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德智库，是美国和世界上有名的智库，承担着美国战略咨询并为美国利益服务的使命。历史上，美国许多的国家战略就出自兰德之手。

　　最近，兰德公司又出了一份报告，名字叫《何为胜利?中美台海之战的胜利论》，涉及到敏感的中美关系与“台海冲突”。报告分六个部分，包括：21 世纪战略冲突的可能性、确认可能的胜利理论、确认可能的风险升级层次、军事强加成本的成功前景、拒止的成功前景、结论。

　　这份报告，也引起了中方智库的高度关注。解放军国防大学《外军研究》刊物介绍说，兰德公司的报告概述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与中国发生战争的潜在胜利理论，并分析了相关的升级风险。 报告首先强调认真考虑胜利理论的重要性，考虑到一场假设的大国战争的利害关系。 接下来，报告确定了美国和联军决策者可以使用的胜利理论，然后报告探讨它们的可行性，并根据升级风险的程度，对它们进行分类。

　　报告的所谓“胜利理论”是关于如何击败对手的逻辑因果叙述。该研究报告探讨了美国如何在与中国的有限战争中避免灾难性升级的同时取得胜利。为此，报告提出并评估了五种在对华战争中取得胜利的理论。胜利理论，分别是：支配(dominance)、否认(denial)、降值(devaluing)、边缘政策(brinkmanship)，以及增加军事成本(military cost-imposition)。最终，研究者得出结论，认为其中两种最可行：否认或者拒止(说服敌人不可能实现其目标，并且进一步的战斗不会扭转这种失败)和增加军事成本(使用军事力量说服敌人继续战争的成本将超过收益)。这是兰德智库第一次用明白无误的语义去定义中美一旦在台海发生冲突何为“胜利”的这一个充满恐怖想象力的问题。反过来，我们又是如何定义倘若与美及其盟国开启战争模式包括军事斗争在内的全面胜利呢?

　　看起来，在大国战略竞争背景下，竞争目标是广泛多元的，“胜利”分成了不同阶段与层次。美国把对华首要“胜利”目标定义为“遏制中国崛起”，这是不争的事实。美国利用台湾等问题对华进行战略博弈，“醉翁之意不在酒”!说白了，根本不是去为台湾人或地区着想，而是将台湾作为一枚抗衡中国之类的棋子或当作一张大国博弈之类的牌来打。

　　那么，中国又是怎样定义“胜利”的目标呢?从大历史观、大格局观、大时代观的视野看，我们不只是把台湾收回来，作为形式上完成中国领土完整与统一的要件，而更重要与长远的“胜利”目标是完成中国现代化进程，进而实现“中国梦”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终极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阶段性目标必须服从于终极目标。当然，领土完整必是伟大复兴的指标性内涵。不过，我们必须评估“小胜利”与“大胜利”的风险，处理好“小胜”与“大胜”的关系，而且还必须具有象金一南教授在总结新中国抗美援朝立国之战历史经验时所提出的“敢于胜利”的勇气!他说：“ 敢于胜利是一种境界，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气魄。”

　　我们在台海等问题的重要战略考量是：在当前台海“风高浪急”的复杂局面下，上策是：最好不因收回台湾而打断中国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至于中策下策就不谈了，而“和统”仍是最优先的选项。当然，形势逼到墙角，中国也一定会不惜一战，这是中国多次表明的公开底线与原则立场。好在俄乌战争为中国提供了样本参考，俄乌战争对中国做好台海可能的冲突准备具有战略与启示价值，虽然二者的冲突性质不同，但想象与西方社会的冲突烈度不会低。

　　当前，我们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国竞争时代，世界各国似乎都在做着战争的准备。3月14日，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提交《2023年年度报告》。报告显示，2023年，欧洲盟国和加拿大的国防开支增长了11%。2023年，11个成员国达到国防开支标准占其GDP2%的标准。而美国的政治精英们、国务院、军方和智库，每天都在研究如何战胜中国，全世界都在关注、讨论中国以怎样的姿态与方式进入后中等收入时代的发展周期，而中国自己希望和平崛起!

　　《孙子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所有的战争史表明信息对称，对于取得战争胜利至关重要。我一直有一种担心是：我们与对手以相互为对象的研究与情报收集能力非常不对称，许多研究还停留在表象上，缺乏系统、深入与精准。此外，不能把认知力及时转发为生产力或战斗力，以取得“不对称”优势。我的这种担心被最近发表在《大湾区评论》的一篇文章所证实。题目叫〈中国为何难以产生“美国通”》，作者梅阳。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5fm4WZdBq2PZYDtABYa4Ig

　　文章不无忧虑地指出：“目前学界内外都有个基本共识：无论是在规模数量、成果质量以及政策影响力，中国的“美国通”似乎都与美国的“中国通”有所差距。”其实，这种差距也反映在中日之间。学者花了精力分析了造成这种“不对称”局面的原因。

　　他照直说，中国学者开展美国研究的进入门槛和技术难度都要小于美国学者开展中国研究。一是在外语的掌握难度上，汉语要远高于英语;二是从数据素材的可得性以及信息质量方面美国信息因开放更易获取。

　　为何产生了这种后发优势上的“不对称”现象级?学者认为需要转向更为深刻的学术和人才产生机制上来审视这种客观上的差距，以探寻背后驱动中美双边关系学术创新发展的基础性机制安排。其中关于“开放汲取而非封闭循环的决策体系”与“开放活力的思想市场”这两方面的建设很重要。文章论述道：首先除了纯知识逻辑驱动的学术真理探索，对于政策导向的学术研究而言，能够被决策层所需要、纳入决策体系是其可持续发展的终极动力;其次，开放型发达、自由活力的战略思想市场是一国战略思想不断创新和涌现的必要条件。

　　学者主张：作为新战略思想的终端消费者——国家而言，多元思想的竞争择优，确保了国家战略总体能够保持较为智慧的方向，并且可以在公共讨论和实践反馈中不断地调整修正，确保自主创造活力。

　　注意到，步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持续深入，众多智库机构积极发挥咨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公共外交等功能，为推动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升国家软实力提供了切实支撑，成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今天，在管控中美关系防止失控上， 中美智库开展建设性对话是有益的。中美两个不同社会确保相互“听见”，然后“看见”，最后“懂得”。再从“零和游戏”、从确保相互摧毁的“核恐怖平衡”，走向“共同胜利”的未来，是世界所盼

　　今天，我们需要集体摒弃兰德智库不合时宜的单方面的“胜利理论”，这需要中美座下来重新探讨“共胜”或者“共赢”的时代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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