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一早读到一篇文章《穷人为什么会越来越穷?》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uSU-ynBpkCvhTFjyAwN1WQ研究的是美国的样本。
在这个世界上，贫穷是一个古老而顽固的问题，困扰着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人们。
记得2019年诺贝尔获奖作品《贫穷的本质》，那是一本研究贫困问题的专业著作，引发了囯际社会广泛关注。作者通过扎实的研究和大量的实地调查，为我们揭示了贫穷背后那些鲜为人知的真相。与传统的贫穷观念相比，书中的观点让人耳目一新。
首先为我们揭示了贫穷的根源和本质，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逃离贫穷陷阱的方法和启示。从贫穷的陷阱、根源、思维、行动和社会启示等方面进行探讨，摘掉贫困本质的认知滤镜，希望能引发人们对贫穷问题的思考和行动。
原来，贫穷，并不仅仅是因为个人经济状况的问题——缺乏金钱或资源，更多的是一种社会结构和文化因素的反映。说到这个层面，已经变成学术问题了。
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看：
1. 资源分配不公：社会资源在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分配存在不平等，导致一些人无法获得足够的机会和资源来摆脱贫困。
2. 教育机会有限：缺乏优质教育资源，影响个人的发展和就业机会。
3. 经济体制问题：不合理的经济体制可能限制贫困人口的脱贫途径。
4. 社会保障不足：无法为贫困人口提供足够的保障和支持。
从文化因素的角度来看：
1. 价值观和观念：某些文化中可能存在限制个人发展的观念，如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
2. 社会限制：贫困人口可能缺乏有影响力的社会人脉，影响其获得资源和机会。
3. 文化传统：一些传统文化可能对贫困人口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4. 消费观念：不健康的消费观念可能导致贫困。
综上所述，贫穷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从社会结构和文化因素等多个层面进行分析和解决问题。
是的，贫穷的陷阱无处不在，它像一个巨大的魔爪，时刻准备着将人们拖入深渊。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贫穷问题都普遍存在。对于那些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们来说，他们面临着无数的困境和挑战。物质的匮乏、教育的落后、医疗条件的不足、社会地位的低下等等，这些问题像一座座大山，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
马修·德斯蒙德长期关注美国社会的结构性贫困问题。美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由中产和精英阶层代表的美国只是社会现实的一面，现实的另一面是，美国的贫困问题是所有发达国家中最严重的。每9人中就有1人生活无保障，公立学校有百万学生无家可归，每年许多人因无家可归而流浪、死亡。注意到中国每年发布的《美国的人权报告》都有涉及。
有人抨击美国的政策优先考虑的不是减轻贫困，而是补贴富裕阶层，这是有事实依据的。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疫情加剧了美国贫富差距问题，美国亿万富翁们的财富增长达到62%。持有“阴谋论”观点的人认为，美国可能依据马尔萨斯“人口论”学说通过“战争与瘟疫消灭人口”，其论据是美国政府故意放任疫情扩散，以致多死了几百万人，而死去的则是老弱病残，富人阶层死的占比却非常小。谁知道真相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在疫情开始前，最富有的美国人就在从蓬勃发展的经济中获得回报，随着收入水平全面提高，最富有美国家庭的收入增幅最大;疫情开始后，贫富差距加剧，美国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遭受重创，但高收入家庭的收入依然保持强劲。
社会学家马修·德斯蒙德认为，贫困无法消除是因为有人从中获益，导致贫富差距加剧。贫困不仅是物质上的匮乏，更是尊严、人格和自由的丧失。解决贫困问题需要的不仅是慈善，而是解决问题的决心和意志。
还有一种“现象级”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贫困人的基本生活成本，实际上高于富人”，这颠覆了大多数人的认知，且听研究贫困的学者在文章中怎么证明解释这一现象的。
是的，贫困常常限制了人们的想象!当我们被贫穷困扰，“我们能分给生活中其他事情的精力就更少了”。贫困不仅剥夺了人们的安全感和舒适感，还分走了人们的精力。
由之在之前的文章曾剖析过：千百年以来，人类社会除了与自然作斗争之外，还有一条斗争主线，就是穷人与富人之间的斗争，这贯穿了自阶级存在以来阶级社会的全过程。由此后来诞生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
其实，按照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原理，阶级是客观存在的，现在我们淡化叫“阶层”，实际上是一回事。所谓阶级是指人们在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由于所处的地位不同和对生产资料关系的不同而分成的集团。我们从过去教科书中对列宁下的阶级定义仍然印象深刻。“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可是，今天我们对这样的“占有”已经习以为常，并且在这样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的信仰体系中，也认为“占有”“天然合理”了，谁叫你无能呢?当今中国主流社会不仅没有表现对资本家的过度“仇恨”，相反变得更加“崇拜”——变得更加“五体投地”了，剩下的是对“贫困”的深深自责、歧视，当然还有本能的不安。这种拜金主义的观念的变化反映了社会的深刻现实与人们道德价值取向的时代颠覆。
由于人的出生与继承、资源禀赋、后天教育、学习能力、创新能力、机会能力的差异(权力寻租除外)，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财富地位的巨大差异，只要社会允许自由竞争，社会必然产生分流，所谓三六九等，便是阶级或阶层的通俗表达。
从美国的总统选举观察来看，总统候选人的“粉丝”群体，分明代表美国社会不同的阶级阶层，有白领与蓝领之分;有白人与黑人以及少数族裔之分;有党派之分;有地域州际之分;有宗教信仰之分;更有穷人与富人之分。选举，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阶级力量对比结果的反映。
在中国有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改革开放后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这无疑是对的。我们看到阶级斗争的确缓和了，因为我们要构建和谐社会。
“ 和谐”也是有成本的。必须缩小阶级差别，必须降低高企不下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必须通过政府干预与分配制度改革适当削平收入不均等的“两极分化”现象，缓和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以“人民为中心”最大限度维护社会稳定并服从服务于执政党长期执政。正是在这样一个指导思想支配下，中国发起了一个举国的“精准扶贫”运动，后来又提出了“共同富裕”并以此定义中国式的现代化。首先下决心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然后通过“先富带后富”解决“共同富裕”问题。前者因中国政府的扶贫成就与解决这一历史难题已经受到了联合国扶贫开发署的充分肯定，不过后者仍在遥遥无期的艰难路上，但至少有了政府的鲜明态度。但即便是前者，今天的美国社会也做不到，主要是美国的制度与国情不允许，也没有那样的执政动机去驱动这样的国策。
有人说，美国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国家，背后是几大财团或财阀统治，白宫也要看华尔街的脸色行事，美国政府35万亿美元的负债欠的是私人性质的美联储的，没有钱的贫困且负债的白宫同样限制了其政治想象力与总统的政治抱负，白宫的这个“贫困限制了想象力”的遭遇困境跟贫困的个人遭遇困境一样，逻辑同样适用。
从贫困的本质，折射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在对待“公平与效率”这一政治经济学的制度选择与制度偏好，其“拿捏”分寸，则反映一个国家对两极分化的态度与治理水平。
通俗地说，实际上，一个经济社会专注两件事：即“做蛋糕”与“分蛋糕”。“做蛋糕”与“把蛋糕做大”是解决的生产力问题，而“分蛋糕”与“把蛋糕分好”则是解决的生产关系问题，由此决定了国家治理的两大指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决定了社会形态，并在多大的可能上推动社会进步与人类文明，其他的问题都则是由此派生演绎而来的“复杂”。
今天，从贫困的本质与债务危机出发镜像美国，同时，也反求诸己审视中国自己，要防止规模化返贫，坚决守牢防止规模性返贫底线 ，这是中央继“精准扶贫”实现之后提出最新的方针。
