈锡文认为，纵观古今中外，这是一个必然。因为不论任何国家、任何时代，以家庭经营为主体，作为农业发展的基本规律，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唯意志论而无视客观规律，片面夸大人的力量就必然遭到规律的惩罚，苏联‘一大二公’集体化的人民公社经营模式寿终正寝就成为历史答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从小岗村走向全国，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准确认识和把握农业发展的基本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从而让农业回归家庭经营，是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拨乱反正”。这一段作者叙述了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农业都是家庭经营，我国开始是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后来又改成家庭经营，并提出了“这个过程到底是一个偶然还是必然”的问题。当然，他的答案是必然。美国、日本、韩国都是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就是私有化，不仅工业要私有化，农业也要私有化。私有化，这是他们的制度。既然是私有化，那当然是搞单干，搞家庭经营了，这有什么奇怪的呢。工业由于流程复杂，工序繁多，因此规模庞大，资金量也庞大，一家一户是根本搞不起来的，一家一户最多只能搞小作坊，因此必须分工合作，并建立公司，甚至建立集团公司。农业生产相对单纯，很多就是只种一类作物，因此，一家一户就可以生产，由于小农的自私本能，害怕与别人合作会吃亏，于是几千年来，都是沿袭单干生产。单干几千年来之所以一直沿袭下来，是因为那时都是私有制社会，私有制社会是没有人去组织农民协作，搞集体化生产的。实际上，农民进行合作，是能够提高生产力的，比如，只有合作，才能兴修水利，只有兴修水利，才能旱涝保收，告别靠天吃饭的命运。随着社会的发展，还可以进行社会化分工，实现专业化分工，在专业化分工的前提下，实现专业化，机械化，规模化，即农业现代化，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如北大荒现在成了北大仓，不就是样板？就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同样有搞集体化的样板，如以色列，他们的基布兹，就是集体农庄。基布兹在以色列农业中占主要形式。基布兹不仅是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而且具有共产主义性质，因为他们的分配主要是供给制。像美国，加拿大，欧洲，他们之所以搞家庭农场，那是由他们的国情决定的。他们的地理特点是，国土面积大，而且平原占30%以上，他们的人口却相对比较稀少。他们可以抛弃山区地带，光靠平原地带就可以满足耕地的需求。美国的农业人口只有300万，平均每个农业人口可以拥有800亩耕地。一个三口之家，就可以拥有2000多亩耕地。由于耕地多，土地平坦，他们完全可以使用大型机械耕作。因此，虽然是一家一户的家庭农场，但完全可以实现规模化的现代化的大农场。
我国的国情相反，平原面积只有12%，绝大多数地方都是连绵起伏的高山深谷，到处都是层层梯田，梯田组成了一道道山乡景观。我国人多地少，人平耕地面积只有一亩多，每个农业人口也只不过两亩多耕地，一个三口之家也只不过是五六亩。由于分田单干，考虑到好地坏地要公平搭配，因此每家的地并不集中在一起，而是处于不同的地方。因此，各家各户的地像插花似的混在一起，这就是人们说的土地碎片化。这样的状况适于搞规模农业吗？虽然我国制定了土地流转政策，希望以此实现规模化农业，但实际结果却很不成功。老叟每次回家乡看到的是土地大量抛荒。政府提倡资本下乡，可是很多资本下乡承包大片土地后，在交了租金，并剔除种子、化肥、农药、人工工资等成本后，却是亏本，于是拖欠租金，拐了国家的种粮补贴款逃之夭夭。其实在韩国也搞了土地流转，结果也是以失败告终。
我们再看看日本的农业情况。日本由于主要是山区地带，并采取限制土地买卖的国策，因此他们也是一家一户的单干模式，规模很小。虽然他们也实现了农业现代化，但他们的农业现代化与美国相比差距甚远。老叟从网络视频中，很少看到有大型机械，这主要是受制于农田规模。他们的收割机大多都是小型的。例如，他们有一种水稻收割机，看起来像一部双轮摩托车。这种收割机不要人操作，完全自动收割，还能自动将割下的稻子扎成一小扎一小扎，然后放倒在田里。这种小型收割机虽然看起来很先进， 但效率其实并不是很高。首先，这种收割机只能收割一行；二是收割后还得另行脱粒，脱粒的机械操作是很繁忙的，就是说，使用这种收割机农民仍然很辛苦。而大型联合收割机可以将收割、脱粒等操作由农民一人完成，农民可以脚不粘泥，轻轻松松。日本还有一种山区小型联合收割机，可以收割、脱粒一次性完成。老叟看了视频，这种联合收割机需要五六个人七手八脚很不容易地弄到稻田里。操作倒是只用一个人，但是由于稻田狭窄，并且很不规则，收割机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效率很不理想，而且农民操作也很累。如果日本能在山区搞农田基本建设，小丘改大丘，修好机耕道，那效率连不知道要提高多少倍。但日本是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是讲求经济效益的，搞农田基本建设没有立竿见影的经济效益，因此，日本农民是不干的。日本的情况是这样，韩国的问题也是这样。
前苏联的集体农庄为什么终止了？这是因为戈尔巴乔夫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导致前苏联解体，并复辟了资本主义，集体农庄自然解体了。假如斯大林逝世后，前苏联的历任领导人不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苏联也不会解体，其集体农庄至今仍然存在。我国的人民公社为什么解散了？这是行政命令强行解散的。我们回忆一下，当时要解散人民公社时，是遭到了农民强烈抵制的，如大寨、如刘庄村、如周家庄人民公社。虽有所谓小岗村按血手印分田到户，但更有周家庄集体按血手印强烈要求保留人民公社。我们总还记得“不换思想便换人”这句话吧。作者陈文胜将单干说成是必然规律，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这纯粹是胡说一气，老叟至今还未听到谁说过这样的话。邓小平曾经说的是：包产到户“是暂时的，以后还是要靠集体"。说农业个体经营是必然规律，这话不仅在实践上说不通，在理论上也说不通。还说“让农业回归家庭经营，是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拨乱反正”，这究竟是拨的什么乱，反的什么正？现在严重的三农问题，是拨乱反正的结果吗？到处田地荒芜，是拨乱反正的结果吗？农民老龄化是拨乱反正的结果吗？农村空心化是拨乱反正的结果吗？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是拨乱反正的结果吗？作者在这里简直是在指鹿为马。
作者又说：“规模经营是农业现代化的基础，这是毫无疑义的。但问题是，规模经营是否就是耕地面积的规模呢?...........今天中国农民的实践也打破了小农户不能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判断。如湖南很多地方人均只有八分地，又大多是丘陵地带和山区，尽管是这么小的规模，除了插秧以外，基本上都实现机械化，都是用现代技术来装备农业。还有河南、河北和东北等平原地区，实现了农机的跨区作业以及耕种一体化，不少地方甚至通过卫星导航和互联网服务进行信息化的田间管理，小规模的家庭小农也能分享大机械的效率，这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虽然每个小农没有条件都购买农业机械设备，但通过农机社会化服务实现了现代化装备，从而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规模经营概念”。
作者说湖南等南方丘陵地区，除了插秧以外，基本上都实现了机械化，都是用现代技术来装备农业，我不知道陈大教授的机械化是什么标准，有了一点机械就是机械化了吗？我每年都要回一趟农村家乡，陈大教授所说的机械化，也不过是每户有一台微型旋耕机，这样的微型旋耕机其效率相当于一头牛，只不过是以前养牛时用牛耕地，现在不养牛了便用旋耕机耕地。昂贵的旋耕机使用的效率是很低的，一家一户就只有那么几亩地，春耕完了就闲置起来。除了旋耕机就是打稻机，现在的打稻机也就是加装了一台小型汽油机，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体力劳动，但人仍然忙得像机器人，收割效率没有多少提高。还有就是杀虫喷雾器，现在多数是用背负式电动喷雾器，有所进步，七十年代用的都是手动压缩式喷雾器。在七十年代，南方丘陵地区就已经使用了手扶拖拉机耕田，老叟的家乡大队就有两部手扶拖拉机。除了手扶拖拉机，还有脚踏打稻机，手动杀虫喷雾器。如果现在的水平就算是机械化的话，那早在七十年代，即比现在早四十多年就已经实现了机械化。看来包产到户四十多年后，机械化水平并没有什么进步，别的不说，就连机耕道都没看见一条，这不能不说是包产到户束搏了生产力的发展。
作者说到河南、河北和东北等平原地区，实现了农机的跨区作业以及耕种一体化，确实，我国北方平原地区的机械化水平比较高，这是平原地区所具有的优势，因为平原地区可以使用大型机械进行耕作，大型机械与小微型机械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集中各省市所有大型机械由南到北地进行跨区作业，也算得上是一个创造，这可以克服一家一户买不起大型机械和机械化使用效率低的问题，但这也只限于北方平原地区。我们不要忘记，我国的平原面积只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2%。据网上披露，北方平原地区的跨区作业是非常混乱的，一方面是各级政府的管理极度不到位，但根本的原因是个体经营与市场经济造成的。成千上万的个体农民与成百上千的个体机手交集在一起，必然会产生利益纠纷。虽然经过不断完善管理，情况会有一定的好转，但这种利益矛盾是无法完全消除的。
北方平原地区大型机械化的使用，也说明在北方平原地区根本用不着包产到户。包产到户的目的是什么，无非是要调动农民劳动的积极性，机器的积极性需要调动吗？也许有人会说，包产到户不仅仅是调动农民的体力劳动积极性，而且还能调动农民的主动性、创造性。其实，只要将农民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了出来，他们就会焕发出活跃的主动性、创造性。因为人是思维活跃的动物。
在这一部分内容中，作者陈文胜是要说明两个思想：一个是说明农业个体经营是自然规律，是天经地义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他的这种说法，老叟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不仅缺乏理论依据，也缺乏实践依据。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任何生产体制，都与当时的生产力和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相联系，没有绝对固定的生产体制。无论是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都是属于私有制社会，因此他们自然采用个体的生产方式。即使是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差异，再加上地理文化条件的差异，也会在生产方式上有所差异。比如以色列国家大多采用的是集体经营方式，而不是个体经营方式。作者说个体经营是农业生产的必然性，纯粹是在胡扯。如果说个体经营是农业生产的必然性，那怎么解释我国的北大荒，和新疆的建设兵团，他们在解放初就存在了，现在已经经过了七十多年，为什么现在仍然存在，而且还成了我国粮棉生产的重要基地，对我国的粮食安全起着压仓石的作用。按照陈文胜的逻辑，他们应该早就解散变成个体经营了。作者的第二个思想是个体经营也能实现机械化，现代化，并举了日本、韩国及我国北方平原的例子。其实，无论是日本还是韩国，由于他们都是山区，加上政府限制土地买卖，土地很难集中在少数农户手里，因此无法实现规模农业，也因此他们的机械化只能是小型化，与美国、加拿大，欧洲等国的大型机械无法相比，也与我国的北大荒、新疆建设兵团无法相比，在效率上，在劳动强度的降低上相差很远。倒是在我国北方平原采用集中机械，跨区作业的方式实现了大型机械化。但这种方式不能普遍推广，因为我国绝大部分国土都是丘陵山区。想要实现像我国北方那样的大型机械化生产，就必须恢复人民公社体制，重走集体化道路，重举大寨红旗，重塑愚公移山精神，像大寨那样搞好农田基本建设，改天换地，重新安排河山，我国的农业机械化、现代化一定能走在世界前列，而且这是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