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从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有十几年了，围绕莫言的议论一直没有停止，最近几年似乎有升高的迹象。获奖之初，自媒体远不如今天发达，对莫言的评价基本上是一片喝彩。刘白羽、魏巍等老作家的批评也有，但是仅限于圈内小范围，没有形成现在这样的全民热度，可是最近两三年出现了逆转——反对的多了，赞美的少了，经历了一个戏剧性大逆转。

　　第一，时代背景的改变是关键。因为文学是时代的文学，文学家也必然是时代的文学家。从举世景仰到万人唾骂，反映的是我们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的某些方面。在全面“仰视”西方的时代，中国人的诺贝尔奖情结一直放不下，解不开，弄得很多人焦虑了抑郁了。据说某个朦胧诗派的诗人守候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市政厅附近很多年了，迟迟没有得到诺奖的垂青。当是时也，拿到诺贝尔文学奖是多么的无比幸运心潮澎湃光宗耀祖风光无限啊。多少年后，莫言也曾撰文说依然忘不了那个喜讯传来的激动人心的夜晚。

　　但是，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快速提升，随着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快速提高，随着中西方地缘政治格局的改变，重新评价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在内的一切来自西方的文学艺术类奖项，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所谓百年不遇的大变局，反映在文学艺术的领域，就是一切都翻了个个儿，一切都重新开始，既欣欣向荣又鱼龙混杂，既高歌猛进又险象环生，既泥沙俱下又小河流水。可以说，这个大变革的时代不稳定下来，围绕莫言的争论就不会停止。

　　其次，莫言的文学观念潜藏着重大争议点。莫言的非常真诚地告诉大家，他的秘密武器就是“把好人当坏人写，把坏人当好人写，把自己当罪人写”（见图）。这种是非颠倒、黑白不分、敌我混淆的“叛逆”思维可以有更多的延伸：把局部当整体写，把丑陋当美好写，把善良当残忍写，把狗屎当蜜汁写，把八路军当鬼子写，把敌人当朋友写……包括“把自己当罪人写”，他也身体力行做到了。他的《丰乳肥臀》突破了人伦禁忌，古往今来歌颂母亲的文艺作品汗牛充栋，莫言笔下的母亲空前绝后，是一个与五六个男人睡觉生出七八个孩子受尽苦难的女人。他《丰乳肥臀》的扉页上堂而皇之写着“此书献给母亲在天之灵”。如此大逆不道，如此惊世骇俗，确实够刺激，够“深刻”。这种突破禁忌、冒犯主流的快感，有点类似于公共厕所墙壁上不断出现的不雅涂鸦，得到了快感，又不被追究，你在明处被气得头顶冒烟，他却躲在暗处嘿嘿笑，实在是难以抗拒的文学体验。

　　莫言小说的早期版本（不是后来修订的那些）充满了这种冒犯主流的细节。他糅合了自然主义、新感觉派、恶之花等现代主义的成分，把粪便、蛆虫、阴毛、嗜血引入文学创作中。有的研究者发现，他三四十岁时候出现了明显的性变态，或许源自长期的夫妻分居和孤独写作，压抑和苦闷成为那个时期创作的主要情绪特征。也有研究者发现他的创作风格很像风靡全球的南美作家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当然莫言多次否认了自己的魔幻是从南美学来的，他说他那时候还不知道马尔克斯。有人说他撒谎，并拿出了证据。他坚持他的故乡本身就魔幻，写了聊斋志异的蒲松龄才是他的精神导师。后来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也提到了这一点：用史诗般的语言写出了中国是“人类最黑暗”，中国人过着“猪圈式生活”，写中国“没有真理，没有真相，没有常识”，写中国人“鲁莽，荒谬”，没有一个正常人，这个“魔幻”，比《百年孤独》所代表的那个现代主义文学流派，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三，莫言是没有接受正规学校教育的，他的毁三观的文学创作密级与其说是来自自觉自愿的追求，不如说是顺乎本性放任自流的“原生态”。他小学四年级就逃学了。他对马列文论的了解近乎零。他是公认的野路子出身的作家，他的成功来自天分、勤奋和离经叛道的文学观。你跟他讨论阶级分析法，讨论无产阶级文艺的党性原则，讨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创作，讨论文学艺术歌颂与揭露的辩证关系，他会一片茫然。既然野路子的文学创作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崇高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也随之而来，还扯什么马列文论呢？莫言曾经在辽沈战役纪念馆题词：“炮火连天，只为改朝换代；尸魂遍野，俱是农家子弟。”这个事情说明莫言除了没有马列文论的基本修养，还欠缺马列主义的历史观。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在他看来只是为了“改朝换代”。来自社会各阶层的无数革命先烈为了民族独立和解放，也为了自己美好的未来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居然只是无谓牺牲的炮灰。

　　最后，互联网时代是注意力经济的时代，这是一个作家与出版公司各取所需双向奔赴的欢乐合作。出版公司乐得自己的作家作品被讨论，被争议，当然，各种自媒体营销号也乐得参与有话题性的作家的讨论，不管是否熟悉莫言作品，对文学的基本原理有没有最基本的认知，都可以通过蹭到热度增加自己的流量。莫言的故乡实际上也是在蹭流量。绞尽脑汁挖掘开发这难得一遇的“文旅”大IP，不断推出新的文旅产品，比如重建了莫言文学艺术馆，创作了莫言小说的各种舞台剧、影视剧以及为拍摄影视剧修建的“景点”。

　　凡此种种，都让莫言很难“凉”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